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宗朝的政治

一、度宗的腐朽统治

度宗登上帝位时已经二十五岁，在此之前他在宫中读书、习事已有十余年，按照常例，应该具备了基本的统治能力，但由于身体上的先天不足和对理宗腐朽生活的耳濡目染，使他无力控制也懒得去控制朝政。所以理宗死后，有人提出请谢太后(理宗皇后道清)垂帘听政，因遭到权参知政事叶梦鼎等人的反对而没有实现^[1]。这样，度宗只得放手将朝廷大权交给有“定策功”的贾似道，从而为贾似道继续控制朝政铺平了道路。

咸淳元年(1265)三月，贾似道在理宗灵柩安葬毕，借口援引惯例，几次上章要求辞去相位，但都遭到度宗的拒绝。四月，贾似道不顾度宗一再挽留，径自回到他在绍兴府的私第。恰巧就在此时，荆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向朝廷报告，言蒙古攻下沱(在湖北枝江县东南)甚急，于是“朝中大骇”^[2]。度宗更是不知所措，他只得多次“御笔宣促”，要求贾似道立即返回临安供职，甚至说自己“夜不安枕，未明求衣，专侯师相归，处分万几之事”。“今师相舍机政而归锦里，谁与予膺镇安抚之任”?同时八次派遣官员赴绍兴府迎请。后来，贾似道表示如果同意他辞相奉祠，愿意回到临安。度宗无奈，只得下诏除贾似道为太师、镇东军节度使、魏国公、醴泉观使兼侍读，再遣内侍“三至其第邀请”。至此，贾似道才于次月回到临安。度宗将贾似道“骗到”京城后，“独员引见”，“乃再拜右丞相”^[3]。上述这一幕，反映了度宗对贾似道的依赖之深已达到一日不可或缺的地步。

度宗虽没有继承到理宗的些许统治本领，在荒淫腐败方面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当时南宋社会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仍然不恤政事，一味追求淫乐。史言度宗自为皇太子时，就“以好内闻，既立，耽于酒色”^[4]。“故事，嫔妾进御，晨诣閤门谢恩，主者书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谢恩者三十余人”^[5]。一个晚上竟要玩弄三十余个嫔妾，其好色的程度实在让世人吃惊。他最为宠爱的嫔妃有会宁郡夫人王秋儿等十四人，“王能属文”，凡是批答臣僚的章奏，“皆出其手”^[6]。为此，群臣不断劝谏，起居舍人高斯得要度宗对一切“纷华柔曼可以倾意而迁神者，一皆屏去”。宗正少卿赵景纬在奏疏中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

损德害身之大，莫过于嗜欲……每御一食，则思天下之饥者;每御一衣，则思天下之寒者。嫔嫱在列，必思夏桀以嬖色亡其国;饮燕方欢，必思商纣以沉湎丧其身。^[7]

但是，这些劝谏，对度宗而言，无异于对牛弹琴，毫无作用。

度宗也和理宗一样，大肆“推恩”外戚和宗室，仅咸淳三年(1267)，因册封理宗皇后谢氏为皇太后，包括她的侄子谢堂在内的谢氏一家及其姻亲共四十九人获得升官，七十六人获赐银、绢;因册封全氏为皇后，包括其弟全清夫在内的全氏家族共三十二人获得升官。生父嗣荣王赵与芮进封福王，其姻亲共三十四人各转官有差。四年七月，度宗对淑妃杨氏亲属的“推恩进秩”竟多达一百三十四人^[8]。“推恩”之滥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度宗即位后，继续将崇尚理学作为他的国策，起用理学之徒，任命礼部尚书马廷鸾、直学士院留梦炎兼侍读，以婺州教授兼丽泽书院山长何基、建宁府教授兼建安书院山长徐幾兼崇政殿说书，同时召大儒江万里、王爚、洪天锡、汤汉等赴临安任职。不久，以洪天锡为侍御史兼侍读，汤汉为起居郎兼侍读，江万里、王爚、马廷鸾皆被擢为执政。朝廷中大部分官职，几乎都为理学家及其信徒所把持。贾似道惟恐有人分其权势，鼓动度宗“专用此一等人，列之要路，名为尊崇道学，其实幸其不才愦愦，不致掣其肘耳”。^[9]

在度宗和贾似道的腐朽统治下，社会危机空前严重。在政治上，吏治更加腐败，官员们变本加厉地进行贪污和搜括，使度宗也不得不承认:“吏以廉称，自古有之，今绝不闻。”^[10]贪官污吏横行，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在经济上，因为战争形势更加紧张，国土面积日益缩小，军费负担越加沉重，正如沿江安抚使朱禩孙对度宗所说:“祖宗时以全天下事力备西北二边，渡江以后半天下事力备三边，今日又以东南一隅之地备四边，事力可知。”^[11]度宗和贾似道为了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不得不再次滥发楮币，从而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咸淳三年十二月，据行在点检所检察黄震说，当时临安米价每斗达二贯六百文上下^[12]，是“靖康之变”开封沦陷时米价的两倍。到度宗末年，二百文十八界会子已经“不足贸一草屦”^[13]。在军事上，随着蒙古军队的步步紧逼，两淮和京湖地区再次告急，四川六十余州，到咸淳四年只存下二十余州，“所谓二十余州者，又皆残荒，或一州而存一县，或一县而存一乡”^[14]。在这种形势下，南宋政权只能坐以待毙。

二、贾似道擅权的加深

度宗即位后，对贾似道更是敬畏有加，将一切军国大事放手让他处决。继咸淳元年(1265)四月，度宗特授贾似道为太师，依旧右丞相兼枢密使、魏国公以后，三年二月，又改授平章军国重事，位在丞相之上，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六年，又允许他十日一朝。这使贾似道更加踌躇满志，自以为:“己未之冬事(指鄂州之战)已去矣，至于今日皆我力也。”^[15]

贾似道大权在握，加上皇帝暗弱，使其擅权程度之深更甚于秦桧、史弥远等人。“凡台谏弹劾，诸司荐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关白不敢行”^[16]。甚至直接出自皇帝旨意的内制，也需事先向贾似道“呈稿”，以获取认可，否则就会被劾罢。当时，朝廷上下，上至宰执侍从，下至州县地方官，绝大多数官员都拜倒在他的脚下，不是其爪牙，就是其同党，即使一般官员，慑于贾似道的淫威，也无不表示折服。咸淳五年四月，贾似道又一次向度宗提出致仕要求，度宗竟“恸哭而留之”，台谏上疏乃云:“岂特陛下愿其留，二相愿其留，群工百执愿其留，至于六军万姓，莫不愿留，则留者人心之所同然也。”^[17]一次，贾似道集合百官议事，忽然厉声对大家说:“诸君若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众人都不敢作声，惟有礼部侍郎李伯玉不服，他说:“伯玉殿试第二名，平章不拔擢，伯玉地步亦可以至此。”^[18]事后，李伯玉即被出知隆兴府。但不久又被度宗召至京城，擢为权礼部尚书兼侍读。再如行公田法时，资政殿学士、沿江制置大使、江东安抚使、知建康府马光祖致书贾似道言:“公田法非便，乞不以及江东。必欲行之，罢光祖乃可。”^[19]结果马光祖不仅没有被罢官，反而进为大学士兼淮西总领，后召赴行在，迁提领户部财用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由此可见，尽管贾似道擅权甚深，但任命大臣的权力并不完全操在他的手中，虽云“擅权”，毕竟不敌皇权，这完全为有宋一代的政治体制所决定。

贾似道专横跋扈，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由于襄樊被围，形势十分危急，荆湖南路安抚制置使汪立信向他献三策:一是尽抽内地之兵赴江北，七千里江防，每百里置一屯，屯有守将，十屯为府，府设总管，要害处倍其兵，战守并用，互相联络应援，此为上策;二是释放使者郝经等人，“许输岁币以缓师期”。二三年后，待兵力渐增，可战可守，此为中策;如若以上二策不行，则只有投降这一下策。贾似道得书后大怒道:“瞎贼狂言敢尔。”立即命台谏将汪立信劾罢。咸淳十年(1274)，元兵大举南下，贾似道督诸军出次江上，以汪立信为端明殿学士、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讨使，两人在芜湖相遇，贾似道才后悔地哭着对汪立信说:“不用公言，以至于此。”^[20]

陈文龙是咸淳四年进士第一人，起初贾似道爱其文学才能，将他擢为监察御史，可是陈文龙所有上疏独不向贾似道“呈稿”，这便得罪了贾似道。襄阳失守后，救援失职的范文虎尽管受到台谏弹劾，贾似道仍让他出任知安庆府，又任命资历甚浅的赵溍知建康府、政事怠荒的黄万石知临安府。陈文龙上疏反对这些任命，“请皆罢之”。贾似道大怒，先黜陈文龙知抚州，接着将他劾罢。后来元军南下，范文虎等人或降或逃，贾似道才后悔不听陈文龙之言。^[21]

在用人上，贾似道既爱才，也嫉才，从咸淳三年(1267)起，在他的推荐下，程元凤、叶梦鼎、江万里、马廷鸾、王爚、章鉴等一些颇有声望的大臣相继被拜为右相兼枢密使，江万里、王爚等还升至左相，但贾似道同时又处处加以掣肘，不让他们有独立行使相权的机会，稍不如意就加以劾罢。如叶梦鼎为相时，一次给无罪而罢官的利州转运使王价之子以遗泽恩，贾似道以为恩不出于己，罢去省部吏数人，以发泄自己的不满，叶梦鼎知道后怒道:“我断不为陈自强。”坚决要求辞去相位。贾似道之母史氏知道后责备贾似道说:“叶丞相安于家食，未尝希进，汝强与以相印，今乃牵制至此，若不从吾言，吾不食矣。”贾似道的回答是:“为官不得不如此。”太学生也上书为叶梦鼎辩护，抨击贾似道“专权固位”，贾似道至此才有所悔悟，表示愿与叶梦鼎和解^[22]。贾似道喜爱佞谄之人，一些趋炎附势、甘心卖身投靠的官员，争着向他献殷勤，甚至贾似道身旁的走卒、僮仆之流，也成为官员们巴结逢迎的对象。“争纳赂求美职，其求为帅阃、监司、郡守者，贡献不可胜计”。^[23]

贾似道还多次以辞官致仕相威胁，迫使腐朽无能的度宗给与这位“师相”以更大的权力。咸淳二年，当贾似道第二次要求辞官时，度宗竟顾不上君臣名分，“至泣涕拜谢之”。参知政事江万里实在看不下去，说道:“自古无此君臣礼，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复言去。”^[24]在这种情况下，贾似道总算答应留任。八年九月，度宗前往临安城东南行明堂大礼，夜宿太庙，天明大雨，玉辂水深难行。度宗贵妃胡氏之兄、带御器械胡显祖建议依开禧故事，改乘比较轻便的逍遥辇回宫。度宗要他先征求贾似道的意见，胡显祖谎称已得到贾似道的同意。贾似道知道后勃然大怒，以为自己身任大礼使，不知此事，乃是对自己的轻侮，于是七次上疏乞罢政。度宗再三挽留无效，只得惩办有关官员，罢胡显祖官，“涕泣出胡贵妃为尼”。^[25]

《宋史·贾似道传》和《钱塘遗事》说贾似道晚年的生活依然非常糜烂，怠于政事，置南宋的安危于不顾。每日深居葛岭私第，由吏人抱文书到他家中，大小朝政皆由其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处决，“宰执充位署纸尾而已”。尽管前线的军事形势十分紧张，襄樊已危在旦夕，他依然“日座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每天“纵博”和“踞地斗蟋蟀”，成为贾似道的“军国重事”^[26]。或者整天游乐于西湖之上，至有“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27]之嘲。还酷嗜宝玩，建多宝阁，“日一登玩”。“人有物，求不予，辄得罪”^[28]，甚至为得到余玠随葬的一根玉带，竟不惜掘坟开棺求取。又说贾似道性极忮刻残忍，其妾有兄来，想入府门，被他看见，“缚投火中”^[29]。某日，贾似道的一姬倚楼望见两个少年男子，说了一声:“美哉，二少年!”贾似道便对她说，如果你愿意嫁给他们，就让他们来聘你，那姬笑而不答。稍后，贾似道召集诸姬说，刚才已收到两少年的聘礼，大家打开一看，原来是那位赞美少年之姬的头颅^[30]。更有甚者，度宗一次说起襄阳被围已经三年，贾似道问他:蒙古兵已经退走，陛下因何得知?度宗说是从一个宫女那里听到，贾似道便借故将那宫女赐死，“自是边事并无敢言者”^[31]。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另有一官员方回，他在贾似道当政时，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因赋《梅花百咏》以媚贾似道，遂得升迁。贾似道被贬官后，方回“虑祸及己，遂反锋上十可斩之疏，以掩其迹。时贾已死矣，识者薄其为人”^[32]。上面提到贾似道的一些罪行，部分出自太学生的传言，部分来自于方回的奏疏，但却很少见到同时代人的记载。《四库》馆臣言“(方)回人品卑污”，“其居心尤巧诈可鄙”^[33]。方回是否也给贾似道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今天已不得而知，但从历史上看，反复之徒为开脱干系，揭发起来往往比其他人利害，这几乎成为一个定例，而其言之真实性却更为可疑。

贾似道生活腐朽，他的纨绔习气至老不改，这是可以相信的，但个人品质是否恶劣到如此程度，我们却不能从宋末元初人、治学态度严谨而又对故国深为怀念的文天祥、黄震、谢枋得、郑思肖、周密等人的著作中得到印证，所以对有些记载还是值得怀疑。至于说到贾似道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依然不理朝政，并对度宗隐瞒襄樊危局，使他一无所知，而贾似道自己则对襄樊被围见死不救等等，却于史实不合。就以襄樊被围事论，当时官员如荆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汪立信和监察御史陈文龙等人皆屡次上疏言襄樊之危，咸淳九年(1273)初，襄樊沦陷在即，起居舍人高斯得也对度宗说:“臣窃见襄阳之围，旷日持久，命将救援，择非不至，然气索志偷，情见力屈。大劳未艾，扫清无期，岂非将不胜任之所致乎?”^[34]可见度宗完全了解襄樊危局，何必因宫女而知?再如贾似道的宅第建于葛岭山麓，姬妾藏于朱门高墙之内，又怎能“倚楼望见两个少年男子”?周密曾说:“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亦未尽然。”^[35]他在这里虽然指的是韩侂胄，但对贾似道来说同样也是如此。

贾似道的独断专行和推行公田法、推排法等措施，使他在赵宋统治集团内部越来越陷于孤立，蒙古的步步进逼，更使他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咸淳三年(1267)十一月，贾似道上书度宗，第三次要求引退，他说:

臣独念平时怙一是而众嫉起，守公法而私怨丛。绵力不足以胜弊奸，血忱适足以来口语。熏心忧畏，无岁不疾，必指牖下以为归。最后，先皇帝鉴临责切，以臣之谨虑而从之者，将许以终事而退。拟侯有请，而飚御已宾天矣……恭遇陛下，正乾位继……恫身屏息，以侯复土。登祔之后，乞此余生，归老闲寂，亦日先帝之终，陛下之始。揆之臣心，固已粗谓两尽。无何还越……陛下眷意殊特，召趣纷至，朝绅貂使，交彻于道，奎札勉谕，日每十数，终复动以先帝之恩，临之以东朝之旨……由是儆若以往，无敢差池，宣对未几，再睹迁播。臣于是时，凌兢欲仆，形躯精爽，皆非己所得有。顷之又罹霜露之病，证状与常时殊，众医相视愕眙……戊子之夕，雷发非时，其占日:大臣专政，臣讵可偃然而不知天威之当惧乎……^[36]

在这里，贾似道虽然竭力美化自己，但确实也预感到长期擅权，结怨甚多的危险，长年患病，身体羸弱，也是事实。可是由于他对权势的贪恋和度宗的一再挽留，“上肩容易下肩难”，在政治斗争的漩涡里终究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