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藏明钞本《官品令》及其保护经过

时间：2023-01-1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本文以历代天一阁书目为主要依据，考述阁藏宋代珍贵法律令典《天圣令》的仅存残篇《官品令》之文献价值及其缺失原因、保护经过。天一阁珍藏着明白棉纸乌丝栏钞本《官品令》一册，是学术界原以为久已湮没的宋代法律典籍《天圣令》的硕果仅存残篇。故天一阁藏所谓《官品令》的真正书名应是《天圣令》。为避免混淆及方便行文，以下仍沿旧名，称是书为《官品令》。

袁慧

【摘要】本文以历代天一阁书目为主要依据，考述阁藏宋代珍贵法律令典《天圣令》的仅存残篇《官品令》之文献价值及其缺失原因、保护经过。

【关键词】官品令政书保护过程

天一阁珍藏着明白棉纸乌丝栏钞本《官品令》一册，是学术界原以为久已湮没的宋代法律典籍《天圣令》的硕果仅存残篇。清初以来，一些著名学人曾为天一阁编纂过的一系列藏书目录，以及具有全国规范性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均将《官品令》作为单独的职官法典，因此误导了不少读者，认为它只是天一阁收藏的一册史部职官类之书而已，以至是书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长久被人们所忽视。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有学者对该钞本进行了缜密考证，指出是书真正名称不应该是《官品令》，而是修定于宋仁宗天圣七年(1929)《天圣令》的一部分，作者为参知政事吕夷简和大理寺丞庞籍等。故天一阁藏所谓《官品令》的真正书名应是《天圣令》。[1]此观点引起了学术界、政法界的高度关注和认同。为避免混淆及方便行文，以下仍沿旧名，称是书为《官品令》。

一

《官品令》30卷，明乌丝栏白棉纸钞本。是书半页十行，每行19至20字，小字双行注，版框宽14.3厘米，高20.5厘米，白口，白尾，四周单栏(末有23页为黑尾，四周双栏)。首页右下方钤“范氏天一阁藏书”朱文方印(朱墨极淡)。未编页码，纸捻装订。全册共112页(末页无文字)，约3.5万余字。封皮书签题楷书“官品令”，下端题小楷“贞”字。现存十卷:田令卷第二十一、赋令卷第二十二(卷末题“赋役令卷第二十二”)、仓库令卷第二十三、厩牧令卷第二十四、关市令卷第二十五(捕亡令附)、医疾令卷第二十六(假宁令附)、狱官令卷第二十七、营缮令卷第二十八、丧葬令卷第二十九(丧服年月附)、杂令卷第三十。

书签下端“贞”字为书册号，系出自周易乾卦词“元亨利贞”，古人常用来做书橱、书籍、器物等编号。据此推断，阁藏《官品令》原来足本应为“元亨利贞”四册，现仅存第四册“贞”;前三册的装订形式与封皮书签题名亦如第四册，并在书签下端分别题小楷“元、亨、利”表示书册号。以“贞”册为依据匡计，全四册约有450页14万字。

那么该部典籍的名称为何未用《天圣令》而用《官品令》呢?通常古籍书名多以正文卷端或书名页、版心所题等为依据，但并非一概如此。有不少书籍正文卷端及版心所题为分卷名，也有版心根本不题书(卷)名的。特别有许多官书文件，既无书名页，亦无序跋题识，封皮后即为正文。有可能是当时范钦所雇用的抄书者将《天圣令》首卷官品令误作该部宋代法典的全称，而范钦因其是内部所抄录资料，尚未摆上重刊日程(天一阁是当时南方私人版刻事业卓然成家者之一)，故未及正名。当然这仅是我的推论而已。

《天圣令》的修订是在唐旧令框架内进行的，即使不用的唐令也以附录的方式进行保留，因此阁藏《官品令》里存有不少《唐开元二十五令》的原文[2]。唐宋时代是中国经济文化比较昌盛的时代，社会转型在政治方面表现尤为明显，深刻影响着后世。在唐宋600多年历史中，统治者曾纂修过数量众多的法律典籍，如唐《律》、《令》、《格》、《式》、《格后敕》，宋《编敕》(据《宋史》记载，宋代纂修的《编敕》就有80余部之多)、《刑统》、《令》、《格》、《式》，等等。然从严格意义上讲，现存世的唐宋法典仅《唐律疏义》、《宋刑统》、《庆元条法事类》以及天一阁所藏明钞孤本《官品令》等数部而已，是书价值可见一斑。

二

《官品令》是一部常人难以接触和觅得的官方法律文献，然多数藏书家的收藏观主要不外乎两方面:其一讲究版本价值，喜欢宋刻元椠;其二崇尚儒学正统，重视阐发圣贤之道的著作，对法典之类书籍不甚关注。《官品令》的存世，多亏范钦慧眼独具。范钦从其多年从政、治军的实践出发，非常重视法律、邸抄、揭贴、招供、奏议等政书文献的重要意义，“历年既久，咸成珍本，堪称其远见卓识为不可及”(顾廷龙语)。

范钦自嘉靖十一年(1532)考取进士后，任州府以上官职近三十载，先后担任过随州知州、工部员外郎、袁州知府、九江兵备副使、广西布政使参政、福建提刑按察使、云南右布政使、陕西左布政使、中州省政及学政、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巡抚南赣、汀、漳、潮、汕等地)、兵部右侍郎等官职，因此离不开法律典籍。他深知娴熟运用法律条文，了解各朝代之间法制的内在联系，是朝廷官员的应具素质。由于范钦当代所编的几种天一阁藏书目录均已失传，我们无法知道当时范钦究竟藏有多少诸如此类的书籍，但从清嘉庆十三年(1808)阮元所编的天一阁书目来看，明代及明代以前的职官类、政书类之书就有196部，均是明刻本及钞本。如《唐六典》、《宋刑统》、《职官分纪》、《宪纲事类》、《翰林记》、《吏部四司条例》、《六部条例》、《嘉靖新例》、《藩府政令》、《军令》、《文武敕剳》、《莅阼典要》、《哨守条约》、《漕运议单》、《兵部武选司条例》、《考功验封条例》、《催征钱粮降罚事例》、《礼仪定式》、《万军门勘处夷情》、《船政》、《营规》，等等。范钦本人还在军旅之暇、政务之余编订过《嘉靖事例》三册(现藏于国家图书馆)。[3]范钦在《嘉靖事例》中辑录了明嘉靖朝经济方面事例80余件，涉及内容十分广泛，体现了明代法制建设所达到的水平，是研究明代经济和法律制度颇有代表性的珍贵文献。

三

无可置疑，当时范钦雇人抄录的《官品令》为全四册30卷。尽管天一阁禁约森严，范氏后人对藏书保管兢兢业业，恪守职责，订立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但由于历经沧桑，累遭兵燹盗窃，以及被某些特殊身份的人巧取暗窃，还有其他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范氏家族藏书在将近四百年中还是累遭损失，其中《官品令》也一样。《官品令》命运如何，我们不妨从现存阁藏有关书目中作一个比较分析:

嘉庆十三年(1808)浙江巡抚阮元主编《天一阁书目》十卷时，尚称《官品令》30卷完整无缺，并将其归入史部·职官类。

道光二十七年(1847)，刘喜海为浙江布政使，当年秋季，他命人编《天一阁见存书目》(后人称《刘目》)十二卷。这次编目有其特殊原因，即在鸦片战争英军侵占宁波期间，天一阁藏书曾遭劫掠，“英吉利既撤兵，宁波天一阁藏书有为掠去者。刘氏闻之，乃登阁重编书目”。[4]刘喜海当然不会自己亲自动手，在他主持下，由府学教谕汪本具体负责编纂。此目仅有钞本传世。刘氏纠正了阮氏的分类失误，因为所存各令内容俱在，它是一部法律典籍，将其归入职官类显然不妥。刘氏在《天一阁见存书目史部·政书类》中明白无误地注明:“《官品令》口卷，乌丝栏钞本，缺，不著撰人名氏，存二十一至三十，原目(《阮目》)不载。”

紧接鸦片战争之后，又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进驻宁波，天一阁成了马厩，大批珍贵古籍被作废纸原料流往奉化棠岙造纸作坊，后虽追回相当一部分，其损失之巨仍难以估量。光绪四年戊寅(1878)，宗源瀚(字湘文)任宁波知府，为了检点两次战乱中天一阁藏书损失情况，他特地聘请学府训导何松(字峡松)等三人重编《天一阁书目》，历时六月稿成。此稿编纂比较仓促，仅有稿本而未曾刻印(目前阁内已无存)。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薛福成任宁绍台兼管水利海防兵备道，又命当地学者钱学嘉(字念劬，贡生，曾任候补道员及民国期间参政院参政)、董沛(光绪三年进士，《明州系年录》、《甬上宋元诗略》等书作者)、张美翊(字让三，副贡生，曾任候补直隶知州)三人重编《天一阁见存书目》(后人称《薛目》)，计四卷，首末二卷。书版初存崇实书院，后归天一阁保管。《薛目》著录该书的保存情况与《刘目》相符，只是又将它归入史部·职官类。

半个世纪以来，经历了多次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以及太平天国战争等，“兵燹后完善者鲜，今于全者注全，缺者注缺，兼注现存若干，以副命名之意。现存书不及旧目十之四”。[5]

民国3年(1914)窃贼(受人雇用的专业惯偷)薛继渭潜入阁中大肆盗窃，潜伏经月，按图索骥窃取阁藏图书，致使善本古籍大量散出。“迨知觉，已去大半”。这批书约一千多部，全部运沪，由上海几家古旧书店陆续售归南方藏书家，以吴兴蒋氏收得最多，孤本明白棉纸钞本《宋刑统》就在里面。后蒋氏书散，一批明别集流归北平图书馆，其他科举文献及明季史料等，则归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沪战时被日机炸毁。越四年，又一次遭其他窃贼光顾，损失令人痛心。

民国年间所编的书目有缪荃孙(光绪二年进士，授职编修，充国史官总纂)《天一阁失窃书目》、林集虚(书贾、藏书家)《目睹天一阁书目》及冯贞群(甬上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天一阁书目内编》，此外还有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编纂委员会编)、《新编天一阁书目》(天一阁研究员骆兆平编)，其中《官品令》条著录与《刘目》、《薛目》无甚区别，只是分类偶有职官或政书之差异而已。

从上述书目中可以知道，这部珍贵的宋代法典钞本在嘉庆十三年(1808)时还是完整无缺的，道光二十七年(1847)刘喜海编目时，已缺失“元、亨、利”三册(卷一至二十)，可见《官品令》前20卷无疑是在1808年至1847年的40年中流失的。推测尤其在1840年至1847年期间流失的可能性最大——其间，经历了鸦片战争。

同时，上述书目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即自刘喜海编目后的一百余年中，阁藏典藉虽又历经风雨劫难，但幸存的最后十卷《官品令》一直完好地保存至今。

四

天一阁藏书在漫长的兴盛起落数百年中，最终还是抱残守缺，[6]顽强地坚持下来了。天一阁全盛时期藏书总量达7万卷左右，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范氏原藏书(不包括清代续增的《古今图书集成》)只保留下来1.3万多卷。1949年以后，天一阁有关工作人员又千方百计访归原藏之书3000余卷。尽管如此，阁中明代地方志、科举录以及《官品令》等这批劫后幸存的典籍仍不失为价值连城的文化遗产。

天一阁藏书为何能保存久远?后人为它总结了多条经验:

一曰重视防火。其实，防火的重要性，绝大部分藏书家都是懂得的，并不是范钦一人的独到之见。明代藏书家胡应麟有藏书“十厄”之论，亦是把防火放在首位。所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乃是比较玄的哲理性说法，源于郑玄《易经》注及道教的“太乙生水”的教义。借用此义之目的，无非是提醒人们要时刻高度重视防火而已。难道只要书楼上面用了一统间，底层分割成六间就可消弭火灾了吗?倒是四周环植竹木，住宅与藏书处隔离，阁前凿池蓄水，严禁携带一切火种接近书楼，才都是防火的有效措施。

二曰重视防潮防蛀。数百年来，范氏后人向以传统方法保护藏书:书中夹芸草辟蠹鱼，橱下置英石去潮湿，并于每年伏季进行大规模曝书(通风晾书、掸拂尘灰、检查蠹鱼)，但这些传统方法效果有限。

三曰管理措施严格。尽管范氏族人恪守职责，订立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但比范钦稍后的祁氏澹生堂的书约，规定得更为具体，它对“读书、藏书、购书、鉴书”的一整套做法，是比较完备的。但这些仍是属于枝节性措施，还没有抓到根本性、关键性的问题。

若加以细究深察，实有其更重要的原因和规律在焉。简言之，有以下几点:

1.范钦临终前立下“代不分书”的规矩，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措施。其道理很明显:分家就无法使藏书保持集中，愈分愈细、愈散，形不成优势。在范钦以前有“南楼北史”，还有丰氏“万卷楼”，晚于天一阁的有全氏“双韭山房”，卢氏“抱经楼”，徐氏“烟屿楼”，蔡氏“墨海楼”，等等，都没有很好保存下来。至于“书不出阁”的规定，也是相当重要的。范钦经过深思熟虑，把这个最难的问题处理妥善了。他的长子范大冲是贯彻执行“代不分书”的关键性人物。他能体念老父亲的苦心孤诣，担起重责。他将藏书这份特殊产业定为家族共有，首先从自己名下财产中拨出一部分田地产充作公产，其田租收入专供维护藏书楼之费用。其次，由他牵头制订严格的禁约，并使之具体落实。范氏后人，都能深明大义，如范汝楠、范光文、范光燮、范正辂、范懋柱、范邦绥、范邦甸、范多枢、范玉森、范若麒(一名鹿其)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为保护好、利用好天一阁藏书作出过有益贡献。所以，天一阁家族藏书楼能基本完好地保留至今，范氏家族中许多有识有功之士的贡献不能忘记。

2.遇有兵燹变乱，即由地方长官牵头，重新核对编目，及时弄清缺损情况，不因系范氏族产而放任不管。

3.凡散出之书，千方百计予以追回，选派族中有办事能力的代表，复争取官方和地方社会热心人士大力支持。如边葆诚知府就为追回范氏流失之书发过公文[7]，冯孟颛先生更是出个人之财，尽个人之力为天一阁访归佚书。新中国成立之后，天一阁前辈工作人员数次访求散佚在全国各地之书，效果甚为显著。

《官品令》一书的保存历程，不由令人想到藏书之不易，特别是私家藏书。一部(册)珍贵古籍能保存下来，首先要被有目光的收藏者所赏识，了解它的收藏意义，然后要有良好的保管条件和可行的制度，还要有忠实的执行者(包括继承者)。但光有这些还不够，更须有赖于社会的安宁。如果内忧外患频仍，外敌入侵，内部动乱，藏书就要遭劫，盗贼屑小也会乘虚而入。这也证明了梨州先生那句关于藏书的名言——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近数年来，阁藏法典《官品令》的学术研究和文献资料价值日益得到学术界、政法界的高度重视，认为《天圣令》残篇不仅是了解北宋典章制度和人口问题的第一手珍贵资料，而且对于唐史研究，尤其是唐令的研究和复原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鉴于此，天一阁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整理、出版校注本和天一阁原藏印影本《官品令》，既方便学术界和政法界的深入研究，亦能促使广大读者了解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法制文化，使阁藏珍贵的古代法律文献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得到充分开发利用，服务于社会。

注释:

[1]戴建国.天一阁藏明抄本《官品令》考[J]历史研究，1999，(3).

[2]戴建国.天一阁藏明抄本《官品令》考[J]历史研究，1999，(3).

[3]钞本，目前已被收入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该书全10册，杨一凡、田涛主编，戴建国点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重点资助出版项目、“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A级项目。

[4]冯贞群.刘氏喜海天一阁见存书目·案[A]引自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附三[C]

[5]薛福成.天一阁见存书目·卷首·凡例[A]

[6]光绪十五年(1889)薛福成《天一阁见存书目》，范钦第十一世孙范多枢(一名彭寿)跋云:“今吾阁中之书乃洊经丧乱而巍然独存，复得先后官斯土者数贤大夫为之屡捐廉俸修葺栋宇，编刻目录，俾吾子孙抱残守缺，世世永宝。”

[7]范多枢在薛福成《天一阁见存书目》中跋云:“咸丰辛酉，粤匪(太平军)踞郡城，阁既破残，书亦败亡。于时先府君(彭寿之父邦绥)方避山中，得讯大惊。……闻书为洋人所得，或卖诸奉化棠岙造纸者之家，急借赀赎回。……有其散在他邑不听取者，则赖郡守任丘边公葆诚移文提赎，还藏阁中。”

参考文献:

[1]阮元主编.天一阁书目(嘉庆刻本)[C].嘉庆十三年天一阁藏.

[2]刘喜海主编.天一阁见存书目(钞本)[C].道光二十七年天一阁藏.

[3]薛福成主编.天一阁见存书目(光绪刻本)[C].光绪十五年天一阁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