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瑶
【摘要】毕沅是清代乾嘉时期苏州著名的藏书家，受业于吴派大师惠栋，他在其幕宾的襄助下，搜求善本古籍，校勘辑佚，编撰了许多有价值的著作。其《续资治通鉴》和《经训堂丛书》等至今仍受学界瞩目。其学术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引领了乾嘉时期的学术方向。本文从其藏书家的角度出发，揭示其利用藏书而作出的学术贡献。
【关键词】毕沅 藏书家 续资治通鉴
毕沅(1730—1797)，字纕衡，一字秋帆，自号灵岩山人，苏州太仓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官至湖广总督。曾居苏州环秀山庄，割其东部题名“适园”。又耗资四十金在苏州灵岩山南西施洞下营建别业曰“灵岩山馆”，内有“御书楼”，藏御书墨宝及字画法帖;有“经训堂”为其藏书之所，中多校勘精善之本。平生广集遗集，每遇古书善本校而录之，先后购得经、史、子、集各类书籍二十万卷。而同时代的浙江藏书家随园老人袁枚则记有:“近闻毕秋帆先生，家藏书九十五万卷，以随园比之，以粒米见太仓。”《弇山毕公年谱》云:“性恬淡，无他嗜好，独爱鉴定名人手迹。凡魏晋以来，法书名画秘籍秘简及金之文，抉剔搜罗，吴下诸藏书家群推第一。”《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三《新序》十卷，北宋刻本，黄丕烈云:“余遂究其所从来，云是太仓王氏物，渠与毕秋帆制府相友善，宋刻善本亦尝归之。”毕沅藏书印有“毕沅审定”，“毕沅秘藏”、“经训堂珍印”等。
毕沅受业于吴派大师惠栋，秉承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以博闻强记为入门，实事求是，无征而不信，在历史地理研究、金石文字整理、子部文献校注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时人评价说他“自经义史籍、天文地志、下逮百家杂技之类俱通贯而纂辑之”。毕沅一生著作颇丰。他在其幕宾的襄助下，搜求善本古籍，校勘辑佚，编著了许多有价值的著作，现将其主要学术成就分析研究如下。
毕沅撰写《续资治通鉴》
在毕沅的甚多著作中，用力最多的要数《续资治通鉴》。毕沅结交了许多吴中名士，搜集材料无数，历二十寒暑，终于完成了皇皇大著。该书主要是基于徐乾学之书完善而成，共220卷。记事，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下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共计409年。是书主要成就是它将宋、辽、金、元史融为一体，不仅上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相衔接，而且运用了110种史料和外国的《高丽史》、《东国通鉴》等丰富资料，取材比较完备，以辽、金两代大事，与宋代史并列，仿《资治通鉴》例，在本文下分注考异，其中北宋部分编辑较精，元代部分较为简略，但脉络清晰，运用了辽、金、夏及国内各民族史实加以充实，从根本上说，具有宋元时期中国编年史的性质和地位，抛弃了以前诸鉴基本上是宋朝编年史、元朝编年史的弊病，成为以宋元帝纪作纪年，而包括了这一时期中国各族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记录。
《续资治通鉴》除资料宏富外，还有三点优秀之处:其一，毕沅克服了前人著述宋史时“好述东都事”的弊病，使南北二宋详略得当，南宋85卷，北宋97卷;其二，毕沅在少数民族问题上能冲破“夷夏之防”的禁锢，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增加了许多少数民族政权在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的材料;其三，毕沅不述异，不语鬼怪，降低了史书的迷信色彩，为各家所推崇。
毕沅整理、校勘、辑佚文献典籍
考据、校雠、目录为乾嘉学者研究学术的重要内容。乾嘉学者不仅对经史文献等显学著作发幽探微，广泛考校，发展到极处，而且考校的范围也不断在扩大。毕沅在这方面颇有成绩，完成了许多著作，对《山海经》的校订，便是这种学风的产物。
毕沅于《山海经新校正》花费了许多精力，自序云:“役于官事，校注此书，凡阅五年，自经传子史百家传注类书所引，无不征也。其有阙略则古者不著，非力所及。”正是由于毕沅对《山海经》着力较多，所以今天毕校本仍为《山海经》通行本。孙星衍在为《山海经新校正》所作的后序中称，曾作《山海经音义》二卷，见毕著而自焚其稿，也可见时人对毕著之推崇。和明清众多研究《山海经》的学者相比，毕沅最大的贡献是他第一个将《山海经》当作地理之书来研究，自序中毕沅明确指出:“《山海经》三十四篇，古者土地之图。”日本学者小川琢治就高度评价了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此书之出，诚考究《山海经》之津梁也。”学者藏书家阮元则评价道:“毕氏校本，于山川考校甚精。”
和清代的许多学者一样，毕沅也十分重视文献的辑佚工作。晋《太康三年地志》和《王隐晋书地道记》二书的重辑问世，是毕沅文献整理的又一大贡献。毕沅从类书、地理书及其他有关书籍中逐条收集逸文，纠正了许多唐人的撰述错误，终使湮没数百年的珍贵文献再现尘世。
毕沅还有一部专著为《史籍考》，他致力于编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大型史部书籍目录，认为“史学当究流别”，故作《史籍考》，“不论书之存亡，但有见于古今著录，或群书所称引，苟有名目著见，无不收录考次”。《史籍考》虽历经续写，成于众手，最后又毁于战火之中，但毕沅的肇始之功却不可不提，其对目录学的认识和作用，不在同时代目录学家之下。
毕沅主编《经训堂丛书》
毕沅又好刊刻图书，故为清代一介出版家。所刊《经训堂丛书》流布海内外，为学人所重。该丛书经由学术深湛之士孙星衍、洪亮吉、汪中等助校，以精深取重于学者，书目有二十三种，可分三类。一为毕氏手自辑校或注释者，如《山海经》、《墨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三辅黄图》、《说文解字》等;二为毕沅自撰之经史小学地理著作，如《夏小正考注》、《老子道德经考异》、《释名疏正》、《晋书地理志新补》、《中州金石记》、《经典文字辩正》等;三是同时代好友所著书，如惠栋《易汉学》、《明道大堂录》等。丛书初刊于乾隆中，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大同书局又据原刊本影印发行，现国内大图书馆有收藏。
毕沅于金石学之研究
“金石可证史”为毕沅信守的学术思想之一。毕沅先后写成《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山左金石记》三部皇皇大著，以至于有学者将其入于金石家之列。他一生留心金石，“宦迹所至，加意收罗”，闲时则“钩稽经史，抉择同异，条举而件系之”，他的《关中金石记》成就最为突出，书中共收录金十三，瓦三，石七百八十一，共七百九十七件，以至于关中金石被搜罗殆尽。《金石萃编》为中国金石学黄钟之作，但作者王昶在写关中文物时，“几于全录其文，以资参证”。可见毕沅收罗之广，考校之勤。钱大昕《关中金石记序》称其书:“证六书偏旁，以究冰英之妙;按禹贡古义，以求汉渭之源;表河伯之故祠，道经义之善本，以及三藏五灯之秘、七言九弄之根，偶举一隅，都超凡之帝。”此外，毕沅的《中州金石记》也考覆详审，有裨实学。其在文字考证上，均能究诸家疏舛，堪为学界楷模。
参考文献:
[1]徐雄良主编.中国藏书文化研究.宁波出版社，2003
[2]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3]黄怀忠.毕沅整理研究历史典籍之成果与方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8卷第1辑
[4]孙远君.评毕沅的历史学贡献.辽宁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30卷第5期
(作者工作单位:苏州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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