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四明私家藏书探析

张如安

【摘要】元代四明私家藏书经历了易代之际的严重损耗之后，很快得到了恢复，并呈现为丰富多彩的格局。元代四明的私家藏书以“士大夫之藏”为主流，有卓识远见的商贾、富户、医家、军人、释子亦跻身于藏书家之列，引起了四明私家藏书类型的新变化。四明私家藏书致用的倾向比较突出，大致可以归纳为藏而重读、藏而为教、藏而为研三大类。特别是元代四明私家藏书的文化贡献引人注目，在编目、著述、充实国藏等方面均有骄人的业绩。

【关键词】四明私家藏书;士大夫之藏;文化贡献

南宋时期，四明的藏书风气已经形成，私家藏书已经有了相当良好的基础。然而宋末元初的战乱，使整个浙江藏书的损耗极为严重，四明亦不例外。南宋四明藏书家历尽千辛万苦收集起来的图书，其生命的脆弱性在易代的天灾人祸面前暴露无遗。浙东在元兵搜山的时日里，随处可见的是“书籍罹殃咎”[1]，以致袁桷发出了“不幸数十年诗书废坠，望尘执隶”[2]的浩叹，郑觉民也慨叹:“明州称多贤，文献聚如积。须臾见海桑，晨汉星历历。”[3]从南宋的“聚如积”到易代之际的“星历历”，这无疑是四明私家藏书的一次浩劫，也是四明藏书事业的一次重大的顿挫。仅有据可查的就有王应麟家藏累世之书、袁韶和袁甫数代之藏(仅名人书牍无虑数百)[4]，均毁于火。宁海舒岳祥为躲避战乱，将藏书寄存在崇安，幸而保存下来，但也有“蹂践污损”[5]之叹。四明私家藏书的不幸遭遇，折射出了元初浙江藏书事业的磨难历程。幸而由于浙地文化渊源的深厚，元代浙江的藏书事业尽管元气大伤，但复苏很快。据方建新先生统计，元代藏书数千卷以上且有事迹记载的藏书家有127人，主要分布在江浙与京城大都一带，其中江浙二省的藏书家占总数的47%，浙江达35人，名列第一，其次为江苏，有25人。[6]不过，我以为这一统计数字还是很保守的。仅四明一隅，元代藏书数千卷以上的就有王昌世、乐大原、舒岳祥、李忠、袁桷、倪可与、应伯震、镜川杨氏、余姚李氏、陈桱、释古鼎等10余家，以鄞县分布最多。此外，如奉化之戴表元、陈嵩伯、赵与葺、王子兼、袁仲素，宁海之胡三省、郑邦彦、胡哲、邬义翁，鄞县之胡珙、袁士元、陈仲模、程端礼、蒋宗简、胡公鼎等也拥有一定数量的藏书。天台人丁复曾说奉化“故家富积书，往借手自纂”[7]，足见他对奉化故家藏书的推崇，只不过那些“富积书”的“故家”已经难以完全指实。总而观之，元代四明的私家藏书比想象中更为丰富多彩，堪与杭州匹敌，即使放在全国也属先进行列，在四明藏书史的研究中不应被忽视。

一、元代宁波私家藏书的类型

鄞人程端礼曾精辟地将藏书类型划分为四种，他说:“古今藏书者多矣，金匮石室，朝廷之藏也;壁经冢记，季世之藏也;牙签玉轴，富贵之藏也。朝廷之藏与国久近，季世之藏与时盛衰，富贵之藏徒为珍玩。若欧阳之万卷，子朱子拟之，则士大夫之藏也。”[8]考察元代四明的私家藏书，仍以“士大夫之藏”为主流，他们的先世往往有着浓厚的藏书风气，即使家遭天灾人祸，藏书散失，他们仍不折不挠地为了恢复旧藏而努力。他们不辞艰辛，或继承，或搜购，或抄写，开辟了藏书来源的多种渠道。如鄞县王昌世为王应麟之子，荫补承务郎，未及禄而宋亡。时王应麟已辞官家居，杜门不出，朝夕坐堂上，取经史诸书讲解论辩，昌世听受不倦。家藏累世之书万余卷，不幸毁于火，王昌世发愤握管，“露抄雪纂，至忘寝食，书复以完”[9]。另如奉化的赵敏求贫而好书，家里“抄书满架笔无尘”[10]。如果说王昌世、赵敏求等是以抄录纂辑为主要手段积蓄图书的藏书家，那么同邑的袁桷则是以继承为主而兼有搜购的藏书家。袁桷出身于书香浓郁的世家大族，曾祖父袁韶举进士，官秘书著作郎迁秘书丞，从秘阁及故家中传录大量书籍，在绍定四年(1231)构筑了藏书楼。袁韶之子袁似道又续有增益，聚书至数万卷。到了袁洪、袁桷父子，旧书之传已有四世。元初，袁桷预感到浙东形势紧张，乃将旧书全部庋藏于山中。至元二十六年(1289)，浙东爆发了杨镇龙起义，诸袁之旧藏“一夕而烬”，只有袁桷预先转移的那批图书才得以幸存下来。后袁洪从杭州“复购遗阙箧载以归”，袁桷又“旁搜远录”，曾先后收得陈振孙散出的藏书数十种，长期不懈的努力，终于“侔夫昔日之藏”。[11]故孔克齐在《至正直记》中说:“袁伯长学士承祖父之业广蓄书卷，国朝以来，甲于浙东。”至于袁镛以德祐忠臣而遇害后，“书籍赀玩悉为族人天锡父子所得”。其后裔袁士元又亲自搜书蓄书，以接续先世的书香一脉，惜乎其藏书及手稿后为孙袁忠教携至学舍而大部散失。[12]程端礼曾总结出士大夫之藏有二病:“常病其无力聚之，力能聚之，又常病其传之不久，其身仅读而其子若孙懵不识所以，至为鼪鼠之穴，窗壁甕缶覆盖之需者众矣。”[13]这差不多是总结了私家藏书的演变规律。元代四明的士大夫如王氏、袁氏等，能于书籍世藏克守，呈现为浓郁的家族传承的色彩。袁士元生前考虑将藏书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将以遗吾子孙”，有遗训云:“脱有不具，诸物可货，书不可去也。即去之，当论以不孝。”[14]他企图以伦理观维系藏书之泽以不坠，着实用心良苦。然而，以袁氏的微薄之力，又如何能逃脱士大夫藏书之病的制约呢?哪怕是立下了祖训，两袁的藏书最后仍败在不肖的子孙手里，不免令人啼嘘再三。

在主流的“士大夫之藏”外，有卓识远见的商贾、富户、医家、军人、释子亦跻身于藏书家之列，这是元代四明私家藏书类型的新变化，也是元代四明藏书风气得到恢复的有力表征。像胡珙和乐大原就其身份而论，并非出身于世儒之家，而是商贾和富户，由于家庭与职业的关系，本人并无多大学问，但却希望子孙通过读书求取功名富贵，光耀门庭。胡珙自曾祖至父皆未有仕籍，至珙始以才推择为郡曹掾，但他不愿为小吏，归家务农。胡珙平生没有什么玩好，独好藏书，有人持古书向他兜售，即使出价高昂他也买下，晚年在鄞县小溪构建精舍储书，并聘请师儒教诸生为举子业。[15]乐大原是镇海的贩粮大户，有持旧书向他换米济饥者，他都乐于接受，因此而聚书数千卷。他充满自信地说:“吾子孙必有能读是者。”后其孙乐良果然读其祖上藏书，又从程端礼学，成为地方上的儒学名流。[16]镜川杨氏族擅富豪，但亦多尚文雅，“累世所蓄之书殆充栋矣”。[17]这几则事例说明，元代自科举恢复以来，儒士的地位有所恢复，至少在浙东一隅，社会上比较尊崇儒吏，这才有人愿意薰沐书香，力求跻身于儒士门庭。元代浙东儒而为医者不少，儒医在四明享受很高地位。儒医的形成，也得益于浓郁的藏书风气。元后期甬上著名的医家滑寿、吕复等人都爱好读书，家中亦多藏书，所藏则以历代医籍为主，滑寿对历代《难经》的版本收罗全备，吕复则对医门群籍颇为留心。至于李忠为河北唐县人，出身行伍，元初仕至鄞县尹，性喜学，不断积书，至元十六年(1276)从四明归家时，竟运走书籍七巨箱几千卷，为子孙留下了一笔精神财富。[18]李忠的藏书在甬上虽仅昙花一现，随着其离职而转移至他地，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忠的藏书是受甬上浓郁书风熏陶的产物，他是在甬上完成了由武人向文官角色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元代四明寺院藏书竟出现了向士大夫之藏靠拢的新变，耸起了为释家学者所拥有的书楼，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余姚灵源寺时阜上人的西阁和鄞县东钱湖青山寺祖铭和尚的古鼎书楼，藏书均达万卷。刘仁本题《灵源藏书西阁为阜上人赋》诗云:“松竹林边寺，西山爽气浮。昔开千佛阁，今见万卷书。老墨明宗旨，研朱自校雠。本来无一字，宁羡邺家侯。”其题古鼎书楼亦云:“青山湖上老僧居，百尺危楼万卷书。架插牙签朝旭上，香消古鼎夜窗虚。栏干竹色浮蝌蚪，枕簟芸香落蠹鱼。近忆校雠人未远，雨花零乱独踌躇。”[19]这些都说明时阜、祖铭两个和尚学者抛弃了“教外别传”的祖训，嗜书成癖，他们除了探明书旨外，还亲加校雠，其所做的工作与一般学者没有多大差别。他们的书楼有别于一般寺院的经藏(带有公藏色彩)，其藏书处又为个人专用专享，实际与私家藏书楼无异，只不过其藏品带有鲜明的佛教色彩罢了。释子的加盟，无疑为甬上的私家藏书增添了一道异彩。

二、元代四明私家藏书的目的

中国古代藏书传统一般是以藏为主，藏用结合。但在元代四明一隅，书籍的藏而为用的倾向比较突出一些。书籍如何藏而为用?不同类型的藏书者各有自己的实践方式，从而出现了不同的藏书目的和动机，丰富了传统的藏书文化。从致用的角度分析，元代四明私家藏书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大目的:

首先是藏而重读。由以“士大夫之藏”为主流的藏书结构所决定，元代四明私家藏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满足主人的读书自娱和求知励学的需要。程端礼说得好:“夫穷乡晚学无书可读，无师可质，见闻褊狭，识趣污下，虽良才不能有成，故书不可以不藏，藏不可以不博。藏之博，读之博，又自博而约诸己，斯可以弗畔己。所贵乎士大夫藏者，良以此也。”[20]程端礼以博藏博读为士大夫藏书的理想境界，这自然难以做到，但浙东士大夫藏而重读的风气确实非常浓厚。奉化赵与葺为燕懿王赵德昭十世孙，落为田农，但他在耕种之余，独好聚书，一见奇书，即倾囊收买而不吝惜，昼阅夜讽，务欲蒐揽。戴表元也不惜在狭小的居处中辟出“充安阁”，“家无浃晨之储，兼金之值，而有书一车，悉取而陈诸阁之四旁，坐阅而卧讽之，左右纵横，充然无不满之处”。[21]但是戴表元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家庭藏书量不大，为满足自己的阅读愿望，有必要借助别家的藏书。后来戴表元与同邑的胡山甫相交往，“端为此家多贮书”是一个重要的诱因。[22]剡源乡陈桱的藏修之所“静深斋”，冯必达赋诗云:“陈子家号藏书窟，婆娑枕席忘岁月。……何如坐拥过万卷，左几右架罗奇珍。”[23]元末胡公鼎在月湖边营构“栖碧轩”，“蓄经史、彝鼎、图画，日以自适”。[24]他们置身书斋，坐阅卧讽，几忘岁月，在书熏香沐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最大满足。即使是在动乱的岁月中，四明的士人只要有书可读，就会忘记环境的险恶。如奉化棠溪袁氏藏书未经兵火，舒岳祥避乱至此，入袁氏藏书屋阅读不休，有诗云:“我来不问主，竟造藏书屋。主人不我苛，终岁取书读。”[25]他还听说陈贵白的畲斋藏书“插架富名都”，又有了“读书借其居”的愿望。[26]从戴表元、舒岳祥的经历可见，至少元代奉化的私家藏书是不那么封闭的，他们乐于满足士大夫的阅读需求。至于奉化人陈子翚见国事日蹙，独守其父陈仲模藏书而读之，则其藏书而读又别有时代原因了，他是因为对黑暗时代的不满而从读书中寻找一方净土。而宁海陈梦辰则藏书以怡亲，其藏书虽经宋末兵火之乱而安好无损，为其父读书娱老创造条件。[27]陈梦辰让父亲在书籍中得到精神上的乐趣，比起单纯地满足老人的口腹之欲来要高明得多，可以说达到了孝亲的最高境界。总之，私家藏书不管是供自家阅读还是供他人阅读，而士人又不管是因为何种原因而寻求读书之乐，客观上都营造了浓郁的读书风气，延续了甬上自宋以来的文脉，同时浓郁的读书风气反过来也促进了本区私家藏书的发展。

其次是藏而为教。藏书与教育相结合，凭借藏书以培养人才，这是中国藏书绵延不绝的优良传统。元代的甬上藏书家很好地继承了这一文化传统。他们为自家的后代着想，有的以书教子孙，以维持诗书之泽，有的作为财产传留给子孙，希望他们好学上进，维持或转换成书香门庭，有的希望子孙借此求取功名，光宗耀祖。如鄞县应伯震(1217—1291)在蜜岩筑花厓书院，藏书达五千卷，延请良师教子侄辈读书，并接待远游学子的查阅，其藏书观比较开放。[28]胡珙在鄞县小溪构建精舍，储书之外，还聘请师儒教诸孙读书为举子业。奉化戴表元也声称:“穷未卖书留教子。”[29]即使再穷，藏书是舍不得卖掉的，至少教子时还需要它。慈溪叶至翁“好图书图画，有售者辄不吝，于名公巨卿文章关世教者手抄成卷帙”，遗诫数百言，“将建屋置田延师以教”，以维持“叶氏诗书之泽”，[30]而与为教的目的相适应，他有意识地选择那些“有关世教”的文献作为入藏的主要对象。至于粮商乐大原和军人李忠的藏书，则都是为了留给子孙，带有教育投资的性质，欲借此弥补自己非儒出身的文化上的缺憾。大致而论，元代四明的私家藏书在教育上的表现，主要是为家族教育服务的，为家族中的学子创造必要的读书条件。当然，像宁海邬义翁“开馆日千屦，藏书山四邻”，[31]其藏书供开馆教育之用，其所开之“馆”已具有乡塾的色彩。即使如此，私家藏书为教而面向乡里毕竟不是普遍的现象，尽管私家藏而为教的受教面是很狭窄的，但客观地说，这对于维持家族成员的文化素质、社会声誉都是相当重要的。

再次是藏而为研。研究是在受教、阅读基础上更高级的创造性行为。元代四明不乏学者型的藏书家，如袁桷、胡三省、吕复等，他们藏书阅书，颇有心得，故能利用自家或他人的丰富藏书，在文化研究上做出出色的成绩，从而也奠定了四明藏书家的文化贡献。这些读者可以从下节的叙述分析中得到具体的印证。

三、元代四明私家藏书的文化贡献

元代宁波藏书家非常注意对典籍的整理，包括编目、校雠和刻印。如鄞县倪可与雅志读书，其履斋拥书万卷，“手校雠不倦”。[32]宁海郑邦彦喜好蓄书，手自校雠，奥旨疑义，无不晓析。[33]即使释家学者古鼎也以校雠书籍为乐。不过在这方面成绩最大的是袁桷，他在《七观》附注(延祐三年)中说:“桷不佞遗谋守儒，号东南故家。志学之岁，先子命缮治书录，观史志略录部第，时见舛杂。稍长，得博考先贤藏书总目，矻矻三十年，合传短长，乃成一家。”[34]这就是说袁桷的治学是从“缮治书录”开始的，通过博考先贤书目的得失，从而形成了独到之见。袁桷深知书目的重要性，继王正己之后编出了私藏目录——《袁氏旧书目》和《袁氏新书目》。他将私藏的新、旧图书分开来编目，已经注意到了私家藏书的历史演变性，并将旧藏陆淳《春秋纂例》作为劫后遗珍而倍加呵护之，这种编目方法曾为后代藏书家所继承。他还打算“合诸父之藏分第为目录”，即编制一种家族图书联合目录，这也是很有新意的设想，尽管这部联合目录最终未能完成，但却启发了“联合目录”的思想方法。袁桷除了编目校雠外，还将自己的藏书拿出来付于梓刻，曾刻过宋人林越的《汉雋》10卷。

元末鄞县著名的医家吕复利用丰富的藏书，在目录学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吕复医技之高巧，与其“博考载籍，参取化源”密切相关。吕复学问赅博，辩论医门群经，评骘古今医家，见解极为精当。吕复对《内经》、《本草》、《难经》、《伤寒论》、《脉经》、《脉诀》、《病源》、《太史天元玉册元诰》、《玄珠密语》等11部重要典籍均进行了评述。《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径引为《吕复医门群经辩论》。论中对上述医籍，皆叙其作者，陈其源流，别白是非，甄论得失，辨章学术，剖析条流，实为中医文献不可多得的典籍提要。中医目录古无专书，自汉代刘向父子《别录》和《七略》始，历代医学书目均附于综合目录之中，《别录》和《七略》之医书叙录已不可得见，历代官修及史志目录又几无叙录，间有私家解题，或失之简略，或泛泛而论，未能较为准确全面地反映各医学书籍的学术概貌。至南宋时始有中医专门目录出现，但也仅见其名，影响甚微。元明时期，在对各家医学思想进行总结的同时，也对医学文献进行了一些总结，其中吕复所做的工作是最有代表性的。中医学术发展至此，对中医目录专书产生了急切的需求，吕复顺应了这一学术需求，对前代中医文献进行了初步的总结。他对医门群经的评述，体例上虽不是中医目录专书，但因其以历代医学书籍为对象，较为集中地分别论述了各书的作者、源流、内容、学术价值及版本流传情况，以及后世的注释、整理及研究等，不但提供了各书的重要信息，而且还可借此以鉴别其真伪，确认其实用价值。他对历代名医，上自扁鹊、仓公、仲景、华佗，下至严子礼、张公度、王德肤等16位医家评议公允，明其醇疵，以示后人;在金元医家中，特别推出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李东垣四家，可见其对元人葛应雷“四子”观点的推崇。因而具有解题目录的功能，为后世中医书籍提要的撰写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元代以吕复为代表的对医籍的总结性评述，在中医目录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它的出现不但促进了中医目录学的发展，使中医目录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明清医家在其著作中不但引述其内容，而且仿效吕复的体例，或综群籍，述医书之源流，或品题得失，辩各家之短长，或推荐必读和应读书目，示治学之门径。如明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采摭诸书》中凡有提要，基本照录吕论而稍加增删。此外，如《颐生微论·医宗说》、《医诂》、《橘旁杂论·古今医书大意》、《知医必辨·合论诸书得失以示初学之违从》、《冷庐医话·古书》等，均带有受吕著影响的痕迹。所有这些，成为中医目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中医目录的一大特点。[35]而吕复之所以能“博考载籍”，如果没有丰富的私家藏书作为依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想象的。

其次，元代四明的私家藏书还滋养了一代学人，而学者们依据藏书进行研究著述活动，成果丰硕，令人瞩目。如袁桷利用家藏典籍广记博闻，精于史学，且熟悉乡邦文献，其所著述，造诣精深。宁海胡三省避地甬上时，恰好寓居在袁桷故居东轩，至正二十年(1360)甬上兵乱，胡三省将书藏于东轩石窖中始得幸存。胡三省石窖藏书的规模不得而知，除了《资治通鉴》及注释手稿外，还有不少必要的参考用书，用以保证学术研究的进行。赵与葺研猎奇异，广蓄精取，农圃之外，卷帙不离手，又常往寻古碑以证读书之误，故其所著，得益于藏书实多。王厚孙利用家族藏书对王应麟的《玉海》进行校对工作，至正九年(1349)庆元路总管阿殷图发现郡学所藏新刻《玉海》仍有遗误存在，又在至正十一年(1351)命王厚孙及儒学正王介重加校对，查出漏误6万多字，再行招工修补，从而保证了一代巨著的刊行质量。奉化陈嵩伯(1238—1314)也是“聚群经师说商略雠证”。[36]陈桱坐拥静深斋万卷藏书，孜孜不倦地阅读爬梳，终成浙东史学名家。元代四明的经学较为发达，丰富的藏书为经学研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如鄞县蒋宗简出游江淮间，在金陵购买未见书数百卷而归，[37]为他聚《易》、《诗》、《春秋》诸家之说而折中之打下了基础。程端学一生致力于《春秋》研究，折中异同，湛思二十余年，作《春秋本义》30卷、《三传辨疑》20卷、《春秋或问》10卷。其中《春秋本义》是一部集解，乃其在国学时所作，所采自三传而下凡176家，卷首具列其目，其所引书现存者约十之二，佚失者约十之八。程端学的著述除了有条件充分利用公藏图书外，私家藏书无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余姚医家滑寿注《难经本义》，博引元以上医家有关论述，先后计有20余家，前述周与权、王宗正等宋代注本，纪天锡、张元素等金代注本，袁坤厚、谢绪孙、陈瑞孙等元代注本，今大多佚亡，而其部分内容为滑氏所援引，得以保存下来。如果滑寿没有自己丰富的专业藏书作基础，要完成《难经本义》的写作是难以想象的。

再次，四明私家藏书还为充实国家图书馆及修纂国史做出了重大贡献。宋禧曾说:“宋之叔世，其人才出于四明者为盛，至今文献犹有足征者。”[38]危素也说:“鄞故文献之邦，距宋行都不远，往往能言前代故实。”[39]因此出于编纂《宋史》的需要，危素于至正四年(1344)奉诏周游楚、吴、越之疆搜购故书。危素深知“鄞故文献之邦”，[40]故特意在四明逗留四十余日，足见其对四明私家藏书的特别重视。他如愿以偿地得到故家袁桷藏书数千卷，足备典实;[41]又检阅了程端礼家藏图书，得到宋人林勋所著《本政书序》的残页，奉为至宝;在句章史塾孙处征集到史季敷《夏小正经传考》一书。危素最后在四明得书七千卷而归，还不满足，又通过大灜海道士吕虚夷等友人征集到南宋四明儒学者沈焕、舒璘的遗书。可见，四明大批私家藏书因危素关系而流入国都，其中特多乡献资料。这可以说是四明私家藏书第一次大规模地流入国都，充实国藏，其数量比后来清代修《四库全书》时范懋柱的进呈书要多出近2000卷。危素在四明征集到的这批图书，不但为《宋史》的编纂提供了极好的文献储备，而且化私为公，有利于中华文化的薪火相传，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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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工作单位:宁波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