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痴”杨守敬

刘作忠

被《清史稿》誉为“鄂学灵光”的杨守敬(号惺吾，晚号邻苏老人)，清道光十九年(1839)出生于湖北宜都，同治元年(1862)中举，后曾七次参加会试均未中。落第后转而治学，生平著述涉及83个学科，集历史地理学家、书法家、藏书家、金石学家、版本目录学家于一身。由于他学艺深厚，张之洞、端方等大家对他也敬重有加，称其“老成硕望，博览群书，致力于舆地学数十年，于列朝沿革险要，洽熟精详，著书满家，卓然可传于世”。[1]端方曾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和宣统元年(1909)先后两次请杨赴金陵府中，为之鉴别、整理所藏金石碑版。1914年，北洋政府大总统袁世凯慕名聘杨为顾问、参政院参政、清史馆纂修。1915年1月9日，杨氏病逝于北京，26日，袁世凯批令:“给予治丧营葬费二千元，仍候遗员致祭，其生平事业，著宣付国史馆立传。”[2]

杨氏自幼嗜书，笔者手头恰藏有杨氏生前自订的《邻苏老人年谱》，让我们循着这位先贤的足迹，寻觅其狂热买书、藏书的几个片断。

杨氏在《年谱》中自称:“余藏书数十万卷，海内孤本亦逾万卷。”这些藏书中，有的是唐、宋、元古抄本，有的是宋、元旧版医书，有的是从日本购回的珍本。搜集这些典籍，除了对祖国文化宝藏的热爱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还要一大笔钱。作为一介寒儒，杨氏采用三种办法:一是节衣缩食以购，二是用个人收藏的字帖和古钱币交换，三是以卖字之金买书。

同治二年(1863)，25岁的杨守敬第一次进京会试后，“在肆厂买得未见书盈车”，“雇一三套车，老马瘦骡，本不堪长途，又加以久雨泞泥，沿途雇马骡牛帮驾。中途又买一骡，未至(湖北)樊城，骡复毙。每日半夜未能抵站，辛苦万状，幸出都时尚有百金，至樊城已罄尽，假贷同行者，由襄河展转至沙市而归”。[3]为了一车书，从北京至宜都，千里之遥，弄得借路费回家，可谓嗜书成癖。

同治四年(1865)，杨守敬第二次入京会试，又未中，只得以地处东草厂胡同的太平会馆为学堂教书糊口。他“每日散学后，徒步到琉璃厂法帖店，物色碑版文字。及归，街上已寂无行人。到馆，则漏三四下矣。盖东草厂距琉璃厂路逾三四里之远。旁观者多非笑之”。[4]为了搜集“碑版文字”，半夜三更才回家，连旁人都认为不值得而讥笑他。

同治八年(1869)，杨守敬在荆州府城一估衣店购得刘青园(师陆)所藏金石文字“盈箱累箧”，不下数千种。44年后的1913年，杨在沪撰《虞恭公温公碑》论及此事。

同治十年(1871)三月，杨守敬第四次赴京会试，仍未中，决意归。“时在都中搜求汉魏六朝金石文字已略备，而无后魏卢无忌《修太公庙碑》。车过(河南)汲县北约数里，路有太公庙，碑在庙前田中，无碑亭。及车到站，月颇明，乃携毡墨，独自返太公庙拓之，并拓碑阴。及回店，则同行已鼾睡矣。次日得知，皆非笑之。”[5]

光绪六年(1880)春，杨守敬在京第六次会试前夕，居于东莞进士黄燮云(家驹)家中，喜见“凡宋以来集帖皆详载，所收之帖细目”的《帖镜》一书。他即“与燮云日日携笔墨于琉璃厂各帖店抄集帖目录，又访之收藏家补其缺。”[6]

同年四月，杨应清政府驻日使臣何如璋之招，赴日本任使馆随员。杨氏在日四年间，除了四处讲学传播中华文化，再就是广泛搜集流失到日本的中国典籍，包括六朝及唐抄本、世所罕见的宋、元版古籍，其中不少为国内已散佚和残缺本。这年底，他给国内一位朋友写信说，中国流至“日本古籍甚多”，“秘籍尚伙”，“隋唐以下金石文字亦美不胜收，彼国(日本)自撰之书，与中土(国)可互证者尤多。”[7]

光绪八年(1882)，44岁的杨守敬时在日本东京，“游于市上，睹书店中书多所未见者，虽不能购，而心识之。幸所携汉魏六朝碑版，亦多日本人未见，又古钱、古印，为日本人所羡。以有易无，遂盈筐箧。乃黎公(清政府驻日本钦使黎纯斋)有刻书之议，则日日物色之，又得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抄本，其时立之尚存，乃按目索之。其能购者，不惜重值，遂已十得八九，且有为立之所不载者数百种。大抵医书类为多，小学类次之。”[8]

杨在光绪辛巳(1881)二月所撰《日本访书志缘起条例》中谈到:“余之初来也，书肆于旧板尚不甚珍重，及余购求不已，其国之好事者，遂亦往出重值而争之。于是旧本日稀，书估得一嘉靖年，亦视为秘笈，而余力竭矣。然以余一人好尚之笃，使彼国已弃之肉，复登于俎，自今以往，谅不至拉杂而摧烧之矣;则彼之视为奇货，固余所厚望也(近日则闻什袭藏之，不以售外人矣)。”

1929年4月6日，《申报》刊载有署名“觉迷”所撰《记杨守敬报复甲午之役》一文，文中有一段杨氏在日本搜集古籍的逸闻趣事:“杨当任前清驻日钦使参赞时，适在甲午(战争)之后，于公余暇时、于休浴假日，遍赴日本各处市上收购书肆书籍。”“其时日本朝野，一致维新，其于各种古籍，咸束高阁，无所用之，既得杨向之收购，故各书肆各藏家多愿发藏售之。以是杨在日，凡至一地，必得若干古籍，捆载以归。每隔数旬或数月，即将收得古籍装为数箱，运归祖国。而日本各关，未知其为侵略文化也，故亦不加留难，任之载归。杨固豪于资财者，故于古籍，日人既能供之不尽，杨亦收之不厌。如是者几年，日本国中，所有名著、精乘、孤本，一切古籍，凡为其收罗殆尽。而日本当局，于政治教育、科学实业，既经一度维新之后，新派人物乃思阐发古代文化艺术，遂乃思及于收罗各种古籍。乃一调查国中古籍，则各书肆、各藏家，一切有名著作、前朝精乘，与夫世上孤本，多半无存。而于古籍，竟至大感缺之。乃加调查，知为吾国使馆参赞杨守敬所收罗，载之以去。日人由是而冲杨至于刺骨，惟杨亦以是倾其产。有叩杨:‘何以不惜家，收罗日本古籍?’则曰:‘此即所以报其甲午之役也!’呜呼!甲午之役，实为吾国第一次对日之深耻大辱。杨守敬以彼日人侵略吾主权、侵略我土地，吾以弱国，处以无可奈何，虽于不惜倾其家产，而于无形之中侵略其文化，以为报复地步，是其眼光之远、用主之深，实使吾人钦佩者也!”

杨氏在日本搜集的这批典籍，“以经部为最，经部之中，又以《易》、《论语》为多，大抵根原于唐代或传钞于北宋，为我国所未闻者也。至其经注，多有虚字，实沿于隋、唐之遗，即其原于北宋者，尚未尽删削也。当我元明间，日本收藏家足利官学而外，以《金泽文库》为最古，今日流传古本，泰半为其所遗。次则养安院，当我明季时，亦多宋、元本，且有朝鲜古本。此外则以近世狩谷望之求古楼为最富，虽枫山官库、昌平官学所储，亦不及也。又有市野光彦、涩江道纯、小岛尚质、森立之及多喜氏、多村氏、多纪氏，皆为有名之储藏家，杨所得，大抵储家之遗也。日本有力之家，藏书于土藏，虽屡经火焚而不毁。至于钞本，则用茧纸，坚韧胜于布帛，故历千载而不碎。至其藏于高山寺、法隆寺之佛经经史古本，亦皆完整如新，盖日本崇尚佛法，即有兵戈，例不毁坏也”。[9]

光绪八年(1882)，杨守敬开始协助黎纯斋(庶昌)公使利用在日本搜集到、国内已绝迹的26种逸书残本，刊刻成200卷《古逸丛书》。这套《丛书》包括:宋本《尔雅》、《谷梁传》，至正本《易程氏传》，集唐本《老子》，宋本《荀子》、《庄子》，元本《楚辞集注》，旧抄本《玉烛宝典》等大批“吾国久佚之本”。黎以《丛书》分“赠当时显者，皆惊为精绝”。[10]

光绪十年(1884)，杨守敬满载自日本搜集的典籍回国。他的壮举，受到士林的一致赞扬。

与杨守敬同时代的另一位藏书大家、大学者叶昌炽对《古逸丛书》赞不绝口，他说:是书“募勒精审，毫发不爽，初印皆用日本皮纸，洁白如玉，墨如点漆，醉心悦目。书成旋即至沪，即以其板付江苏官书局贮之，流通古籍，嘉惠后学”。[11]

被誉为“书之伯乐”的藏书大家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也有诗赞扬杨守敬藏书事云:“渡海三年访秘文，精雕古本胜留真。积来辛苦天宁负，险煞杨云要美新。”[12]

杨守敬如痴如迷地藏书，却并非如世俗秘不示人，他多次将藏书中的精品“缺者补之，讹者删之”后刊刻，以为社会需要。[13]如他抄、补的古地理珍本《太平寰宇记》，全书二百卷，补的仅缺二卷，几为全书。

杨守敬一生爱书如命，书随人走。他在宜都曾筑“飞清阁”藏书楼。50岁时，“筑黄州邻苏园以藏书，其城北即东坡赤壁，故以名”[14]，其“邻苏老人”之号也由此始。光绪二十九年(1903)，杨氏在武昌菊湾新建“观海堂”书楼，将黄州邻苏园藏书悉数迁入。辛亥武昌战争爆发后，杨守敬避居沪上。经杨氏日本弟子寺西秀敦请，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大都督的名义加封条于杨宅，并发出告示，称:“杨绅守敬藏古书数十万卷，凡我同胞，均应竭力保护，如敢有意图损毁及盗窃者，一经查觉，立即拿问治罪”。“同胞咸当爱敬，共尽保护之责，以存古籍，而重乡贤”。由于黎的保护，杨宅价值连城的典籍终能幸免于乱。杨为之感动不已，并有诗为纪:“七十老翁遭乱离，一家分散各东西。毕竟秦人多幸福，行行觅得武陵溪。奇书万卷冠群伦，爱惜毁勤到外人。遥望烟雾迷濛里，呵护犹当有鬼神。”[15]

1912年，这批典籍运至上海，1914年转运北京，藏北海观海堂。据何澄所编《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著录有3000余种，多古抄本、古医书，多为不见诸家书目著录的。杨氏1915年病逝后，其藏书经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积极努力，以七万金购藏于政事堂。后大部分移藏于集灵囿，小部分转入梁启超倡建的“松坡图书馆”(1949年并入北平图书馆)。1926年集灵囿所藏拨归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还有一部分留存鄂垣的藏书，被杨守敬之子勉之于1939年7月28日出售给湖北省图书馆。7月31日，湖北省教育厅令:“杨惺吾藏书业经教育厅送抵巴东，决定交由省馆保管。”8月，《湖北省政府教育厅令点交、接收杨惺吾藏书清册》云:“杨惺吾藏书计拾大箱，原无目录对照，会同厅委李懋功开箱逐一清查，共陆仟零玖拾叁册，又图捌拾幅。”[16]这批图书包括:杨守敬撰述、纂辑之稿本数种，如《湖北通志·舆地志》稿本、《荆州府志》稿本(杨曾参与纂校《湖北通志》和《荆州府志》)。此前，省图书馆还收集有杨氏旧藏多种，如杨守敬亲笔抄录的纪昀三色批校本《史通》等。

杨氏在日本访书时，每得一书，皆有笔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将这些笔记整理成《日本访书志》16卷。是书记录230多种图书，每书详记版式、行款及各家序跋，并考其版本源流，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版本目录学专著。

杨氏还编有《邻苏园书目》和《观海堂书目》。1913年新创刊的《文史杂志》刊载了杨氏的《藏书绝句》一卷。是书对殿本、监本、公库本、郡庠本、藩府本、书院本、经厂本、家塾本、书棚本、梵夹本、道藏本、支那本、足利本、唐卷子本、蜀大字本、巾箱本、书帕本、五色本、百衲本、黑口本、焦尾本、麻沙本、活字本、密行小字本、纂图互注本、校本、抄本、孤本、残本、满汉合璧本、中西石印本等32种版本各作绝句一首，并将各版本的资料附于诗后，为版本学的精品。

晚年的杨守敬在谈到其一生藏书的甘苦时，感慨地说:“吁!世之藏书者，大抵席丰履厚，以不甚爱惜之钱财，或值故家零落，以贱值捆载而入。守敬则自少壮入都，日游市上，节衣啬食而得。其在日本，则以所携古碑、古钱、古印之属交易之，无一幸获者。归国后，复以卖字增其缺，故有一册竭数日之力始能入橱者。天鉴艰难，当不使同绛云一炬，若长此不靖，典籍散失，则非独吾之不幸，亦天下后世之不幸也。涕零书此，知我者，其勿以不达笑我。”[17]

杨守敬应该是有幸的，他以毕生心血搜集的典籍，历经风雨终能保存下来。1997年，多达1700万字的《杨守敬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天下后世”对这位“书痴”的最好回报。

注释:

[1][2][3][4][5][6][8][10][13][14][15][17]邻苏老人年谱.见:张爱芳，贾贵荣选编.清代民国藏书家年谱选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7]李莼客.越缦堂日记.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记

[9]杨立诚，金步瀛合编，俞运之校补.中国藏书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1]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2]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载:正风半月刊，1935年

[16]湖北省政府教育厅令点交、接收杨惺吾藏书清册.见:万群华，张翼明主编.湖北省图书馆八十年纪事(1904—1984)

(作者工作单位:湖北荆州市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