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少数民族的地区分布

一、荆湖南北路的少数民族

秦、汉以前，在我国长江中游及其以南地区(宋代主要是荆湖北路的西南部和荆湖南路的大部分地区)，散居着许多被称为“蛮”的部落。所谓“蛮”，又称“南蛮”，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史书中，有时泛指四方的所有少数民族为“蛮”，但这里所言之“蛮”，主要是指生活于荆湖南北路的少数民族。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演进，许多“蛮人”部落逐渐与华夏人融合，成了后来汉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于没有被融合的“蛮人”，则仍旧保持着他们原先的生活习性和部落形式，有的居住于原地，有的往大山深处和西南方向迁徙。不过，一方面，“蛮人”部落在与其他民族交接的地区，肯定会有融合的现象出现，甚至还可能会形成新的民族。另一方面，原来同属于“蛮人”的部落，由于长年的地区隔绝和互不往来，语言、风俗习惯也各不相同，于是人们又可以从“蛮人”部落中区分出一个个大小不等、风俗、语言各异的少数民族。

南宋时候，不少未被同化的“蛮人”，包括今人称作为瑶族、苗族、土家族、侗族等多种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两个地方:一是荆湖南路西北部和荆湖北路西南部，即今天的湘西地区;一是分布在荆湖南路的东南部，即今天的湖南东南部和湘、桂接壤地区。

荆湖南路西北部和荆湖北路西南部，在汉代属于武陵郡，故人称聚居在这一带的“蛮”为“武陵蛮”。又因为那里处于沅水和湘水上游，其地有五条溪流，因而也称他们为“五溪蛮”。“蛮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多聚居于峒(所谓峒者，指四周高山峻岭包围中的小块盆地)和山谷溪流边，并以此形成了一个个村落。峒是“蛮人”部落最基层的单位，相当于汉族的“乡、里”，故而“溪峒”常被汉人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的代名词。

据有关学者考证，荆湖南北路的“蛮人”，至北宋始正式有猺(瑶)人的称呼^[3]，产生这种称谓的原因，除了对少数民族仍然带有侮辱性的意思以外，恐怕还有与海南黎人、广南畲人和广西某些少数民族相区别的目的。但随着“猺人”的继续南下和与其他民族相杂居，这些区别又往往变得模糊不清。

湘西地区的“猺人”。主要分布在辰(湖南汉寿)、沅(湖南沅江)、澧(湖南澧县)、靖州(今属湖南)至武冈军(湖南武冈)一带，面积至为广大，并且多居于大山深处。绍兴六年(1136)，知鼎州张觷言:

鼎、澧、辰、沅、靖州与溪峒接壤，祖宗时尝置弓弩手，得其死力，比缘多故，遂皆废阙，万一蛮夷生变，将谁与捍御?今虽各出良田募人以补其额，率皆豪强遣僮奴窜名籍中，乘时射利，无益公家。所宜汰去，则募溪峒司兵得三百人，俾加习练，足为守御，给田募人开垦，以供军储。

从中可以窥知两点:一是鼎、澧、辰、沅、靖等州，为南宋政府直接统治的地区，亦即省地，而在这些州郡之外的地区，皆为“蛮地”。还值得一提的是，即便辰、沅、靖三州，也是“古蛮夷之地”^[4]。靖州附近之武冈军，虽为正州军，全军有溪峒七百八十余所^[5]，居民几乎全为瑶人。由此可见少数民族人民居地之广。二是守御省地的军队，亦募溪峒之人为之，其首领实为南宋“归明官”的主要来源。

分布在荆湖南路的东南部，即今天湖南东南部和湘、桂接壤地区的“蛮人”，则主要生活在湘江中游及其支流如舂水、耒水、涑水等流域所构成的约三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西向偏北的“梅山峒蛮”居地。范围包括衡阳、郴州、桂阳监(湖南桂阳)、道县、邵阳、新化一带，与武陵蛮为邻。其地多为丘陵或高山。本地区的东边有罗霄山脉与江南西路为界，南面以五岭与广东相接，西南与本路的永州、武冈军、全州相接。东、西、南三面，都与一些民族地区相邻，惟有北面与之相接者，“亦即开发堪称至早的湘江中下游流域，才是当时湖路惟一汉人聚集最多的盆底精华区”，故“潭州州境所邻接的‘溪峒’，该是荆湖南路最北边的蛮区”^[6]。南宋人以为:“湖南九郡，皆接溪峒。”^[7]说明位于荆湖南路东南部的衡阳、郴州、桂阳监等州军，也在众多溪峒的包围之中。

以上可知，荆湖南路在人口数量上，汉人当占有优势，但以散布面积而言，以瑶人为主的少数民族还是占了大部分，汉人多居于州军、县城及寨内，出城出寨即为溪峒。不过，正如真德秀所言:“郴、桂诸峒，虽名傜人，实与省民错处”^[8]，可见溪峒与省地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显，这虽在客观上容易发生汉人与瑶人的矛盾和冲突，但也促成“生户”变成“熟户”，为瑶、汉民族的进一步融合提供了条件。

二、广南西路的少数民族

秦、汉以前，长江中下游以南至两广一带，散居着许多被称为“越人”的部落。随着秦王朝军队的南下和自两汉至隋唐历代中原王朝统治势力的南下和不断“征讨”，越人部落大部与中原汉人相融合，成为汉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被融合的越人，或进入崇山峻岭，或依然生活在汉族统治者势力薄弱或一时不可到达的地区，广南西路被今人称之为壮族的少数民族，有些学者认为就是古代越人的后裔。^[9]

南宋广南西路共有二十五个州军，其中的二十一个州军在今天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其四周则全为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这里的少数民族，以壮族为主，也有瑶、苗、彞等其他民族。北宋皇祐年间(1049—1053)，壮族首领侬智高在广源州(在广西凭祥附近，是南汉建立的十个羁縻州之一)发动反宋战争失败后，宋廷加强了对那里的治理。进入南宋，共建有五十余个羁縻州、县、峒，其中隶邕州(广西南宁)者多达四十四个，他们大多分布在左江和右江流域，以侬、黄、韦、周为大姓。此外，柳州地区也是壮族人聚居之地。

由于历史的原因，壮族地区的羁縻州制度比较完备，长官由大小不等的首领担任，称知州、权州、监州、知县、知峒，其次有同发遣、权发遣之类，统称“土官”，由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任命。土官多“寄籍内地”，纳粟补官，任大小使臣。若有“敢诣阙陈献利害”者，甚至可以借补閤职。其子弟习儒业之人，有入邕州应举。每村以一人为长，谓之“主户”，余民称“提陀”，为百姓之意，主要从事水稻的种植。土地为“主户”所有，计口给民，不得典卖，只有百姓自己开垦的荒地才可归己所有，谓之“祖业口分田”。知州可得“养印田”，犹宋代官员的职田。权州以下无印记者，可得“荫免田”。土官既统治其民，又通过攻掠其他少数民族而获得生口，或通过买卖得到生口，以及生口的后代，“给田使耕，教以武技，世世隶属，谓之家奴，亦曰家丁”^[10]。家奴中的强壮者，谓之“洞丁”，一州约五六百到一千人左右不等，是该羁縻州的主要兵力。

除壮族外，广西还有其他许多少数民族，特别是部分五溪蛮南下进入广南西路以后，在其北部的静江府(广西桂林)、融州(广西融安)、宜州(今属广西)、柳州(今属广西)和贺州(今属广西)一带生活着众多的瑶人。他们住“深山重溪中，椎髻跣足，不供征役，各以其远近为伍”。^[11]

此外，还有多个少数民族分布于今广西各地，他们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更为滞后。如有一种被当时人称为“獠”的少数民族，生活在右江溪峒之外，他们依山林而居，“无酋长、版籍”，“以射生、食动为活，虫豸能蠕动者皆取食。无年甲姓名，一村中推有事力者曰郎火，余但称火”。类似民族，据范成大说，在广西“殆百余种”。^[12]

在广南西路的海南(今海南省)，主要少数民族为黎族。

南宋时候的海南，共分四个州:北面为琼州(海南海口)，东面为万安军(海南万宁)，南面为吉阳军(海南三亚)，西面为南宁军(海南儋州)，中间则有黎母山(海南五指山)横亘。在黎母山四周，居住着黎人。黎人又分为熟黎和生黎两种，“熟黎所居，半险半易，生黎之处，则已阻深，然皆环黎母山居耳”^[13]。黎人住栅屋，土产有名香、槟榔、椰子、小马、翠羽、蓼蜡、苏本、吉贝等。黎人无赋税负担。四州军通过与黎人贸易所得，以为政府收入。“黎装椎髻、徒跣、裸袒，而腰缭吉贝，首珥银钗，或铜或锡，首或以绛帛采帛包髻，或戴小花笠，或加鸡尾，而皆簪银篦二枝，亦有著短织花裙者”。黎族有一半人能说汉语，长相与汉人并无两样，如果“变服入州县墟市，人莫辨也”。^[14]

三、四川地区的少数民族

南宋的四川地区，一般指成都府(治四川成都府)、潼川府(治四川三台)、利州(治陕西汉中)、夔州(治重庆奉节)四路而言。在这四路特别是其周边地区，羁縻州众多，那里生活着大量的少数民族。

先以成都府路而言，全路共有府、州、军、监十六个，其中的黎州(四川汉源)，地处川西，本是北周时期在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新建立起来的一个州，隋朝中废，唐代复置。到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黎州全州丁口不满一万，但所领羁縻州却多达五十四个。雅州(四川雅安)在黎州北面，两州相距仅一百余里，崇宁时丁口是六万余人，所领羁縻州也有四十四个之多。茂州(四川茂县)在成都府以北约二百里处，崇宁丁口仅一千三百余人，尚不足内地一个县的丁口数，唐代前期，曾置都督府于此，所领羁縻州却多达一百余个。后来由于吐蕃势力向东扩张，绝大部分羁縻州落入到了吐蕃之手，南宋时仅存十个羁縻州。威州(四川理县)在茂县西北，两州相距一百余里，崇宁丁口三千余人。领羁縻州二个。

潼川府路共有府、州、军、监十五个，其中地处最南端的叙州(四川宜宾)，崇宁丁口三万六千余人，领羁縻州三十个(一说三十二个)。本路大部分土地夹在成都府路与夔州路之间，只有南面与少数民族众多的大理国(云南)和黔北相连，因此只有叙州才深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利州路共有府、州、军、监十七个，其西面是成都府路，南面是潼川府路，东北面与关中相接，历史上这里并非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因而自唐至宋，此地从未设置过羁縻州。

夔州路共有府、州、军、监十五个，在其最南端的黔州(后改名为绍庆府，今重庆彭水)，丁口只数千人，却领羁縻州四十九个。^[15]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四路的州军，虽皆为正州军，但有的原系少数民族住地，如成都府路的威州，夔州路的黔州，本为“古羌夷地”^[16]，或“古蛮夷之国”^[17]。有的原系羁縻州，如潼川府路的长宁军(四川长宁)，夔州路的珍州(贵州桐梓)、播州(贵州遵义)等，后因“族帅献其地”^[18]，才成正州军。有的属县、属砦，原系羁縻州，如南平军(重庆纂江)之溱溪砦，本为羁縻溱州，后并省入南平军。如此等等，足见南宋四川地区少数民族的居地也十分广大。

以上可知，四川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生活在两个地区，一是川西和川北，一是川东南至黔北(贵州北部)。

先言川西和川北少数民族的分布。人们通过对历史沿革的考察，基本上可以知道，成都府路茂州、威州，汉人很少。“茂州居群蛮之中，地不过数十里”^[19]。而威州虽名正州，居民大多为少数民族，至于茂、威两州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包括今天四川的九寨沟、松潘、若尔盖、阿埧等地)，基本居民是羌人，此外有少量吐蕃居住。雅州、黎州附近及其西面数十个羁縻州，主要居民也是羌人，但吐蕃所占比例较前者要多得多。不过，这地区少数民族的种类似乎尚不是很多。

再言川东南至黔北少数民族的分布。大约西起黎州，中经叙州、沪州(今属四川)东至黔州一线的南面，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这里的少数民族种类十分复杂，《宋史·蛮夷传》虽然都称他们为“蛮”，如果细分的话，当包括苗、彞、土家、仡佬等多种。

此外，夔州路施州以东，至荆湖北路的峡州(湖北宜昌)一带，那里也生活着众多的土家族人和瑶族人。

四、不断迁徙的畲族

南宋的少数民族，除分布于荆湖南北路、广南西路和四川地区以外，在广南东路、福建路、江南西路和浙江东路的山区也有零星分布。其中畲族的分布最引人关注。有关畲族的族源有多种说法:一种以其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蛮、瑶、畲三族之间又都盛行盘瓠的传说，自认为是盘瓠的后裔，族源当为武陵蛮;一种根据其地理分布的走向，认为他们是越王勾践的子孙，族源当为古越人。多数学者以为，前一种说法较为可信。^[20]

畲字的本意为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种田，大概唐、宋时期畲族人从事农业生产的方式比较落后，故一般汉人就以畲民命之，有时亦称他们为輋民。畲族的名称，最早见之于南宋后期。刘克庄知漳州日，在《漳州谕畲》一文中说:

凡溪洞种类不一，日蛮，日瑶，日黎，日蜑，在漳者日畲……畲皆刀耕火耘，崖栖谷汲，如猱升鼠伏，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畲民不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21]

畲族人与瑶族人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早期畲族人经常迁徙，不常居一地，因而人称畲族人为“山客”或“生客”。清人汪森编《粤西丛载》引《南宁府志》谓:“瑶一名畲客，有四姓:盘、蓝、雷、锺。自谓狗王后。男女皆椎髻跣足，结茅为居，迁徙无常，刀耕火种，不供赋役。善射猎，以毒药涂弩矢，中兽立毙。”^[22]今天的畲族，确实以此四姓为大姓，说明他们早年曾在广南西路居住过，且人们从他们的姓氏中，可以追踪其迁徙的轨迹。

又据清初人杜臻《粤闽廵视纪略》载:

(陈)元光，字廷炬，固始人。父政，以功拜玉钤卫翊府、左郎将。(唐)高宗总章二年(按:669)泉、潮间蛮反，政领岭南行军总管事，出镇绥安……仪凤二年(按:677)，政卒，元光代领其众……广寇陈谦结蛮酋苗自成、雷万兴等攻陷潮阳，元光讨平之……嗣圣二年(按:685)，请建一州于泉、潮间，益七闽为八，许之。以元光父子世守南土，边民畏服，令建漳州漳浦郡于绥安，世守刺史……境内称治。已而苗、雷余孽复炽，元光讨之，为贼将蓝奉高所害……^[23]

从中可以知道，至迟到唐高宗时，以雷、蓝为姓氏的畲族人，已从广南西路进入广南东路和福建路边界。

与此同时，在江南西路西南部接近荆湖南路的山区，也居住着不少畲族人，这虽不能从南宋史书中得到直接证明，但在《元史》中有着间接记载，一云:“(至元十六年，南宋祥兴二年，1279)五月，诏谕漳、泉、汀、卲武等处暨八十四畲官吏军民，若能举众来降，官吏例加迁赏，军民按堵如故。”^[24]一云:“(至元二十五年)三月，汀、赣畲贼千余人寇龙滔。”^[25]

此后，畲族人不断北上，经过福建、江西等地，大约到南宋末年，已有畲族人进入浙西山区。^[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