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杨皇后其人
南宋后妃除了因为嗣君年幼或帝王患病而暂时垂帘听政以外，一般不主动干预朝政，如由金朝归来的高宗生母韦氏，“母仪三世”的高宗皇后吴氏，妒悍成性的光宗皇后李氏，都没有与帝王一起直接参与政务，她们对政治有时候虽然也会起到重要作用或产生重大影响，却往往是间接的，或只局限于宫廷内部。可是宁宗皇后杨氏(1162—1232)却是一个例外，她虽深居后宫，但与朝政之密切，恐怕不亚于宁宗本人。因而，了解杨皇后其人，对于了解宁宗朝的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据史籍记载，杨氏“任权术”，“颇涉书史，知古今，性复机警”[84]，又多才多艺，书画诗词皆有可观。仅以现存留于世的《杨后宫词》来说，就有五十首之多。该诗词内容虽然只局限于宫廷生活，但无论低眉浅唱，或是乘醉吟诵，皆颇具章法，其中如:
瑞日曈曈散晓红，乾元万国佩丁东。紫宸北使班才退，百辟同趋德寿宫。
元宵时雨赏宫梅，恭请光尧寿圣来。醉里君王扶上辇，銮舆半仗点灯回。[85]
这是她早年在德寿宫演杂剧、作宫女时所赋的二首宫词，已写得对偶工仗，用字典雅，纪实如画，对高宗的逢迎，也可谓恰到好处。
又如:
击鞠由来岂作嬉，不忘鞍马是神机。牵缰绝尾施新巧，背打星球一点飞。
角黍冰盘饾饤装，酒阑唱歜泛瑶觞。近臣夸赐金书扇，御侍争传佩带香。
这是她已成为后妃时所赋的二首宫词。第一首词不仅将娴熟的击鞠技巧描绘得惟妙惟肖，还将纯属玩耍的击鞠，美化成“不忘鞍马”的习武之举。后一首词是描写宫廷内部的饮宴，且将近臣与御侍都牵涉进去，以造成与众人同乐的景象。
从上引杨皇后所作的四首宫词中，足以反映出她的聪颖和狡诈，并非一般女流可比。这就是她出身虽然低微，却能从千百个嫔御中脱颖而出成为皇后的原因。杨皇后的聪明才智和工于心计，与弱智多病，深居简出，谙默无闻，且小于她六岁的宁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便为她直接参与朝政创造了条件。
但是囿于宋朝的祖宗家法，南宋皇后在一般情况下，不允许直接向群臣发号施令，更不能像唐代武则天那样在皇帝死后自行称帝。那么，杨皇后是如何操控宁宗朝的政治呢?对此，要从她的身世说起。
综合多种史籍记载，杨氏之母原是德寿宫乐师，她自幼跟随母亲在宫中，扮演杂剧孩儿，后来又进入慈福宫成为寿圣皇太后吴氏(高宗皇后)的宫女，因为聪明伶俐，深受皇太后喜欢。宁宗赵扩早年为皇子时，就垂涎杨氏美色，庆元元年(1195)三月，皇太后便顺水推舟将她赐给即位不久的宁宗，封平乐郡夫人。伶人兼宫女出身的杨氏，后来能够登上皇后之位，充分反映出宋代已经不尚门第的事实。但后宫与外廷毕竟有天地之隔，后妃虽然可以帮助外戚获取权势，但后妃要巩固自己在后宫的地位，有时也需要有外戚的声援，可是这对于孑然一身的杨氏来说，却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为此，当他一旦脱去宫女的身份以后，便开始物色可以作为娘家人的人选。真正的娘家人，此时已无从寻找，于是杨氏便将目光转向宫内有机会接触到的杨次山。此时的杨次山已年近六十，正“受职宫中”，担任具有宿卫职责的小使臣。大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杨氏与次山相遇，相互有所了解后，便以兄妹相认。杨氏所以认杨次山为兄，当有多种原因:一是一位深居后宫的嫔妃，能够找到一位同姓男子，可以说机会极其难得。二是杨次山与杨氏年龄有二十三岁的差距，互认兄妹，不会使外界产生有不正当关系的猜疑。三是杨次山虽为武臣，却“仪状魁伟，少好学能文”[86]，在重文抑武的环境下，容易将他扶植成为自己的帮手。
于是，随着杨氏由平乐郡夫人先后进位婕好、婉仪、贵妃以后，杨次山的官职也步步高升，先后由一个小武臣除为带御器械、知閤门事(正六品)、吉州刺史(从五品)。杨氏受册为皇后后，又累迁为福州观察使(正五品)、岳阳军节度使(从二品)、太尉(从一品)。最后官至永阳郡王加少傅(正一品)。嘉定三年(1210)六月，翰林学士真德秀在他所撰的《杨次山特授少保进封永阳郡王加食邑食实封制》中，言杨次山“早奋右庠，旁贯九流之蕴奥;晚联左戚，蔚为四姓之仪刑”[87]，就真实地道出了杨次山与杨皇后关系的底蕴和他的发迹之由。
正如杨皇后事先盘算的那样，杨次山为巩固杨氏在后宫的地位，确实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庆元六年十一月，韩皇后卒，中宫未有所属，时为贵妃的杨氏与曹美人俱有宠。“韩侂胄见妃任权术，而曹美人性柔顺，劝帝立曹”。杨次山从其门客王梦龙处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告诉了杨氏，杨氏及时采取措施夺得后位，由此对韩侂胄“深衔之”[88]。后来，韩侂胄的遇害，也是杨皇后通过杨次山的内外交通得以实现，这在前面已有所述。嘉定十二年(1219)，杨次山去世，其两子杨谷、杨石同样获得杨皇后的荫庇，前者官至太师、永宁郡王(正一品)，后者官至魏郡王(正一品)，继续成为杨皇后的姻亲和心腹之人。不过杨谷、杨石也有自知之明，行事颇为低调，因而对杨皇后的贪婪权势，多少起到了一些约束作用，那是后话。
二、“嘉定更化”和金朝的衰落
嘉定二年(1209)五月，史弥远独相以后，南宋政治再次出现了大的反复。这就是在大肆贬黜韩侂胄亲信和反道学之人、迫害抗战派人士的同时，进一步为曾经遭到韩侂胄打击的赵汝愚、朱熹及其追随者平反，官复原职，生者召回朝廷，死者“或褒赠易名，或录用其后，召还正人故老于外”[89]，号称“更化”。于是，赵汝愚被赐谥“忠定”，赠太师、沂国公，朱熹赐谥“文”，蔡元定、吕祖俭等人也都获得赠官，一度受到压抑的道学，又逐渐得势起来。
“嘉定和议”以后，史弥远撤除了以往为北伐而在军事上所做的一切准备，借口减轻军费负担，大规模地遣散原先招募来的士兵和民兵，其中，淮南原有十余万人只留下八千余人，淮西六万余人只留下二万六千余人，四川的新兵和民兵则几乎全部被打发回家。那些遭遣散的士兵，“欲归则无家，欲留则无食，自度不免一死”[90]，许多人被迫走上了反抗南宋政权的道路。原来的抗金力量，竟然成了反宋的力量，从而迫使宁宗下诏“招谕群盗”，并把各地发生民变的原因，归罪于韩侂胄“妄开边衅，科役繁重”[91]的结果。
通过这种“更化”，使南宋统治集团又回复到高宗、秦桧时期的旧轨，过起醉生梦死的生活，而将整个国家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一纸和议之上。对此，有识之士甚以为忧。早在“嘉定和议”签订前夕，太学博士真德秀就上疏宁宗说:“况夫彼之待我者方骄，我之恃和者太重，一介行李曾未越境，而动色相庆，若无事然。臣恐盟好既成，志气愈惰，宴安鸩毒之祸作，浮淫冗蠹之事兴。”[92]南宋后来的政治发展，与真德秀所预料的完全一样。
十三世纪初，铁木真统一了蒙古高原上的蒙古各部以后，于开禧二年(1206)十二月，在漠北斡难河畔建立了蒙古汗国，铁木真被推尊为成吉思汗。蒙古汗国是一个刚刚从奴隶制度脱胎而出的军事封建国家，极富侵略性，加上金朝统治蒙古各部时期，进行残酷的压迫、掠夺和杀戮，蒙古人对金朝怀有世代难忘的深仇大恨。所以蒙古汗国对外侵略扩张的矛头，首先对准了金朝及其盟国西夏。
在蒙古看来，金朝还比较强大，为了解除在攻打金朝时受到其盟国西夏的牵制，蒙古军于开禧元年和三年两次进攻西夏。西夏遣使向金求援，章宗不仅不答应，反而幸灾乐祸地说:“敌人相攻，中国之福，吾何患焉!”[93]这就引起了西夏的不满，两国关系开始破裂。
金泰和八年(1208，南宋嘉定元年)十一月，章宗去世，无子，金世宗第七子完颜永济继位，是为卫绍王。金朝传诏蒙古，告诉已立新帝，成吉思汗拒不奉诏，对卫绍王之立甚表轻侮，卫绍王大怒，谋划袭击蒙古入贡使者，但为蒙古所识破。成吉思汗便以此为借口，于金大安三年(1211，南宋嘉定四年)二月，亲率蒙古骑兵自克鲁伦河南下，开始了大规模南侵金朝的战争。
前去抵御的金兵节节败退，到当年十一月，蒙军铁骑几乎蹂躏遍了黄河以北的河北、山东等大片土地。金河东、河北、山东三路九十余郡尽失，“数千里生灵为其杀戮殆尽”，金中都(又称燕京，今北京市)虽未能下，但由于乏粮，“饿死亦十三四”[94]。金至宁元年(1213，南宋嘉定六年)春天，成吉思汗暂时退兵。在蒙军的强大攻势面前，金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八月，出任金右副元帅的纥石烈执中在中都发动政变，杀死卫绍王和左丞相完颜纲，立世宗孙完颜珣为帝，是为金宣宗。不久，纥石烈执中被金朝的另一个将领杀死。
趁着金朝内乱之际，成吉思汗于当年秋天再次发动对金朝的大规模进攻，他以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为右军，皇弟哈撒儿及斡陈那颜、拙赤为左军，自己与皇子拖雷为中军，分三道进兵。在蒙古军的猛烈攻击下，金河东、河北、山东诸郡除中都以外，几乎全部沦陷，金宣宗被迫向成吉思汗求和。金贞祐二年(1214，南宋嘉定七年)四月，蒙军在掳掠到大批金帛、牛马牲畜及数十万少壮人口以后，接受金朝的议和请求，再次北返。经过蒙古军队的几次南侵，金朝受到致命的打击，加上金与南宋的摩擦再次发生，各地民变和起义的不断打击，国势已经彻底衰落。正如元史臣所云:“昔也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其能济乎?”[95]金宣宗于当年五月下诏将都城南迁，七月由中都迁至南京(河南开封)。金迁都的目的，一是为躲避蒙军兵锋，二是为向南宋寻找出路，但到最后仍然是一条死路。
三、红袄军的反金起义
女真贵族占领中原以后，随着封建化程度的加深，封建租佃关系日益发展，他们为了更多地剥削农民，除了实行民族压迫以外，还在河北、山东等地疯狂括地。只要百姓拿不出地契证明，便会遭到罚没，“茔墓井灶，悉为军有”[96]。仅山东路拘括入官的田地即达二万余顷，甚至梁山泊也被括为官地。金朝对农民的赋税剥削也十分残酷，除了二税和物力钱，还有铺马钱、军需钱、免役钱、河夫钱等各种杂税，“名目琐细，不可殚述”。尤其从金卫绍王起，由于连年对蒙古和南宋的战争，造成“户口日耗，军费日急，赋敛繁重”。当时金朝的赋税皆仰给于河南，使那里的农民更加不能存活，“率弃庐田，相继亡去”[97]。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各地民变蜂起，其中以益州(山东益都)人从事贩卖鞍材为业的杨安儿(原名杨安国)所领导的红袄军反金起义声势为最大。
韩侂胄北伐期间，杨安儿趁金后方空虚，聚集“山东无赖”，“相聚剽掠”。起事失败后，杨安儿一度投降金朝，隶名军中，累官至防御使。金崇庆元年(1212，南宋嘉定五年)，杨安儿趁蒙军进攻中都之际，逃归山东，与孙邦佐、张汝楫等人聚众展开反金起义，他们“攻劫州县，杀略官吏，山东大扰”。杨安儿以展徽、王敏为谋主，母舅刘全为帅，攻打莒州(山东莒县)、密州(山东诸城)等地。泰安(山东今县)农民刘二祖、潍州北海(山东潍坊)、真定(河北正定)农民周元儿、屠夫李全和兄李福等纷纷起兵响应，起义军穿红袄作为标志，因此被称为“红袄军”。
蒙军北返后，金宣宗立即调集重兵镇压山东各地的起义军，红袄军与金兵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金朝汉人守将纷纷投降，起义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之众。金贞祐二年(1214，南宋嘉定七年)二月，起义军在益都被金将仆散揆之子、山东路统军仆散安贞打败，孙邦佐、张汝楫等人投降金人，杨安儿率众转移至莱州(今属山东)，在那里自立为王，设置官属，建元天顺，他与部下商定，万一起义失败，就投奔南宋。
七月间，仆散安贞与其他各路金军合兵围攻红袄军，并调来花帽军(河北地区的地主武装)参与镇压，又用重赏捉拿杨安儿和招降等手段分化瓦解起义军，使起义形势急转直下，九月，金军攻占莱州，杨安儿乘船逃入海上，遭船夫曲成等人的袭击，堕水而死。贞祐三年三月，刘二祖被俘牺牲，霍仪继任为领袖，其下彭义斌、石珪、夏全、时青等主要骨干仍坚持斗争。九月，周元儿也战死。杨安儿、刘二祖等人领导的反金起义虽然失败，但各部余众“往往复相团结”，“官军虽讨之不能除也”。[98]
四、“忠义军”的抗金斗争和李全叛宋
红袄军反金起义失败后，杨安儿的部将季先率领部分起义军逃亡到南宋，知楚州应纯之加以接纳，供给粮饷，利用他们抗击金人。应纯之的做法得到江淮制置使李珏、淮东安抚使崔与之的积极支持。于是应纯之秘密向朝廷报告，以为蒙军攻金接连取得胜利，可以依靠这支军队趁机恢复中原。丞相史弥远鉴于开禧之败，不敢公开招纳，“密敕珏及纯之慰接之，号‘忠义军’，就听节制”[99]。稍后，通过已出任涟水“忠义军”总辖季先的联络，石珪、彭义斌、夏全、时青等山东红袄军各部也纷纷南下投奔南宋，他们分别被南宋政府任命为“忠义军”统辖，在涟水的“忠义军”队伍迅速扩大到数万人。
在各支“忠义军”中，李全的势力最为强大。李全出身农民之家，善权术，多武艺，能运用铁枪，因号“李铁枪”。他初以贩牛马为业，一度做过涟水县(今属江苏)的弓手。开禧北伐前夕，李全联络南宋抗金，以涟水归南宋，失败后逃回淄州，以屠宰为业。蒙军侵入山东，李全兄弟遂再次起兵反金，其下有刘庆福、国安用等主要骨干。杨安儿牺牲后，刘全收集起义军余部一万多人，归杨安儿妹妹杨妙真领导。杨妙真号四娘子，多智谋，善骑射，她率众转战至磨旗山(在山东莒县境内)，与李全领导的红袄军会合，两人遂结为夫妇，继续进行反金斗争。不久，霍仪战死，其部将彭义斌投奔李全，李全势力开始壮大。
嘉定十年(1217)十一月，李全分兵袭破莒州、密州，其兄李福克青州，南宋授李全武翼大夫、京东路副总管。次年，极端缺乏粮食的李全，看到忠义军有粮饷可以供给，率军来到涟水，正式归附南宋，被升任为京东路总管。在应纯之的厚赏下，李全的军队多次打败金兵进攻，对守卫淮河一线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李全军徙屯楚州(江苏淮安)，并以此为基地，多次袭击金人，给金军以很大的威胁。
由于南宋官员对主要由归正人组成的“忠义军”的猜疑和歧视，加上“忠义军”本身也存在着成分复杂，目的各异，某些首领游寇思想严重，相互间不时发生火并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忠义军虽是一股强大的抗金力量，却极不统一，很难驾驭。从山东南下的饥民，大批参加忠义军，使忠义军人数越来越多，造成粮食供应困难。嘉定十一年(1218)九月，应纯之因无力处理好各支忠义军的内部矛盾而被罢去知楚州后，由通判梁丙权代，梁丙竟断绝供应粮食，以迫使忠义军溃散，于是石珪首先起兵反抗，他率涟水诸军渡过淮河，进抵楚州南渡门，沿途纵兵大掠，后来经过淮东提点刑狱兼楚州节制本路忠义人兵贾涉的安抚，才将事态平息。
时金太子及大将仆散万忠大举南下，贾涉命各路忠义军分路防守，终于粉碎了金人的进攻，在这次战斗中，李全作战尤为勇敢，“挟仆散万忠以归”。由于忠义军的积极抵抗，使“金人不敢窥淮东者六七年”。
嘉定十二年六月，贾涉出任淮东制置副使，楚州置司，他依靠“忠义军”主动发起对金人的进攻。先遣李全以万人攻取海州(山东连云港)、密州和潍州。又命另一支“忠义军”攻取登(山东蓬莱)、莱二州。金青州(山东益都)守将张林以滨(山东滨县)、棣(山东惠民)、淄(山东淄博)三州降，又取济(山东巨野)、沂(山东临沂)等州。自山东恩(平原)、博(聊城)至河北邢(邢台)、洛(永年)等十余州相继请降。抗金斗争取得很大胜利。于是贾涉传檄中原:“以地来归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无所吝。”
金人在山东丧师失地后，嘉定十四年二月遣兵十余万转攻淮西，破黄(湖北黄冈)陷蕲，直逼安庆(今属安徽)。在贾涉的命令下，李全前往增援，他与京湖制置使赵方二子范、葵联军，互为掎角，终于将金兵打败，“淮西之师大振”。
在“忠义军”中，李全的抗金虽然勇敢，屡立战功，但是怀有极大的个人野心。他打着抗金的旗号，不断玩弄权术，以扩大自己的势力。李全施展阴谋，先借贾涉之手，杀掉季先，接着又赶跑石珪等人，吞并了他们的部队，使自己向军阀的方向转化。
嘉定十四年七月，贾涉抱病出任淮东制置使兼京东、河北路节制使，他在领导“忠义军”的过程中，虽然依靠李全在抗金战争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也察觉到李全的野心，因而写信给史弥远，向他提出警告说:“昔之患不过亡金，今之患又有山东忠义与北边，宜亟图之。”[100]史弥远仍一味重用李全，将他提升为京东路总管、保宁军节度使，企图利用李全以对付金人。
嘉定十六年(1223)，贾涉病重，在返回临安府的途中死去。南宋政府命许国继任淮东制置使。许国出身武人，有勇无谋，妄自尊大，更加激化了与李全的矛盾。理宗宝庆元年(1225)二月，李全指使部下在楚州发动兵变，许国无力镇压，自缢而死。
李全要搞割据，自以为不患兵不精，而患财不足。为解决财力问题，他仿照朝廷式样，大量伪造楮币，将它们拿到江南购物，结果“其用顿饶，而江南之楮益贱”[101]，对南宋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
“忠义军”另一重要将领彭义斌反对李全的分裂割据活动，他致书沿江制置使赵善湘，提议联合各路“忠义军”，率先讨伐李全，然后恢复中原。淮东提点刑狱赵范也上书史弥远，积极支持彭义斌的主张。但史弥远要他们“各享安靖之福”[102]，不仅拒绝对李全采取行动，反而任命媚事李全的徐晞稷为淮东制置使。徐晞稷上任后，一味迁就李全，甚至以“恩府”称李全，以“恩堂”称杨妙真。不久，彭义斌与蒙古军战于五马山，兵败被俘，不屈而死。李全乘机招诱山东，淮西忠义军各部，气焰更加嚣张。当许国死后，李全从许国的书箱里看到了朝廷欲除掉他的密函，终于了解到南宋政府对他的真实意图，于是趁金、蒙战争激烈进行之机，出兵山东掠地，北借金人、蒙古以自重;南依南宋以疑蒙古、金人，并获得粮饷供给。宝庆二年(1226)五月，李全在青州被蒙古军包围一年多后，终于投降了蒙古。
是年六月，李福以南宋政府没有提供粮饷为借口，与杨妙真合谋再次在楚州发动兵变，上任不久的淮东制置使姚翀慌忙缒城逃归明州，不久也病死。此后，南宋以“淮乱相仍，遣帅必毙”，再也不敢在楚州建立淮东制置司，而将防御重点从淮水移到长江，改楚州为淮安军，“视之若羁縻州然”。
李全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请求蒙古允许他率兵南下，为表明灭亡南宋的决心，还断去自己的一指为誓。蒙古同意李全的请求，授权他主持山东、淮南行省事务，条件是每年要向蒙古国献纳金币。十月，李全带领军队进入淮安，吞并了在淮安一带的忠义军队伍，势力进一步壮大。
史弥远见李全势力坐大，不断向其馈送粮饷，说这样可以“少宽北顾之忧”。反之，南宋的军队却常常挨饿，将士们愤愤地说:“朝廷惟恐贼不饱，我曹何力杀贼!”李全利用南宋供给的财力和物力，造战船，练水军，积极准备大举南下。在这种情况下，史弥远仍不顾广大官员的反对，继续给李全加官晋爵，任命他为两镇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京东镇抚使等一系列官职，企图用笼络的方法阻止他的叛乱。
理宗绍定三年(1230)十二月，李全突然发兵攻打扬州，公开发动叛乱。南宋政府从天长(今属安徽)、襄阳和淮西各地调集军队前来支援扬州，并从李全后方向他展开进攻，以行牵制。李全一时攻不下扬州，便集中所有兵力，加上被他驱赶而来的农民，共数十万人，“一意长围，以持久困官军”。[103]
次年正月，知镇江府、节制防江水步并本州在砦军马赵范、知滁州节制本州屯戍军马赵葵兄弟亲率步兵和骑兵出城偷袭李全军获得成功，从而解除了李全对扬州的包围。不久，南宋军队攻下了李全的据点平山堂(在扬州西北五十里的蜀冈上)，李全败死。宋军乘胜北进，收复盐城(今属江苏)、淮安、盱眙等地，杨妙真逃往淮北，余党投降，历时五六年之久的李全叛乱终于被平息。
李全是一个非常复杂和非常典型的历史人物，在他身上既有农民起义军和忠义民兵首领的烙印，也有游寇、军阀和民族叛徒的成分。早期的李全，曾参与抗金战争，后来为了反对金朝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又参加了红袄军起义。起义失败后，再附宋抗金，成为“忠义军”的一个重要首领，对防御金人的入侵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由于李全的抗金斗争抱有扩大个人势力的野心，而南宋统治者对北方归正人本能的猜忌和压制，更使他对宋廷产生戒心，从而加速其变质。到了后期，李全的野心越来越大，又看到南宋政府已经不容于己，遂公开叛变南宋，投降蒙古。但是蒙古对他并不信任，没有在兵力上加以支持，他手下的士兵，原来多是“忠义军”和普通农民，不可能死心塌地跟随他去反对南宋，所以覆灭是必然的。
五、宋金和议的废止
从十三世纪一二十年代起，蒙古连续发动对金朝的进攻，将金军打得几无还手之力。金宣宗迁都汴京以后，金朝实际上放弃了对燕京以北地区的统治。金贞祐三年(1215，南宋嘉定八年)五月初，负责守卫中都(北京市)的金尚书右丞相兼都元帅承晖眼见城池将陷，自杀身亡，蒙古军随即攻破中都。金辽东、辽西守将相继叛降蒙古或割据独立，中都以北直到东北的广大地区已不再为金所有。蒙古军继续南下和西进，侵掠河北、山东、山西一带，并于贞祐四年秋天攻破潼关，切断了金朝河南与关陕的联系。与此同时，山东、河北等地的红袄军余部的反金斗争仍然非常活跃，对金朝在河南地区的统治也是一个威胁。此外，西夏在蒙古的压力下，由原来的联金抗蒙转变为附蒙攻金，并且不时与南宋联合，夹击金朝。至此，金朝已陷入四面楚歌、顾此失彼的境地。
嘉定四年(1211)六月，南宋政府遣户部员外郎余嵘为贺金朝皇帝生辰使，出使金朝，时燕京已为蒙古所包围，金朝无法接待使者，余嵘至涿州(河北涿县)而还。当年，金朝也没有派生辰使来南宋。十月，南宋“以金国有难”，命令江淮、京湖、四川制置使“谨边备”[104]。嘉定六年，南宋又先后派出董居谊、真德秀、李出使金朝，三人仍因蒙古南侵和金朝内乱而不能成行。在这种形势下，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建议:“敌既据吾汴，则币可以绝。”朝廷中多数官员和太学、武学、宗学三学生员“主真议甚多”，要求停止向金缴纳岁币。但淮西转运使乔行简以为:“强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
分析上述两人建议，可谓各有各的理由。南宋鉴于“靖康之乱”，徽、钦二帝被掳的奇耻大辱，一直视金朝为世敌，只是因为自己力量不够，才被迫纳币称臣，或称伯、叔。现在金受蒙古打击，国势江河日下，正是可以报仇雪耻的大好时机，真德秀停止纳币的主张，正反映了南宋朝野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但是，乔行简的考虑似乎更为深远，他鉴于北宋宣和年间宋、金签订“海上之盟”，灭亡辽朝，稍后北宋又被金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以为金朝的存在，可以作为阻止正在兴起的蒙古军南下的屏障，否则就会重蹈北宋灭亡的覆辙。对于乔行简的建议，右丞相史弥远从坚持对金屈辱妥协的立场出发，表示支持，可是太学生们却群起而攻之，他们“同伏丽正门，请斩行简以谢天下”[105]。在朝野舆论的压力下，南宋政府从这一年起，停止了给金朝的岁币。
此时的蒙古，急欲灭亡金朝。嘉定七年正月，蒙古派出三个骑兵由濠州(安徽凤阳)钟离县北岸渡淮南来，递交成吉思汗给南宋政府的文书，约南宋共同攻打金朝，当地守军以“本州不奉朝旨不敢受”[106]为由，将他们遣返回去。七月，西夏来议夹击金朝，又遭到南宋的拒绝。嘉定八年，南宋政府一方面继续派遣使臣赴金贺正旦，一方面不顾金人的督责，仍然停止缴纳岁币。
六、金朝最后南侵的失败
金朝在蒙古的频频进攻下，国土日益狭小，内乱更加频繁，实际所能控制的地区已只限于河南一地，加上南宋断绝岁币，使国势变得越来越危急。金统治集团内部经过激烈的争论，主张南侵弱宋，扩大疆土，掠夺南宋财富，迫使其恢复岁贡，以此来摆脱危机的一派占了上风。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南宋嘉定十年)四月，金人以南宋不再纳岁币为由，将元帅右监军乌古论庆寿从抗蒙前线、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从抗西夏前线调回河南，要他们率兵渡淮南侵，宋金局部战争再起。
完颜赛不的军队首先进犯光州(河南潢川)和信阳军(河南信阳)，并分兵攻打樊城(今属湖北)，进围枣阳军(今属湖北)和光化军(湖北光化)。另遣完颜阿邻入大散关(在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岭上)，攻西和(在甘肃西和西)、阶(在甘肃武都东)、成(甘肃成县)等州，想打开进入四川的通道。南宋边界全线告急。宁宗分别下诏江淮制置使李珏、京湖制置使赵方、四川制置使董居谊，要他们“酌量缓急，便宜行事”[107]，加以防御，但是否允许反击，却不置可否。
进士出身的赵方，是南宋中期的一位名将，也是一名杰出的儒将。“嘉定和议”以后，他与当时一般将领的目光短浅、怠于战备不同，而是深谋远虑，“独招兵择将”[108]。其子赵范、赵葵，皆在其麾下，“每闻警报，与诸将偕出，遇敌则深入死战，诸将惟恐失制置子，尽死救之，屡以此获捷”[109]。赵方还提拔了不少由“土豪”出身的战将，如扈再兴、孟宗政等人，对他们“推诚擢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110]。按孟宗政父孟林，绛州(山西新绛)人，原为岳飞部将，后随岳飞至随州，才在随州安家。孟宗政“自幼豪伟，有胆略，常出没疆埸间”[111]，屡立战功。子孟珙在理宗朝更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后文将会讲到。
赵方事先已经估计到金人受蒙古之逼，有可能发动南侵，所以已在荆门(湖北当阳)的东、西两山的险要处构筑工事，积极做好了迎敌的准备。金兵一入侵，赵方对赵范、赵葵说:“朝廷和战之说未定，观此益乱人意，吾策决矣，惟有提兵临边决战以报国耳。”[112]他一面向朝廷上疏主战，一面亲往襄阳指挥，派统制扈再兴与陈祥、钤辖孟宗政等领兵支援枣阳，并增兵光化、信阳、均州(在湖北均县西北)，相互联络以壮大声势。金兵大举进犯，扈再兴、孟宗政、陈祥分三阵设伏以待。金兵至，扈军假作战败，金兵追逐，陈、孟两军从左右两翼出击，金兵三面受敌，被打得大败。扈再兴等三支援军乘胜进抵枣阳城，这时枣阳守将赵观也在城外打败金兵，援军赶到，双方夹击，再败金兵，遂解枣阳之围。赵方以孟宗政权知枣阳军。不久，京湖将王辛、随州忠义统领刘世兴部也在光化、随州(湖北随县)等地打败金人。五月，金兵退去。金统帅乌古论庆寿因向金廷隐瞒士兵的丧亡人数，金宣宗下诏“有司鞫问，已而释之”。[113]
次年二月，金人围随州，并再次进攻枣阳城，游骑至汉水上游，均州守臣应谦之弃城逃走。赵方调刘世兴、扈再兴、鄂州都统许国援枣阳，张兴、李雄韬援随州。随州围解，扈再兴等转战入枣阳。时孟宗政守枣阳城，伏兵城东，金人遇伏败走。不久，金兵再至，扈再兴等部将他们击溃。“自是无日不战”。金人三面来攻，孟宗政出东门，扈再兴出南门，刘世兴出北门，联军将金兵战败。稍后，南宋各支军队分道追击金兵，金兵大溃，“擒赛不妻弟王丑汉，金人遂诛赛不”。[114]
在淮东，淮东提点刑狱兼楚州节制本路忠义人兵贾涉依靠淮北、山东“忠义军”的英勇战斗，击退了金兵向淮东的进犯。金军无机可乘，只得退兵。
南宋在京湖一带的胜利，使宁宗和史弥远感到金人的力量已今非昔比，赵方再次上书朝廷，列举不能与金人讲和的七条理由，宁宗才于嘉定十年(1217)五月下诏伐金。六月，又下诏“厉将士”，表示:“若能立非常之勋，则亦有不次之赏。”[115]这对正在浴血抗金的前线军民来说，多少是一种鼓励。
在川陕，当年十二月，金将完颜赟率步兵和骑兵一万人，进犯四川，占天水军(在甘肃天水西南)，焚大散关，破南宋重要据点皂郊堡(在甘肃天水西南)，南宋军民死亡累累。嘉定十一年(1218)三月，利州统制王逸率官军及忠义民兵十万人，收复了大散关和皂郊堡，杀死完颜赟，乘胜进攻秦州(甘肃天水)。正当此时，沔州都统刘昌祖竟命令宋军退兵，并放散忠义民兵，金军趁机反攻，大散关守将王立弃关逃跑，大散关、皂郊堡又相继失守，西和、成、阶三州守臣也望风远遁，金兵追击，俘获钱、粮、军器不可胜计。兴元都统吴政杀王立，奋起抗敌，再次收复大散关。
嘉定十一年十二月，金宣宗因内有红袄军的反金起义，外有蒙古军的步步深入，加之南侵又不顺利，才不得不遣开封府治中吕子羽等前往南宋议和。次年正月，“吕子羽至淮，宋人不纳而还”。于是宣宗再次下诏“伐宋”[116]。命左副元帅、权参知政事仆散安贞辅佐太子完颜守绪率军大举南侵。
嘉定十二年正月金兵进攻湫池堡、白环堡等大散关四周重要关隘，皆为南宋军队所击退。金人转攻成州，沔州都统张威自西和州退守仙人原，阻止金兵的深入。金兵再攻黄牛堡(在陕西凤县东北)，吴政战死，金兵遂乘胜攻入武休关(在陕西凤县东南)，连破兴元府(陕西汉中)，大安军(陕西宁强大安镇)和洋州(陕西洋县)，四川制置使董居谊从利州(四川广元)逃跑。都统张威派部将石宣在大安军邀击金兵，歼其精兵三千，俘获金将巴土鲁安，金军被迫退出兴元府和洋州。当年春天，南宋政府以利州路安抚使聂子述代替贪浊无能的董居谊为四川制置使，并将董居谊召回行在。
四月，驻扎兴元府的士兵因不堪总领杨九鼎等官员的刻剥虐待，在军士张福、莫简的率领下，发动兵变，兵变士兵头裹红巾，号“红巾队”。红巾队攻入利州，聂子述逃遁，不久也被朝廷召赴行在。兵变士兵杀死杨九鼎，剖开他的肚子，实以金银，愤愤地说:你平时这样贪婪，这次就让你吃个饱吧。张福、莫简率兵变士兵先后大掠阆州(四川阆中)、果州(在四川南充北)，遂宁府(四川遂宁)和普州(四川安岳)，直逼成都府，所至残破。宋廷命安丙出任四川宣抚使，崔与之出任知成都府和本路安抚使。安丙命沔州都统张威前往镇压。七月，张福及兵变士兵一千三百余人被杀，莫简自杀，南宋政府重新控制了利州、成都二路的局势[117]。是年为己卯年，故时人称这次兵变为“己卯之变”。
金与西夏本是盟国，但金人一直来依仗强盛的国力，仍不时侵占西夏国土。特别是金朝将都城南迁后，力求在陕、甘、川扩大领土，“夏主畏其侵迫”[118]，遂有联宋抗金的打算。嘉定十二年，西夏遣枢密使、都招讨寗子宁、忠翼赴南宋四川制置司，提议夹攻秦(甘肃天水)、巩(甘肃陇西)等地金兵。嘉定十三年(1220)九月，安丙接受西夏请求，派都统张威、统制王仕信会合西夏兵，分道并进，共同攻打巩州。双方约定，夏兵野战，宋兵攻城。张威以为:“金人尚强，夏人反复，未可轻动。”安丙不听，仍要张威进兵。果然，二十万西夏兵在巩州城下只作了几天进攻，见攻不下，就很快退兵。擅杀成性的安丙，不问情由，竟杀王仕信以立威，同时解除了张威的兵权。不久，张威含屈而死。张威行伍出身，以勇敢善战著称，他根据蜀中地形，自创阵法，故每战皆胜，且军队“纪律严整，兵行常若衔枚”，“每与百姓避路，买食物则贾倍于市，迄无敢喧”[119]，是当时与扈再兴、孟宗政齐名的南宋又一位良将。
嘉定十四年(1221)十一月，安丙病死，南宋政府任命崔与之兼权四川宣抚使，十二月，再任为四川安抚制置使。此后四年，崔与之不顾年迈体弱，宽民力，厚积蓄，广招人才，加强守备，严密防范金、蒙的入侵，使四川边防线上兵精粮足，局势转危为安。嘉定十七年，宋廷将崔与之以礼部尚书召还，代之以史弥远党徒郑捐主持蜀政。郑捐为人贪婪成性，刚愎自用，后来给南宋在四川的统治带来了严重危害。
嘉定十二年春天，金人在对川陕用兵的同时，由完颜讹可率领步骑数万人，对京(西)湖(北)地区也发动了猛烈进攻，第三次包围随州和枣阳，攻占信阳军二个砦。赵方派扈再兴和知随州许国各领兵三万，趁金人后方空虚，分两道出击，攻打唐(河南唐河县)、邓(河南邓县)两州，用“围魏救赵”的策略，以解枣阳之围。枣阳保卫战历时九十天，大小七十余战，进行得十分激烈。孟宗政在枣阳准备了大量袋子装满砂，大批水瓮装满水，以防金兵火攻。同时，使用火炮轰击城外金兵。金人选精骑二千，号称弩子手，以云梯攻城，又募矿工挖地道，焚烧城楼，皆不能得逞。当枣阳外城即将倾陷时，孟宗政指挥宋军拆毁城楼，增添木柴，燃起一道火山以阻止金兵前进，又用五天时间抢修起一堵长数十丈的偃月城，筑成一道新的防线。金兵披厚铠，穿毡衫，戴上铁面具逼近城墙，并用水浸湿的毛毡灭火，再覆以冰雪，然后拥云梯登城。宋军以长戈刺杀，派勇士从城下夹击，登城金兵纷纷坠死、烧死。金人再用火攻，随即被宋军扑灭。金兵久攻枣阳城不下，已疲惫不堪。正当此时，赵方命扈再兴、许国还师救枣阳，在南宋军队的内外夹击下，围攻枣阳的金军全线崩溃，完颜讹可以单骑逃遁，“弃旗甲辎重满野”[120]，宋军追到邓州而还，缴获了大批粮食和器甲，杀死金兵三万人。
十月，赵方命令宋军对金军主动发起进攻，派扈再兴、许国、孟宗政领兵六万，分三道伐金，攻打唐、邓二州，直到次年正月，才不克而还。金兵再度展开反攻，进犯樊城，也被宋军击退。接着，孟宗政又在湖阳(河南唐河湖阳镇)大败金兵。在赵方的指挥下，依靠扈再兴、孟宗政等将领和南宋军民的浴血奋战，终于击退了金军对京湖地区尤其是枣阳的多次进犯。
在淮西，仆散安贞亲自指挥金军于嘉定十二年(1219)春天进围安丰军(在安徽寿县西南)及滁(安徽滁县)、濠(安徽凤阳)、光州，攻占了光山县。江淮制置使李珏命池州都统制武师道、忠义军都统制陈孝忠出兵救援，但受金兵阻击不能前进。闰三月，金兵又自光州进犯黄州(湖北黄冈)的麻城，自濠州(安徽凤阳)进犯和州(安徽和县)的玉碛，自滁州(今属安徽)进犯天长、六合，金人数百骑兵甚至一直深入到东采石(在安徽和县西南长江边)、杨林渡(在安徽和县东长江边)，“建康大震”[121]。但金人的兵力毕竟有限，加上又有后顾之忧，待京东路总管李全从楚州，忠义总辖季先从涟水率兵前来救援以后，金兵立即后退，李全军追击，杀伤和俘虏了大批金兵。
嘉定十四年(1221)二月，仆散安贞从息州(河南息县)出发，再次领兵攻宋。围光州、黄州(湖北黄冈)，进犯汉阳军(湖北汉阳)。扈再兴引兵再攻唐州，以分散金军兵力，但没有成功，遂退援蕲州(湖北蕲春)。三月，金兵攻下黄州、蕲州，俘虏南宋宗室七十余人，献至汴京。扈再兴、李全率军邀击，金兵绝淮而去。六月，金朝有人诬告仆散安贞所以不杀赵宋宗室，是为了替自己投降南宋留下后路，金宣宗听信谗言，就以谋叛罪将仆散安贞及其三个儿子皆处死。
因为赵方守卫京(西)湖(北)地区取得成功，七月，宁宗以赵方为京湖制置大使，以增强他的权力。但不幸的是到了次月，赵方即病逝于任上。前面已经提到，刚被除为淮东制置使的贾涉，也在此后患病离任，使南宋政府在中路和东路同时丧失了两员经验丰富的抗金大臣。
十五年四月，完颜讹可率三路兵马由颍州(安徽阜阳)、寿州渡过淮河进入南宋境内，大肆掳掠一番以后，急忙于五月退走。正当金兵渡淮北返时，恰值淮水暴涨，宋军乘机追袭，金兵淹死不计其数。
金宣宗本想以夺取南宋土地、掠夺南宋财富来补偿遭受蒙古侵占的损失，在连年用兵，付出了巨大的兵力和财力以后，仍一无所获，终于以失败告终。真可谓是偷鸡不着蚀把米。金元光二年(1223，南宋嘉定十六年)十二月，金宣宗去世，皇太子完颜守绪继位，是为金哀宗。金哀宗不得不承认现实，于次年六月“以文榜遍谕宋界军民更不南伐”[122]。与此同时，金与西夏也重新恢复和好，联合抗蒙。但这一切已经为时过晚，蒙古骑兵的大举深入，先后敲响了西夏、金朝两国灭亡的丧钟。
七、史弥远擅权的开始
史弥远(1164—1233)，字同叔，鄞县(浙江宁波)人，史浩第三子。嘉定元年(1208)十月，钱象祖从右相升任左相，史弥远也由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拜右相。当年十二月，钱象祖被罢去相位后，南宋便进入到了史弥远独相的时代，经历宁、理两朝，前后时间长达二十五年之久，成为整个宋朝擅权时间最长的一位权相，对南宋中后期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宁宗秉性懦弱，不甚聪慧，又讷于言，据说每当金使节来朝，“或阴以宦者代答”[123]。宁宗的健康状况也很差，史言他所到之处必有两个小宦官各背一小屏为前导，一书“少饮酒，怕吐”，一书“少食生冷，怕痛”[124]，身体之羸弱可想而知。由此，他对朝政很少关注，整日“深居高拱”，“天下迫切之情无由上闻”[125]，这便为杨皇后的干预朝政提供了条件。宫女出身的杨后，本无社会基础，她迫切需要获得宰执大臣的支持，而史弥远则缺乏可以擅权的政治资本，以谋害韩侂胄为契机，两个人各取所需，终于紧密地勾结在一起。史弥远上台后，除尽量巴结、讨好杨次山外，还出入宫禁，与杨后私相交往，当时有人颇有非议，并作诗讥讽道:“往来与月为俦侣，舒卷和天也蔽蒙。”[126]史弥远有了杨后作靠山，加之皇帝暗弱，便开始一步步攫取朝廷大权。
作为第一步，史弥远制造各种罪状和借口，把参与谋害韩侂胄的钱象祖、卫泾、王居安、张镃等人，或是罢去官职，或将他们赶出京城，以便让自己独吞“诛韩”果实。接着，史弥远从吏部手中夺取了官吏的任命权。按宋制，四品以下的官员一般由吏部选差，只有特殊勋劳者，才由政事堂(宰相)直接奏注差遣，谓之堂除。史弥远却“以公朝爵禄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阙以归堂除”[127]，将朝廷官职作为其笼络士大夫的诱饵。史弥远为集政权、军权于一身，还把宰相兼枢密使的做法固定了下来。在北宋，为了削弱相权，宰相一般不兼枢密使，仁宗朝因军兴偶有兼领，时间也很短暂。南宋立国后，为对金战争的需要，出现宰相兼枢密使的情况，但自秦桧死后，“乃诏依祖宗故事，更不兼领”[128]。其后兵兴则兼枢密使，兵罢则免，未成定规。史弥远独相后，一直兼领着枢密使一职，从此宰相兼枢密使成为南宋后期的一项定制。史弥远又袭秦桧故伎，撤去了不为自己所喜欢的台谏官，先后将陈晦、黄中、范之柔、倪千里、石宗万、黄序、胡卫等人引入台谏，让他们作为自己的鹰犬，“其所弹击，悉承风旨”。[129]
由于史弥远和秦桧所面对的最高统治者不同，所以秦桧在阴险凶残的高宗面前，擅权时尚需有一番做作，而史弥远的擅权，却几乎无所顾忌，其权力之大也远远超过了秦桧。
在对外关系上，史弥远虽然力主与金朝妥协议和，但当他看到金人已经衰落，也跃跃欲试，想图边功。不过，老奸巨猾的史弥远有韩侂胄的前车之鉴，不愿意承担对金战争失败的风险，所以他或支持李全等人率领的忠义军攻打金人，胜利了可为南宋收复国土，失败了可以推卸责任，并借金人之手消灭忠义军;或绕开枢密院和地方军政长官，直接给前线将领下密札，要他们对金人展开小规模的进攻，成功了是史弥远的功劳，失败了则让武人来给他作替罪羊。
嘉定七年(1214)，金部员外郎崔与之出任知扬州兼淮东制置使，历时达五年之久。当时金朝已迁都汴京，淮东形势错综复杂，崔与之为了防御金人可能发动的进攻，做了大量的战备工作。嘉定十年，南宋驻盱眙的都统制刘琸奉史弥远密札，出兵取泗州，结果被金军打得大败，使崔与之用数年时间辛苦训练起来的一万人马损失殆尽。金人渡淮，史弥远恐慌不安，一连给崔与之三封信，要他赶快向金人求和。崔与之复信以为，“彼方得势，而我与之和，必遭屈辱”，他在列举了两淮粉碎金兵进犯的各种有利条件以后，断然拒绝议和。并立场鲜明地表示:如果一定要与金人议和，则请朝廷“别选通才，以任和议”。与此同时，崔与之“亟修守战备，遣精锐，布要害”，积极做好防御金人入侵的准备。后来“金人深入无功，而和议亦寝”[130]。可是，淮甸局势一旦稳定，史弥远就因崔与之不听话，罢去了他淮东制置使兼知扬州的官职。
嘉定前期，南宋部分官员为反对史弥远擅权，对他进行了揭露和斗争。侍讲王居安要宁宗不可偏听内廷和史弥远，他说:“人主公听则治，偏信则乱;政事归外朝则治，归内廷则乱;问百辟士大夫则治，问左右近习则乱;大臣公心无党则治，植党行私则乱……大臣正、小臣廉则治，大臣污、小臣贪则乱。如用人稍误，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也”[131]。权兵部尚书兼侍读倪思多次上疏，以为“今有更化之名，无更化之实”。他要宁宗“亲擢台谏，以革权臣之弊，并任宰辅，以鉴专擅之失”。当史弥远拜右相时，翰林学士陈晦为讨好他，在制词中用了“昆命元龟”一语，倪思以为这是舜、禹传授之词，不能用。史弥远便趁机以“僭论制麻”[132]罪，将倪思罢黜。吏部侍郎兼权给事中许奕上疏反对封杨次山为少保、永阳郡王，他指出:“自古外戚恩宠太甚，鲜不祸咎，天道恶盈，理所必至。”又言:“史弥远力辞恩命，宜从之以成其美。”[133]史弥远对这些建议都不予理睬，并立即将他出知地方。此外，如傅伯成以谏官论事去，蔡幼学以词臣论事去，邹应龙又继以封驳论事去。总之，只要不合史弥远的心意，就不让他有立足朝廷的余地。嘉定六年(1213)，起居舍人真德秀在一个奏疏中说:“更化”之初，官员们以为从此可以畅所欲言，不料没有几天时间，动不动就遭到弹劾，不是被撤职，就是遭贬官，于是人人都噤若寒蝉，不敢多说一句话，今后如果出现事关国家安危的大事，“群臣喑嘿如此，岂不殆哉”。史弥远知道真德秀在朝廷里影响很大，不敢贸然罢他的官，而是采取加官之法对他进行笼络。真德秀洞察史弥远的这一手，对人说:“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134]遂力请补外，出为江东转运副使。
第一次反对史弥远的浪潮，就这样被压制了下去。
此后，由于宁宗一直深居宫内，似有若无，而史弥远羽翼已丰，独揽朝政，专权跋扈。时间一久，群臣“知莫敢言，言莫敢尽”，在朝廷里形成了一股可怕的“尚同”[135]之风，不同的意见完全被窒息。宁宗一死，史弥远的擅权更是变本加厉，对此我们将在后面再作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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