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范司马刻书

饶国庆

【摘要】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天一阁创始人范钦从官场走进刻书场的缘由做初步的分析，以便更多地了解范钦的其人其事。

【关键词】天一阁;范钦;刻书

天一阁究竟刻了多少书?骆兆平的《天一阁藏书史志》及袁慧的《范钦评传》已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似乎已成定论。本文对此问题亦不作深究，然范钦以一个带戴之身返回故里，而家乡宁波却因倭寇作乱，人心不稳。他缘何没有积极参与到抗倭的各项活动中，却与屠大山、张时彻等人搞结社活动，建藏书楼，刻《范氏奇书》，忙得不亦乐，是什么促使范钦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去刻书，本文从缘起方面略作探讨。

一、世人崇文好刻之风

明朝，特别是明嘉靖以后，中国雕版刻书业非常成熟和发达，政府重文轻武，许多武将都由文官担任，因而整个社会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文弱书生，以文求名的风气非常流行。有了一定财力的缙绅士大夫给自己刻文集语录是很平常的事，就连商贾市贩流死后也请名士撰写墓志铭并模刻上石，以便让自己的事迹流传不朽。唐顺之[1]嘲笑这种世风说:“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饮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此事非三代以上所无，虽唐汉以前亦绝无此事，幸而所谓墓志与诗文集者皆不久泯灭，然其往者灭矣，而在者当满屋也。若皆存在世间，即使以大地为架子，亦安顿不下矣!”话虽说得刻薄了点，却也反映了世态人情及国人好刻的真实面目。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与当时全国四大刻书中心的杭州山水相连，仅数百里之遥。自南宋以来，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私人藏书家不断出现，如南宋楼钥之东楼，史守之之碧沚，有“南楼北史”之称。元朝袁桷“广蓄书卷，国朝以来甲于浙东”。入明之后，私人藏书楼遍地开花。《中国印刷通史》称“入明之后，浙江一省就有私人藏书八十多家”，然据天一阁馆长虞浩旭先生在《宁波藏书家藏书楼》中作过统计，明一代宁波藏书楼就有六十家之多。如此按宁波藏书楼在浙江省的比例竟占四分之三。且不论《中国印刷通史》考证是否确切，但从两者的统计数据就可以看出宁波的藏书是多么兴盛了。尤其在天一阁周围，形成了以丰坊万卷楼、袁忠彻瞻衮堂、范大澈西园、陆宝南轩等以月湖、日湖为中心的书楼群。因此，也难怪虞浩旭先生发出了“天一阁在宁波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感慨。[2]

刻书需要藏书，藏书是刻书的基础。甬上文人和藏书家在全国刻书风潮的影响下，不可能独善其身，更何况他们的藏书条件就比别人优越，因而也逃不了流于世俗的命。他们藏书、校书，继而刻书，还为自己的行为找了一个理由:“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视区区成就一己之学业者，其道不更广耶?其拳拳于流传古书，至老弥笃，素志然也。”(据史料记载:宁波人石镜精舍楼主方孝孺曾刻《文粹》十卷、《蜀鉴》一卷等，如在《蜀鉴》言:“俾臣序之，将重锓而传于世。”闻人铨刻《旧唐书》200卷。范钦的两个好友丰坊和王世贞，他们与范钦一样是个藏书大家，在当时他们的名气远在范钦之上。这两人不仅刻书，而且表现极其活跃。荆非有言:“明州文人向有藏书、刻书之名，丰坊也算得上之中魁首人物。”他曾刻有《春秋战国文选》三十四卷;王世贞曾刻《乔庄简公集》、《皇明盛事》、《唐世说新语》、《弇州山人四部稿》，其中《弇州山人四部稿》达174卷，《续稿》更是高达207卷，不要说藏书家，就连达官贵人一般也难望其项背。范钦身为朝廷中人，宦游全国十多个省份，对世俗民情是非常了解的，由于他曾位居兵部右侍郎，应当说他比一般的文人士大夫更了解全国的刻书风气，而且他回故籍后，交往的都是乐于藏书和刻书的士子文人，谈论自然是多与读书、藏书、刻书有关的事。因此，在这种时代背景和氛围中，范钦投入到刻书的洪流中绝不是偶然的。

二、掠奇攀比之风

如果说，明人爱刻典籍是受世风影响的话，还情有可原。但明嘉靖年间的读书人刻书，还有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点，就是掠奇攀比之风。这股风气范围主要局限在读书和藏书人家身上，范围虽小，影响却极为深远，而且完全是自发的。

所谓掠奇之风是指明中叶之后，士流好古爱奇，把收藏和刻书的目光锁定在别人所未有的古书上，以此来显耀自己的收藏。而攀比之风不只体现在掠奇上，还体现在刊刻的版式大小及网罗数量上。

这股风气最早源于小说稗乘之类，如嘉靖间华亭人陆楫纂《古今说海》142卷，收录了大量汉唐、宋、元离奇小说;明人马中锡收了大量的当代文言类小说《中山狼传》亦是世间罕见之物。此后，此风越刮越盛，书的种类和数量越收越多，一些好事者索性以类书来命名此类著作，如司马泰的《广说郛》、《古今汇说》，何良俊的《语林》，张时彻的《说林》，袁炯的《前后四十家小说》、《广四十家小说》，汤显祖《续虞初志》，集中多含文言志怪、轶事小说。还有的人，如胡应麟雅好异书，博采冥搜汉魏六朝唐宋小说以“异”标题的书籍，如《灵异记》、《祥异记》、《述异记》、《采异记》、《集异记》、《独异志》、《博异志》等等，约得百种，“以类钞合，循名入事，各完本书”，“统命之曰《百家异苑》”。这类古代文言小说的搜集、编辑、刊刻，对提高小说的地位，推动小说创作，起了很大作用。明初宋元话本小说因不受文人雅士重视，亡佚甚多，民间也少有收藏。明末通俗文学大师冯梦龙留心访求，积存渐富，《古今小说序》云：“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并为一刻。”于是出了这部《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后又续编刊行《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此间亦有文人喜收戏曲的，部分藏书家也留心收藏古今剧本。李开先、何良俊、王世贞、王骥德、吕天成等，既是戏曲家，又是藏书家，家藏剧本甚富。其最著者当推山阴祁彪佳了，祁氏远山堂藏书楼收元明杂剧、南戏剧本约800种，并一一品评，作《曲品》与《剧品》。将杂剧汇成总集者，有臧懋循《元曲选》100种，署名顾曲斋《元人杂剧选》，署名息机子《古今杂剧选》，沈泰《盛名杂剧》。集南戏之大成者，自然要数毛晋汇刻的《六十种曲》了。这些人实际上是开了正史之外，收藏和刊刻戏曲、杂剧的先河，对后世的影响极大。民国时期北大教授马廉和国学大家郭沫若对此都有很高的评价。

嘉靖年间，文坛名流大都酷爱民歌，李梦阳以为“真诗在民间”，文人创作“无以加矣”。杨慎则在“复古之志”的驱使下搜罗、编辑古谣谚。而冯梦龙则出于对俗文学的酷爱和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憎恶，从书籍中，更多的是从市井中，采集民歌时调，编成《山歌》与《挂枝儿》两集。

从以上明人对小说、戏曲、民歌的收藏和出版热中，可以看出当时在全国范围内的出版和刊刻之风是如何之盛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出版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

宁波藏书家亦如此，如范钦侄子范大澈就是典型的一例。

范大澈(1524—1610)字子宣，号讷庵，别号南海钓者、句章灌园叟。性喜藏书，郑梁《讷庵范公传》称:大澈游京师时“月傣所入，辄以聚书”。初，范钦弃官时归里，起天一阁，藏书极一生之盛。大澈曾几次去借书，均遭拒绝，心中颇为不悦，于是不惜重价购求海内异本秘书，每得天一阁所无之书，大澈必具酒备茗，把范钦邀至家中，并把所得之书置于几上，以刺激范钦。果然，范钦看了以后，默然而去。

这个事例，虽然只是一个家族藏书逸事，却也反映了时人的掠奇攀比之风。实际上也正是这股风气使大批古书、奇书、宝书被整理发掘出来，好事者取其所好加以编订翻印出版。

现在看来，《范氏奇书》的出现不只是范钦对侄子的回应，最主要的还是受世风影响较深。范钦回籍后所刻的这些典籍，(包括《范氏奇书》)都是世人少见、难觅之物，如《竹书纪年》(又称《今本竹书纪年》)被后世学者公认为存世最早的版本，对研究上古帝王之事有重要的科学史料价值。

三、范钦的最后夙愿

范钦宦游三十年，从大红大紫到背负“贻祸地方”的罪名，可谓尝遍酸甜苦辣，历尽人间沧桑。即使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朝代更替，他“莫须有”的冤屈得以平反，而好友吕本有意想让他东山再起时，他本人已无意于仕途。他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在《诏许致仕作》中云:“臣心元似水，帝德自同天。”可见此时，范钦已不想东山再起，但对仕途小人给自己造成的伤害仍愤愤不平，至死不忘。他在临终前的《自赞》中大声疾呼:“尔负尔躯，尔率尔趋;肮脏宦海，隐约里闾。将为之厉?抑为之愚乎?古称身不满七尺而气夺万夫，陆沉人代而名与天壤俱，盖有志焉而未之获图也。吁!”。此中虽痛骂了那些阿谀奉承小人，却也反映了他对官场明争暗斗的无奈。

古人云:人生在世，当立德、立行和立言。立德、立行和立言是所有读书人的最高理想。于德，范东明已通过与皇亲国戚权臣郭勋的斗争中树立了自己的威信。这一点在丰坊《砥柱行》中得到全面佐证:“君不见，砥柱崇崇镇中流，撑柱天地分刚柔，日月星辰时吐纳，五气顺布元精浮。黄河西决昆仑顶，万里直触龙门蹂……赖有此柱屹不动，居然弹压神之州。……丈夫立身亦如此。”于行，范钦通过几十年的南征北战，至少自己是认同的。唯有立言一事，至老尚无归宿。在创立东山书社的“东海三司马”中，屠大山和张时彻(这两人比范钦先倒霉，早就赋闲在家)都早已刻印了自己的集子，唯有范钦因早年征战，四处奔走，一直无暇梳理自己的文稿。因此，他本人非常希望此时能通过整理和刻印自己的诗文集和其他书籍来得到大家的认可。范钦的诗句中:“心远久疏还阙梦，年丰初给买书钱”，“趋时勋伐从英达，投老心情只典坟”都表达了他的愿望。这也是为什么天一阁刻书主要都集中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原因。

四、范钦有刻书的经验

工欲利其器，必先善其行。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缘何范钦能在卸任之后能胜马上任刻书这一工作呢?据袁慧的《范钦评传》和戴光中的《范钦传》记载，范钦在进行大规模刻书之前，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刻书管理经验。据考证，范钦刻印的第一部书为《王彭衙诗》九卷，那还是嘉靖十四年(1535)的事情。此书今藏南京图书馆，内有陈嘉言于嘉靖十四年跋语:“王子关中人，名讴，字舜夫，别号彭衙山人。正德丁丑(1517)进士，为东宫主事，改秋官员外郎，转山西按察使佥事。所向以文章饰吏事，粲然为当世所重。逾三年，以疾归而亡，春秋才三十有六也。嘉言素善王子而爱其诗，因与乃兄青门子求所遗诗，得一十二卷，携以入楚，请于汉东之体别之，而托范钦刊诸木。”时年范钦任随州知州，刚到而立之年。

初试身手后，又陆续主持刊刻了《熊士选集》一卷、《阮嗣宗集》二卷、《海叟诗》三卷及《烟霞小说》、《汉书隽》、《杨右河侍御窗稿》(后三种卷数不详)。天一阁现存有一册《郭勋招供录》，据专家考证，多有可能为范钦私刻本。由上可见，在几十年的仕途之中，范钦对刻书这一行业并不陌生，应该说是掌握了一定管理经验的，这也为他在后来的“闲来寄情于刊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结语

40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今天手捧这一块块天一阁留下的明代版片时，眼前浮现的还是当年范钦在精审细校，而一群群刻工在他面前来往穿梭忙碌的身影。也许这些刻工当时只不过为养家糊口，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而已。却未曾想到今天的天一阁乃至宁波雕版印刷史上都留存了他们的名字:“刻工:戴锐、徐升、余堂……写工:范正祥、黄瑞……”不管他们来自何方，又去往何处，他们留下的不仅仅是这700片明代版本，更多传递给我们的是一段历史、一段中华文明史。

宁波为沿海城市，商业兴旺，文化发达，藏书风气浓厚。它是浙江刻书重点地区之一，所刻典籍世人称之为“四明本”或“明州本”。而被后人尊称为奇书的，唯有范钦审订和刻印的这20种书，这在宁波乃至中国刻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2006年初，国家图书馆与8个省级馆联合制订了《古籍的定级标准》。据此标准，它将嘉靖元年(1522)至隆庆六年(1572)出版的古籍定为二级乙等。天一阁的钞书和刻书大都属于此列。然我们不禁要问，范钦刻书留存下来的这批版片属于几级几等文物?

参考文献：

[1]唐顺之(1507-1560)，明代散文家。字应德，一字应修，江苏常州人。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授庶吉士。学识渊博，于地理、历算、兵法等，均究极原委，又志在经世，喜论政谈兵，探究性理。有《荆川先生文集》。

[2]虞浩旭.智者之香——宁波藏书家藏书楼[C].宁波:宁波出版社

(作者工作单位:宁波天一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