祸起于50多年前，那时村里搞土改，分土豪的浮财。在满街的财物堆旁，有两本散乱的书本。父亲怕被人踩坏，示意七八岁的我捡走。我没有理解父亲的意思，在财物堆旁转了一圈，提回去一个遗落的鸟笼子。有些迷信的父亲，认为不吉利，对我大为失望。并且将我和提着鸟笼子的二流子联系起来，多次当着我的面对亲友说，这孩子长大了准是个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从此，对我要求极其严格，在教育上尤其苛刻，我的“灾难”便一个接一个。
先是教我识字、写字。那时村里没学校，识字不多的父亲就自己教。家穷，父亲就弄了一盆细沙子，每天教几个字，让我在沙子上写，不但要会认会写，还要写好。后来，又找了一枝旧毛笔，让我每天用毛笔蘸水，在木板上按永字八法练习写。到晚上检查，不合格就训斥。父亲从小念过一年私塾，在村里算是个知识分子。每到春节前夕，村里不少家就买来红纸，求父亲写春联。一家一户地叠纸、裁对子，再按头门、二门写对联，非常麻烦。在我的字练习成型后，父亲只写头门的，其他都交给我写。大冬天，在四面透风的屋子里，墨冻、脚冷、手指都伸不直，一站一天，苦不堪言。
1949年，农民自己凑钱请了老师，找了三间闲置的房子，开办私塾班。尽管家里吃饭人口多，父亲还是下狠心交“一麦二秋”的学费（即麦季交一斗小麦，秋季交二斗玉米），送我进私塾。学生有20多人，年龄大小不等，最大的18岁，我是年龄最小的。老师是因人施教，年龄大的教四书、五经，教我则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因为学前我已经会背诵一部分，所以只几个月工夫，我就全部学完。父亲急于求成，就让老师接着教我读《论语》。每天上午教一段，下午教一段。因为不懂孔老夫子的意思，背诵特别吃力。因为背不下来，罚站、罚跪、挨板子，吃了很多苦头。
私塾关闭后，父亲认为公办小学学的东西太浅。就给我加码，每天晚上强制我学打算盘。第一步让我先背下从“一归”到“九归”的口诀。如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二一添作五，逢二进一。三一三剩一等。然后教我学打练，我仅用了几个月，九归全部学完。这样便会了简单的加减乘除。接着教我学“斤称流”，即16两老秤和10两新秤的换算。我急于解脱，只用了一周多工夫，便学会了，至今不忘换算结果：一是625，二是125，三是1875，四是25，五是3125，六是375，七是4375，八是5，九是5625，十是625。学会“斤称流”，会卖小磨油。我以为到此已经学完，谁知道更难的还在后边。
接着父亲又强迫我学“狮子滚绣球”。表面上是复杂的乘除法，实际上是包含微积分等高等数学运算。因此，学起来很难。具体是用一作被除数，512作除数相除（还原是相乘）。然后将被除数和除数，依次扩大相同倍数再相除，结果都是1953125。这个七位数在算盘上状似舞狮，故称“狮子滚绣球”。我至今还会背口诀：如五一倍作二，起一还原五，一一隔位除一，除一有九，一二隔位除二，除二有八，五四倍作八，逢五进一……父亲要求我每天晚上打60遍，完不成任务，或不会运用非打即骂，还摔算盘。每逢父亲暴怒，我非常害怕，母亲也战战兢兢地陪我。一次挨打后，我忍无可忍，站起来与父亲抗争，宣布“不学了”。父亲抄起笤帚疙瘩，让我再说一遍。母亲替我宣布“不跟你学了”，并代我表示，一年后和父亲比试高低。
为了争口气，我四处拜师，进步很快，一口气能打好几遍。几个月后，向母亲提出，和父亲决赛，如果胜出便能解除苦难。母亲知道，赢父亲不容易。父亲是村里顶尖算盘高手，从土改、互助组到初级社，一直当会计，全村丈量土地、分红、交公粮，都靠父亲一把算盘。打起算盘只能听啪啦啪啦响，根本看不见珠儿。母亲劝我再练，后来禁不住我一再要求，母亲同意了。母亲选择父亲极其疲劳的一个晚上，母亲自任裁判。每打一遍由母亲验证结果是否1953125。我有备而来，打得顺利，打完一遍，母亲总是放行。父亲打一遍，母亲则挑毛病，使父亲耽误时间。结果我打完九时，父亲打八才开始，于是母亲宣布我胜出。从此父亲再不逼我打算盘了。
但是，我并没有彻底解放。我为了除掉“花花公子”的恶名，早就把那个鸟笼子砸坏，并填在灶膛烧了。但是父亲还总要提起鸟笼子的事，还不时“刁难”我。村里分红，有些账目让我代劳。如出差错，就当众训斥。对此，我耿耿于怀，对父亲充满“敌意”。困难时期我考入北大，大大超出了父亲“能写会算”的培养目标，成了方圆几十里内第一个名牌大学生，街坊邻居无不羡慕，父亲才不再提鸟笼子的事。可是我仍然故意疏远父亲，平时与父亲没有多少话。直到1970年我做父亲后，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的良苦用心。现在父亲已故去10多年了，家里也没有算盘了。但是偶然看到算盘的字样，就想起大爱如山的严父，内心发出由衷感念，眼中不觉涌出热泪行行。我的感言：父爱与山河共存，父恩和天地同在！
2006年11月20日写于沈阳嘉麟“寻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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