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绍熙新政
光宗为恭王时，曾显示出一定才智，据说当他与讲官商讨前代事时，其议论常出意表，“讲官自以为不及”。被册封为皇太子后，孝宗命他判临安府，寻领尹事。其间，“究心民政，周知情伪”[1]，多次获得孝宗的称赞，说明他还是具有一定的统治能力。
光宗即位后的次年，改元绍熙(1190—1194)，以合绍兴、淳熙之义，表明自己要遵行高宗和孝宗两朝的政治。但光宗既非有为之君，统治时间又十分短促，加之后期患有精神病，因而在内政、外交上不可能有重大建树。不过，从内政上看，他即位后，针对孝宗由于“独断”和“喜功太甚”所带来的不良后果，采取了一系列减轻赋税、搜罗人才、整饬吏治等措施，其新政略有可观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多方倾听群臣意见，以纠正前朝的一些弊政。光宗于即位当月，接连下了三道诏书，以求直言。第一道诏书颁给内外臣僚，要他们指陈时政阙失，但“四方献歌颂者勿受”。第二道诏书颁给曾任宰执、侍从者，“访以得失”，具有征询老成之意。第三道诏书颁给两省官员，要他们“详定内外封章，具要切者以闻”。于是秘书郎兼权吏部郎官郑湜率先上三疏:
其一言:“三代以还，本朝家法最正。一日事亲，二日齐家，三日教子。此家法之大经也。”其二言:“省燕饮，节用度，亲正人，勤省览。”其三言:“民力之困，莫甚于此时，盖所取者皆祖宗时所未尝有而作俑于后来，所用者皆循习承平积弊而不量今日之事力。愿先以清心寡欲、躬自节俭为本，然后明诏大臣镗度经费，除奉宗庙、事两宫、给兵费之外，一切量事裁酌，惟正之供滥恩横例，皆厘正之，然后使版曹会一岁之入，择诸路监司之爱民而晓财赋者，使之稽考调度，蠲其烦重，以宽民力。”
据说此疏一出，“四方盛传”[2]，充分反映了当时朝野之意。尔后光宗所采取的一些新政，与郑湜等官员的“直言”当不无关系。虽然，在宋朝，每当新皇帝登位，多有要求群臣指陈时政阙失的举措，不过那是在前任帝王已经谢世的情况下进行，而现在寿皇还健在，这客观上是在揭露前朝之短，一定会引起寿皇的不满。
二是多次下诏减免百姓的赋税负担。光宗针对孝宗朝赋税负担极为沉重而国库颇为丰盈的现状，在他即位后的第三天，就下诏“蠲公私逋负及郡县淳熙十四年以前税役”。稍后，又连续下诏减免各种赋税杂科。如当年四月，命四川地区将应该上缴给朝廷的经总制钱存留三年，以“代输盐酒重额”。闰五月，“蠲郡县第五等户身丁钱及临安第五等户和买绢各一年”，并出钱二十三万缗赈济临安府贫民。八月，减两浙月桩等钱岁额二十五万五千缗。九月，减绍兴府和买绢岁额四万四千余匹。十月，蠲楚州(江苏淮安)、高邮(今属江苏)、盱眙军百姓所欠常平米一万四千余石。十一月，减江浙月桩钱岁额十六万五千余缗。此外，还下诏免去州县淳熙十四年(1187)以前的私人欠债，十五年以后若所纳利息已经达到本金者，予以蠲免。对四川地区与盐、酒、茶有关的杂税，也作了一定程度的削减。据初步统计，光宗在位的前三年，减放各种赋税的诏令有十几道之多[3]。虽然，“蠲公私逋”是皇帝即位以后的官样文章，但像这样大规模减免百姓的赋税负担，不仅在孝宗朝没有见到过，就是在有宋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三是不拘一格进用人才。如太宗长子元佐的七世孙赵汝愚，虽非出类拔萃之辈，但因为他信奉道学，所以颇得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的好评，言其“事亲孝，事君忠，居官廉，忧国忧民，出于天性”[4]，故在当时朝廷上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加上他曾经做过太子侍讲，长期为在藩邸时的光宗讲过《春秋》，从而被光宗视为亲信。于是，光宗不顾高宗曾经定下“本朝宗室，虽有贤才，不过侍从而止，乃所以安全之也”[5]的规矩，也不顾监察御史汪义端等人的强烈反对，甚至有可能违背了寿皇的意愿，将他擢为知枢密院事(正二品)。后来，赵汝愚在解决赵宋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上，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将陈亮录取为进士第一人，也是光宗在拔擢人才方面的浓重一笔。陈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他“才气超迈”，一生梦寐以求建功立业，是一个怀有“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英俊豪杰人物。陈亮坚持抗金，反对苟且偷安，妥协投降。为此，他多次上书孝宗，提出“中兴”、“复仇”等一系列建议，痛斥妥协派的种种投降论调，批评孝宗是“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陈亮的这些议论，虽在朝野有很大影响，但孝宗却听不进去，故终未见用。此后，陈亮因受权臣忌恨，又遭人诬陷，两次下了大狱。第二次入狱是在绍熙元年，“取入大理”后，被打得遍体鳞伤，几乎送命。经友人多方营救，特别是少卿郑汝谐直接向光宗诉冤，才使他免于一死，出狱时已在绍熙三年(1193)。
绍熙四年，年已五十一岁的陈亮再次去参加进士科考试，礼部奏名列为第三，光宗阅其策文后，将他擢为第一。当光宗知道这第一名进士是陈亮时，并不因他几次身陷囹圄而予以歧视，也不因有众多廷臣的恶意中伤、将他视为“狂怪”而产生动摇，反而大喜道:“朕擢果不谬。”[6]足见光宗对人才的看法确有其独到之处。陈亮在殿试策中有如下一段话:
臣窃叹陛下之于寿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间，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而问安视寝之余，所以察词而观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众，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7]
光宗得策大喜，以其“善处父子之间”[8]而御笔将他擢为进士第一人。于是有学者以为:这是陈亮因对最高统治者“逢迎得最好，恭维得最高”的结果，这恐怕尚不能作如此解读。因为当时的士大夫几乎都将光宗是否朝重华宫看成是国家的大事和光宗必须遵行的子道，如果陈亮此言为拍马逢迎之举，违背了时人的道德标准，御试考官怎会将他置于第三名?何况陈亮虽然想做官，以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并不是一个汲汲于仕途之人[9]。由此可见，陈亮之言并非谀语，乃是超过一般常人的卓识。不过，陈亮考取进士第一名后，尚未来得及赴任签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就病死家中，这是陈亮的不幸，也是南宋的不幸。
此外，光宗还起用思想敏锐的永嘉事功之学的代表人物陈傅良为吏部员外郎，进而升任权中书舍人。擢敢于任责言事的刘光祖为殿中侍御史。将曾经为东宫僚属的葛邲，先后由同知枢密院事擢为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绍熙四年三月再进拜右相。又以学识丰富、念念不忘恢复的黄裳为嘉王翊善。
以上诸人，在当时皆为一时人选。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光宗所擢之人，除葛邲外，多是原来对孝宗提出过尖锐批评或不为孝宗所喜欢之人。如陈傅良，虽登乾道八年(1172)进士甲科，但在孝宗朝只做到福州通判(正七品)，其中还受劾闲居八年，直至光宗“受禅”，才逐渐获得进用。陈傅良力主减轻百姓负担，对光宗朝初年的政事不无影响。再如刘光祖，他在乾道五年登进士第廷对时，对孝宗说:“陛下睿察太精，宸断太严，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胄，间驭球马，一旦有警，岂能亲董六师以督战乎?夫人主自将，危道也。臣恐球马之事，敌人闻之，适以贻笑，不足以示武。”淳熙五年(1178)召对时，刘光祖又要求孝宗“请以太祖用人为法”。这些批评可以说都击中了孝宗的要害，所以在孝宗朝一直得不到重用。可是光宗即位后，立即将刘光祖除为军器少监，旋又擢任殿中侍御史，并认为这一任命“是久在朕心矣”[10]，此话实耐人寻味。又如黄裳，系刘光祖同年进士，“文词迥出流辈”[11]，深受时人嘉许，但直到孝宗朝末年，历时二十年，也只做到国子博士(从八品)，可见他不受孝宗重视之一斑。
四是大力荐举人才。光宗不行孝宗朝的臧否之制，而着重于通过荐举来发现人才。光宗即位不久，命监司、帅臣在任满返回朝廷陛对之时，荐举所部人才一二人，如果没有听缺，文武高下则不受限制。此后三年中，臣僚向朝廷推荐的人才多达八、九百人[12]。虽说推荐人才过多，其中不无滥举，“朝廷不能尽用，但令中书省籍记姓名而已”，但确实也从地方搜罗了一批优秀人才，为他们提供了脱颖而出的机会。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曾经因为参与“绍兴和议”的签订而遭到不公正待遇的王伦，也重新予以肯定。按王伦曾受高宗和秦桧之命，绍兴年间为宋、金议和积极奔走，“渉万死一生，往来虎口者数四”，在第五次出使时，被金人扣留，强迫他在金朝做官，遭拒绝而遇害。当时人不敢公开反对高宗的议和活动，而将议和“罪状”加到了他的身上。光宗察其冤，特赐谥“愍节”[13]。王伦牺牲四十余年以后，终于对他作出了一个公正的评价，这当为孝宗所不及。
五是整饬吏治。如下诏严惩赃吏、严格执行赃吏连坐法，前丞相赵雄、周必大都因所举官有贪污行为而受到降官的处分。绍熙二年四月，为了革除吏部铨试中权贵子弟假手、传义、代笔的弊病，光宗接受吏部建议，对因恩荫得官之人实行帘试，即凡铨试合格者，尚须通过由吏部官员会同博士、正录主持下的帘前引试。当时有宰臣提出，铨试中已经增添了律义，可不必再行帘试，光宗立即加以驳斥，他说:“帘试以革代笔之弊，正当加严，岂可废也。”[14]从此，任子帘试成为一种制度，这对提高恩荫入仕者的文化素质有一定作用。
此外，光宗为稽考财赋出入，裁节浮费，命何澹置《绍熙会计录》;为安置归正人，在两淮推行义仓法;为均平赋税，应新知漳州朱熹所奏，在漳、泉、汀三州实行经界法等。
二、绍熙阙政
光宗统治时期，虽然推行了一系列新政，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大多只是走过场，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贯彻。如《绍熙会计录》虽编成，但财政支出“未闻有所减也”，浮费“亦不果裁节焉”[15]。两淮义仓法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并没有真正实行。漳州等地的经界，也因“豪民猾吏”的阻挠而“后不克行”[16]。光宗在位时间虽然不长，但阙政却层出不穷。据著作佐郎卫泾在绍熙二年(1191)春所上奏疏中指出，当时的“阙政”有九，其中之一就是“听纳虽广，诚意不加”，“言路尚壅”，其谓:
……陛下每于臣僚奏对，言虽讦直，必务优容，可谓有容受之量。然受言之名甚美，用言之效蔑闻。毋乃听纳虽广，诚意不加，始悦而终违，面从而心拒。轩陛之间，应和酬酢，密若有契于渊宸。进对之臣，亦自以为得上意，退朝之暇，寂不见于施行，盖有宣泄于小人而遂罹中伤者矣。潜阻士气，阴长谀习，莫甚于此。
阙政之二是喜谄谀，恶鲠直，“人材未振”，其谓:
……鲠亮之士难合，谄谀之徒易亲，岂非信任未明，好恶易惑。鲠亮者未必非忠也，而终恶其忤己;谄谀者无非为佞也，而终喜其顺己。于是特立独行，则浸见疏斥，而偷合苟容，则次第进用矣。沮坏忠善，伤败风俗，端在乎是。
阙政之三是一改孝宗比较节俭的作风，挥霍享乐之风盛行，其谓:
窃闻万机之余，宫中燕饮太频，声乐竞进。六宫之奉非不备也，而优伶靡曼之容，市井诙谐之戏，间被宣召，杂陈于前……欢洽之余，浮费必广，眷宠之盛，请谒必行，可不防其渐乎。
阙政之四是赏赐无度，土木竞兴，浪费民脂民膏，其谓:
臣闻府库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县之吏鞭挞其丁壮，冻馁其老弱，铢铢寸寸而诛之，几无聊生之民矣……窃闻上方赐予太多，用度浸广。缗钱之予，遍于贵近;金带之赐，逮于微贱。优伶之徒，鲜衣靡服，徜徉于道，见者骇目。假以犒军之名，移用封桩之积，臣僚执奏，仅存虚券，闻者不能无疑也。至于嗣邸后家，土木竞兴，蠧耗无艺。官府厌诛求之苦，闾巷有愁叹之声。臣恐军怨民穷，其来已久，缓急之际，卒成祸阶，可不虑其微乎。
阙政之五是赏罚不明，纪纲败坏，国体渐轻，其谓:
……侍从擢非其人，节钺畀非其功。给、舍驳正，台谏论列，固其职也，而连章累疏，则沮格不行，备礼请去，则眷留甚力。夫以其宣劳而升之侍从，未为甚过，悯其降虏而宠之节钺，犹可诿也。然祖宗爱护纲纪，曲示听从，宁屈于所当与而必伸言者之气，盖国体所系而于势未顺也然。则纪纲浸坏，国体渐轻，而奸邪生心矣。
阙政之六是对戚里、武臣之滥赏，造成“名器浸轻”，其谓:
……今也正任之留务，去节钺一等，戚里缘恩而授;遥领之刺州，在武列为宠，医工冒法而得。一留务、一遥刺。若非所甚惜也，然成宪既紊，幸门方开，群小争趋，扳援伺隙，不能塞其源，而何以遏其流乎?平居罔功，高爵厚禄，一旦有事，能效尺寸，将何官以赏之乎?
其他的阙政尚有亲信近习，“养成奸蠧佞幸渐肆”;待臣不以礼，“而黜陟未明”;守御无方，“将帅乏才”。[17]
绍熙阙政，还随着皇后李氏的胡作非为而加深。将门出身的李后，从小缺乏儒家思想的熏陶，一旦母仪天下以后，便擅作威福，肆无忌惮。她对内践踏皇家礼节，引起寿皇夫妇侧目，闹得两宫不和;对外骄奢日甚，俨然将整个国家视作自己的私产，极大地加重了财政负担。李后不顾光宗“裁节浮费”的主张，大修家庙，耗费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又“封三代为王，家庙逾制，卫兵多于太庙”。“归谒家庙，推恩亲属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下至李氏门客，亦奏补官”。时人以为推恩之广，“中兴以来未有也”。[18]
光宗即位不到三年，随着“心疾”的加重，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聪明和能力，“每旦视朝，勉强听断，意不在事”，李后趁机干预朝政。此后，光宗对政事的处理，往往随着他的病情轻重而喜怒无常，或遗忘殆尽，或是非不分。如春坊旧人姜特立，早年得幸于时为太子的光宗，待光宗继位后，“恃恩无所忌惮，时人谓曾(觌)、龙(大渊)再出”。光宗即位不久，右相留正曾以亲身经历，“论其招权纳贿之状，遂夺职与外祠”[19]。可是到绍熙四年五月，光宗心血来潮，复除他为浙东马歩军副总管，赐钱二千缗作为赴行在的行装费。大臣谢深甫、赵汝愚、沈有开、李唐卿、彭龟年等纷纷上书反对，左相留正反对尤为激烈，认为“臣与特立理难并立于朝”，光宗不仅不听，反而对留正说:“成命已行，朕无反汗，卿宜自处。”留正无奈，乞罢相，并两次出城待罪，时间长达“百四十余日”，创下了有宋一代宰相“待罪”时间最长的记录。可是光宗仍对他不闻不问，还以为姜特立是自己的旧臣，“无辜而去，特与书行”[20]。为了一个幸臣，他宁愿不要宰相。后来留正听说光宗欲朝重华宫，“而特立亦不至”[21]，才主动返回相府。同年五月，从四川传来利州西路安抚使、知兴州吴挺死讯，光宗虽然接到遗表，“尤以为传闻失实，屏申奏而不信”[22]，造成半年时间不正式置蜀帅，更不给吴挺家属加恩。以上这些现象，都表现出了光宗明显的精神病症状。这样的人称帝，国事便可想而知。
三、光宗父子间矛盾的尖锐化
光宗即位时，年已四十三岁，远远超过了孝宗即位三十六岁的年龄，在这之前，他急于希望父亲能早日“禅位”于他，甚至不惜用“有赠臣以乌髭药者，臣未敢用”的话来打动孝宗，表明自己已早生华发，应该尽快接班。但孝宗不为所动，以“正欲示老成于天下，何以为此”[23]的话加以拒绝。光宗无法，只得向太上皇后吴氏求助，但孝宗仍未有“禅位”之意[24]。直到太上皇帝去世，才决定“禅位”于光宗。由此可知，光宗对于孝宗，不仅远远没有像孝宗对于高宗那样的感恩戴德，反而多了一点怨恨之情。
光宗知道，周必大是孝宗安插在自己身边的一枚棋子，故必欲拔去而后快，为此他秘密地向自己做太子时担任过侍讲的罗点物色可以为台谏官的人选，罗点不明白光宗的意图，向他推荐了“意向与周必大相类”的叶适等八人，结果一个也不被采用。稍后，光宗将与周必大有怨、对留正有恩的何澹，自权兵部侍郎除为右谏议。果然，何澹一上任，“首上疏攻必大，必大求去，再请而遂罢”[25]，只给他在外宫观。光宗即位仅三月余，就拔去了周必大这枚棋子，寿皇也一定会感到愕然。绍熙元年(1190)七月，光宗升任留正为左相，并让他独相至绍熙四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让寿王再有插手政治的机会。
光宗皇后李氏，是庆远军节度使李道之女。李道是戚方部将，而戚方本是一个游寇，建炎四年(1130)为岳飞战败后，投降朝廷。李道原来也是一个游寇，后来投奔戚方，成了他的部下。从中人们已约略可知李氏早年所受家庭教育之大概。当光宗还是恭王时，高宗听信道士皇甫坦的话，以为“此女当母天下”，遂聘李氏为恭王妃，后生嘉王赵扩。李氏其人，史言其“性妒悍”，恭王为皇太子，李氏为皇太子妃，她经常以细故诉太子左右于太上皇与孝宗，太上皇不悦，言李氏无后德。孝宗亦多次训诫李氏，要她“以皇太后为法，不然，行当废汝”[26]。对此，李氏一直怀恨在心。光宗即位后，李氏虽被立为皇后，但对寿皇夫妇就一直耿耿于怀。
光宗共生过三个儿子，长子和三子皆夭折，次子赵扩，淳熙十六年(1189)三月进封嘉王，他就是后来的宁宗。光宗对嘉王赵扩的教育颇为重视，先后派遣名儒沈清臣、黄裳、孙逢吉、陈傅良、章颖、黄由、彭龟年等人做其老师，要他们精心加以培养。虽说嘉王自幼循规蹈矩，读书也尚称用功，怎奈他生性不敏，学问总少有长进，这对光宗夫妇来说，成了一块心病。左相留正多次向光宗密奏，请立嘉王为太子，以保障他今后的皇位继承权，但因为一直没有得到寿皇的首肯而不能实现。
寿皇夫妇所以迟迟没有答应立嘉王为太子，原因可能有三:一是认为嘉王不慧[27]，不适宜做皇位继承人。二是对光宗不肯接受自己控制的不满，对皇后李氏的成见更深，所以不愿让他们的子嗣继位。第三，他们对立皇太子另有选择，此人即为上文提到的魏惠宪王赵恺之子赵抦。孝宗既念及深受委屈的魏惠宪王，必然更加钟爱生性早慧的赵抦，这也就在情理之中。
李后原以为子以母贵，立嘉王赵扩为太子本是顺理成章之事，不料会遭到寿皇的阻挠，在这种形势下，嘉王迟迟不能立为太子，更加引起光宗夫妇的担心和对寿皇的愤恨。
孝宗“禅位”之初，光宗按照以往惯例，下诏五日一朝重华宫，孝宗则仿效高宗故事予以谢绝，于是光宗就改为每月四朝。这种朝见，如果父子情深，共叙亲情，倒也其乐融融，而实际上却成了孝宗控制光宗，继续发号施令的一个时间和场合，“凡一话言，一举措，必视太母慈颜，禀寿皇慈训”[28]，这对本来与孝宗关系就不睦的光宗夫妇而言，当然是一种不堪忍受的精神负担甚至折磨。
一日，寿皇为治疗光宗“心疾”，得到一种药丸，准备让他在朝重华宫时吞服。李后知道后，认为这是寿皇要毒害光宗的一个阴谋，对寿皇更加怀恨在心。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一次内宴时，“后请立嘉王为太子，孝宗不许。后曰:‘妾六礼所聘，嘉王，妾亲生也，何为不可?’孝宗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诉于帝，谓寿皇有废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太上”。[29]
孝宗所以大怒，不仅仅是因为李后对他进行了公开的顶撞，而且还认为李后之言有影射攻击自己和太皇太后吴氏、寿成皇太后谢氏之意。因为寿皇并非高宗亲生，两位太后则皆为庶出，并非“六礼所聘”。在李后看来，既然像你们这样的身份，都可以称帝封后，嘉王乃己之嫡子，因何不能立为太子?这就极大地刺痛了寿皇的心灵。
这场大争吵使两宫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从此光宗夫妇再不按期前往重华宫朝见。
光宗的病情也因李后的连续制造事端而加剧。
一次，光宗见一宫人手白，很是喜欢。他日，李后派人送来食盒，光宗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上次所喜宫人的两只手，大受惊吓，精神更加不正常。光宗即位后，后宫妃嫔甚多，其中最受宠爱的是黄贵妃，这使李后妒火中烧，“意不能平”，欲伺机进行谋害。绍熙二年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光宗为祭祀天地，正在太庙受誓戒，李后趁光宗不在宫内的时机，杀死了黄贵妃，“以暴卒闻”。光宗得讯，大为悲伤。夜晚，光宗正当举行大礼，突遭大风雨袭击，黄坛蜡烛尽灭，不能成礼。光宗受到这一系列事件的刺激，“震惧感疾”[30]，使病情加重。自此不朝重华宫有七个月之久，“事无巨细皆废不行”[31]。此后，在光宗神智清醒时，就同意朝重华宫，神志不清或受制于李后时，就称病不朝重华宫。
绍熙三年九月，宰执、侍从、台谏连章请求光宗朝重华宫，光宗又拒绝前往。中书舍人陈傅良等苦劝光宗，光宗不听，顾自进入内廷，陈傅良拉住他的衣襟不放，并一直跟随至御屏后。李后见状，斥责道:“这里甚去处?你秀才们要斫了驴头!”[32]陈傅良只得大哭返回。绍熙五年正月，光宗最后一次朝重华宫。此后，寿皇患病，光宗的精神也更加不正常。此后，光宗虽然去了玉津园踏青，也到过景灵宫上香，却借口自己有病，不肯去重华宫探视。“丞相留正等请帝侍疾，正引裾随帝至福宁殿，久之，乃泣而出”[33]。寿王为了自己的面子，也为了替光宗下台阶，有时明知光宗不愿朝重华宫，故意下旨命他免朝。起居舍人彭龟年多次上疏劝谏，光宗皆置之不理，于是他想用起居注和野史的记载对光宗施加压力，上疏谓:
陛下既未许臣以去，则臣安得不复修其官?用敢冒昧条举一二:陛下事亲礼有常数，设若寿皇有旨免到宫，臣犹可书也;四月二十二日，初无免到宫之旨，而陛下不出，使臣如何书耶?寻常问安，偶免到宫，犹可书也;五月七日，既以寿皇圣帝圣体不和，遣官奏告矣，旋有旨免到宫，使臣又如何书耶?然初八日免到宫，既云有寿皇圣旨，犹可书也;今月十五日，初无免到宫之旨，在朝群臣累请问疾，乘舆已驾，道路已清，而陛下复不出，使臣又如何书耶?十九日，为寿皇服药肆眚……而陛下晏然不动，使臣又如何书耶?然此特见之关报之粗者耳，若夫道路流传，至有不堪闻者。臣虽不得而书，计必有野史书之，其言但有增加，必无隐讳，传之后世，重累圣德。[34]
但光宗仍然不予理会。眼看寿皇病情日渐加重，群臣无法，只得请嘉王赵扩赴重华宫问疾。至此，光宗与寿皇之间的关系已形同路人，这对寿皇是一个极大的刺激，使他的病情更加恶化。
四、寿皇之死和“绍熙内禅”
绍熙五年六月初九日，寿皇去世，年六十八。遗诏改重华宫为慈福宫，建寿成皇后殿于宫后。次日，留正与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率百官进奏光宗，请求他前往重华宫主持寿皇丧礼，光宗仍然拒不出宫，又提议立嘉王为太子，光宗也一反常态，坚决予以拒绝。至十三日，光宗仍不临丧，葬礼无法进行，时值盛暑，出殡已刻不容缓，朝廷上下为之乱成一团，临安城内有关政局不稳的谣言四起，“朝士有潜遁者，近幸富人，竞匿重器，都人惶惶”[35]。赵宋统治遇到了极大的危机。
于是左相留正、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参知政事陈骙、同知枢密院事余端礼等人共同商讨解决这一危机的办法。在知枢密院事余端礼的提议下，留正与赵汝愚商定，请太皇太后吴氏垂帘主持丧事，想借此机会请求她在帘前立嘉王为太子，以代替光宗监国、执丧。但是，太皇太后吴氏不同意垂帘，此计亦不行。
十八日，留正等大臣再次向光宗奏请建储，“又不报”。六天后再请，这次光宗却从宫内传出御批说:“甚好。”并于次日晚上御批付丞相道:“朕历事岁久，念欲退闲”。赵汝愚欲据此请于太皇太后，要求实行“内禅”。留正却大感惶惑，以为早先只请立太子也不同意，这次因何有“退闲”之语?对于这个“御批”是否真的出于光宗亲笔感到怀疑，因而反对实行内禅，认为:“建储诏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难处。”[36]可是他的意见遭到众人反对。此时留正已经获知赵汝愚等人欲强迫光宗“禅位”的意图，因而怀疑这道“御批”很可能是他们从中做了手脚的结果。为不使自己卷入这场宫廷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留正遂于七月初借口早朝时伤足，力请致仕逃往城外。
情况很可能与留正所猜测的一样，赵汝愚与另一宗室大臣、工部尚书赵彦逾从统治集团的最高利益出发，为挽救危机，经过秘密策划，决定强迫光宗“内禅”。为防止宫廷内部出现动乱，他们从两个方面作了部署:一是要求知閤门事韩侂胄进宫争取寿圣皇太后吴氏和皇太后谢氏对“内禅”的支持，以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二是通知殿前都指挥使郭杲，要他出动禁军相配合，以保证“内禅”的顺利进行。
韩侂胄是北宋著名大臣韩琦的曾孙，其父韩诚，娶高宗吴皇后之妹，官至宝宁军承宣使。其妻为吴后侄女，嘉王赵扩的正妻又是他的侄女，因此他与两宫有着三重的亲戚关系。韩侂胄也积极支持立嘉王为帝，所以在赵汝愚的授意下，立刻进慈福宫活动，通过自己所熟悉的两宫内侍，让他们哭着向太皇太后吴氏陈请，终于说服她同意让光宗“内禅”。
郭杲起初不愿支持“内禅”，因赵彦逾对郭杲有过恩情，经过他的反复开导，才表示同意，两人并且具体商量了“发军坐甲等事”。
赵愚汝、赵彦逾在完成上述两个部署后，便为太皇太后撰写了一份指挥，内称:“皇帝疾，未能执丧，曾有御笔，欲自退闲，皇子嘉王扩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皇后为太上皇后。”[37]太皇太后看毕，表示赞成。虽然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确切地弄清楚光宗先前的“御批”究竟出自何人之手，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即“退闲”绝非光宗本意，如果真正出自内廷，留正不会如此恐惧，赵汝愚也不会绕开光宗而作上述部署。
绍熙五年七月初四日，太皇太后在孝宗丧次垂帘，与宰执大臣面对之际，依赵汝愚事先所拟文字，下诏道:“皇帝以疾，至今未能执丧。曾有亲笔，自欲退闲。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38]于是韩侂胄将寿圣皇太后事先准备的黄袍披到嘉王身上，扶他登上皇位，是为宁宗(1168—1224)。与此同时，郭杲率禁军至内殿，向光宗内侍索取玉玺。内侍担心玉玺落入他人之手，责任不轻，故意以“封识空函授杲。二珰取玺，从间道诣德寿宫，纳之宪圣(按:寿圣皇太后死后谥号为宪圣慈烈)。及汝愚开函奉玺之际，宪圣方自内付玺与之”[39]。
不过另有一种记载谓:宁宗即位的次日，与韩侂胄一起入宫向光宗问疾，光宗问宁宗:“是谁?”韩侂胄回答:“嗣皇帝。”又问韩侂胄是谁?回答:“知閤门事韩侂胄。”于是光宗就转身向内对他们再不加理睬。时传国玺尚在光宗处，“坚不可取”。后来韩侂胄告诉皇后李氏，李皇后说:“既是我儿子做了，我自取付之。”[40]于是她从光宗床内取玺给了宁宗。
“绍熙内禅”后，宁宗尊光宗为寿仁太上皇帝，皇后为寿仁太上皇后，建泰安宫以居之。以寿圣皇太后为太皇太后，以寿成皇后为皇太后。册正妻韩氏为皇后，这使韩侂胄与后宫的关系更加密切。
宁宗的继位，名为“内禅”，实为在合法外衣掩盖下的宫廷政变，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通过赵汝愚、赵彦逾、韩侂胄等人的策划和活动，终于圆满完成。由此使南宋政权渡过了一个危机，有其一定意义。据说在此之前，镇江驻军已呈现出不稳之态，襄阳归正人陈应祥也想趁机为乱，宁宗登极赦书至，局势才趋安定。光宗此时对自己的皇位已被儿子取代尚蒙在鼓里，后来知道了更是心有不甘，因此赖在宫里不肯搬往泰安宫，也拒绝接受宁宗的朝见，但“禅位”大局已定，他最终亦无可奈何。
十一月，宁宗葬寿皇于绍兴府攒宫，陵名永阜陵，庙号孝宗。庆元三年(1197)十月，曾经对高、孝、光、宁四朝政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太皇太后吴氏，以八十三岁的高龄，走完了她人生最后的路程，攒祔于永思陵，上谥号曰宪圣慈烈皇后。庆元六年，光宗夫妇在郁郁寡欢中度完了余生，六月，李后先死，权攒于临安府南山之修吉寺;八月，光宗也死，后来葬于绍兴府攒宫，陵名永崇陵。
五、宋金和平关系的继续
光宗“受禅”时，距“靖康之变”已有六十余年，距“绍兴和议”的签订也有四十七年之久，“隆兴和议”签订以后，宋、金双方又进入到了一个和平时期，在这种形势下，多少冲淡了两国间的敌对状态。因此，南宋朝廷上下鉴于张浚北伐失败的教训，金朝国力的强大和无衅可寻，对恢复中原一事，与以往相比，已少有人提及。而对于最高统治者光宗来说，他在位时间短促，健康状况不好，与其父亲寿皇的矛盾又不断加深，已无力考虑对金朝用兵的问题，只能将遵守和议、保持边境安宁作为第一要务。故在绍熙年间(1190—1194)，南宋继续维持着乾道以来与金朝的和平局面。
淳熙十六年(1189)正月初八日，金世宗去世，皇太孙完颜璟继位，是为章宗。南宋得悉世宗去世的消息后，当即于二月十五日派出起居舍人诸葛廷瑞假翰林学士承旨、朝请大夫、知制诰兼侍读，充祭金朝使;皇叔、太子右内率府副率赵不慢假鄂州观察使、左武卫上将军为副使;秘书郎刘崇之假朝散大夫、起居舍人、兼史馆修撰，充金国读祭文官，前往金朝吊祭，规格之高不同于寻常。金方也以完颜亮南侵失败为教训，知道以目前的国力，尚不足以发动一场新的侵宋战争，保持“隆兴和议”以来的和平状态，对自己最为有利。所以金章宗非常关心金、宋间的这种“友好”关系，不仅严格遵守两国间所商定的交聘制度，及时派遣各种使节赴南宋，而且要求使节尊重南宋的风俗习惯，不要有任何挑衅的举动。明昌四年(1193，南宋绍熙四年)十一月，章宗命翰林直学士完颜匡为贺宋正旦使，“命匡权易名弼，以避宋讳”[41]，就是这种“友好”关系的表现。
但是，在一片和平与“友好”气象的背后，实际上并不平静，因为两国间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双方都在等待着时机。
从南宋方面来说，“靖康之变”始终是一个难以忘怀的耻辱，华北、中原以及北宋帝后陵寝之地，皆在金人手中，“隆兴和议”的屈辱条款，也使人心有所不甘。因而许多爱国士大夫和有识之士仍念念不忘报仇雪耻之事，为北伐中原，收复失地而奔走呼号。他们的心声，既见之于奏疏，亦闻之于吟诵。
光宗即位后，太学博士叶适应诏条陈六事，认为今日国家有六件事没有做好，都是因为“治国之意未明之故”，所谓六事者:“今日之国势未善也，今日之士未善也，今日之民未善也，今日之兵未善也，今日之财未善也，今日之纲纪法度未善也。”叶适以为，所谓“治国之意”，就是要使国家由“微弱”变为“强大”，由“分裂”变为“混并”，由“仇耻”变为“报复”，由“弊坏”变为“振起”。并说孝宗“大志未酬，亲授陛下”[42]，要求光宗明确治国之意，继承孝宗的恢复事业。
与此同时，秘书郎彭龟年上疏谓:
恭惟国家渡江以来，大仇未复，大耻未雪，此政人主卧薪尝胆之时，人臣枕戈待旦之日。而六十余年内外宴安有若至治……自寿皇圣帝躬行勤俭，风声感动，稍稍敛戢。窃见近日已开乐禁，深惧士民故习复张，此非法制之能移，全在陛下之躬率。[43]
彭龟年希望光宗能带头节俭，以扭转奢侈之风，完成复大仇，报大耻的目的。
一贯主张北伐中原的陈亮，在绍熙四年(1193)考取进士第一名后，在和皇帝所赐御制诗中云:
云汉昭回倬锦章，烂然衣被九天光。已将德雨平分布，更把仁风与奉扬。治道修明当正宁，皇威震迭到遐方。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44]
此诗虽然是在表明陈亮至老坚持复仇的志向，实际上也是在提醒光宗，不要忘记恢复之事。
同年，福建提点刑狱辛弃疾应光宗召见，对于便殿，他向光宗提出了加强两淮和荆襄上游的防御，等待时机以收复北方失地的建议。辛弃疾认为，“天下之势有离合，合必离，离必合”，此乃“盛衰相乘，万物必然之理”。今金人“物夥地大，德不足，力有余，过盛必衰”。如果其国内一旦发生动乱，“必将豪杰并起，四分五裂”。在这离合之际，南宋就可以乘其间。所以他希望光宗“安居虑危，任贤使能，修车马，备器械，使国家屹然有金汤万里之固”。[45]
从金朝方面来说，他们深刻了解南宋决不会忘记收复中原之事，只要有可能，就会对金用兵，报仇雪耻，所以对南宋始终保持着警惕。同时，金朝实际上并不以占领中原为满足，他们也在等待时机，实现最后灭亡南宋，混一宇内的最终目的。当金章宗还为皇太孙时，曾向金世宗上疏建议:
臣闻南宋久为敌怨，尝怀觊觎。南京(按:指开封)宋之故都，应有形迹，惟宜燔毁。如洛阳宋之丘陵，何必常遣卫护?若二处废，则杜絶残宋之望。谓如每遣奉使入宋国朝射，往往不胜，有损国威。今后使人射不胜者，乞加罪决取旨。
金世宗命大臣议，左司郎中粘割没雅提出不同意见，他说:
……皇太孙春秋方壮，识量宏远，神机英武，非臣下所能发扬……如近奏南宋事，臣未敢奉诏。南宋流播江外三十余年，无不宵旰尝胆，伺我之隙。如南京开封府残宋故都、洛阳宋之丘陵，二者乃宋人寝兴望想之所，宜加修缮，当塞宋人之望。况自抚定以来，彼邦遵服，贡赋以时，不惟财匮国贫，盖亦念故巢而恐废丘陵尔。若一旦恃富强，遽失宋人过望之意，使人愤辞激众，岁贡失时，以劳圣虑，加兵必矣……爰念无名之师，不宜复蹈前辙，安危之系未可知。于今日之计，莫若内安民，外和好，阴为坐困东南之策，因其饥馑，乘其盗贼，谨修边备，养威伺衅，以谋混一。[46]
金世宗接受了粘割没雅的意见，遂制订了所谓“内安民，外和好”的方针，而这个方针仍以吞并南宋，“以谋统一”作为最终目的。金章宗即位后，基本上就继承了其祖父所定下的这一方针。由此可见，不管是在光宗一朝或是稍后，宋、金之间的这种和平局面仍很脆弱，一旦形势有变，它就会遭到破坏。
【注释】
[1]《宋史》卷三六《光宗纪》，第694页。
[2]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中华书局1995年点校本，第9至10页。
[3]《宋史》卷三六《光宗纪》，第695至705页。
[4]《宋史》卷三九二《赵汝愚传》，第11983页。
[5]《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二，第29页。
[6]《宋史》卷四三六《儒林六·陈亮传》，第12943页。
[7]《陈亮集》卷一一《廷对策》，中华书局1987年增订本，第116页。
[8]《宋史》卷四三六《儒林六·陈亮传》，第12943页。
[9]按:陈亮几次上书孝宗，建言恢复事，孝宗虽不听，但“欲官之”，陈亮道:“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归。”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做官的态度，可参见《宋史·陈亮传》，第12940页。
[10]《宋史》卷三九七《刘光祖传》，第12097至12098页。
[11]《宋史》卷三九三《黄裳传》，第11999页。
[12]《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第15页。
[13]《宋史》卷三七一《王伦传》，第11526页。
[14]《宋会要辑稿》选举二六之一九，中华书局1957年据前北平图书馆影印本复制本。
[15]《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二，第21页。
[16]《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第15页。
[17]卫泾:《后乐集》卷一○《辛亥岁春雷雪应诏上封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下》，第8654页。
[19]《宋史》卷四七○《佞幸·姜特立传》，第13695页。
[20]《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二，第31页。
[21]《宋史》卷四七○《佞幸·姜特立传》，第13695页。
[22]陈傅良:《陈傅良先生文集》卷二三《缴奏张子仁除节度使状》，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点校本，第313页。
[23]《四朝闻见录》乙集《乌髭药》，第54至55页。
[24]《朝野遗记·光宗欲速得正位》，见商务印书馆《说郛》本卷二九。
[25]《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第10页。按:在宋代，宰相一般需提出四五次乃至七八次的辞呈，才为皇帝所接受，这次周必大仅提了两次就准奏，足以反映出光宗对周必大的态度。
[26]《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下》，第8654页。
[27]《癸辛杂识》续集卷下《宁宗不慧》条载:“或谓宁宗不慧而讷于言，每北使入见，或阴以宦官代答。”第98页。
[28]刘宰:《漫塘集》卷二四《跋光宗宸翰》。
[29]《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下》，第8654页。
[30]《宋史》卷三六《光宗纪》，第701页。
[31]《宋史》卷四三四《儒林四·叶适传》，第12890页。
[32]《四朝闻见录》甲集《光皇命驾北内》，第14页。
[33]《宋史》卷三六《光宗纪》，第708页。
[34]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一，彭龟年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据明永乐本影印本，第155至156页。
[35]《鹤林玉露》卷四甲编《绍熙内禅》，第64页。
[36]《宋史》卷三九一《留正传》，第11975至11976页;卷三九二《赵汝愚传》，第11984至11985页。
[37]《宋史》卷三七《宁宗一》，第714页。
[38]《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三，第37至38页。
[39]《齐东野语》卷三《绍熙内禅》，第42页。
[40]《四朝闻见录》丁集《宁皇即位》，第134页。
[41]脱脱等:《金史》卷一○《章宗二》，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230页。
[42]《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一五《应诏条奏六事》，第838至843页。
[43]《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九五，彭龟年奏议，第2550至2551页。
[44]《陈亮集》卷三九《及第谢恩和御赐诗韵》，第506页。
[45]《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六，辛弃疾奏议，第4361页。
[46]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三，绍兴三十年十月八日条引张棣《正隆事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据许涵度刻本影印本，第16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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