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家笺释皆逊色

袁慧

【摘要】清康熙年间，甬上学者史荣，经十数年博求精考，为唐诗人李贺的歌诗作了详尽注解，撰成二百余万字的《李长吉诗补注》(稿本)，因工程浩繁，迄未付梓。此稿向为民间收藏，几经沧桑，散而复全，最后为伏跗室主人冯孟颛所得;冯在弥留之际，遗嘱将藏书捐赠国家，今归天一阁收藏。本文简述李贺作品在海内外流传及受到人们重视的状况，着重评介史荣其人，及其所作《补注》在诗学上和文献上的巨大贡献。文中不仅分析此书的特色优点，也恰如其分指出其某些不足之处，最后还提出了如何进一步发挥此书作用的建议。

【关键词】史荣　补注　李贺诗

四明冯氏伏跗室珍藏着清康熙年间史荣《李长吉诗补注》手稿一部，计二十一册，约二百余万字，可谓鸿篇巨著。

这部稿本长期收藏在民间，罕为人知。1962年，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冯孟颛先生弥留之际，嘱身后将全部藏书十万余卷捐赠给国家。是稿现藏天一阁。

有关专业人员在1978—1980年编纂《全国善本古籍书目》初稿时，发现此书内容翔实，汇集的注释，很多是其他注本所从未有过的，是一部极为难得的《李长吉诗集》汇注本。

现试就以下几方面分别论述之。

第一部分　李贺及其作品的研究

唐代的中晚期，鼎盛的诗坛上出现了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他就是李贺。可惜他仅活了二十七岁，如同曳着一道耀目光束的彗星，迅捷划过历史长空，瞬间即逝;然而他不朽的诗篇，却永恒地留在人们记忆中，留在中外诗坛上。

李贺，字长吉，生于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卒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福昌(今河南宜阳西)人。系唐室远支郑王之后，然早已没落。李贺幼即聪颖过人，而体质孱弱，《新唐书·列传·文艺下》记载:“(贺)七岁能辞章，韩愈、皇甫湜始闻未信，过其家，使贺赋诗，援笔辄就如素构，自目曰《高轩过》，二人大惊，自是有名(关于《高轩过》一诗是否为李贺七岁时作，包括史荣在内的不少人有质疑，他们举出种种证据和理由，认为作此诗时间当在李贺十七至二十岁间)。为人纤瘦，通眉，长指爪，能疾书。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如他人牵合课程者。及暮归，足成之。非大醉、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见所书甚多，即怒曰:‘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他仕途偃蹇，仅担任过奉礼郎这样的低微官职。其父名晋肃，官卑而早亡，由于“晋”与“进”谐音，为遵守封建礼制避讳，致使不能参加进士科考试，终生郁郁不得志。韩愈曾为之作《讳辨》。其诗长于乐府，多表现政治上不得意的悲愤之情，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现实也有所揭露。又因其多病早衰，生活困顿，诗中于世事沧桑、生死枯荣感触尤多。(贺)善于熔铸词采，驰骋想象，运用神话传说，创造出美丽的诗景，在史诗上独树一帜。严羽《沧浪诗话》称这种风格的诗体为“李长吉体”，但也有雕琢过甚之病。有《昌谷集》。

对李贺诗歌的评价，自晚唐迄今千余年来，一直是个热门话题。明末小说家兼出版家凌濛初就说过:“今世词家为歌诗者，无不喜拟长吉。”(见明朱墨印本《李长吉诗》中的凌濛初跋)。若冠以“李学”之名，几可与研究《红楼梦》之“红学”相媲美，而持续时间之长则更有过之。仅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初步统计，有关论文专著当在六百种以上。

历代学人中评价李贺诗作最早的，当推晚唐文学家杜牧。杜牧(803—853)比李贺小十三岁，基本上属同一代人，他与李贺挚友集贤学士沈亚之(字子明)是好朋友，所以他对李贺的了解是比较深入的。钟伯敬(钟惺)《李长吉诗辨》有“杜牧，李长吉执友也”之说，恐经不起推敲，因为李贺死时，杜牧才十四岁。最可信的是杜牧自己在《李长吉歌诗叙》中说的一段话，长吉谢世后的十五年(即公元831年)，沈亚之将李贺平生所著诗稿(李贺亲自编定内容及次序的，计四编二百三十三首)寄给他，请求他写一篇序言;杜牧再三推辞未成(杜牧认为沈亚之作序比他更合适)，才“勉为贺叙，终甚惭”。杜牧对李贺诗歌的艺术评价，在《叙》中仅百字左右，而其影响却甚深远——历代学者评李贺，基本上均以其论点为依据，然后加以斟酌发挥，至少可以说多少是受过它影响的。因此，我全录下来，供读者参考。

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阴殿，梗莽邱垄，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

此后，唐李商隐作《李长吉小传》，陆龟蒙《书李长吉小传后》，张耒咏《福昌怀古》，宋李纲撰《读李长吉诗》等等，均是较早研究和评价李贺的作品。

清乾隆年间学者王琦，字琢崖，钱塘人，生卒年未详，著有《李长吉诗歌汇解》，其中录有《评注诸家姓氏考略》一篇，收入该书的乾隆以前评注长吉诗歌的学者有:宋元之际的刘辰翁，号须溪，庐陵人，著有《李长吉诗评》;吴正子，字西泉，时代爵里未详，约为元明间人，撰有《长吉诗笺注》;明徐渭，字文长，山阴人，以诸生入总督胡宗宪幕府，有《昌谷诗注》;董懋策，时代爵里未详，有《昌谷诗注》，合徐著刊为一本;明曾益，字谦甫，山阴人，有《昌谷诗注》;余光，字希之，莆田人，明崇祯丁丑进士，官上虞知县，亦有《昌谷诗注》;清姚佺，字仙期，一云山期，号辱庵、石耳山人，秀水人，有《昌谷诗笺》;此外尚有邱象升(字曙戒)、邱象随(字季贞)、陈愫(字素子)、陈开先(字梅章)、杨妍(字士佳)、吴甫(字杜陵)六人合著之《昌谷诗辨注》，孙枝蔚(字豹人，陕三原人，举博学鸿词)、张恂(字墀恭)、张文运(字元扈)胡廷佐(字揆衷)、张星(字东井)、谢起秀(字实夫)、朱潮远(字卓月)七人之评合刊《昌谷集句解定本》。列名于最后一位是姚文燮(1628—1693)，字经三，号羹湖、听翁、黄蘖山樵，桐城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官闽建宁府推官、直隶雄县知县、云南开化府同知，著有《昌谷集注》、《无异堂集》、《羹湖诗选》等。

王琦的《汇解》一书并没有提到史荣的《李长吉诗补注》。史荣之生年代早于王琦，稍晚于姚文燮。为何会把史荣的《补注》遗漏呢?这并非王琦疏忽，因为史荣稿成后无力付梓，深藏于家，既未刊行问世，别人当然无法晓知。

比王琦稍晚有方扶南，号息翁，著有《李长吉诗集批注》。方扶南是清康乾年间人，他在《批注》自序中题识称:“乾隆十六年晦日，七十七老方扶南灯下书。”他在乾隆十六年为七十七岁(当时习用虚岁)，因此可推算出他出生于1675年，即康熙十四年。

所有李贺诗注中，一般都认为王琦的《汇注》最详尽，最具权威性。“三家注”中的姚注也有特点，着重于钩玄索隐，认为长吉诗除了想象奇特丰富之外，还包涵着针砭时弊、以讽喻手法指斥当时朝政的黑暗面，与汉代经学家阐发微言大义有一脉相通之处。他的某些看法可能有点牵强，但表达了他的一家之见。方扶南的批注较为驳杂，涉及到考证、校勘、注释、点评等各个方面，然用简短的条目式评语，为读者释惑解疑，这对初学者来说，是有一定帮助的。

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译所将王琦《李长吉诗歌汇解》、姚文燮《昌谷集注》、方扶南《李长吉诗集批注》合编排印出版，定名为《三家注李长吉诗歌》。王琦的《汇解》是其中最主要的，所占篇幅也最多，故把它放在首篇。此后，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将此书更名为《李贺诗歌集注》(内容及编排次序照旧)重新出版;199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重印了一次。现在学界应用最广泛的就是这个“三家注本”。难怪有些学者要讲，“没有阅读过(三家注)就没有发言权。”(2002年12月16日及12月20日北大中文论坛)

长吉诗风对历代诗人影响深远，晚唐的温庭筠、李商隐都是心仪李贺的;宋代苏(轼)辛(弃疾)浪漫豪放的诗词，也蕴含着长吉风韵;流风所及，元末明初杨维祯“铁崖体”《古乐府》，多以传说神话入诗歌，诗风奇诡，效法长吉更明显;明代竟陵钟惺亦追慕李贺，其诗追求险僻，独抒心灵;晚清倡改革先声的诗人龚自珍，诗词瑰丽奇诡，审美旨趣亦与长吉趋同。当代伟人毛泽东和鲁迅，他们对李贺诗亦赞赏备至，积极提倡。毛泽东主张，“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他在1965年7月21日复陈毅同志信中推荐道:“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诗刊》1978年1月号)毛泽东收藏李贺诗集,每本都有圈画，“在李贺240多首诗中，圈画过46首(组)，有的圈画过好几次。”(李泽田:《寄托怀念读“圈评”——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鲁迅一贯推崇屈原，因为它在变幻莫测想象中，揭露和鞭鞑了现实社会中丑陋一面，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情结，而李贺的诗风则与屈原一脉相承，鲁迅也承认自己为“骚之苗裔”。

根据张剑等《二十世纪李贺论述》(载北大中文论坛)所述，今人对于李贺诗的研究，在二十世纪的前期，有洪为法的《李贺之死》，致干的《没落贵族的诗人李长吉》，苏雪林的《唯美文学启示者李贺》(系苏著《唐诗概论》中单列的一章)，周阆风的《诗人李贺》，等等。

1949年以后，有王礼锡的《李长吉评传》。此书共分八个部分，从历史背景、盛唐诗风并结合李贺本身的遭遇及性格，对其“冷、艳、奇、险”等诗歌特征作了分析探索，点出“丽、怪”二字为其主要特点;最后还作了李贺的简略年谱。钱钟书的《谈艺录》中，指出长吉诗的最大特点在于“修辞设色”，爱用“曲喻”，又好用代词——不肯直说物名(如剑曰“玉龙”，酒曰“琥珀”，天曰“圆苍”……)。

改革开放以后，对李贺的研究又掀起了一轮新的高潮，专家学者的著作有钱仲联《读昌谷诗札记》，张永言《李贺诗词义杂记》，尤振中《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拾补》、《昌谷诗札丛》，吴企明《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补笺辨正》等等，每一种著作都有新的发掘与原创见解。《二十世纪李贺论述》一文提及，新时期的李贺研究专著共出现七部，即刘瑞莲著《李贺》、傅经顺著《李贺传论》、刘衍著《李贺诗传》、吴企明著《李贺》、杨其群著《李贺研究论集》、王祥著《李贺》。又称，有关李贺诗歌的笺注，“中国内地共出集注本一种，全注本四种，选注本十六种;另有校点本一种，索引和资料汇编各两种”。这四种全注本是叶葱奇的《李贺诗集》;其余三种均为“文革”结束以后出版，为刘异的《李贺诗校笺证异》(以版本校勘见长)、徐传武的《李贺诗集译注》、王晓强的《李贺诗解谜》。选注本和工具书中比较知名的有吴企明、尤振中的《李贺诗选析》，唐文、尤振中编纂的《李贺诗索引》，陈治国的《李贺研究资料》，林同济遗稿《李长吉歌诗研究》等等。吴企明编著的《李贺资料汇编》，录中晚唐至“五四”间有关李贺评述三百多种，是研究李贺的重要工具书。此外还有蒙古刻本《李贺诗歌集》。据邵懿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称:民国年间，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有此书的影印蒙古刻本，然无《外集》。

在“文革”的中后期，开展所谓“评法批儒”斗争，李贺被冠以“法家诗人”桂冠，并出版一些注释本，其阐释虽属片面，但客观上反而使李贺歌诗更为普及。粉碎“四人帮”之后，对李贺及其诗歌研究重新得到拨正，这时出现了一批较有新见的文章，如吴汝煜《论李贺诗歌中的比喻》，章培恒《从李贺诗歌看形象思维》，林同济《李贺诗歌集需要校刊》等。

台港澳等研究李贺的也大有人在，论文方面，如叶庆炳《两唐书李贺传考辨》，朱君亿《李长吉歌诗源流举隅》，黄敬钦《李贺心态分析》，黄永武《透视李贺诗中的鬼神世界》，蔡英俊《李贺诗的象征结构试探》，李文彬的英语论文《从转换生成语法看李贺之诗》，杨钟基《论李贺诗的设色》等等。在专著方面，则有方瑜《中晚唐三家诗析论——李贺、李商隐、温庭筠》，蔡英俊《古锦囊与白玉楼——李贺诗赏识》，杨文雄《李贺诗研究》和《李贺诗的校注、通释及版本研究》，李卓藩《李贺诗新探》，卢明瑜《三李神话诗歌之研究》,周诚真《李贺论》等。其中，部分著作表现了李贺研究的某些新趋向。

又台港翻刻李贺诗旧注本种类较多，而新注本甚少。今人的全注本有陈弘治校释《李长吉歌诗校释》，及杨家骆主编《李贺诗注》两种，然多沿袭成说而缺少创见。朱传誉主编的《李贺传记》七册，收罗广博，其中多数为台港及国外论文，为李贺研究提供了较大方便。

国外对李贺诗歌的研究，日本是主要的，其代表作有:小川环树《李贺诗与日本文学》，森濑寿三《李贺道家色彩的一面》，高木重俊《李贺与新题乐府特别是古乐府的关系》，山崎みとり《李贺的乐府诗——乐府诗史上的继承与开拓》，石川一成《李长吉的色彩感觉——红与绿》，荒井健《李贺的诗——特别关于色彩》，上尾龙介《夜的诗人——李贺的光感》，等等。在日本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李贺的大部著作，如草森绅一的《垂翅之客——李长吉传》，全书计划分四个部分，全部完成约有五十万字以上。原田毕业于京都龙谷大学，他的毕业论文就是《李长吉》;他自1971年起，自办不定期出版的油印杂志——《李贺研究》，至1979年已出14期，约1200万字。1980年朋友书店将其部分内容结集出版，名为《李贺论考》。川合康三着重探索李贺的创作艺术，也写了一系列论文，如《李贺和他的诗》、《李贺的比喻》等。关于资料汇集与笺注方面，日本学者铃木虎雄、荒井健、藤斋响、黑川洋一等均有译注本问世，其中铃木虎雄的《李长吉诗集》为全译本。

韩国研究李贺的热烈程度虽稍逊于日本，但也颇有收获，如李东乡《李贺诗的特色》，河运清《李贺诗小考》，任季宰《李贺诗的唯美性》，金学主《唐诗与巫教试论——以李贺为中心》，宋幸根的博士论文《李贺诗研究》等。

欧美世界里，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对李贺的研究在研究生群体中开始被重视起来，不少研究生的博士论文以李贺为题材，如D.Y.Cheh的《李贺与济慈》(1962);M.T.South《元和时期的学者兼官员李贺》(1965);M.A.Robertson《李贺诗作措词》(1970);M.B.Fish《李贺诗中的神话主题》(1973);杜国清《李贺之诗》(1974);F.A.Lafleur《中国古典诗词里象征主义美学的进化》(1993)等等。专著则有N.Kudo《唐朝诗人李贺的生平与思想》(1969)，杜国清《李贺》(由其英文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79)，J.D.Frodsham《李贺诗中的女神、幽灵和魔怪意象》(1983)，Lambert,Marie-There和Guy Degen《李贺的思想与生平》(1994)等。

有关长吉歌诗的论述笺释，古今中外为数之多，难以胜举。我写这些简介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第二部分作概述和铺垫，且本人非此专业，难免疏陋，不妥之处，尚望方家匡正。

第二部分　史荣补注的李长吉歌诗注

(一)史荣其人

史荣，又名阙文，字汉桓，一字雪汀。生于康熙十四年，卒于乾隆十八年(1675—1753)。鄞县人，诸生。他出身于世代公卿的显赫望族，但到了他那一代已经衰落。他的祖上史浩，南宋早期曾做过孝宗的老师，历仕三朝，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逝世后追封会稽郡王、越王。史氏一门出过“一王、两相(另一个居相位的是史浩之子弥远;史荣系浩幼子忠宣公弥坚一支)、七十二进士”，真是“满朝朱紫贵，尽在史门中”。南宋时，甬上月湖有“南楼北史”两大藏书楼，“北史”即史氏碧沚藏书楼，惜在明代已见衰落。明代的碧沚藏书为丰氏故业，丰熙、丰坊父子亦先后遭变故，碧沚故业售与范侍郎钦为别业。至明清鼎革之际，史氏家族仍有一定声望，顺治十二年乙未科(1655)的科举考试，史荣的高叔祖史大成，由“甲榜第一人(状元)官至礼部侍郎”;史氏家族坚持以诗礼传家，谨守儒业。史荣的同学潘人瑞在为《李贺歌诗注》作序时说过:“汉老(史荣字汉桓，故尊谓“汉老”)曾祖字国英，祖字际飞，父字日三，皆以读书砥行名庠序。际飞先生熟《全唐诗》，尝贯穿《全唐》句为《类韵》若干卷，网罗无所失;日三先生识金石，刻古文。汉老幼受读于祖，稍长随父游青齐，壮而友教维扬者十年，得尽识江东名士。其于诗，于金石刻本，之庭训参以名人指画，故为之最工。而性矜慎，不屑与人酬应，又嫉恶不少恕人，有不合，辄面折之……”

可见史荣幼承家学，而性格孤傲，负气任性，对人少宽容。他不肯奉承权贵，做学问亦是如此，惯于独立思考和质疑，不随便附从古人之说。这种性格，在世俗社会上是很难安身处世的，何况性近猖狂，谈文章时，往往“因一字之失”，动辄詈骂别人，说人家什么“全无心肝”;别人慕名来与他交友，能善始善终的为数不多，有的还因结怨而反目成仇，转而诽谤他和排挤他。有些人即使不对他“倾挤排摈”，亦“多以诡激市誉目汉老”。所谓“诡激市誉”，就是故作强词夺理之言、哗众取宠的意思。他上上下下得罪的人太多了，因此“三遭冤狱”，连一个秀才这样微不足道的功名都被革去。然而也有真正的朋友了解他，为他辩护，昔日同窗好友潘人瑞就说过:“与汉老交，如游名山，当耐其崆山兇岪郁;如读异书，当耐其僻字断文，不可句读。汉老之人文，实为有瑕之玉，而人求之以无瑕之石，其龃龉而诋毁宜也。”(“康熙五十八年正月人日〈正月初七日曰‘人日’〉同学弟潘人瑞”题记——见史荣稿本《补注》)以“有瑕之玉”评史荣，是比较客观的。总之，雪汀乃是一个性格偏激的性情中学人。他文名甚高，很多青年学子都愿意投入他门下求学。

据史志记载，史荣精于小学(文字训诂之学)，谙熟《十七史》及《文选》(《昭明文选》)，长于考证、纠讹，订正音义之误，并擅长书法、绘画和篆刻，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化人。正因为脾气古怪倔强，“贵人踵门求书，辄遭拒绝”，而在酒楼茶肆，逢他高兴之时，无论是童子或贩夫走卒，向他索画和题字，亦会慨然应允。

他与同时人张鲲(字象崖)、童鋐(字玉如)、汪籛台(字彭年)、柳维新(字味莘)、陶淑(字礼庭)、范徵献(字可钦)、范炳文、仇启琨(字贞肇)等为友，相互酬唱，有《同声集》(四十卷，钞本);此外，他在晚年与全祖望结为莫逆，全氏虽比雪汀小三十岁，因文章道德为雪汀所钦佩，故《李长吉诗补注》成稿后，希望谢山为之作序，然全氏序中对他毁誉互见。雪汀卒后(史荣寿至七十九岁，比谢山早逝二年)，谢山为其作《史雪汀墓版文》，其态度有所转圜，文中称:“暮齿之颓唐，尽弃所学，殊非其意，是惟予为能知之。雪汀颇忧予之非议也(史荣深知谢山这张铁嘴是不会轻易饶人的)，故频年希(稀)过予门，间或传其有后言者，然予客游归，或过省视之，雪汀往往握手相视，欷歔而无言。呜呼!谁谓雪汀垂老丧志哉?”但对其《补注》仍有微词，《墓版文》中又曰:“雪汀所著《李长吉诗注》几三尺许，其最自负者，予弗甚许也。《风雅遗音》以订正《毛诗》古韵，已行于世，并其《竹东集》皆尝索予序，予未之应，雪汀以是愠予，谐之曰:‘论定盖有待也。’”应该看到，谢山对史荣的总体评价还是不错的，称他为谔谔之“畸士”，屡遭偃蹇而不失其志者。当代史学家谢国桢先生曾为史荣鸣不平，他说:“雪汀为奇伟之士，不依附权贵，而喜接近群众。晚年所著之诗，全谢山称其为颓唐者，正是其高洁之处。故谢山对于雪汀所撰《李长吉诗注》未之深许……(序中)甚至加以讥笑之辞，是有失其忠厚之处。”(谢国桢《江浙访书记》第249页)

史荣著作有《风雅遗音》四卷(收入于《四库全书存目·二》，《四明丛书》作二卷)及《竹东集》等(见《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其他著作，记载于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的除《李长吉诗注》二十大册(后经冯孟颛分装为二十一册)、《风雅遗音》四卷外，尚有《双声叠韵谱》四卷，《诗经集传切音》四卷、《四书集注切音》(未分卷)、《尔雅切音》(未分卷)、《方言古音录》十卷、《同书》七十卷(已佚)、《康熙字典笺补白》二十卷(已佚)、《越东待问编》五卷、《陶陶轩诗集》十二卷(孙翔熊藏本)、《四朝名人绝句诗选》(未注明卷数)、《同声集》四十卷、《离骚集解》一卷(已佚)，以及《诗人通俗文》十卷(已佚)。

(二)史氏《李长吉诗补注》保存流传的艰难过程——兼述其版式规格

史荣《李长吉诗补注》手稿本卷首，增入了冯贞群先生亲笔补写的前言及凡例。冯先生称，雪汀“生平精力所萃，则在《李长吉诗补注》(以下简称《补注》)一书，凡一十八卷，二千余万言。首冠以复古堂《李长吉诗集》白文五卷、《年谱》一卷，末则以《附录》殿焉。其书先列刘辰翁、吴西泉、姚山期、徐文长诸家之注，后加(雪汀)补。《补注》引申繁博，考证详明，一句一字，必求其指归所在，盖欲使人知长吉诗中所隶有源有本，以力辟杜牧之牛鬼蛇神之说。每句之注，不下千余言，其不惮烦、用(力)之勤如此。然诗中往往因穿凿而失，此其一蔽也”。

冯先生所言颇为精当，然于全书字数的计算实有重大出入。该稿本宽阔度为19.5×29.5厘米，不设边框。每半页二十行，行二十四字，每页(包括正反两面)计九百六十字，每册平均有百页或稍多，约有十万字左右;共二十一册，二千七百三十页，是则总字数约为二百六十万至二百七十万之间，比号称注解最详尽的王琦《李长吉诗歌汇解》已多出十倍以上。估计冯先生在计算字数时，搞错了一个位数，故应予更正。

《补注》系用端楷小字缮写，二王笔法，笔力挺拔，大小均匀，功力老到;部分小楷更见雅秀，蕴含献之《灵飞》风韵，似是其弟子会稽人氏陶燮手笔。每卷首页及序跋间，钤有“史荣”(白文)、“汉老”(朱文)小文印，以及“不忘著歌人姓李”(白文方印)、“寻章摘句老雕虫”(椭圆形朱文)等闲章，还有门人陶燮所钤“陶燮之印”白文章及“津天”朱文章(“津天”为陶燮之字)。因此书最后归伏跗室收藏，故尚有多处盖有伏跗室的藏书印及“贞群”(白文方印)私章。至于字里行间的夹注，乃是冯贞群先生再补注的手迹。据笔者初步分析，这部手稿巨著，当以史荣亲笔为主，间有陶燮手笔。至于完成全书年月，当以史荣之学弟潘人瑞、门人陶燮之序跋为据，当在康熙五十七至五十八年(1718—1719)间。在此后二百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又先后增加了收藏者的序跋，如道光三十年(1850)四月八日王奎用行草写就的题跋;1956年10月5日孤独老人冯贞群题记;陈常、姜白岩等学者的题识。这些题记、题跋中，叙述此稿流传过程甚详。

史荣一生虽著述甚丰，然其相当一部分精力却投入在此稿之中。全祖望《史雪汀墓版文》称:“雪汀所著有《李长吉诗注》，几三尺许，其最自负者。”他为补注这本《李长吉诗集》，从搜访资料、考证求解、探玄索隐，投入了十数年之精力，幸亏他活到七十九寿岁，如果像李贺那样英年早逝，现在就没有《补注》这部鸿篇巨稿存世了。道光年间王奎为本书题记时称:“先生数十年之精力，至五易稿而成。”又叙述其流传之过程说:“一日，马君铭轩过我，谓近收旧书于西郊毛氏，其中多不经见之书。余往观之，于是得见所谓《长吉诗注》五本，皆有手印钤识其首，不胜狂喜!查其目录，有十八卷，才得四分之一，第二本已被鼠啮残损(后从张载衡处《四易稿》补之)。铭轩不以为意，余遂取之而归，不知余十五卷落谁手?到处寻访者十余年，偶与茧斋林丈谈及，(林丈)云，‘此书我家有十本，得之于外家后仓王氏;(另)十本藏于西郊毛氏。’盖雪汀先生家素贫，身后半归毛氏，半归王氏;毛氏分家，又各分其半，故铭轩所收仅五本，而五本尚存毛氏。余于是不惜重价，将茧斋所藏十本收归，而毛氏五本再三求之，不肯出。又二十余年，范君月树致书于我，言毛氏近日式微，此书可出价售矣，索之，只有四本，而尚缺其一，后人故纸堆中得之。百余年后，散而复合，真大快事!此书不遇余，亦几于散失无传，而先生数十年之精力，至五易稿而后成，一旦与草木俱腐，不亦大可惜乎!以余之陋劣，自分何足传前辈之书，安知非先生之灵有以呵护之，而使余博访购求，以成完璧乎?后世子孙须知，此书余费五十年之苦心而全之，待有力者刻而传之，庶足慰行我于地下也已。”读了王奎这段题记，令人感动至深，并对此书历经磨难、散而复合的曲折过程，亦可了然若揭。

又复将近百年之后，己西(宣统元年，1909)冬日，冯孟颛(贞群)先生“以重价向斗瞻(王奎字)后裔处得之”。冯先生接着说:“第二册早为鼠啮，斗瞻曾(以)《四易稿》补之，旁注涂抹，颇费寻绎，余并得鼠啮残本零星碎砾，裹以故纸，乃竭一月之力，排比补缀，写定清本，虽稍有脱失，然文从字顺，十九可读矣。曩年张约园(张寿镛)之刻《四明丛书》也，来访先贤稿本，乃出是书，约园以全书繁重，刻印匪易而罢。”(以上文字，见1956年10月5日“孤独老人冯贞群”为该书所作的补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此书自史荣倾注大量心血精心注解以来，复经王奎五十年苦求，直至冯贞群先生以重价购得再加以修补，最后捐赠于国家，才保全下来这样一部珍贵稿本，实属来之非易!

(三)史著《李长吉诗补注》的特色

史著《李长吉诗注》的特色，我认为可以全、深、新、专四字以概括之。

史荣的《李长吉诗注》，其注解之详备，是迄今为止其他任何注本所无法比拟的。雪汀不厌细繁，搜求和参阅各种文献，深入考证钩稽，从逐句分析入手显示全篇之义，并善用比较之法，注明其异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考证中时有独到之创见。史荣之友号称“西湖尔尔人”陈常，在庚戌(雍正八年，1730)重九日来甬访晤史荣，看到了这部《补注》，惊叹说:“读《补注昌谷集》，不独里居、事实、年谱、世系辨驳精核，而诗中字法、句法、承转法、段落法，直如数家常，并无几微不可解者，不知从前何竟以不解解之也!?”陈常又认为，“雪汀独抱长吉之性，不偶于世，在雪汀又似以世之嫉之为乐者。落落漠漠，惟与古人相寝处，于是著述遂多，自《庄子》、《楚辞》而下，莫不穷根搜柢，详辨博征凡数十种，而尤注意于长吉之诗，岂性有独到欤，抑或其孤愤适相似耶?观其广集成说，以驳其非;备载典故，以著其是;逐句分栉，以见其全篇;逐题细考，以求其作意。直以置身元和时，骑驴提锦囊，呕心出血而为是注也，岂特想像千载，上与长吉对语而已哉。噫，亦神矣乎!”

对《补注》注解之详备，试以李贺诗《咏怀》二首为例，王琦《汇解》本的注解为756字;史注则有10200字，为王注的13.5倍。雪汀《补注》中，首先比较版本之异同，指出在曾(益)、余(光)注本俱无“二首”两字。曾又谓《咏怀》之作仿阮籍，晋阮籍曾作《咏怀》诗八十一首。余光(希之)则谓李贺首托相如以自况，因他一开头就用“长卿怀茂陵”句。但对此句理解却各有见解，伯音认为汉帝对相如“生不用其人，死复求其书”，是悲其不遇也，这种处境与李贺遭遇相似;而索隐派姚佺(仙期)则从另一方面去理解，认为相如因色致疾，“贺少年早夭，亦必因色致疾，故引相如以自慰。”真是百人百种解读法。

史荣《补注》则曰:《说文》云:“怀，思念也。”又《诗·小雅》:“每怀靡及。”笺云:“怀，私也。”又《文选》注引《苍颉篇》云:“怀，抱也。”按:后人多谓胸臆为怀抱。此咏怀，亦谓吟咏之怀抱耳，不然，则为咏己所思念也。《文选》阮籍《咏怀》十七首，题注载颜延年曰:“说者谓阮籍在晋代，尝虑祸患，故发此咏耳。”其首篇注则云:“嗣宗(阮籍字嗣宗)身仕乱朝，尝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剌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云云。”按:《咏怀》之作，始见于阮籍，后来多有效之者，唐人集中每各见之，然不必袭其意也。此诗二篇，虽无讥剌之志，而有忧生之嗟，盖犹有嗣宗遗意焉。首篇言相如，即是自指。余氏谓托相如以自况，是也。伯音说尤得此篇之旨。《汉书》叙传称相如蔚为辞宗赋颂之首。《三国·蜀志·秦宓传》:“宓与王商书，谓仲舒之徒不达封禅，相如制其礼。”夫能制礼造乐，移风易俗，所秩有益于世者乎?虽有王孙之累，犹孔子大齐桓之霸，公羊贤术之让，仆亦善长卿之化，然则《封禅文》固亦未可轻也。《集》中他诗托言长卿者再四，而《出城别张又新酬李汉》一篇(见卷四)，中间有云:“吾将噪礼乐，声调摩清新，欲使十千载(一作‘岁’)，帝道如飞神。”可见长吉本怀。大段为此，则此篇之托于相如，而终之《封禅书》者，止是哀其生不见用也。长吉不用于世，发又早衰，即令死后求书，如汉武之于相如，正少陵诗所云:“竟无宣室召，徒有茂陵求。”亦可哀之甚矣。姚氏解诗中“怀茂陵”为欲求茂陵女子，因谓长吉必少年好色致疾，故引以自慰，不知何处得此狂易之语?以下又考证茂陵，谓相如本蜀郡成都人，《益部耆旧传》称，其宅在少城中笮桥下百余步，又有琴台在焉。《寰宇记》:相如宅在州西四里。《蜀记》:宅在市桥西，即文君当垆涤器处。《成都记》:宅在浣花溪之海安寺，今为金花寺，城内非其旧。元魏伐蜀下营于此，掘堑，得大甕二十余口，盖所以响琴也。接着才进入正题，曰:“茂陵本长安槐里之茂乡，后为帝陵邑。《水经注》云:‘秦名天子家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风俗通》曰:‘陵者，天生者也。今王公坟垄称陵。’按:古者人君在位，即豫为陵寝，然当武帝生时，不得有茂陵名，作史者盖因其后而言之耳。《汉书·茂陵》注:‘臣瓒曰:在长安西北八十里。’《长安志》云:‘槐里故城，即犬丘城，在兴平县东南一十里，即《汉书》所谓槐里环堤者也。’《一统志》云:‘相如宅在四川成都府城西南五里。’茂陵，汉县名，武帝析槐里县置，东汉废入兴平县，故城在西安府城一十里。按:相如之居茂陵，在为孝文县令之后。《汉书·相如传》:‘拜为孝文县令，后病免。’家居茂陵是也。《传》又云:‘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尝有消渴疾。与卓文君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疾闲居，不慕官爵’。则相如固为恬退者。此诗不曰居茂陵，而曰怀茂陵。‘怀’，即《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怀’与‘安’之怀。《论语》:‘君子怀德。’注:‘孔氏曰，怀，安也;怀土，谓重迁。其士而怀居，注:亦训为安。’又《释名》云:‘怀，回也。’本有去意，回来就已也。是此句本含下截四句，说长卿虽病免而居茂陵，不归成都，不无眷武帝而不能去之意。长吉盖窥其微，而心伤之耳。朱解最妙，若云思隐居，不但全篇意思不合，相如岂思隐居之人哉?伯音说:非也。”

区区“长卿怀茂陵”一句话，竟引出这么一大堆的典故与考证，如果说要找资料，则大备矣，其详尽可谓无以复加，亦省去了学者到处查找之苦。

再如《追和柳恽》一首，开头第一句“汀洲采白苹”,《补注》中又阐发为近千字。为篇幅所限，不再举例。本文的任务也只是初步的介绍和分析探讨而已。

史荣为了注解《长吉歌诗》，至少花去十数年之光阴(王奎云:“先生数十年之精力，至五易稿而后成。”可能是就其整数而言，实际上花去十几年时间。)史荣的入室弟子陶燮序《长吉歌诗注》说，师雪汀为《补注》一书，“凡几百万言，更历十余年，五易稿而始成”。因陶燮是撰写《补注》稿本的助手，所以他的话更直接、更可信。

史著《补注》一书，用力至勤，用功至专，用心至细，开掘至深，乃是呕心沥血之力作;而且有不少原创之见。陶燮在评价其师作品时说:“定其里居，谱其年代，审其出处，察其志意，合之四者，既明且确，然后考其典故，博采群书，原原本本，无一字无来历，仍(置)旧注于前，是者论而可之，非者辨而存之，钩深揭隐，不遗余力;性要之于理，无不融会贯通而后已;稍有未安，辄涂窜屡幅，虽至屡易不厌。卷帙浩繁，不能枚举。……孟子曰:‘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又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如吾师者，真可尚友长吉矣!后之览者，能由故实而求字句，由字句而求段落，由段落而求法律(法则、规律)，由法律而求其志之所在，一一皆设以身处其地，则可以得长吉苦心者，即可以得吾师注长吉苦心矣。……吾师曰:‘吾注长吉，但得无负长吉足矣。长吉固不免多口(指备受后人议论)，(岂)望后人之谅我乎?’读吾师之注，而为长吉幸;观世之毁长吉者，而又不得不为吾师惧也。”

陶燮说得够透彻了，说明史荣作《补注》，乃是全身心的投入。本人用“全、深、新”三个字来形容他，足可当之无愧。那么何以又加一个“专”字呢?因为史荣注是书，更重要的是与李贺有相似遭遇，故能心灵相通，心神相融，且以所学相近，以专家学者为前代专家学者作注，所以共同思想、共同语言特别多。首先，两人同属贵族(或望族)后裔而遭式微，长吉是宗室远支，郑王之后;雪汀先世累代公卿，家世显赫。二是两人均属怀才不遇，仕途坎坷，郁郁不得志。三是两人均酷爱诗文，长吉擅长于诗，雪汀除本身亦写诗外，更善于据事据理分析考证(实为开乾嘉考据之学先声的人物之一)，一个主要是诗人，一个更近乎评论家。

关于此书的主要不足之处是失之太繁，然而这却却是史稿独具的特色和价值。如果只是一般读者，想了解一下李贺诗歌中难以读懂的地方，只要看简明注释就够了，但对专业工作者来说，这样详尽的注解非常重要，可以各取所需，找到自己想要的解释和资料。繁琐固然不好，但繁而有典有据，为读者省时省力，缺点变成了意外的收获。据我认知，此书的主要对象，应是文学工作者和文艺理论工作者。

(四)史荣编撰的《李贺年谱》

关于《李贺年谱》，较早形成的是清人许昂霄的《李长吉年谱考证》，惜已佚。因史志及文献中保存下来的有关李贺事迹甚少，部分还涉及神异荒诞，未足征信，长吉本人诗歌中所透露的客观讯息也极为有限，这就为编撰年谱带来了很多困难。1935年，朱自清的《李贺年谱》问世(《清华学报》1935年第10卷第4期)，这是一个新的突破。他尽力钩稽史料，并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提供了一份系年记事的《李贺年谱》，如对李贺的世系，父母、妻儿、族兄及交游者均作了考证，弄清了不少社会关系情况。此谱还结合李贺的行踪和作品，相互印证进行研究，纠正了旧说中某些讹误。

史荣此处亦编撰了一份《李贺年谱》，用年表形式(表格式)表述，共有十五个页面，首有戊戌冬十一月(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12月)的自序。

史荣编撰之年谱，其表格分列纪年、时事、旁证、出处、诗五个栏目。例如“宪宗元和三年戊子”条，在时事栏内记载着:“西原蛮首领黄承庆归款，授归顺州剌史。杜黄裳卒。”在旁证栏则记着“昌黎考，是年改真博士;是年皇甫湜以陆浑尉登制科”。再下面是出处栏，有“《仁和里杂叙》诗有‘宗孙不调’语，是为奉礼官当在此年之后”。最后一个栏目的内容付阙。本人原拟检出此谱，全录于本文之中，实因所占篇幅过多，放弃了这个打算。若有机会，日后再行标点并刊出。今先将该谱的序言部分载录如下，以飨读者。

注诗者多为其人作世系年谱，而长吉谱系已阙然无徵，丙申闰三月，据樊川(杜牧)《诗序》，略考其生卒出处，为作一图。次年秋，始见余希之、姚经三注本。余序云，长吉当生贞元五年(786)，死元和十一年丙申(816);姚谓卒元和十二年丁酉(817)，生建中二年辛酉(781)。案:《诗叙》成于太和五年(831)，而其末云“长吉死十有五年”。自太和五年逆推二十七年，为宪宗十二年(817)，更逆推二十七年，为德宗贞元七年辛未(791)，是长吉生于辛未而死于丁酉也。或樊川所云十五年自其死后一年数之，亦是死于丙申，而生年为庚午矣。二君定长吉死年各执一说，其论生年，余氏仅增一岁;如姚说，则长吉当有三十七岁矣，皆非也。顾世之为谱者，大都排列甲子于上，时事次之，其人出处又次之，诗又次之。长吉诗既未尝显及时事，而其居官岁月及往来京洛诸篇，都无年岁可考，其卒年或为丁酉，或为丙申，亦未敢臆断，从丁酉之说似胜。此谱起贞元五年，终樊川作序之年，俟有识者更定焉。

序称长吉年二十七，与新书(《新唐书》)同，而旧史(《旧唐书》)谓卒时二十四。《孔帖》(《白孔六帖》)引《宣室志》，亦云卒年二十四。王弇洲(王世贞)《卮言》所列文章九命。又谓祢衡、王训、李贺俱二十六年卒，不知何据?案:牧之、义山先后不远，俱云二十七,今从之。

《小传》谓“位不过奉礼太常”，而新旧书目俱云为协律郎，岂先为奉礼后复补协律耶?何《小传》间不一及与?

长吉七岁赋《高轩过》与元稹“为礼部沮父讳不应进士举”两事，余别有文辨之。《高轩过·序》云韩员外、皇甫侍御，而《昌黎年谱》及朱文公(朱熹)《昌黎考》，昌黎官员外在元和四年(809)，时长吉年近二十;徽之本传及《侯鲭录》所载《徽之年谱》，徽之转祠部郎中、知制诰，又在长庆初，时长吉死且数年矣。是皆相传之妄也。又樊川序云:“沈公子明谓贺且死，尝授我所著《歌诗》四编，凡二百三十三首。”是诗之传者止此，不言而喻应更有所遗，与中表投溷之说。李藩(贺之表兄)侍郎死于元和六年(811)，时长吉尚未死，是《鼓吹》(指《鼓吹录》)误也。因拾掇《唐书》及韩、元二公谱，更杂引皇甫湜、张彻事，列之时事之下，出处之上，题曰“旁证”，以质之当世君子。古之为谱者，从无此例——妄以己意创为之。

戊戌(康熙五十七年，1718)冬十一月　甬东史荣谨识

从以上序言中亦可以看出，史荣考证之认真和精密，辩驳之词，事事有据，以理服人，使人不得不心悦诚服。

其他个别学者，亦曾有编撰过《李贺年谱》的，如1933年阎崇璩的清华大学毕业论文，就是《李长吉年谱》，因未获出版，影响不大。

年谱是了解和研究一个人物的比较客观和具体的资料，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在年谱中的系年记事，有依据则详，考查不出事实则宁缺而不能臆造，因此出现某些详略失当的情况，是难以避免的。包括史荣、朱自清等所编的《李贺年谱》，也应作如是观，不能过于苛求。

(五)对史荣补注的《李贺歌诗注》今后如何发挥其应有作用问题提出若干建议

迄今为止，史荣补注的《李贺歌诗注》仍是一部手稿孤本。以往由于种种条件限制，这部二百余万字的巨著，无法得到刻印或排印出版。张寿镛先生编纂和刻印《四明丛书》，曾欲收入此书，终因工程过巨而无法实现此愿。

在市场经济环境里，想出版这种内容比较专业而读者对象不广的大部学术著作，实不容易。若听任其沉睡在藏书楼中，不能使它发挥应有作用，又是多么可惜!这不仅对不起呕心沥血、含辛茹苦的作者，也对不起投入持续百年的努力，不惜重赀收购并保存此书的几代先辈乡贤。

前辈的学者和乡贤，曾根据一己之力所能及，作过一些努力，也提过一些建议。如冯贞群先生，他请人抄录了一份副本，以备有知情学者慕名前来借阅时翻阅和摘抄，这也是保护原稿本的一项重要措施。史学家谢国桢先生亦曾建议:“雪汀所注《李长吉诗》词繁缛语，冗长之病实则有之，然未尝不可以作为研究李长吉诗参考之资，虽不能刊印，但各图书馆如能为之复印数本，亦有好处。”(谢国桢:《江浙访书记》第249页，三联书店，1985年)

笔者以为，在计算机应用已趋普及的今天，最好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将此稿本进行标点，然后输入电脑保存，这样，无论是出版还是刻录光盘，都易如反掌。如能输入数据库，应用就更方便了。影印的办法也很好，但其成本可观，要看哪个出版社愿意承接。总之，前提是更好地保存，目的是更好地能为学术研究服务。

附录:

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唐五代别集类》中著录的有关李贺著作书目

1.李长吉集四卷唐李贺撰宋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2.歌诗编四卷集外诗一卷唐李贺撰清钱氏述古堂影宋钞本国家图书馆藏

3.歌诗编四卷唐李贺撰蒙古宪宗六年赵衍刻本清黄丕烈跋清陆拙生题款国家图书馆藏

4.歌诗编四卷集外诗一卷唐李贺撰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唐人四集本清毛扆校清沈宝谦跋国家图书馆藏

5.歌诗编四卷集外诗一卷唐李贺撰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唐人四集本清毛扆校傅增湘校吴慈培校并跋吴昌缓跋国家图书馆藏

6.歌诗编四卷唐李贺撰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唐人四集清因树楼印本清毛扆校章鈺跋并录国家图书馆藏

7.锦囊集四卷外集一卷唐李贺撰明弘治十三年马炳然刻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8.唐李长吉诗集四卷唐李贺撰明弘治十五年刘廷瓒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9.唐李长吉诗集四卷唐李贺撰明于嘉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10.唐李长吉诗集四卷唐李贺撰明王嘉瑞刻本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藏

11.唐李长吉诗集四卷唐李贺撰明王嘉瑞刻本清丁丙跋南京图书馆藏

12.李长吉诗集四卷外诗集一卷唐李贺撰明刻本上海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藏

13.李长吉诗集四卷外诗集一卷唐李贺撰明刻本清黄丕烈校跋并题诗国家图书馆藏

14.李长吉诗集四卷外诗集一卷唐李贺撰明刻本清丁丙跋南京图书馆藏

15.李长吉诗集四卷外诗集一卷唐李贺撰明刻本傅增湘题跋国家图书馆藏

16.李长吉诗集四卷外诗集一卷唐李贺撰明刻本宋育德跋上海图书馆藏

17.唐太常寺奉礼郎李长吉诗集一卷唐李贺撰明张道生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18.唐太常寺奉礼郎李长吉诗集一卷唐李贺撰明张道生刻本徐振声李盛铎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19.李贺诗集不分卷唐李贺撰明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青岛市博物馆藏

20.昌谷诗钞不分卷唐李贺撰清钞本清徐衡跋上海图书馆藏

21.李长吉歌诗四卷外卷一卷唐李贺撰宋吴正子笺注宋刘辰翁评点明天启刻合刻宋刘须溪点校书九种本清陈榕校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22.李长吉歌诗四卷外卷一卷唐李贺撰宋吴正子笺注宋刘辰翁评点明天启刻合刻宋刘须溪点校书九种本清吴翼心跋并录清金俊明、何焯、何煌批校宁波天一阁藏

23.李长吉歌诗四卷外卷一卷唐李贺撰宋吴正子笺注宋刘辰翁评点明天启刻合刻宋刘须溪点校书九种本清李士震校并跋天津图书馆藏

24.李长吉歌诗四卷外卷一卷唐李贺撰宋吴正子笺注宋刘辰翁评点明天启刻合刻宋刘须溪点校书九种本佚名录清何焯批校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

25.李长吉歌诗四卷唐李贺撰宋吴正子笺注宋刘辰翁评点明张睿卿补笺明澂棻堂刻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藏

26.李长吉歌诗四卷外诗集一卷唐李贺撰宋刘辰翁评清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清李尧臣跋国家图书馆藏

27.唐李长吉歌诗四卷外诗集一卷唐李贺撰明徐渭、董懋策批注明万历四十一年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28.唐李长吉歌诗四卷外诗集一卷唐李贺撰明徐渭、董懋策批注明刻本辽宁省图书馆、宁波天一阁、重庆市图书馆藏

29.唐李长吉歌诗四卷外诗集一卷唐李贺撰清陈震、口虬隐跋上海图书馆藏

30.昌谷集四卷唐李贺撰明曾益释明末刻本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31.昌谷集四卷唐李贺撰明曾益释明末刻本清邵鸣鸾批并校南京大学图书馆藏

32.昌谷集四卷唐李贺撰明曾益释明末刻本清江标跋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33.昌谷集四卷唐李贺撰明曾益释明末刻本清佚名录清何焯校上海图书馆藏

34.昌谷集四卷唐李贺撰明曾益释佚名批点清罗宏泂跋湖北省图书馆藏

35.昌谷集四卷唐李贺撰明曾益释明末刻本郑振铎跋国家图书馆藏

36.李长吉集四卷外卷一卷唐李贺撰明黄淳耀评点清雍正九年金惟骏渔书楼刻本北京市文物局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藏

37.李长吉集四卷外卷一卷唐李贺撰明黄淳耀评点清雍正九年金惟骏渔书楼刻本吴梅摘录清何焯、二樵山人诸家批注国家图书馆藏

38.李长吉集四卷外卷一卷唐李贺撰明黄淳耀评点清雍正九年金惟骏渔书楼刻本丁福保批校上海图书馆藏

39.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四卷唐李贺撰清姚佺笺清陈愫、丘象随辩注清初丘象随西轩刻本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40.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四卷唐李贺撰清姚佺笺清陈愫、丘象随辩注清初丘象随西轩刻本清查升批校湖南省图书馆藏

41.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四卷唐李贺撰清姚佺笺清陈愫、丘象随辩注清初丘象随西轩刻本清陈本礼录清何焯校上海图书馆藏

42.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四卷唐李贺撰清姚佺笺清陈愫、丘象随辩注清初丘象随刻梅邨书屋印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科院文学研究所藏

43.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四卷唐李贺撰清姚佺笺清陈愫、丘象随辩注清初丘象随刻梅邨书屋印本清何焯批校并跋杭州大学图书馆藏

44.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四卷唐李贺撰清姚佺笺清陈愫、丘象随辩注清初丘象随刻梅邨书屋印本吴昌缓校并跋邵锐录清何焯批校国家图书馆藏

45.昌谷集四卷外集一卷唐李贺撰清姚文燮注康熙五年建阳同文书院刻本宁波天一阁.河大学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藏

46.昌谷集四卷唐李贺撰清姚文燮注康熙五年建阳同文书院刻本佚名录明黄淳耀评点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47.李长吉歌诗四卷外集一卷首一卷唐李贺撰清王琦汇解并辑首一卷清乾隆王氏宝笏楼刻本北京东城区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太原市图书馆、哈尔滨图书馆藏

48.协律钩元四卷外集一卷唐李贺撰清李本礼笺注清嘉庆十三年陈氏裛露轩刻江都陈氏丛书本清顾莼批校上海图书馆藏

49.协律钩元四卷外集一卷唐李贺撰清李本礼笺注清嘉庆十三年陈氏裛露轩刻江都陈氏丛书本清丁晏批校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公安部群众出版社、河北大学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淮安县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蒲田县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藏

50.协律钩元四卷外集一卷唐李贺撰清李本礼笺注清嘉庆十三年陈氏裛露轩刻江都陈氏丛书本清曹堉批并跋上海图书馆藏

51.李长吉诗删注二卷清钟定辑注清康熙刻本佚名批校国家图书馆藏

52.唐李长吉诗补注四卷外卷二卷复古堂旧本五卷年谱一卷附录九卷首一卷清史荣辑稿本宁波天一阁藏

53.昌谷辨注一卷清李裕撰稿本南京图书馆藏

参考文献:

[1](清)史荣.李长吉诗补注.稿本

[2]旧唐书(标注本)(第1版).中华书局,1975年5月

[3]新唐书(标注本)(第1版).中华书局，1975年2月

[4](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商务印书馆，1933年

[5]王重民.中国善本书目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6]徐季子等.宁波史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7]谢国桢.江浙访书记.三联书店，1985年

[8](清)董沛.光绪鄞县志.清刻本

[9]马瀛等.民国鄞县通志.1937—1950铅印本

[10]全祖望.鲒埼亭集.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11](清)王琦，姚文燮，方扶南.李贺歌诗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12]张剑.二十世纪李贺论述.北大中文论坛网

[13]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方学研究，第五章第四节，李贺研究.搜索引擎网

[14]陈允吉.李贺与汉魏六朝廷乐府.四川新闻网·理论热线，2004—12—22

(作者工作单位:天一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