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天一阁藏书社会化的动因与现实意义

王宏星

【摘要】创建于明嘉靖年间的宁波天一阁藏书楼，由范氏家族薪火相传，延续十三代，创造了中国藏书文化之奇迹。但它最终由私家藏书实现向社会化转变，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视角来探讨其动因与现实意义，寻找藏书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规律。

【关键词】天一阁;藏书文化;社会化

宁波天一阁创建于明嘉靖年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藏书楼，创始人范钦年轻时即开始聚书，其后裔薪火相传，历时十三代，延续四百余年，藏书曾逾七万卷，创造了藏书文化之奇迹。中国历史上藏书楼为数不少，但能世代相传的则如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多数藏书楼都如过眼云烟，要不了多久，就相继萎谢，藏书荡然无存。康熙十二年(1673)，著名学者黄宗羲作为外姓第一人登上了天一阁。他在《天一阁藏书记》中写道:“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这是黄宗羲对藏书难而发自内心的慨叹，也是对天一阁藏书久而不散发出的由衷敬佩。天一阁从建立到黄宗羲登阁不过一百多年，要是他能知道四百多年后的今天，天一阁及藏书仍然得到妥善的保存，不知他又会发出怎样的慨叹?但一百多年间只有一位学者登上天一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它的封闭性和保守性，这是由其私有制所决定的。

范钦收藏最具史料价值的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在其收藏之初也是普通书籍，是比较容易收集的，然时过境迁，这些书籍至今反被作为古籍善本而列入珍贵文物范畴。范钦建造的天一阁也早就成为藏书楼的经典建筑，清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时，发现了天一阁之价值，并把其建筑模式应用到官方建造的藏书楼中去。北京故宫的文渊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杭州的文澜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都是仿制宁波范氏天一阁而建的藏书楼。由此，天一阁藏书楼得以名扬海内外。藏书与藏书楼的成功，还在于范钦及其继承者儿子范大冲制订了一整套保护管理的制度和规则，使天一阁藏书得以世代相守，绵延不绝，成为私家藏书楼的典范。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它逐渐向社会化转变呢?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天一阁藏书楼社会化的动因与现实意义，寻找藏书文化的一些基本规律，从而对天一阁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知。

一、私有制性质的藏书楼与其公益性目标之间的矛盾

天一阁作为一个私家藏书楼，它的私有制性质决定了其封闭性与保守性。“在私有制社会里，书籍作为私有财产，保守是绝对的，开放是相对的”。[1]这种封闭性、保守性对保护藏书、防止散佚是有利的，但对藏书的利用、知识的传播则是不利的。因为藏书的目的是为了读书，是为了从中获得知识，通过藏书把前人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传授给后人。这种知识传授过程必然带有社会性、开放性、公益性，就需要把藏书尽可能地开放展示。但当封闭性、保守性的藏书手段与开放性、公益性的藏书目的产生矛盾时，换句话说，就是当私有制性质的藏书与公益性的藏书目标相对立，这对矛盾日益突出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时，就必然要促使矛盾一方向另一方转变，这无疑是天一阁藏书楼走向社会化的动因之一。

二、范氏后裔的衰落是天一阁社会化的重要原因

一个家族在其延续过程中，总会有兴有衰，范氏家族也不例外。到上世纪30年代，范氏后裔已经非常式微。当时有一位著名学者陈登原先生登上天一阁，阅览了藏书。他在《天一阁藏书考》一文中认为:“范氏藏书，自有明嘉靖以来，已历四百年。今虽空虚寥落，非复昔比，然私人藏书安得久而不散?范氏所幸，积岁如斯，尧卿侍郎复何憾耶?但子孙式微，不克绳其祖武，则今日之残卷，殊难授与保存之责之，……谋残卷之收藏久远者，非翻弦更张不可也。”[2]确实，陈登原先生是有远见的，他看到了范钦私人藏书不可能久而不散，近四百余年来积岁，对范氏来说是幸运的，但是现在子孙式微衰落，已不能承担起整理保管之重任，非翻弦更张不可了。为此陈登原先生提出了“将管理之权，归诸公家;而范氏子孙，仍留有假书检书之权利。于己无损，于人有益，于藏书更有益”的主张，应该说这种意见不失为一种改良的方法，兼顾到各方面的利益。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哪怕是走一小步，主客观条件都未成熟，要实行起来还是非常困难的，但客观上起到了推进天一阁社会化的舆论作用。民国时期范氏后裔衰落，对天一阁藏书楼每年保管整理修缮所需的经济支出已无能为力，不得不向社会求助，这是天一阁转向社会化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分房掌管锁钥的管理方法弊端明显

民国3年(1914)天一阁藏书遭窃，是历次书厄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次。一个叫薛继渭的窃贼，在上海不法书商的授意下，以不法书商提供的《天一阁见存书目》为依据，按图索骥，盗窃天一阁善本图书1000余种。这一盗窃事件，暴露了天一阁的保管制度存在很大的漏洞。这年3月4日夜，薛继渭越墙从屋面爬入藏书楼窃书，并偷运到上海。上海学者缪荃孙在书贾处看到天一阁藏非常珍贵的古籍善本，考虑天一阁后裔不可能违规出卖，怀疑是贼偷货，当即写信告知宁波天一阁范氏。从3月4日出事到范氏后裔发现失窃，整整有近一个月时间未能及时察觉，反映了范氏藏书楼管理上的弊端。到范氏派人赶往上海，并于6月20日至22日在上海《新闻报》刊登“购入天一阁藏书者注意”的通告，已距被窃三个多月了。可见范氏对此类突发事件反应迟钝，究其原因，和不科学的管理制度有关，因为书楼锁钥由家族各房分别掌管，非各房会齐不得入阁，以致窃贼住在书楼上偷书而始终未被发觉。小偷窃书固然有偶然因素，但从天一阁这种存在严重缺陷的管理方式来看，出事是必然的，是迟早的事。

当代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在《风雨天一阁》一文中写道:“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3]笔者认为它是象征着天一阁需要更换体制的时代将要来临，也暗示着家族共管制已接近尾声。

四、政府介入是天一阁社会化的前奏

民国9年(1930)10月21日，时任宁波市市长杨子毅等一行前往天一阁视察，这次视察不同于过去历次官员、学者以私人身份登阁，而可以看作是一种政府干预的行为和社会化的前奏。杨子毅有一段话说:“近闻散窃之余所存无几，诚恐循此以往将有澌灭殆尽之时。维护地方文明，官吏讵无责任?”作为一市之长，担心天一阁藏书的命运前景，寻求保护之良策，说明天一阁的影响之大和古籍善本之重要。它已不是一般概念上的私家藏书楼，而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标志和文明的象征，作为地方政府加以关心和保护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位市长不但担心，而且采取了一些切实措施，派遣宁波市图书馆馆长杨铁夫到天一阁，负责编辑《重编宁波范氏天一阁图书目录》。他还作为一位图书馆学的专家，为天一阁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四策:上策为建设侍郎图书馆;中策为赠诸公家;下策为影印出版珍贵书籍，无策以封锁为政策，秘缄为主义。其“四策”一出，深得社会各界赞同。杨子毅还命范氏家族“为此令仰该族老等妥为保管，如有不肖子孙携出外卖，或外人窥伺盗窃者，许即拿获，解府以重办”。市长令中不但要范氏后裔妥为保管，而且将天一阁藏书视为社会公产，不许范氏子孙外卖，从中我们可以听出天一阁社会化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了。

五、危机为社会的介入提供了契机

民国22年(1933)九月，一次罕见的大台风袭击宁波城乡，天一阁藏书楼东墙被袭倒塌，整个书楼和藏书也岌岌可危。面临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原本极度式微的范氏后裔，已无力维修藏书楼，只能向社会求助，这就为社会的介入提供了契机。

时任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的冯孟颛先生，自身也是一位著名藏书家兼版本目录学专家，面对天一阁的危难，他当仁不让，毅然发起组织抢救天一阁他还召集有关部门著名人士，决定建立“重修天一阁委员会”，请鄞县县长陈宝麟兼主任，冯孟颛亲自主持重修天一阁日常工作。重修的首要任务是募集资金，当年十月他向京、津、沪、杭等及宁波本地各界人士发出“为抢救天一阁文化宝库而捐款”的呼吁。在各地各界文化名人、企业家、社会名流等人士的关怀支持下，共募得款银二万余两，重修天一阁工作得以顺利展开。重修委员会修复了倒塌的藏书楼东墙，又将原在府学的尊经阁迁移于其北面，还建设明州碑林，整修前后假山，增建兰亭等。同时他们还对藏书进行整理编目，从1935年9月至1937年5月完成天一阁藏书编目。由于冯孟颛先生亲自挂帅编目，这份目录成为历次天一阁书目中最为完备的一部。

这次天一阁重修和书目编辑，可以看做是社会化进程的重要标志。这说明私人藏书楼如不逐步向社会化转变，就无法抗拒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的破坏，难以保证藏书“久而不散”，其意义非常重大。从主观上看，范氏后裔同意社会介入参与重修和编目是出于无奈，但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从社会化角度看，由于鄞县县长亲自挂帅，县文献委员会全力以赴，以及知名地方贤士学者积极支持和参与，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事情办得有条不紊，顺利地完成了一个家族难以办到的耗资巨大的书楼维修和藏书编目任务，为天一阁藏书文化延续作出可贵的贡献，也为天一阁实现社会化管理开了一个好头。这一良好开端，用现在的观点，就是取得双赢的局面。

六、天一阁实现社会化表率意义深远

早在1947年2月2日，当时的宁波《时事公报》就发表署名文章，题为《希望天一阁藏书早些公开》。文章指出，范氏深闭固藏的藏书方法是错误的，不合理的。地方文化事业是地方的公产，人人有享受权利，也有保存的义务。天一阁藏书，在范氏后人或视为私产，而在一般地方人士则已视为公物。文章呼吁范氏后人“顺应时代潮流，变私有而为公有”，下决心实行公开，让一般人都能享受到先人们所创立的事业的利益。应该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广大读者要求天一阁尽快实现社会化管理的呼声，是藏书文化深入发展的必然趋势。1949年5月宁波解放后，鉴于天一阁作为文化事业的广泛社会影响和范氏后裔已无力管理的实际情况，为加强对藏书的保护，市军管会曾派部队保护天一阁，6月又由军管会文教部实行接管。人民政府成立后，又为天一阁配备了专职管理干部，省、市文化主管部门又拨出专款对书楼进行必要的维修。天一阁藏书也逐步实现社会化管理，向公众开放，提供阅览和抄录资料等服务。

宁波解放时，“天一阁遗存原藏书一万三千余卷，《古今图书集成》八千二百余卷及少量近代出版物”。[4]天一阁成为国家文化事业单位后，起到了一种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带动了众多私人藏书家来向天一阁捐献自己的藏书。天一阁社会化后的30余年时间，古籍藏书增加到30万余卷，这里有众多藏书家的功绩。如1957年7月张季言先生将“樵斋”全部藏书5.7万千卷和《樵斋藏书目录》捐赠给天一阁。他在《樵斋藏书捐赠天一阁经过》中说:“原拟在镇海霞浦建造樵庄图书馆，为避免图书日久散失，即将藏书悉数捐赠。”1962年4月，冯孟颛先生的家属将冯氏“伏跗室”藏书10万卷捐献给国家。1979年9月，朱酂卿先生家属将“别宥斋”10万余卷古籍和1700百余件字画文物捐赠给天一阁，藏书中多善本，有宋刻本《五代史记》、黄宗羲辑《明文海》稿本等共约千余种。同年10月孙定观先生将“蜗寄庐”1.4万千余卷藏书捐赠给天一阁。“蜗寄庐”藏书中有许多珍藏图书版本精美、质量较高，善本计447部。杨容林先生家属也同时将“清防阁”藏书1.2万余卷捐赠给天一阁，“清防阁”以清代中后期刻本为多，有善本数十种。此外，先后捐赠藏书的还有张孟契、袁梅棠、张琴、张申之、刘楚芗、张世训、李蕴、翁菊英等，这种“化私为公”之举使天一阁藏书更加充实，影响更加深远，成为宁波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标志。藏书家捐献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他们认识到把藏书捐献给国家才能使藏书得到更好的保管，达到“久而不散”的目的。因此最重要的，是天一阁实现社会化管理后的示范作用，如果天一阁仍然维持原有的家族所有制，这种捐赠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天一阁原有藏书也将荡然无存。

除藏书家捐赠外，国家还拨给专门经费，用于收购天一阁散佚的原藏书和其他古籍、字画、碑帖等，“当时收到的有较高价值的古旧图书为数不少，如清早期钞本黄宗羲《四明山志》等，均提供给天一阁收藏”。[5]这使天一阁藏书在原有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提高，这样巨大的经费支出，对于一个家族来说，自然也是难以承受的。

七、社会化以来天一阁藏书事业持续发展

天一阁社会化后，于1981年新建了书库。该书库上下三层，钢筋水泥结构，外貌民族风格鲜明，使用面积近1000平方米，藏有古籍30余万券。新书库在防火、防盗、避灾方面的功能得到极大提高。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天一阁藏书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市政府给天一阁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这无疑为天一阁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在20世纪80年代增建的天一阁东园，占地6000余平方米，园中迁入的古建筑有凝晖堂、明代石雕建筑百鹅亭，建设有假山明池，廊檐竹木，精致自然。20世纪90年代宁波旧城改造时，又将卢址抱经楼的厅堂、徐时栋的水北阁藏书楼都迁移到天一阁南园安置。此时还建成了天一阁书画馆，该馆位于天一阁西南侧，前后三进，建筑面积1600余平方米，常年不定期展出馆藏书画、当代名家书画、摄影图片及艺术品等。1999年12月16日，“中国地方志珍藏馆”落户在天一阁南园，原宁波著名藏书楼水北阁即作为新地方志的陈列室。该馆已收到全国范围省、市(地)、县(市、区)三级新方志2328种，计6135册，收藏专业志、部门志、山水志等4400多册。三级方志收藏占全国三级行政区划的百分之91.5%，占已出版全国三级方志的98%多，并且还在不断征集增加中。该馆是天一阁收藏古代地方志、地方文献的继续延伸。天一阁社会化以来，络绎收集家谱400多种近2000余册。天一阁藏书闻名于世，其实藏画也相当丰富，总计数量在4000幅以上，其中最著名的为北宋黄庭坚草书《刘梦得竹枝词》手卷、元代吴镇的《双树坡石图》轴。此外还有明代的徐渭、文徵明、蓝瑛、陈道复、陈洪缓，清代的恽寿平、虚谷、郑燮、任颐等大家佳作。

天一阁社会化公有制以来，文化、学术界名人，教育界教师，学生、科技界科研人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陆续不断前来参观，他们有的为天一阁题词，有的将天一阁写入文学作品，更多的是利用天一阁藏书进行学术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开展大规模纂修地方志活动，各地修志办公室纷纷派出专业人员前来天一阁查阅地方志和其他史料，使这批珍藏的古籍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总之，天一阁古籍、家谱、字画、文物等资源，通过陈列展览、开放利用，不断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

任何事物总是有它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藏书文化也不例外。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阶段，私人藏书楼走向社会化公有制是其必然的结果，对天一阁藏书楼而言，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现在，藏书文化已愈来愈被人们重视。据悉，宁波市政府有关部门已经立项，国家将投入巨资建设国内一流的天一阁新库房，天一阁前景将是一片光明。

参考文献:

[1]虞浩旭.浙东历史文化散论·历代名人与天一阁[C].宁波:宁波出版社，2004.

[2]陈登原.天一阁藏书考[M].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2，(印行).

[3]余秋雨.余秋雨文集·风雨天一阁[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

[4]骆兆平.书城琐记·海内长存天一阁[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5]袁元龙.1949年以后宁波市古旧书业兴衰起落情况的片段回忆[A]天一阁文丛(第二辑).宁波:宁波出版社2005.

(作者工作单位:天一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