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淘旧书的经历

陈梦熊

谈起这个话题，无疑触及我生平中最大的嗜好。说来不信，自从我进入初中校门以后，直至今天，仍旧迷恋于这种嗜好之中。现在因为年纪大了，又患上髋骨老损，行动不便，不大出门。况且，现在的旧书摊也近乎绝迹，难以满足我这个引以为悦的要求，实在无奈。正因为如此，我所经历淘旧书的情况和故事是不少的。现就记忆所及写下几则，以后觅得机会再慢慢地道来。

上海市区旧书摊店的分布

我自进入初中校门，因为家贫，买不起课本，而校方又在学期之初，公布各科使用课本的名称和版次，允许学生携带旧课本上课，这样我便和几位家贫的同学上旧书摊店淘觅旧课本上课。当时就读的学校坐落在爱文义路(今名北京西路)、卡德路(今名石门二路)之间，校门对面就是旧书摊店的集中之处。穿过马路就可前去浏览。因此在中午休息和放学以后，经常去各个书摊搜觅旧课本。次数多了，不仅搜觅旧课本，也翻阅文艺性的书刊。旧杂志是放在枱上可以随意翻阅的，只要不损坏，店方不会干涉的，所以我浏览过的旧杂志很多，遇到内容喜欢的而售价低廉的也会买下几本，这样积累起来，慢慢地培养起买书和藏书的兴趣了。约一年后，又和几位同学转学到临近静安寺附近的一家中学就读。而红庙弄(愚园路上)附近和不远的梵航渡路又是旧书摊店的集中区域，这正中我辈穷学生的胸怀，抽空继续前去翻阅和选购。这时的兴趣，不仅文艺性的杂志，而是新文艺的作品了。记得买到一本巴金的《家》，睡在灯光黯淡的二层阁楼上，一个夜晚就读完了。翌日，和二三爱好文艺的同学饶有兴趣地谈起这本书的内容，眉飞色舞，好不自在。因此，巴金是我走上文艺领域的领路人。梵航渡路靠近中山公园一头就是圣约翰大学(今华东政法学院)的所在地，静安寺(今南京西路)是热闹市区，因此这里好几家较具规模的旧书店有西文和大型画集出售，当然，这类高档旧书不是我辈穷中学生所敢问津的了。由于和好几位爱好文艺的同学的交往，故而在假日和暑寒假结伴去其他地区的旧书摊店淘书。当时没有零用钱，是靠早点费中节约下，所以少得可怜。常去的有福州路近山东中路，尤其是昭通路，现在仁济医院附近，这里是旧书摊的大本营，摊位多，品种齐，值得挑选，但书价也高一些，因为摊主都是在行的，懂得一点书的内容。我限于经济条件，购进的书并不多。有时也去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至萨坡赛路(今淡水路)一带淘旧书。偶而也去南市的文庙选购。以上是我从40年代初期到1965年公私合营的上海旧书店成立以前的主要去处，也是上海市区旧书店摊的主要分布地区。

上海旧书店成立以后，主要去福州路的总店，也去静安寺、南京西路、江宁路、四川北路武进路等分店选购，因为各个分店是独立核算的，供应的书也不相同。后来，由于旧书货源稀少，各分店逐渐息业，只存福州路的总店和湖北路一家分店，至今仍还开着。在“文革”前，上海旧书店总店的二楼设有内部供应处，要凭介绍信才能入内选购。由于我已是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就可自由出入了。该店还设有特殊的供应部门，专供中央首长选购，据说胡乔木是常客，我未去过。在出版社工作时，每逢周四要去该店仓库劳动一天，接触各类书刊，五花八门，也就扩大了我的眼界。

现在仍在营业的有，上海旧书店退休职工合作开设的新文化服务社两家，一家原设在长乐路、成都路附近，后迁去瑞金二路410弄3号上海古籍出版社相近的弄堂里;另一家开设在福建南路，近人民路的一头，以及江湾镇万安路等六家连锁店。此外，在襄阳南路靠近南昌路，有一家私人开设的旧书店。还有新闸路，靠近沙市路有邻近两家。一次，我去共康五村拜访亲戚，见弄口有一家稍具规模的旧书店，有位残疾女青年在营业。我入内挑选，配得久缺的《民国人物传》第五集，甚为欣喜。不久进来一位长者，立刻和我招呼，交谈中得知，他是上海旧书店的退休职工，家住村内，又因女儿残疾，居委会同意在弄口开设这家旧书店，让残疾女儿就业，父亲给予照顾和业务指导，因此颇具规模了。更意想不到的，他还说“文革”前曾借用我的一本书，尚未归还，至今存在家中。说实话，这件事我早已忘记了，还是他主动提起，并且从家中取来还我的。细看书的内页，确有我的一位老同学的签名，这确是这位同学所赠，且作配套之用。这次老朋友相见，颇有他乡遇故友之感。我在他的摊位上还买得一本自费编印的旧体诗集，其中有沈尹默的题词和严独鹤等的诗作，后来我借给现任新民晚报社副刊部主任严独鹤之孙严济平先生，至今尚未取回呢。由于长期淘购旧书刊，认识许多旧书摊主和营业员，但大都记不得他们的姓名，只是面熟，有时也打打招呼。现在他们大都退休了，部分由子女顶替，仍在从事这个行业。有位绰号“小公鸡”的营业员，偶在地铁车厢相遇，他告诉我已经脱离上海旧书店，自己开了一家书店，做了个体户。并且递给我一张名片，希望我常去他的书店购书，是十分友好的。

旧书店里也有对敌斗争场景

在上海的日伪统治时期，进步作家郑振铎、王统照和翻译家耿济之等，处境十分险恶，为了躲避日伪的追捕和迫害，他们都改名易姓，离家出走，设法躲避(郑振铎化名陈世训，王统照化名王恂如，耿济之化名耿孟邕)。约在1942年，为求有个息脚和交谈之处，经郑振铎提议，获得耿济之等的同意，他们在善钟路(今名常熟路)、海格路(今名华山路)小剧场附近，开设了一爿旧书店，取名“蕴华阁”。店中只雇一位职工，便于他们在此交谈、会客和秘密联络等。当时他们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耿济之依靠开明书店预支少量翻译稿酬维持，每天早出晚归，经常买一付大饼油条、或烘山芋充饥。正由于这样，他才躲过了日寇上他家搜查的厄运。王统照任职于开明书店当编辑，书店营业清淡，收入微薄，艰难度日。至于郑振铎，更无固定收入，全赖变卖家私度日。自己却东藏西躲，甚至去了苏州和无锡诸地。而这爿旧书店，本不是以营利为目的，尽管很小，只有一间门面，聘用一个伙计，还得要蚀本苦撑。如此苦苦维持了好几年，实在不容易。我在参加编辑《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时，特意将他们三人发表在这段时期的小说作品，编为一集，取书名《蕴华集》，就是纪念开设这爿旧书店时期的苦难经历的。

郑振铎是著名的大藏书家，因此他与各个旧书店的主人与员工较熟。一次，当他进入一家旧书店选书时，冷不防一个陌生人进入店内，生硬地问店主人说:“郑振铎来过没有?”店主人警觉地感到此人来路不明，又不认识郑振铎，显然不怀好意。便回答说:“来过后走了。”郑振铎听得清楚，心里也很明白，便不声不响地溜走了。正是这位店主人的机警，才使他甩掉这个尾巴，避过了一场祸害。因此，在日伪统治期间，上海的旧书店内也会出现对敌斗争的场面和氛围的。

抗战胜利以后，中共地下党员翁逸之，为了有个公开职业，便于掩护地下工作，就在辣斐德路(今名复兴中路)、平济利路(今名济南路)转角处开了一爿旧书店。店面不大，只有一间半光景。我曾去买过旧书，当时我是不知情的。是几年前，他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当编辑以后，由他的同事告诉我的。当时他除了开这爿旧书店外，还与沈子复(中共地下党员)等编辑综合性杂志《月刊》，我至今还收藏了几期，但不齐。翁是位画家，也会写文章，可惜他生前我没有见过，十分遗憾。

为旧书结识了许和先生

我和许和先生相识是十分偶然的。约在1948年的下半年，我在《文艺春秋》杂志上，或其他报刊的小型广告上，见到有人需要补配《文艺春秋》的几册缺期，而我手头恰巧有相符的期数，便去应征出让。先到杂志编辑部，经办人员告诉我，征配者是许和先生，并抄录了联系地址，来到该处，原来他是德孚洋行的资深职员，是位颇感热情的中年人。他见我是个单纯的文艺青年，十分高兴。从简单的交谈中，得知我们都喜爱“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而我对淘旧书尤为熟悉。有了共同的话题，也更投机起来了。我偶见他的写字台上，放了一本英文杂志的合订本，杂志的主编是许和。我问他说:您的英文程度一定很好吧。他谦虚地回答说:没有，我的英文程度不好，这是朋友们推举我才挂上主编的署名的。经过多次接触以后，他认为我为人老实可靠，便主动邀我上他家中叙谈。我也表示同意，跟他前去。原来他家住在南市区的一座旧宅的楼上。家中有比他年龄稍轻的师母，是苏州人，据说是评弹演员出身，也较文雅。一个儿子，正在攻读师范，瘦瘦的，中等个子，年龄比我小一些。使我尤感兴趣的，是他家壁上、柜中放满了新文学书刊，可说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实在令人羡慕。从闲谈中得知，他对周作人、俞平伯、废名等的作品，尤为推重。他给我看了不少稀见的版本，甚为珍贵。他还收藏二三十年代的文艺和综合性杂志，且成套的。例如《逸经》、《宇宙风》(甲、乙刊)、《人世间》等等。能够成套收藏，确可称作收藏家了。我暗暗地为能交上这么一位文艺书刊的收藏家而高兴，因此，经常去他的写字间或家中。他也乐意与我这个年轻人交朋友。有时我们一同上旧书摊店淘书，有时他抄出书单，托我访觅。我也兴冲冲地去搜求，每有所得，立即送去，他总是以感激的心态接过书刊，并向我道谢。此时我的心中也是乐滋滋的，十分愉快。其实，我当时的处境是很困难的，因为失业失学，生活全靠家中供给。白天外出淘淘旧书，晚上在夜校读书，心中迫切地想找份工作，藉以自立生活，不再依赖家庭过活。一次，我向他吐露了这个心愿，他和善地劝我说“不要急，慢慢来。我计划着找一个铺面，开一爿旧书店，资金由我提供，店中由您经营。开店的目的，不在赢利，而是将收得喜爱的书刊留下，自己收藏。一般的书卖出好了。”他又说“我是个爱玩的人，战前我玩过金鱼，在镇江办了一个很大的金鱼场，培育了不少品种，看了高兴。可惜为日本鬼子毁掉了。现在玩起文艺书刊了，也很高兴，与您相识，也是有缘吧。”后来，旧书店虽未开成，但他为我做出了一件颇有意义的事。那是我从中华职业教育社国文专修科，转学到诚明文学院中文系读书后，由于编成了一份内容翔实的《鲁迅研究书目》，从而与王士菁、许杰、赵景深和魏绍昌等相识。不久，王士菁被冯雪峰聘去设在武进路上的鲁迅著作编刊社，还陆续调来了杨霁云、孙用、林辰等专家，从事鲁迅著译的注释工作。该社开创伊始，缺乏图书资料。王士菁托我设法向友人借用。我商之于许和先生，欣然同意，他收藏的新文学书刊也就派上大用场了。记得经常从南市他家中取书，送去在武进路上的王士菁，用完了又取回调换，如此义务地提供，直到该社迁去北京，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为止。我也由王士菁同志介绍，进入海燕书店当校对员。直到“文革”以后，原在该社任书记员的殷维汉先生，曾对搞《鲁迅日记》的包子衍说起，当时我经常上该社，为他们提供书刊资料的事，这是包调来我所工作后告诉我的，殷先生想来早也退休了吧。该社向许和先生借用的主要是整套的旧杂志，记得的有《逸经》等，单本书籍较少。许和先生总是有求必应，从无回绝。我也从无遗失或延误过。更可贵的许和先生从未收受该社一分钱的资料费，我也没有收受车资和餐费，完全是尽义务的。无疑许和先生借给该社的书刊是发挥了较大的作用的。后来，我由士菁先生介绍，进入海燕书店当校对员，晚上在诚明文学院中文系读书。该院后并入上海学院中文系，最后并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我因正在海燕书店工作，家庭也有负担，所以没有随校并入复旦就读。上海鲁迅著作编刊社后来也迁去北京，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了鲁迅著作编辑室。正由于这样，我与许和先生见面的机会也少了。记得有一次见到，人也变瘦了，穿了一套适时的人民装，情绪很消沉。这与他的处境有关，因为德孚洋行，是德商开设的化工原料的机构。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接收。上海解放后，该处当然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他的收入大幅度减少。在旧社会，一个外企职员往往有大小老婆，这是不足为奇的。上海解放初期，他要负担两个家庭，确实难以支持。况且，还有人际纠葛，更会使他烦恼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去南市他家，师母对我说:老许已经病逝了，是生黄疸病死的。我感到突然，无以相对，一阵悲痛向胸中袭来……

许和先生虽是一位普通职员，没有什么突出贡献;但他为人善良，爱好和收藏新文学书刊是执著而真挚，为我所感染和效法的。他的藏书是否由儿子继承或散失?我就不得而知了。写下这些，也算对这位爱书朋友的纪念耳。

二○○五年三月四日增订于梅陇新居南窗下。

七月九日重加修订于鞍山四村新居灯下。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