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之香

虞浩旭

如果你到过北京，如果你站在北京城的中心——景山的万春亭向南望去，紫禁城宫殿一片金碧辉煌。可在这片金碧辉煌的琉璃瓦屋顶中间，唯有一座宫殿瓦顶却是黑绿色的，格外引人注目。它的墙壁和柱子也不是朱红色，而是青冷色。别的宫殿多为九间、七间、五间成单数，而它却是六间。还有的传说紫禁城的宫殿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比天上玉帝的天宫要少半间。这半间就在此楼西侧。为什么它有这么多独特之处呢?原因就在于它是皇家藏书楼——文渊阁。所有这些与众不同之处都有根据和说法。因为它是模仿著名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的。天一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民间藏书楼，是中国古代藏书的典范，是宁波藏书文化和中国藏书文化的象征。

我们在谈论天一阁，谈论宁波的藏书文化，谈论中国的藏书文化时，必须明确与藏书文化相关的几个基本概念。首先碰到的是藏书。何谓藏书?藏书是一种收藏活动。自古至今，古今中外都有很多收藏活动，它们愉悦性情，陶冶情操，成为文人墨客、名人百姓的业余爱好，甚至成为终生追求。譬如，有收藏钱币、邮票、名人字画、陶瓷、家具的，也有的人就某个对象展开收藏，像收藏毛主席像章、各式算盘、自行车、老爷车、橡皮、香水等等，可谓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无奇不有。而藏书的历史相对于其他收藏活动，可以说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收藏活动之一。从几千年前的收藏甲骨、青铜，到现代的各式书籍报刊收藏，源远流长，形式多样。藏书是指收藏图书或收藏的图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特指皇家、私人、寺观、书院等典籍的收藏活动，包括购置、鉴别、校勘、装治、典藏、钞补、传录、刊布、题跋、用印、保护等一系列活动。“藏书”两字最早出现应该在《庄子·天道》，中有这样的记载:“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曰:‘由闻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困焉’”。《史记·老子传》则对这一事的记载更明确:“周守藏室之史也。”注:“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但将藏书作为一种书业活动应该在汉代。《汉书·艺文志》曰:“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正式将藏书作为一个书业活动的术语确定下来。此后“藏书”两字才被专业化，在史书上不断出现，如《新唐书·艺文志》“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等等。

其次是关于“藏书家”的概念。目前关于藏书家的定义有好几种说法。一种认为藏书家是“因研究需要或个人兴趣而对图书进行收藏的人”。第二种认为藏书家是“指私家藏书的开创者或私家藏书的传人、皇家藏书的管理者于藏书事业作出贡献的人”。第三种认为藏书家是“藏书而又谓之‘家’，必须是对书籍有较深的学问，并且对所藏图书进行过分类编目、著录题跋等研究性工作的人”。而笔者认为“有目的、有系统、有倾向的收藏多量图书，并加以管理和利用的人，可称为藏书家”。所谓有目的，即凭自己的爱好、评价和鉴赏力而有选择地收藏图书，不仅可供自己参考、阅读或消遣，也可以把某一领域、某一时代或某一专门出版物精心地完善地收藏起来。所谓系统，即专心、耐心、细心地持久而集中地收藏某类、某一作者某一时期的出版物，这样的收藏相当齐备;所谓有倾向，即集中某种图书，如善本作专门收藏等。所谓多量是指藏书达到一定的规模。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变化的。如春秋战国时期，墨子“有书三车”、惠施“有书五车”，都是大藏书家了;清代乾隆出于征书目的，认为收藏“百种以上者，可称为藏书家”。所谓管理则至少要编有书目;利用则指藏以致用。

第三是关于“藏书楼”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文人雅士好给自己的书楼、书斋、书房和读书处取个名，有些甚至有好多个名，这就出现了所谓实构藏书楼和虚拟藏书楼。所谓实构藏书楼:指历代典籍图书收藏者为藏书而专门建造的处所。通过专门建造的藏书处而使图书不受自然和人为损坏。天一阁就是专门构造的藏书楼。所谓虚拟藏书楼:即虽有藏书楼的名称，而实际上并非真的专构楼堂以庋书籍。有的是在自己的居所辟一专室藏书，有的是将书籍藏于书主读书治学的书斋，有的甚至是随居室放置。历史上藏书楼虚拟的成份多，范钦的东明草堂就属此类，既会客，又读书，也藏书。我们在研究藏书文化和藏书史时，这一点是必须注意的。

第四个概念是关于“藏书文化”。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写照，是人类文明的反映。人类的文明史由人类创造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组成。在诸种文化中，有一种高级的文化活动是藏书。图书的搜集、鉴定、校勘、品赏、典藏、管理、借阅，以及题跋、评点、收藏等一系列活动组成了藏书文化。藏书文化是其他诸种文化形成一定规模后产生的。藏书是文化沉积的结果，又是文化发展的阶梯。藏书文化源自于其他诸种文化，又是诸种文化总和的反映。藏书文化的形成，说明社会的文明发展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藏书文化是人类文化之花。

在明确了概念后，我们还必须对中国的藏书文化有一个总体上的了解。人类自有了文明，也就有了原始意义上的文字和图书，有了图书，就开始了收藏图书的事业。在古代中国，承担图书收藏，乃至于图书管理、研究、校勘、刊行事业的主体是历代的官私藏书楼。中国藏书事业的历史，可追溯到文字和图书已有相当发展的殷周时代。专藏甲骨的龟室是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档案馆，史官贞人是早期的文献管理者。由此算起，中国藏书事业的历史也已有三千多年了。中国的藏书楼收藏、保存、传播了丰富的文化典籍，保存、传播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中国的藏书楼和与藏书楼共生存的历代藏书家们，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有着功德无量的贡献。

中国的藏书文化传统悠久，生生不息，业绩辉煌，似一条滔滔大河，聚汇条条支流，波涛渐宽，声势渐壮，由官府藏书而私人藏书而寺观藏书而书院藏书，随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壮大发展。中国古代的藏书文化由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四个系统组成，各个系统的先后培育与发展又与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密切关联，并形成各自的特点。中国的藏书事业历经种种磨难曲折、天灾人祸，终以百折不回万劫不灭之气势，顽强走完了自己漫长而光荣的路程，并功德圆满地完成了向现代图书馆的嬗变。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源远流长，绵延不断的藏书文化，为中国为世界留下来的典籍，数量之多，门类之繁，涵盖的时空之广，是文明古国最具体、最形象、最生动的象征，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无法比拟的。中国的藏书文化博大精深，它是整个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藏书文化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结晶，甚至可以说，没有藏书文化，便不会有中国的历史文化。研究中国藏书家、藏书楼和藏书文化的历史，总结中国藏书文化的经验和成就，对于继承和发展中国和人类文明，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在了解了中国的藏书文化后，我们再来看看宁波的藏书文化。自宋以来，宁波藏书事业勃兴。在宁波的历代藏书事业中，私人藏书为主，书院、官学藏书为辅，名楼迭出。北宋时鄞县的楼郁和陈谧、丰稷，声名颇著，开宁波藏书风气之先。进入南宋后，出现了二大藏书家，攻媿主人楼钥居月湖之南，楼曰“东楼”，史守之居月湖之北，楼曰“碧沚”，人称“南楼北史”。全祖望《湖语》有“藏书之富，南楼北史”之语。宋亡后，浙江文物陡衰，元代省内藏书之家殊鲜，唯宁波胡三省石窖藏书、袁桷东轩藏书独领风骚。尤其是袁桷“广蓄书卷，国朝以来甲于浙东”，不仅甲于浙东，钱大昕《抱经楼》曾谓“清容袁氏，藏书之富，甲于海内”。至明代，宁波藏书日趋繁荣，现享誉宇内之天一阁自不用多言，他如丰坊万卷楼、袁忠彻瞻衮堂、范大沏西园、陈朝辅四香居、陆宝南轩，无不远近闻名。至清代便达鼎盛，名楼接连而出，黄宗羲之续钞堂、郑梁之二老阁、冯云濠之醉经阁、万斯同之寒松斋、全祖望之双韭山房、卢址之抱经楼、徐时栋之烟屿楼、陈励之运甓斋、蔡鸿鉴之墨海楼、董沛之六一山房、郭传璞之金峨山馆、沈德寿之抱经楼等，都时负盛名。民国以来，余绪不绝，后起之藏书家有张寿镛、张之铭、冯孟颛、朱酂卿、童藻荪等名家。总观宁波历代藏书名家名楼，洋洋洒洒，不绝于史，书香有续。

宁波的藏书文化除了“名楼迭出、私家为主”外，尚有“藏书世守、代有传人”、“学人藏家、一身二兼”、“留意桑梓、集刊文献”、“嗜书如命、聚书矻矻”和好读、收藏、克守、开放、爱乡、爱国的人文主义精神。由于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天一阁留了下来，天一阁的藏书留了下来，天一阁的精神留了下来，天一阁成为宁波藏书文化的象征，成为中国藏书文化的象征。对于宁波来说，这是一件幸事。然而，如果对于宁波藏书文化而言，言必称天一阁则是有失片面的，在宁波的藏书文化史上，还有过不少赫赫有名的藏书楼和藏书家，即使那些默默无闻的小藏书家，他们对于保存中国的典籍文化，对于传承中国的文明，都是作出了贡献的。这一点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几年来一直都在谋划写一本反映宁波历代藏书家藏书楼的小册子，也逐渐积累了一些资料。而宁波市文化局编辑出版《解读宁波》，要我承担《智者之香——甬上藏书家藏书楼》和《东南邹鲁——浙东学术和浙东学派》，关于后者已经体现在我的《书院圣地——白云庄》中了，而前者则成了今天呈奉在大家面前的这本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的编写过程中，对于大家耳熟能详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的，我在广泛吸取专家学者成果的基础上，尽量从新的角度去写，而对那些小藏书家，则尽可能地去挖掘新资料。我的师友、齐鲁书社《藏书家》责编周晶先生曾向我约稿，要我撰写一些有关宁波小藏书家事迹的文章，虽然比较难，但总算有些收获，这在书里已有所反映了。遗憾的是，《藏书家》办完第十辑就要停刊了，我们又失去了一个很好的阵地，但是我们对于藏书家藏书楼的研究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在今日的中国，搞学术研究确实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虽然是一本小册子，也花费了不少的精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爱书的朋友们若感觉尚能一读，则幸甚幸甚!是为序。

2005年5月16日

(作者工作单位:天一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