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氏天一阁私家藏书文化的重大演进新探

陶　济　万蔚萍

【摘要】始建于中国明代的私家藏书楼范氏天一阁，原藏两汉以来文献典籍的明代刻本抄本，特别是明代现实活态文献的刻本抄本7万多卷，历经明清盛世直至鸦片战争前不散不衰而著称于海内外。更为重要的，是其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私家藏书文化及其重大演进:以文献收藏文化为基石，书楼营造文化为支柱，经世致用文化为灵魂。天一阁不仅为浙江而且为中国私家藏书文化体系的崛起和恣肆，开辟了道路，树立了范式，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天一阁;私家藏书文化;私家藏书文化体系

中国唐宋以降，浙江私家藏书和私家专用于收藏的藏书楼后来居上，明清两代更在全国前列。浙江现存私家藏书楼明代宁波天一阁，清代余姚五桂楼、海盐西涧草堂、瑞安玉海楼，以及民国初期南浔嘉业堂，在全国几乎绝无仅有。范氏天一阁1566年落成，距今已经440年，既是中国又是亚洲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原藏两汉以来文献典籍7万多卷，主要是历代文献典籍的明代刻本和抄本，特别是明代现实活态文献的刻本、抄本、稿本。天一阁以其历经明清盛世直至鸦片战争前不散不衰而著称于国内海外，被盛誉为藏书文化奇迹。藏书是一个文献典籍收藏、传承、开发、利用和弘扬的文化过程。如何履践藏书的整个文化过程及其各个方面和所有环节，归根到底取决于藏书者或藏书家对于藏书活动及其过程根本的理性观念和价值取向。藏书文化实质上就是藏书理性观念和价值取向的积淀、提炼、升华和创新。藏书文化体系实质上就是方方面面藏书理性观念和价值取向，在根本上从分散到集中、从外在到内在、从部分到整体的组合构成和有机统一。本文主要研究鸦片战争前范氏天一阁私家藏书文化的重大演进。研究表明，天一阁比藏量丰富和藏品珍贵更为重要的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私家藏书文化:以文献收藏文化为基石，书楼营造文化为支柱，经世致用文化为灵魂。研究进一步表明，范氏天一阁私家藏书文化的重大演进，不仅为浙江而且为中国明清私家藏书文化体系的崛起和恣肆，开辟了发展的道路，树立了有序的范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天一阁和中国明清私家藏书楼的私家藏书文化体系，是一个有待明确立项、深入探讨的研究课题。本文所谓新探，无非抛砖设问而引玉求解。

一、文献收藏文化为基石

藏书和图书收藏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藏书包括了文献典籍的收藏、传承、开发、利用、弘扬以及书楼构筑等各个不可或缺和互联互动的组成部分。图书收藏尽管包括了文献典籍的搜求、整理、修补、编目、入库、管理等各个组成环节，然而整体上归属藏书。所以，藏书和图书收藏既不能割裂开来，截然对立，又不能简单等同，混为一谈。天一阁创建人范钦及其后代从收藏是藏书的前提和基础出发，重在明代现实活态文献的搜求、整编和管理，以其独到的文献收藏文化为基石。

第一，文献典籍搜求。中国官方、私家、社会三大藏书系列，历来重视传世文化典籍收藏而忽视现实活态文献收藏。即使私家藏书楼也以传世和地方文化典籍为收藏重点。范氏天一阁与众不同的是，重点搜求历代现实活态文献的孤本特别是明代现实活态文献。诸如研究者无不乐道的天一阁原藏明代省、府、州、县志书435种，比《明史·艺文志》著录还多，明代各朝科举考试的《登科录》刻本370种，其中包括各省会试录、乡试录、武举录等。无论收藏总量之多还是原刻本、善本、仅见孤本之多，在当时和现在均为全国之最。

本文在研究中发现，天一阁重在搜求明代现实活态文献有以下三个基本特点:其一，数量多，种类全。除了地方志书、档案、文集、丛编以外，官方事例、家族宗谱、契约文书、乡规民约等，虽然难说应有尽有，也堪称全面丰富。其二，系列互补，价值较高。各级地方志书、各类科举登录以及各种活态文献版本，系列配套，优势互补，有助于辨正和考实，提高了收藏的质量及利用价值。俞宪编撰《皇明进士登科考》苦于文献不足，却在天一阁如愿以偿。他在序文中不无感叹地说:“各科有缺略，不能衔接，或谓四明范氏藏录最多，盍就询之，辗转乞假，果得补全。”其三，突破地域界线，兼收各地文献。尽管立足当地，又跳出当地，面向全省和全国，跨县域、府域、州域、省域搜求而收藏。全国不少地方的志书和文献，在当地无存或已无原件，却在天一阁留存至今。明代弘治十七年《上海志》、正德五年《云南志》、嘉靖二十八年北京延庆县《隆庆志》等164种地方志书，都是至今仅存于天一阁的无双孤本，有的还是最早的初刻本。

很多研究者认为范钦钟情于当代文献，不外四种解释。一是范钦主要靠傣禄收入，财力决定了只能以当代文献而不是宋元善本为搜求重点。二是范钦为官四方，搜求当代现实活态文献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三是范钦先后主持民政、学政、军政等大事和要务，势必需要比较充分地把握当代和当地自然、行政、司法、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现实活态文献。四是范钦自信、进取、刚强，鲜明凸现的个性使他为人行事独立思考、另辟蹊径，文献搜求也人弃我取、别开生面。这些说法都有根据、很有道理。关键在于贯穿和渗透于其中的，是范钦对于藏书及其收藏根本的理性观念和价值取向，是范氏天一阁的文化精神和藏书文化。在范钦看来，文化典籍诚然具有资治通鉴的重大价值，而当代、当朝、当地现实活态文献既具有经世致用的现实价值，又具有传世致用的历史价值。这才使大量不见经传然而价值连城的地方志书和实证文献不仅留存到现在，而且改变了世人共识和藏书共识，前所未有地开拓了文献的新门类和收藏的新空间。

第二，文献典籍整编。文献典籍从搜求获得到入库保管，因循整修、鉴别、勘误、补缺、登录、编目等步骤和流程。范氏天一阁认真和严格地因循这些步骤和流程，特别是一丝不苟地将其运用于明代现实活态文献的整编之中。研究者的关注集中在天一阁的书目编撰。范钦亲编2种，其子范大冲增编1种，八世孙范懋柱专编奉命呈书1种，家族后人重编1种。家族外他人编目20多种。

本文在研究中发现，范氏天一阁因为重在收藏当代活态文献，文献整编颇有讲究。其一，突出版本辨正。文献典籍特别是现实活态文献各种版本的优劣，根本地制约了收藏质量和价值的高低。范氏天一阁对自藏文献典籍和地方文献的刻本、抄本、稿本，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真伪鉴别、内容考证和文字定夺。并且范氏同其他私家藏书楼互助合作，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面进行版本辨正和刻抄勘误，常常借抄或分刻善本而互通有无。范钦《明贡举录》稿本，收录明代浙江贡举、乡试解元和三朝会状二元的相关资料。有人疑为范钦随手所作，备记忆而已。其实，这倒留下了范钦辨正文献版本的实据。

其二，突出了收藏分类。文献典籍特别是活态文献分门别类的收藏分类，极大地影响了藏书的利用和收藏的管理。范氏天一阁和当时其他私家藏书楼共同优化了收藏分类和目录编撰。一是传世文化典籍仍按官方藏书经史子集四部总类及其子类统分，却又新增附录别类编入地方文献和相关资料。二是专设地方文献和相关资料为新增别类，附加题记或说明，同四部总类子类二分而互见。三是再设自藏、自编、自著、自刻的文献丛集为专题别类，同四部总类子类、地方文献别类三分而互见。范氏天一阁以不同于四部统分的三分互见体例和机制，分橱收藏，分橱立目。清初佚名《天一阁书目》抄录书名与册数，共分经、史、子、集以及实录、志书等凡三十六类。范氏后人重编的《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按24个书橱逐一登记书名和册数。这两部现存最早的天一阁书目，一部是清初能登阁的人所编录的，肯定与范家相当亲近，一部是范钦直系后人所编录的，肯定恪守范钦遗愿。因此，它们能最接近最如实地再现范氏天一阁整编文献典籍的实态、原貌、特色和创造。一方面，其借鉴和吸纳了官方藏书四部分类和编目的规范、机制、经验，并且舍弃相对片面、僵化特别是忽视当代现实活态文献的局限;另一方面，其一视同仁地对待传世文化典籍和现实活态文献，推动和促进了版本学、目录学、考证学、编辑学乃至文献学的丰富和发展。

第三，文献典籍管理。文献典籍搜求并不容易，整编并不简单，而管理相当困难，世代传承则难上加难。历来多少藏书楼书失楼毁，莫不归因于水浸、火烧、虫蚀、盗窃、战乱“五患”或“五厄”。书失多半因为流离:一是分家，分而即散;二是出楼，出而无归。楼毁多半因为火患，星火酿成大灾。收藏管理维系着私家藏书和私家藏书楼兴衰存亡的命运和前途。范氏天一阁和原藏文献典籍直到鸦片战争前始终保存完整和良好。研究者无不赞佩和称誉范氏天一阁，以全面、规范、严格的收藏管理模式独步明清私家藏书楼。概括起来主要是:范钦“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训，凿池积水、禁火入阁的措施，防潮治虫的方法。

本文在研究中发现，范氏天一阁最为重要、最为宝贵而最为成功的管理经验是:制度到位、责任到人、预防到心，构建和完善了收藏、管理、预防三位一体化的收藏管理模式及其收藏管理文化。其一，全面总结经验，确立收藏管理的基本理念。范钦高度重视和全面总结了私家藏书楼特别是丰坊万卷楼兴衰存亡的经验和教训。范钦和丰坊既是鄞县同乡，更是收藏好友。丰氏历经两宋元明，代出闻人，家富藏书。万卷楼藏书万卷，其中不乏宋版善本，范钦从中抄录甚多。但是丰坊管理不当，宋版刻本和抄本被人窃走十之六七，后遭大火，藏书所剩无几。丰坊最终把余藏和宅地转让范钦。其中经验和教训对范钦来说，再也鲜活、生动、深刻不过。范钦身体力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真理，高瞻远瞩地确立了收藏管理的基本理念“代不分书、书不出阁”。一是所有收藏归范氏家族所有，代代承继，代代不分，代代不散;二是所有收藏不得流离阁外，即使子孙也只能在阁中就读。其二，围绕基本理念，制定和实施严密管理的基本制度。范钦生前把家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和其他家产，另一份是天一阁及其藏书和部分维持地产。长子范大冲放弃银两，直接继承父业，并且庄严承诺和定约。藏书世代共有、世代不分，阁门和书橱的钥匙分房同管、共开共关。此后，管理制度不仅代代恪守，而且不断强化和深化。现存清道光九年(1829)范氏禁牌，明确规定:“烟酒切忌登楼”;“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等。有关天一阁及其藏书的维护、修理和月查、周边环境的维护和整治，都有明确的文本规定。其三，依据基本理念和基本制度，预防领先、责任到人。从范大冲承继范钦为第一责任人起，世代族长始终延续为第一责任人，而各房房长始终延续为各房责任人，又授权轮流担任的月值者始终延续为直接责任人。同时，族长、房长、月值者不仅以身作则，而且不懈地坚持引导和养成，做到预防为主、预防到心。道光九年的族规家约首先突出和强调:“远祖德泽弥彰，凡属后嗣，益宜谨慎，永昭世守。”“后人因修理之维艰，益思创建之非易，宜各恪遵勿替。”

范钦确立“代不分书、书不出阁”，意义非凡:既重收，又重藏;既重藏，又重管;既重管，又重预;既重刚性的制度之预，又重柔性的文化之预。从一定意义上说，“代不分书、书不出阁”既是刚性制度安排的静态管理和预防，特别是产权关系的制度确立;又是活性机制安排的动态管理和预防，特别是分房同管、责任共担的机制确立;也是柔性文化安排的心态管理和预防，特别是杜绝书失楼毁的警示确立。这不仅符合了私家藏书的管理规律，而且发展了私家藏书的管理文化。

二、书楼营造文化为支柱

文献典籍的收藏、传承、开发、利用和弘扬依托建筑载体。建筑既是技术又是艺术，融科技文化和审美文化于一炉。建筑文化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又自成一体，并且表征文明特质、民族特点及其发展程度和水平的重要分支体系。天一阁的建筑及其营造文化，一直是研究者仅次于文献典籍及其收藏文化而长期关注和探讨的主题。归纳起来主要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寓意，楼下六间、楼上一间的格局，引水为池、叠石为山的园林，以及通风翻晒、防潮防虫的方法。清代乾隆皇帝编纂中国典籍总汇《四库全书》，抄录七份分藏内廷四阁和江南三阁。乾隆专门派人考察、测量、绘图，借鉴和效法了天一阁的构筑寓意、书楼结构、书橱款式、营作之制和保管之法。

本文在研究中发现，范氏天一阁厚积薄发。范钦曾经出任工部营缮司员外郎，参与皇家宫殿、园林、庙宇、陵墓的营造和修缮。他不仅熟悉中国传统建筑的规制、格局、结构和工程技术，而且熟悉中国传统建筑的景观特征、内涵意蕴、文脉风韵和审美表现。对于藏书楼这种特定的建筑类型或建筑样式，范钦就更加熟悉和深知了。他从历史文献中，间接了解和总结历代藏书楼营造的案例和经验。从政期间，他积极履践藏书过程，参加交流活动，直接了解和总结当代藏书楼营造的案例和经验。罢官归里后，他致力于藏书事业，经常组织私家藏书楼的交流活动，并且外出寻访各地私家藏书楼。当时浙江私家藏书楼勃兴迭出，他充分地反复了解和全面总结私家藏书楼营造的范例和经验。范氏天一阁把藏书、建筑、园林结合起来，重在因凭选址、拟象构筑、审美造境，以其独到的书楼营造文化为支柱。

第一，书楼的因凭选址。浙江人杰地灵，吴越文化特别是藏书文化的人脉和江南水乡的地脉互连意聚，一直是浙江私家藏书楼同家居宅院全面分离而独立构筑的选址因凭。既傍山，又依水，是必备的条件。即使在建筑密集的城镇营造藏书楼，无山则叠山，至少要以山房、山楼命名指称以相补。无水则引水，至少要以水缸、水盆类替代以周全。其原由一是防火，二是防盗，三是引景标胜，四是蔽隔幽静。范氏天一阁位于宁波市区原鄞县所辖的月湖西岸。月湖始辟于唐代贞观盛世，北宋时又大规模疏浚整治，开发了十洲、三堤、七桥。古樟荫盖，垂柳依依，亭台楼阁掩映其中。两宋以来，月湖周边有“三多”。一是高官豪门的深宅大院多。南宋鄞县有史、楼、郑、丰四大姓，其中史、楼、丰三家集聚临湖而居。二是习礼授业的地方学府多。官方书院和私家书院望湖林立，讲学之风绵延不绝，学术探讨传衍不断。三是家族收藏的私家藏书楼多，特别是传世名楼多。南宋楼钥在月湖南岸构筑了东楼，收藏宋刻善本和异书等超过万卷。史守之居月湖北岛构筑了私家藏书楼，宋宁宗亲书“碧沚”赐名。他收藏了不少宋刻善本，与楼钥齐名。故有“南楼北史”之称。同东楼相伴的有王应麟的汲古堂。王应麟著述宏富，藏书宏富。元代月湖南部又有袁桷的清容居，上承三代，藏书万卷以上，甲于浙东。明代湖西私家藏书楼相当密集，名楼不少。除丰氏万卷楼和范氏天一阁外，王氏汲古堂传至第三代。大姓陆氏南轩富拥宋元善本，为当时宁波私家藏书第三楼。范氏家族久居月湖西部。范钦回归故里，建祖祠，置祀产，恤亲族，训宗学。宅院以东竹木茂盛，左瞰月湖，另有东明草堂，是范钦读书、收藏、会友之处。基于月湖风水宝地特别是湖西藏书宝地，又得丰坊余藏和宅地，范钦大兴土木构筑天一阁。既因凭水乡地脉，以水克火，又因凭藏书人脉，以楼聚书，从而脉连文扬，化外为内。范氏天一阁不仅坚持和继承而且丰富和发展了因凭选址的书楼营造文化。

第二，书楼的拟象构筑。古今中外建筑都是以其实体的造型形象、空间的组合结构、时间的节奏韵律、象征的意趣目的，作为主要的营造文化元素和审美创造手段。而象征的意趣目的居于主导地位，从根本上引领、制约、调控、统一实体造型形象、空间组合结构、时间节奏韵律。象征意趣目的有所不同乃至根本不同，决定了实体造型形象、空间组合结构、时间节奏韵律有所不同乃至根本不同。

天一阁是一座明二层暗三层、重檐硬山坡顶五楹的砖木结构楼房。以建筑青砖基座、青砖砌墙、青瓦铺顶，松木构架、杉木门窗、木板隔断，底层前后木柱条石廊道、单步梁、十字拱。中国传统建筑突出地强调对称、规整、平衡，形象地演绎和显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天一阁体量适中，体型工整，体态典雅，外观比例非常妥帖，实体色彩十分柔和。其不仅严格依循中国传统建筑的营造法式，而且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法式典型。从坐北朝南迎阳防湿、前后门窗引风对流，到重檐坡顶和底层廊道既顺风雨又防积水，天一阁的种种做法一如寻常，并无迥异惊人之举。至多在细节处理上，此楼吸收了浙东民居和小品建筑的一些做法，如山面元宝形和廊道单步梁，都是浙东民居的普遍式样和处理手法。

天一阁外观上下两层。楼下广宽六间，进深六间，以木板隔断，既分切又组合，左有楼梯，右为书房，中间是宽敞的明堂，各具交通、研读、会友的特定空间功能。楼上是一大统间，进深压缩为四间，以中间松木脚杉木板的专用书橱集群隔一而为六，收藏文献典籍、碑帖字画和刻书印版。前后檐相交暗建三层，各间设四扇推拉木槛窗，博脊和檐椽之间装有铁栅栏，既强化通风，又防范盗窃。书橱离墙腾空，前后橱门对开，引风入橱，防湿、防潮、防霉。书橱下设置石灰石质的英石吸潮气，书橱内放置中医草药芸草护书避治虫蚀。下六上一的室内构成，直接照应了《易经》郑注“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显现以水制火、火为水克和火生万物、万物水润之义。书楼因而以“天一”命名。

本文在研究中发现，“下六上一”的内在构成需要进一步深究。其一，构成的变化。下六和上一，是两种不同的空间组合结构和时间节奏韵律。下六以集中的分散为主，以慢板中的快板为主;上一以分散的集中为主，以快板中的慢板为主。上下两种空间组合结构和时间节奏韵律的构成变化，不仅形象地演绎和显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结果意蕴、终极意蕴，而且形象地演绎和显示过程意蕴、变化意蕴。若无变化、过程，“天一”何以“生水”?“地六”何以“成之”?其二，变化的构成。“下六上一”两种空间组合结构和时间节奏韵律，既不对称也不规整更不平衡。上下广宽六间为偶非奇，不合中国传统建筑的规制和规范。所以，一是楼上以书橱集群分一为六同时合六为一。楼下以四间明堂、一间书房、一间楼梯分一为三，又以四间明堂为中心合三为一。三是楼下以六为偶和楼上以一为奇，总合成七为奇。不对称、不规整、不平衡反反得正，从而最终回归对称、规整、平衡。反反归正合乎中国传统建筑的规制和规范。两种空间组合结构和时间节奏韵律变化对比的重新构成，不仅形象地而且意象地演绎和显示变化、过程反反归正的内在意蕴。其三，意象和象数。在《易经》中，变化过程的意蕴是意象和象数的分合同一和正反回归。变化过程的意象是以数量必然的象数为基础和条件的。意象和象数的分合同一和正反回归，决定了变化的过程和过程的变化。两种空间组合结构和时间节奏韵律从构成的变化到变化的构成，透过形象和意象从而淋漓尽致地演绎和显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变化过程的内在意蕴，即意象和象数的分合同一和反反归正。这是天一阁拟象构筑的精髓。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范钦如此扑朔迷离是否可能。首先，易、道一家。范钦对于易经文化和道家文化既有浓厚的兴趣，又有深入的研究。他编纂《范氏奇书》21种，其中最多的是《易经》相关文献，次多的是道家相关文献。其次，范钦多次游览拜谒道教龙虎山，多方探寻搜求龙虎山碑帖。构筑藏书楼时，他得到龙虎山天一池石刻，上有“天一生水”之句，以为与己楼前凿池之意相合，即以“天一”为阁名。再次，明代永乐和嘉靖两个皇帝信奉道教和道家，社会崇道信易日盛。范钦深受易道文化影响，迷恋意象和象数之说不足为奇。二是如此扑朔迷离有无实际意义。首先，火灾是私家藏书楼常见大患，往往使世代传承的私家藏书楼毁于一旦。利用“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易道文化，强化防火举措，强化防火预警，正是范氏天一阁历经明清盛世不散不毁的重要保证。其次，以易道文化统领下六上一的内在构成及其构成的变化和变化的构成，打破了单一的和静态的对称、规整、平衡，特别是单一的和静态的空间组合、时间韵律、时空构成，不仅开发和提高了天一阁藏书建筑的实用功能和效用价值，而且开发和提高了天一阁藏书建筑的审美功能和观赏价值。再次，以往私家藏书楼尽管注意到藏书的特殊需要，但是在空间组合、时间韵律、时空构成等方面因循守旧、无所创新。书楼建筑的实用功能和效用价值、审美功能和观赏价值，没有多少开发和提升。范氏天一阁的不凡，在于以易道文化改变以往藏书楼千百年不变的象征意趣目的，从而在空间组合、时间韵律、时空构成等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创造。范钦及其天一阁匠心独运，全面引进易道文化统领书楼营造的拟象构筑，不仅把建筑审美文化和书楼营造文化结合起来，而且把藏书文化和易道文化结合起来，从而在根本上丰富、发展、创新了拟象构筑的书楼营造文化，就连乾隆也接受了天一阁易道拟象构筑的书楼营造文化。

第三，书楼的审美造境。以山水、花木、建筑的组合构成为本质特征的园林，是建筑的变异类型，或者说是建筑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传统建筑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而传统园林文化的主流相对而言是道家文化。长江以南的私家园林比较充分地演绎和显示了人物同化、返璞归真的道家文化。江南私家园林始兴于南宋浙江的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明清时极盛于浙江东部和江苏南部。江南私家园林以写意山水、小品建筑、四季花木为特色和优势，营造诗情画意、宛自天开的文化时空和审美境界。浙江私家藏书楼崇山乐水，写意抒怀，情景交融，人境合一，再创藏书有意味的文化时空和审美境界。范氏天一阁发挥了易道文化，促进了藏书文化、建筑文化、园林文化的结合，丰富和发展了易道文化审美造境的书楼营造文化。

研究者普遍注意到范钦在阁前凿池蓄水防火，池水与月湖相通，完全体现了“天一生水”之义。研究者也普遍注意到天一阁落成99年时的1665年，范钦曾孙范光文在阁前阁后增垒假山，遍植花草、树木和竹丛。阁前池南以石为主营造石土假山，石态如狮、如象、如羊、如虎，而峰状拟福、禄、寿三字，全在似与不似之间。阁后以土为主营造土石假山。山南东有小水池，西有小石洞，上有偌大平台。整座假山的全景是五狮献剑。四小狮围拥中间大狮，大狮口含宝剑，似在守护天一阁。山下山上林木森郁，丛竹摇曳，一派山野风光，气势自然天成。

本文在研究中发现，范钦建阁仅凿池引水，稍植竹木。之所以没有大举营造园林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范钦另有溪隐山庄，又名望春庄，位于鄞县西山。此处既有自然山水，又有农家田野，几乎是一座自然山水园林。范钦常邀友人来此游赏，常作诗词抒怀。诗云:“窈窕神仙窟，飘摇猿鹤群”。“已是成招隐，无劳访赤松。”二是天一阁地处原丰坊的碧沚园。东明草堂和天一阁之间留存了碧沚园数代经营的林木景观。碧沚园水系联通小河，与月湖相连。天一阁西可借景碧沚葱郁林木，东可借景月湖烟波楼台。三是大明律严格规定官舍民居前后左右，不许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因此范钦心有所向，胸有成竹，率先以易道文化策划和造就了月湖深处天一阁的审美意境。

范光文清初曾中进士，授礼部主事，主陕西乡试。他不仅维护了天一阁，增加了藏书，而且顺应了明清私家藏书楼营造的园林化态势，在阁前阁后重筑泉石林园。石土假山和土石假山互为对比和变化，特别是同天一阁互为对比和变化。不仅融天一阁于写意山水之中，而且融天一阁于月湖山水之中。园林营造的象征意趣目的一如书楼营造的象征意趣目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月湖深处天一阁的审美意境。作为范钦的后人，范光文既继承了范钦遗业，又审时度势有所突破，有所前进。一方面，他把易道文化和园林文化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他又把园林文化和建筑文化结合起来。此举的意义，一是全面实现了范氏天一阁以易道文化审美造境的园林营造文化;二是全面实现了范氏天一阁因凭选址、拟象构筑、审美造景的书楼营造文化;三是全面实现了范氏天一阁藏书文化、建筑文化、园林文化的三位一体;四是全面实现了范氏天一阁包括园林在内的书楼营造模式和书楼营造文化。

三、经世致用文化为灵魂

藏书最终为了什么?是为了收藏而收藏还是为了利用而收藏?这是藏书文化的基本问题，更是藏书文化的首要问题。收藏文献典籍及其世代传承毕竟只是手段，而在保护的前提下，经世致用乃至传世致用才是目的。中国私家藏书楼从收藏为主到致用为主的转变，步伐艰难，过程漫长。然而明清时期转变的步伐和过程不断加快和加强。范氏天一阁不断发挥了特殊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重在有所作为、局部开放、面向社会，以其独到的经世致用文化为灵魂。

第一，尽力有所作为。长期以来，私家藏书楼特别是浙江私家藏书楼，既以文献收藏传承为己任，又以学术编撰传衍为使命。研究者大都注意到，范钦尽力有所作为，开发和利用明代现实活态文献。一方面，他利用现实活态文献把握和解决现实活态问题。即使回归故里以后，范钦仍然利用从政经验和活态文献，为来访的地方军政官员出谋划策。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和更主要的，范钦在积极校勘、编总、刻印当代活态文献。诸如他抄录、校订、编撰了《嘉靖事例》，包括嘉靖年间土地、租税、生产、赈灾、支傣等经济事例80余件，是一部经济类法律规范的汇编。此书已被列为中国珍稀法律典籍明代十二种代表性法律文献版本之一。

本文在研究中发现，范钦著述不多，编刻不少。其校刻有善本如《建安七子集》，编撰的活态文献稿本如《明贡举录》、《嘉靖事例》等，更为珍稀，更富价值。这不仅说明了范钦重视学术传衍和经世致用，而且为范氏天一阁的学术传衍和经世致用，既确定方向又垂先示范。范大冲校刊范钦遗著《天一阁集》、《范氏奇书》，编刻《天一阁书目》，自著《三史统类臆断》。曾孙范光燮勤于著述，有《希圣堂讲义》等学术专著。五世孙范正范正辂在从政时，利用现实活态文献编修了《德化县志》，并且经常就一方利弊进呈对策条议。这不仅说明了范氏天一阁的学术传衍和经世致用不断在履践，不断在延续，不断在丰富，而且说明了范氏天一阁以经世致用文化为灵魂，不断在充实，不断在深入，不断在弘扬。

第二，对外局部开放。长期以来，私家藏书楼往往处于家族自身的封闭之中。一是主观历史条件的局限，二是客观防止书失的需要。所以，私家藏书楼能够对外开放的凤毛麟角。研究者大都注意到范氏天一阁严格管理甚至严密封闭，书不借人，更不出阁。为之辩解者强调防止书失，而对之批评者强调自我封闭使然。有的甚至认为范钦爱书如命“只藏而不用”。

本文在研究中发现，范氏天一阁和其他私家藏书楼一样整体封闭，局部开放。但是，局部开放的程度则不断有所变化和扩大。范钦生前实行的是交往性局部开放。一是对书朋文友的局部开放。天一阁和其他私家藏书楼经常或互相借阅、传抄文献典籍的孤本、善本;或合作分工校勘、编撰、刻印价值较大的文献典籍。范钦和其他私家藏书楼订立了藏书互抄之约，长期互动合作。二是对研究学者的局部开放。乡贤编撰地方志书、文集，范钦引领开阁查阅、抄录。俞宪编撰《皇明进士登科录》，范钦开阁满足了其搜求相关文献的需要。

黄宗羲登天一阁并且编撰《天一阁书目》、撰述《天一阁藏书记》，经常为研究者大书特书。赞之者以为是天一阁非不可登的开放标志;疑之者以为是“下不为例”的破例特例。本文在研究中发现，这一案例大有必要探究。明末清初，黄宗羲及其学生万斯同、全祖望等人，开创和发展了浙东学派特别是浙东史学流派。他们改变了从经学出发务虚清谈的不实学风，更新了从文献出发务实求真的治史良风。他们重在学术文化思想的梳理和经世致用文化的倡导，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现实发展趋势，勇于探索明清“天崩地解”、“革故鼎新”的社会改革道路。他们是中国最初一代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推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启蒙思想先驱者。范光燮一反旧例，引领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多次登阁，既不仅是对黄宗羲等人学术创新的仰慕和敬重，也不仅是对黄宗羲等人在天一阁进行学术活动的配合和协同，更是对开创和发展浙东史学流派的拥护和支持。事实上，范氏天一阁从此同浙东史学流派和浙东乃至全省学术界、藏书界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在黄宗羲登阁以后，万斯同和全祖望登阁之前，当时著名的藏书家、学问家李邺嗣、朱彝尊、徐乾学等人已经相继登阁，并且开展了学术文化的交流活动。在浙东史学流派的倡导和影响下，范光燮更加主动地推进范氏天一阁从交往性局部开放转向学术性局部开放。全国特别是江浙著名藏书家、学问家访问和登临天一阁络绎不绝。当时有诗形容说:“烟波四面阁玲珑，第一登临是太冲;玉几金峨无恙在，买舟欲访甬句东。”月湖天一阁出现了家族外人登阁新“三多”:一是为天一阁藏书编目越来越多;二是利用天一阁藏书编撰学术著作越来越多;三是借鉴天一阁管理经验、营造经验和藏书文化越来越多。值得注意的是，对外局部开放是尽力有所作为的另一种实现形态和运行方式。尽力有所作为的特点是化内为外，对外局部开放的特点是化外为内，这不仅开发和发挥了范氏天一阁经世致用乃至传世致用的功能效应，而且塑造和弘扬了经世致用乃至传世致用的藏书文化。范光燮有所突破、有所推进的历史贡献既不能低估，更不能忽视。

第三，逐步面向社会。经世致用乃至传世致用的实质是面向社会、服务社会。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面向社会、服务社会的路径和方式大不一样。在明清时期，范氏天一阁尽力有所作为是一种路径和方式，对外局部开放也是一种路径和方式。另有一种路径和方式，就是书楼和书院互动。范光燮曾授嘉兴府学训导。他捐资兴建希圣堂，作为府学开展学术论辩活动的场所，并且亲自组织和参与谈经、说理、论史。他从天一阁抄录藏书100多部，收存嘉兴府学，供学生阅读研讨，并且供当地学者借读研讨。不过，这些路径和方式的影响有限、作用有限。

是否还有面向社会、服务社会而影响更大、作用更大的路径和方式?研究者一而再、再而三论及乾隆钦定编纂《四库全书》，范钦八世孙范懋柱奉命呈献范氏天一阁藏书638种，(一说602种)，排名全国第二位;其中入编95种，存目378种，排名全国第一位。乾隆下谕皇家收藏《四库全书》七阁效仿范氏天一阁的“藏书之法，以垂久远”。除赏赐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万卷外，乾隆又先后特赐《西域得胜图》16幅和《金川得胜图》12幅。虽说呈书发还，实际只归还御题2种，其余呈书后来大都流失，仅入编呈书抄存。现代研究者无不认为呈书使范氏天一阁声名大振，同时无不认为这使范氏天一阁第一次遭劫，藏书第一次散失。

本文在研究中发现，范氏天一阁奉命呈书有失有得，所得远大于所失。首先，这开拓了面向社会、振兴抗衰的新路径和新方式。新朝征召遗书，盛世修史编书，是中国一大历史传统。一方面，这能维护典籍遗产，增加国家藏书，推动文化发展;另一方面，这又能通鉴历史经验，整肃朝纲文治，确保政权巩固。由于皇家藏书有条件适当对外开放，不仅能够借阅乃至抄录，而且选择刻印乃至传播，成为私家藏书转变为皇家藏书以至面向社会、服务社会的一种特殊路径和方式。所以，历代私家藏书楼往往接受这种可遇不可求的特殊路径和方式，无可奈何之中又引以为荣，受迫被动之中又积极主动。从范光文增构山亭园林和复购未备藏书、范光燮引黄宗羲登阁和规模抄录藏书以后，范氏家族和天一阁逐步由兴入衰，守成维艰，振兴难望。正当危机步步逼近之际，范懋柱奉命呈书，实际上获得了范氏天一阁振兴抗衰的机遇，并且出乎预料之外获得了比较巨大和良好的效果。一是乾隆高度赞赏、备加推举，致使范氏天一阁盛名天下，无以相比。二是得到了钦赐在中国历史上价值超过明代《永乐大典》、仅次于《四库全书》的珍贵典籍文库《古今图书集成》万卷。至今，这仍是全国属于原书、原地、原藏，并且整体完整的唯一仅存。从这个意义上说，范氏天一阁虽然呈书散失、损失极大，然而从根本上说仍然是藏量扩大并且保值增值。三是《四库全书》分藏七阁，江苏扬州、镇江和浙江杭州“南三阁”相对全面对外开放，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包括范氏天一阁在内的私家藏书楼，因此得以拓展了面向社会、服务社会的新路径和新方式。

逐步面向社会不仅是更深层面的尽力有所作为，而且是更深层面的对外局部开放。范懋柱奉命呈书，借助外部机遇和力量，振兴抗衰，推进了范氏天一阁逐步面向社会，并且推进了尽力有所作为和对外局部开放。一方面，这进一步开发和发挥范氏天一阁经世致用乃至传世致用的功能效应;另一方面，这进一步开发和发挥了经世致用乃至传世致用的藏书文化。继范钦定向、范大冲依循、范光燮突破、范懋柱呈书和范正辂修志，范氏天一阁坚持和弘扬了以经世致用文化为灵魂的藏书文化。范懋柱的中兴之功，是范氏天一阁历经明清盛世不散不衰的又一重要保证。

本文在研究中进一步发现，范氏天一阁奉命呈书的后发效应和后续效果不仅更大而且更强。这集中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范氏天一阁在全国私家藏书楼中居首的最高地位得以全面共认。范氏天一阁真正取得居浙江私家藏书楼之首的社会声誉，同黄宗羲登阁不无关系。黄宗羲登阁以后曾说:“明清之交数十年，楼下蛛网尘封，几绝人迹，徒动学者羡慕窥测之劳。”此后，范氏天一阁声名远扬，就连乾隆也心向往之，不过具体情况并不清楚，甚至把范氏天一阁误为万氏天一阁。范懋柱奉命呈书，乾隆属意和倾向范氏天一阁，声称“藏书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他派人考察并绘图后说:“既图以来，乃知其阁建自嘉靖末至今二百一十余年，虽时修葺，而未曾改移。”并且他最后决断，收藏《四库全书》的皇家藏书楼建制“一如范氏天一阁”。范氏天一阁遂被公认为全国私家藏书楼之首。朝廷关注、举国瞩目的范氏天一阁，也从此真正进入地方当局施政尽职的视野和日程。否则，时任浙江督学的阮元亲自多次登阁并且组织编刻书目是不可能的;否则，此后范氏天一阁屡陷困境而转危为安是不可能的。范钦十世孙范彭寿深悟个中干系。他说:“今吾阁中之书，乃曾经丧乱而巍然独存，复得先后官斯士者数贤大夫之屡捐廉傣，修葺栋宇，编刻目录，俾吾子孙抱残守缺，世世永宝。”

其二，范氏天一阁藏书文化体系得以全面确立。乾隆不仅高度而且全面评价范氏天一阁，概括起来主要是:珍藏善本丰富，书楼构筑精佳，累世保管有方，嘉惠士林甚伟。他特别嘉尚范氏天一阁世代恪守其业的藏书精神和书楼构筑陈设的意蕴精义。他已经深刻地感受和意识到，范氏天一阁之所以成为“巨擘”，根本上在于创新和确立了藏书之“制”、藏书之“法”。这里说的“制”和“法”，就是合乎藏书需要和客观必然的规制和法式。其不仅是有形的藏书和书楼之制、之法，而且是无形的意蕴和精义之制、之法。这涉及藏书文化的方方面面，如珍藏保管的文献收藏文化、阁式橱式的书楼营造文化、嘉惠士林的经世致用文化。在乾隆看来，尽管范氏天一阁创新和确立了私家藏书楼的私家藏书规制法式和私家藏书文化体系，然而皇家藏书楼也要效仿，一如其制、一如其法。范氏天一阁的私家藏书规制法式和藏书文化体系，从此遂被公认为全国藏书楼规制法式和藏书文化体系的典型代表和居首巨擘。

其三，范氏天一阁的藏书规制法式和藏书文化体系得以全面推广。收藏《四库全书》的皇家南北七阁，效仿范氏天一阁的藏书规制法式和藏书文化体系，乾隆说到并且做到。他自称北京禁城皇宫的文渊阁、北京别宫离院、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别宫离院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先皇故宫的文溯阁，“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义者，盖取范氏天一阁之为”。在乾隆如此推举和效法的倡导和影响下，后起私家藏书楼和官方藏书楼乃至寺观、书坊等社会藏书楼，竞相效法和推广范氏天一阁的藏书规制法式和藏书文化体系。诸如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吴氏测海楼，浙江宁波卢氏抱经楼、余姚黄氏五桂楼、海宁吴氏拜经楼、湖州陆氏皕宋楼等。李宗莲在《皕宋楼藏书志》的序言中说:“天下藏书家为人人推服无异辞者，莫如四明天一阁。”

乾隆时期的范氏天一阁，是范氏天一阁的极盛时期。纯属机遇也好，“歪打正着”也罢，范懋柱奉命呈书与其说是劫难，不如说是大幸。范氏天一阁以其藏书规制法式和藏书文化体系振兴抗衰，特别是以其文献收藏文化为基石、书楼营造文化为支柱、经世致用文化为灵魂的私家藏书文化体系再创辉煌，不仅改变了范氏天一阁由兴入衰的败落颓势，至少保证了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不散不衰，而且促进了浙江乃至全国私家藏书楼的兴旺和发达，至少带动了浙江乃至全国私家藏书文化体系的崛起和恣肆。范懋柱振兴抗衰，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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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工作单位:陶济浙江行政学院发展研究所;万蔚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