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宁波藏书业的发展及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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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宁波清代藏书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涌现出不少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对清代的浙江乃至全国的藏书业及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黄宗羲的一生足迹所至，无不访书、抄书、购书、读书，这从其所撰《天一阁藏书记》中可见一斑。二老阁总计藏书5万余卷。二老阁藏书由郑性开创，后来得到不断的发扬和光大。

乐承耀

【摘要】清代宁波藏书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涌现出不少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并且形成藏书特色，对清代浙江乃至全国的藏书业及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清代;宁波;藏书业;贡献

宁波清代藏书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涌现出不少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对清代的浙江乃至全国的藏书业及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私家藏书与著名藏书楼

宁波在清代是藏书家集中的地方，出现过在清代藏书史上富有一定影响的藏书家和藏书楼。

1.清初的宁波藏书家与藏书楼

清初宁波的藏书家与藏书楼是不少的，有黄宗羲的续钞堂、李邺嗣的东皋草堂、胡德迈的宝墨斋、张宗瀚的瞿瞿堂、张天因的西郊草堂、万斯同的寒松斋、郑性的二老阁、董道权之缶堂、高士奇的清吟堂、钱光绣的归来阁等，其中有一定影响的是黄宗羲的续钞堂与郑性的二老阁。

黄宗羲之续钞堂。黄宗羲，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也是藏书家。其“于书无所不窥”，一面阅读家中的藏书，一面不断抄书来增加家里的藏书。不足，他“则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屐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1]比如，1641年，黄宗羲曾数度寓居南京黄居中家，将其千顷堂之藏书翻阅殆遍。[2]1650年，他曾到常熟访问钱氏(牧斋)书房，“馆于绛云楼下，因得翻其书籍，凡余之所欲见者，无不在焉”[3]。黄宗羲的一生足迹所至，无不访书、抄书、购书、读书，这从其所撰《天一阁藏书记》中可见一斑。今摘录如下:“崇祯庚午(1630)间，其(指钮石溪)书初散，余仅从故书铺得十余部而已。辛巳(1641)，余在南中，闻焦氏欲卖，急往讯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为售主。时冯邺仙官南纳言，余以为书归邺仙，犹归我也。邺仙大喜，及余归而不果，后来闻亦散去。庚寅(1650)三月，余访钱牧斋，馆于绛云楼下，因得翻其书籍，凡余之所欲见者，无不在焉。牧斋约余为读书伴侣，闭关三年，余喜过望。方欲践约，而绛云一炬，收归东壁矣。歙溪郑氏丛桂堂，亦藏书家也。辛丑(1661)，在武林捃拾程雪楼、马石田集数部，其余都不可问。甲辰(1664)，馆浯溪，携李高氏以书求售二千余，大略皆钞本也。余劝吴孟举收之。余在浯溪三年，阅之殆遍，此书固他乡寒故也。……祁氏旷园之书，初庋家中，不甚发视。余每借观，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录而取之，俄顷即得。乱后，迁至化鹿寺，往往散见市肆。丙午(1666)，余与书贾入山翻阅三昼夜，余载十捆而出。……吾邑孙月峰亦称藏书，而无异本，后归硕肤。丙戌(1706)之乱，为火所尽。余从邻家得其残缺实录三分之一耳。”[4]

黄宗羲的藏书楼称“续钞堂”。为什么称“续钞堂”?由于黄宗羲曾经与许元溥、刘诚诸人原约建“钞书堂”，此楼藏书，又是黄宗羲一生辛勤劳动所抄录者，故名。“续钞堂”的藏书总数在10万卷以上。

到了晚年，黄宗羲则益好聚书，所抄自鄞之天一阁范氏、歙之丛桂堂郑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后则吴之传是楼徐氏。由于黄宗羲的旁搜遍采，他家所藏之书非常丰富，“野史遗集，绝学奇绝，殆不胜纪”，尤其是所藏宋元文集特别多，明代文集也约有五六千本，而且收藏之书十分精，尤其薛居正《旧五代史》最为珍贵。元明以来旧本几至湮没，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大搜天下遗书，但仍未所见，邵晋涵只得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照原篇编排成书，收入《四库全书》已经不明其原来的面目。可是黄宗羲却有收藏。清人吴任臣写作《十国春秋》时曾经向黄宗羲借阅过。吴任臣曾经说:“窃谓古学至今，几称绝响，不惟调高白雪，抑且技擅屠龙。有志读书，动多穷困。故时辈反有以此为戒者。得虎座倡学东南，真不啻今日之《广陵散》矣”，“拙著《十国春秋》专俟薛居正《旧五代史》略为校隹谁，遂尔卒业。前已承允借，今因仇沧兄之便，希慨寄敝斋，一月为期，仍从沧处壁上，断不敢浮沉片纸只字，切祷!切祷!”[5]

但续钞堂在黄宗羲的晚年遭到了大的损失，1710年冬徙于老柳。1722年，山堂焚，出书于烈焰之中，零落而散失。复徙归于老柳，秋徙于兰溪，其间鼠残蠹啮，雨浸梅蒸，而又经兵火之余，留余的仅十分之四五，康熙五十六年(1717)仅存3万卷书。黄氏续钞堂之书于水余、火余之后，归浙东又一藏书名楼郑氏二老阁。

郑性与二老阁。郑性，字义门，号南溪，慈溪鹳浦人(今属宁波市江北区)。郑性的二老阁建于清康熙六十年(1721)，竣工于雍正元年(1723)，是清初浙东的著名藏书楼。建二老阁本来是他的父亲郑梁的夙愿。郑梁是黄宗羲的高足，他对恩师黄宗羲十分崇敬，他去世前，特意嘱咐儿子郑性，建一阁，立二先生主，岁时致祭惟谨，希望能永远侍奉在父亲和恩师的左右，二老阁之名由此而来。对此，全祖望在他的《二老阁藏书记》中曾经说过:“郑氏自平子先生以来，家藏亦及其半，南溪乃于所居之旁筑二老阁以贮之。二老阁者，尊府君高州之命也。高州以平子先生为父，以太冲先生为师，因念当年二老交契之厚中，遗言欲还阁以并祀之。”[5]

郑性遵循父志，在郑宅东侧修建了一座两层三开间的小楼，楼上中间供奉黄宗羲及其祖父郑溱、父亲郑梁的神位，其余的辟为藏书之用。二老阁的藏书由两部分组成:黄宗羲遗存藏书，约3万卷，庋藏在二楼左右两间;郑氏家传藏书，约2万卷，贮藏于楼下三间。二老阁总计藏书5万余卷。郑性不仅保存了黄宗羲的遗书，而且还对其进行整理和勘误。据全祖望《五岳游人穿中柱文》记载，郑性“于黄氏之学，表彰不遗余力，南雷一水一火之后，卷籍散乱佚失，乃理而出之。故城贾氏颠倒《明儒学案》之次第，正其误而重刊之。”[6]郑性以二老阁藏书为底本，刻印有黄宗羲的《明儒学案》62卷、《南溪偶刊》4卷和《寒村集》36卷。

二老阁藏书由郑性开创，后来得到不断的发扬和光大。郑性之长子大节曾悉心校订黄宗羲遗著;次子中节将二老阁藏书“发而刊之”，与杭世骏、全祖望等悉心研究;其曾孙郑勋(郑简香)对二老阁遗书也“藏口刻播，一书一画，宝若晴髓”。乾隆年间，郑勋章。因其高祖郑梁与朱彝尊关系甚深，曾经打算拟建“二老堂”，来祀郑梁和朱彝尊，阮元为之题写了匾额，并且作诗云:“别拟建堂尊二老，竹口经义晓行诗”[7]，可是后来并没有建成。经过郑氏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二老阁成为浙东著名藏书楼，黄宗羲许多重要的著作，最早大多由二老阁刊印发行，编成“二老阁丛书”，在学术界、出版界产生很大的影响。

2.乾嘉年间的宁波著名藏书家和藏书楼

乾嘉年间，宁波也有不少藏书家和藏书楼，较有影响的是全祖望与双韭山房藏书楼，卢文弨与卢址的东西“抱经”藏书楼。

全祖望与双韭山房。进乾嘉年间的宁波藏书家中，全祖望应该值得大书一笔。全祖望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型藏书家。他不但在经史、文学诸方面富有卓越成就，而且作为一个藏书家，全祖望的贡献也当之无愧。藏书丰富且不论，更重要的是，他的《小山堂祁氏遗书记》、《小山堂藏书记》、《二老阁藏书记》、《天一阁藏书记》、《双韭山房藏书记》、《胡梅涧藏书窖记》等，对于江浙藏书家的介绍及藏书楼兴建之由的叙述，为中国藏书史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全祖望的藏书楼名为“双韭山房”。双韭山房本是全祖望六世祖全元立别墅之名，在鄞县大雷群山中大皎和小皎双溪间。因山溪多野韭，故名双韭山房，早毁。全祖望之祖父全大程沿用此名为其书斋，到全祖望时仍沿用此名。作为藏书家，全祖望所经营的藏书业是十分艰辛的。他在《双韭山房藏书记》中称他的祖先藏书很多，“其中大半抄自城西丰氏”，即所谓“阿育山房藏本”[8]，后书归宗人公，全祖望辈仅得十分之一。全祖望一家经过数代的努力几复阿育山房之旧。其祖父无力购书，则手抄之，其父购书、抄书亦不少，其本人也从小抄书，至全祖望时藏书达五万卷。

乾隆二十年(1755)，51岁的全祖望家境已十分困窘，他逝世后，竟无钱安葬，其家人只得将剩余的万余卷典籍出售，为全祖望办理后事。这万余卷典籍后来以二百两白银尽归卢址抱经楼所有。

全祖望藏书中有南宋宝庆至明嘉靖间七种四明方志，以宋刊本开禧、宝庆《四明志》两部最为珍贵，在当时，可属世间仅有之书，是全祖望的镇库之宝。全祖望爱书到了极点，据载，每次外出，他必从家中五万卷藏书中带二万卷为伴。

东西“抱经”藏书楼。乾隆年间，在浙江较有影响的藏书楼还有东西抱经藏书楼。一是原籍余姚，后迁杭州的卢文“抱经堂”，另一个是鄞县的卢址的抱经楼。

卢文弨(1717—1795)，字绍弓，一作召弓，号矶鱼，又号檠斋，晚年更号弓父，余姚人，迁居钱塘。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先后任翰林院编修、上书房行走，历官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侍读学士、广东乡试正考官、湖南学政。后因条陈学政事宜，被部议降三级使用。这一挫折，对他打击很大，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乞归故里。晚年任江浙崇文、钟山、龙城等书院讲席，以经术指导学生，桃李满天下，著有《抱经堂文集》、《仪礼注疏详校》、《钟山札记》、《龙城札记》等。

卢文弨性爱藏书，他从童年时就喜欢抄书，一直至老从不停止。为增购书籍，不惜将官傣所入全用以购书。钱大昕为其《卢氏群书拾补》作序云:卢文爱蓄书，“傣廪口脯之余，悉以购书。遇有秘抄、精校之本，辄宛转借录，家藏图籍数万卷，手自校勘，精审无误。”[10]吴骞《抱经堂集序》也云:“尤癖典籍，几忘寝食。闻人有异书，必宛转借录，遇亥豕则为校正而归焉，人也乐以借之。”[11]通过购买与借抄，卢氏成为乾隆年间浙江一大藏书家。他的藏书楼名“抱经堂”，一时与鄞县的卢址抱经楼有“浙东西抱经”之称。藏书印极富，达四十余方。

卢文弨去世后，其子卢庆钟、卢庆录曾经说:“先人手泽存焉，虽贫，安忍一日离也。”可是，最终还是“藏书星散，尽落估人手”。[12]他的藏书多归南浔刘承干的嘉业堂。

乾隆年间与杭州卢文弨“抱经堂”交相辉映，是鄞县的卢址的“抱经楼”。

卢址(1725—1744)，字青厓，鄞县人，卢氏世代诗礼之家。卢址因科举连试不中，绝意进取。他一生博学嗜古，尤喜聚书。以其先祖遗藏数千卷作为基础，不惜重金悬求古籍。每得一书，一定细心校阅，往往至废寝食。遇有善本、秘本，总是出重价购买，或者辗转借抄，历三十余年积聚，“藏书楼巨万卷，几出天一阁上”。1777年建“抱经楼”贮之。藏书楼的名取自唐韩愈《寄卢仝诗》中“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救始终”之句，意在表明他有独抱遗经之志。有《抱经楼藏书目录》12卷，47册，著录90144卷。无解题，间有注，撮要举纲，简而不陋。有藏书印“抱经楼”、“四明卢氏抱经楼藏书印”。

卢址对天一阁极为推重，因而在建造“抱经楼”时，式样完全模仿天一阁。楼分上下两层，朝南共六间房。楼下中间为大厅，靠西边一间有步梯可登楼，与天一阁略微不同的是，步梯为横装。楼上贮书，以书橱分间。东西两面靠墙处，各放单面大橱两只，当中是五排十只大橱，前后可开门，朝南空隙的地方分别放置十只小橱。楼中布置朴素。

“抱经楼”的藏书中，有许多得自故家散出。除全祖望的双韭山房外，还有叶氏竹堂、黄氏千顷堂、丰氏万卷楼、毛氏汲古阁、祁氏澹生堂、曹氏倦圃、汪氏古香楼、金氏文端楼等故家藏书。卢址将藏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依类排列，并自编书目四卷，藏书上印有“四明卢氏抱经楼藏书印”白文方印。计书47橱，可以与范氏天一阁和郑氏二老阁相比。

卢址藏书中宁波家乡文献极为丰富，这是他藏书的一个重要特色，对于四明文献的保护和承传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中国藏书家考略》对他做过这样的评述:“至清继范氏而起者，首推卢址，诗礼旧门，自小博雅嗜古，尤喜聚书，遇善本，不惜重价购之。闻明旧得异书，宛转借抄，晨夕雠校，搜罗三十年，得书十万卷，仿天一阁，为楼以贮之，名曰抱经。”[13]

卢址的后人亦喜欢藏书，对抱经楼的藏书有所增益。到乾隆年间，浙东的藏书家不少破败，在宁波市内，唯有卢址的抱经堂与范氏天一阁依然。

黄澄量与五桂楼。浙东藏书楼中，留存时间最长的，除了宁波范氏天一阁以外，首推余姚梁弄黄澄量之“五桂楼”，为此被誉为“浙东第二藏书楼”。

黄澄量，字式筌，号石泉，余姚梁弄人。平生不置产业，嗜求藏书，因梁弄地处山峦重叠的浙东偏僻山区，远离城邑，兵戈罕至，故选择在此筑楼藏书。嘉庆十二年(1807)动工兴建，二年落成，取名“五桂楼”。民间传说是因为楼前有五株桂树而得名，事实上，黄氏在宋代有一远祖，兄弟五人皆学识渊博，同科中举，在当时很有名望，世称“五桂”。黄澄量为纪念他们，就把书楼改名“五桂楼”。

作为藏书家的黄澄量，很注意藏书目录的整理、编目。据胡芹《五桂楼藏书目录记》记载:黄澄量“得一书，添一目，即读一书，而十而百而千而万，记于目者记于心，是亦博闻强识之一助也”。他将收藏的5万余卷藏书编录成《五桂楼书目》四卷。

黄澄量死后，他的儿子黄肇震(字伯器，号药溪)，继续搜集图书，使五桂楼的藏书在原藏5万卷的基础上，又陆续增添了1万余卷图书。

咸丰十一年(1861)，由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五桂楼部分藏书散失。黄澄量的曾孙黄安澜用5年的时间对原有藏书按照经、史、子、集进行整理，并且重新搜集散失了的图书，致使五桂楼的藏书恢复原来的规模，并出版《五桂楼书目》。

3.晚清的藏书家与藏书楼

宁波的藏书业在晚清与清代初、中期相比有所衰落，但也有一些藏书家，诸如沈德寿、陈邦瑞、陈励、徐时栋、董沛、曹辛、蔡鸿鉴等十多位，较有影响的是徐时栋的烟屿楼与董沛的六一山房。

徐时栋(1814-1873)，字定宇，号柳泉，学者称柳泉先生，鄞县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举人，两次考进士不第，即不复应试。徐时栋自幼喜读书，也嗜藏书，自称“吾十龄外即喜聚书”。[14

徐时栋藏书处称“烟屿楼”、“城西草堂”或“水北阁”。“烟屿楼”因徐时栋寓居于月湖西畔烟屿洲，“君家月湖之烟屿，因以烟屿名其楼”。他的藏书楼因而取名为烟屿楼。徐家原有藏书千卷，徐时栋读完后犹嫌不足，又陆续增添许多新的图书。在其21岁所编的《新故书目录》中共著录书378部，12881卷，这反映了徐时栋早期的藏书情况。经过20余年的广采博览，孜孜以求，积书达6万卷，大多得自慈溪郑性二老阁、鄞县范峨亭及邱学敏、胡鹿亭等故家藏书散出者。藏书来之不易，徐时栋倍加珍惜，亲订烟屿楼藏书约:“勿卷脑，勿折角，勿唾揭，勿爪伤，勿夹别纸，勿作枕头，勿巧式装潢，勿率意涂抹，勿出示俗子，勿久借他人”，规矩十分严格，印于每册藏书扉页。徐时栋爱书如命，书籍稍有残损，即命工人修补装订，甚至亲自整理补缺。《烟屿楼文集》中曾有生动的记载:“余以廉值得之贾人，首尾稍漫漶，中亦多蠹蚀，又装订错乱不可读，道光己亥五月始为排比补缀重装之，涣然改观，足珍贵矣。”[15]

徐时栋于咸丰十年(1860)受到了打击。太平军进攻宁波城时，烟屿楼未能幸免于难，所藏之书“尽为人窃掠”，所存无几。但是，这次打击并没有使徐时栋灰心丧气。第二年，他迁居西门外的城西草堂，继续他的藏书事业，整理旧编，访求散佚，终至五六万卷。同治二年(1863)又遭大火，数万卷藏书付之一炬。徐时栋在《烟屿楼》笔记中曾经记述过这件事。他说:“余自弱冠即好购书，二十余年亦将十万卷。咸丰十年遭乱，在烟屿楼者尽为人窃。其在城西草堂者尚五六万卷。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草堂焚如，皆灰烬矣。”[16]沉重的打击并没有击垮徐时栋，同治三年六月，他在城西草堂故址重建新宅，书楼在河之北，取名“水北阁”，重新搜求藏书。经过几年的苦心收聚，藏书30大橱，计3164种，9815册，44205卷。编列经、史、子、集、丛书五部，渐渐恢复旧观。

徐时栋殁后不到四十年，即宣统三年(1911)，水北阁遗书尽售予上海书贾，少量流入近代宁波藏书家。徐氏烟屿楼在今宁波市共青路48号，尚存。水北阁因旧城改造，今已迁入天一阁。

董沛(1828-1895)，字孟如，号觉轩。出身于世儒家庭，喜好读书。同治六年(1867)举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以知县分发江西，历署清江、东乡、建昌、上饶等县及江西通志馆协辑官。光绪十一年(1885)以疾辞官归故里，筑“六一山房”，聚书5万卷，坐卧其中，从此过起日日与书为伴的生活。

董沛在年轻时就喜欢读书、藏书。他登遍浙江的著名藏书楼，“遍读家藏书，复求之同县烟屿楼徐氏、抱经楼卢氏、天一阁范氏，继之杭州借文澜阁书阅之”[17]。其藏书处除六一山房外，还有正谊堂、晦暗斋，藏书印有“六一山房藏书”、“鄞六一山房董氏藏书”等。

正是由于博览综籍，致使他学识丰富，知识渊博，著作丰盛。著有《明州系年录》、《两浙令长考》、《甲丁乡试同年录》、《周官职方解》、《竹书记年拾遗》、《甬上宋元诗略》、《正谊堂文集》等数十余部。同治七年(1868)徐时栋主纂《鄞县志》，未竟而卒，临殁执董沛手相托，由董沛踵成光绪《鄞县志》是书。

二、藏书的特色

由于清廷的提倡和藏书家的努力，清代宁波藏书与前代相比有很大的发展，而且形成藏书特色。

1.藏书多、规模大而版本精

清代宁波藏书一个重要特色是私家藏书多而且规模大。孙从添的《藏书纪要·鉴别》说:“大抵收藏书籍之多，惟吴中苏群、虞山、昆山，浙中嘉、湖、杭、宁、绍最。”从文献看，清代宁波私人藏书业发达，涌现出不少藏书家。《中国藏书通史》中除提到范氏天一阁外，提到清初藏书家的还有黄宗羲、陈自舜、郑性和万斯同;清中期的著名藏书家有全祖望、卢址、卢文弨、黄澄量;清末有沈德寿、陈励、董沛和徐时栋。顾志兴的《浙江藏书家藏书楼》中记述了清代浙江藏书家35人，宁波为9人，约占25%。尤其在清初，顾志兴提到11位藏书家，宁波人占6个，超过50%以上。[18]

今人虞浩旭所著的《智者之香》，对清一代宁波藏书家做了梳理，明确提出了92位藏书家，其中万卷以上的藏书家有黄宗羲、万斯同、郑性、全祖望、卢文弨、卢址、黄澄量、姚燮、葛朝、冯云濠、景辉、沈德寿、徐时栋、陈鉴、张寿荣、邓蔚斋、蔡鸿鉴、董沛、叶元堦等19人。[19]

宁波藏书家不但人数众多，而且藏书有相当规模，藏书数量丰富。比如，黄宗羲的续钞堂藏书总量在10万卷以上，卢址的抱经楼藏书90144卷，郑性的二老阁藏书5万卷，全祖望双韭山房藏书5万卷，黄澄量的五桂楼藏书55006卷，万斯同在京都也有书10万卷。

清代宁波藏书家的藏书除了规模大以外，而且版本精，不少藏书家的版本都是世上所罕见。黄宗羲就收藏不少宋元版本，明文集也有五六千本，尤其是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更为珍贵，号称“天壤间罕遇者”。

2.注意对明代文献的收藏和编纂

清初，宁波的不少志士有反清复明的情绪，不少人参加过反清斗争，如黄宗羲及其弟弟曾组织过抗清义军“世忠营”。全祖望曾说:“公纠合黄竹浦弟子数百人，随诸军于江上，江上人呼之曰世忠堂。”[20]李业嗣曾亲身参加过抗清复明活动。南明政权灭亡后，他被捕，饱受囹圄之苦。出狱后，以布衣终生，从事著述，拒不与清政府合作。万泰富有民族气节，与黄宗羲一起举义旗反清，兵败后隐居不仕，少年万斯同深受其影响。

从以上背景看，宁波清初的藏书家几乎都有这样的经历，这就决定他们注意对明代文献的收藏和编纂。黄宗羲、万斯同、郑性等都是如此，他们收藏了不少明代的史事，对明史纂修起了不少作用。黄宗羲谙熟明史，极意搜求明代，尤其是南明历朝书籍。李逊之给他的书信中已提到:“因知老翁兄闭户著述，从事国史，将成一代金石之业。”[21]他除著《明儒学案》外，又历时8年选辑《明文案》217卷，继而花18年时间，完成《明文海》482卷。所著《行朝录》、《思旧录》、《海外恸哭记》等书堪称南明实录。尽管他拒绝编修《明史》，但他支持学生万斯同参史局，以黄尊素所著的《大事记》和《三史钞》等重要史料送明馆参考，派其子黄百家随带家藏明史资料赴史馆修史，并对史馆遇到的疑难问题加以指点。“公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必咨于公。”[22]万斯同其家有明列朝实录，他还辄就耆宿求明遗书，考问往事，旁及地主志乘，“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23]。康熙十八年(1679)起，他几乎竭尽全力参加明史的修纂，携书10万卷，为编明史提供大量材料，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傣，一再表示:“吾此行无他志，显亲扬名非吾愿也，但愿纂成一代之史，可借手以报先朝矣。”当时史臣所撰的文稿，都送他审阅裁定，虽然没有担任总裁的名义，实际上做的是总裁的工作。《明史稿》500卷，皆为万斯同所手定，梁启超说:“《明史》之成，距万氏之死，已四十年，史馆废弛已久，然《明史》之有相当价值，万氏力也。”[24]这一评价是十分恰当的。

3.崇尚抄书，注重积累

从一些文献看，宁波藏书又一个特色是藏书家崇尚抄书，注重长期的积累。在清代，书籍流通地相对集中，交通不便，给藏书家购书带来困难。加之，一些珍本、异本，既没有刊本，购买也不很容易，只能通过抄书来增益藏书。这也就成为宁波藏书家抄书的重要原因。清初的鄞县人李文纯尤喜抄书。其堂弟李业嗣为其所作的《铭》中就说他“日抄三分，月积一咫，葬笔成丘，漏砚如雨”[25]。他所抄的内容是汉魏以来的“诸大家集，下至稗篇野乘，无不手写;若唐人诗，分家别体，并录数遍，岁积满十余箧。”[26]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李文纯的耕石堂的藏书多为抄本。

藏书家全祖望，一生勤于搜书、抄书，注重长期积累。全氏祖先，世代藏书。先祖“阿育山房”藏书甚多，但全祖望祖父全大望仅得十分之一。祖父教书之余，稍有节余即购书，无钱购书则抄书，或难以找到刻印的书，也只得手抄，把抄书作为聚书的重要手段。其祖先的藏书大半抄自城西丰氏。全祖望的父亲、叔父都曾经以抄书作为练字课。全祖望小时刚能提笔写字，父亲就命他抄书。及弱冠之年，全祖望遍访宁波著名的藏书家，登范氏天一阁、谢氏博雅堂、陈氏云在楼、陆氏南轩书屋，读书、抄书不辍，还曾经到杭州赵氏小山堂借书抄书。经过祖孙三代的全心经营，日积月累，到全祖望时，家藏图书累计达5万卷，多为抄本，为同年代藏书楼之冠。乾隆元年(1736)，全祖望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从而使他有幸读到皇家所藏的《永乐大典》，他除了每日必读20卷古籍外，还手抄和雇人抄录了高氏《春秋义宗》、荆公《周礼新义》、曹放斋《诗说》、刘公是《文抄》、唐说斋《文抄》、史真隐《尚书周礼论语解》、袁正献《正肃文抄》、《永乐宁波府志》等书。得到这些世所稀见之书，全祖望十分高兴。清末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中曾有“如此长安居不易，就分清傣苦抄胥”之句，这是全祖望北京抄书的真实记述。

余姚人卢文弨的抱经堂的不少藏书，也是他亲自抄写的。他自己曾说“童时喜抄书”，而且至老不辍。在他72岁的时候，写了《二西斋记》说:“颓然老矣，然见一异书，眼犹为之明。杨仪部曰:‘自知身有病，不作长久计，偏好固莫捐，聊尔从吾意。’余今向首抄书，矻矻朝夕，亦正有自不可解者。”[27]段玉裁的《卢公墓志铭》也说:“官傣口所入，不治生产，仅以购书。闻有旧本，必借抄之;闻有善说，必谨录之。”[28]正是由于卢文弨的崇尚抄书，注重积累，终成浙东的著名藏书家。嘉庆年间的周永年还利用在四库馆工作的有利时机，雇人抄书，“佣书工十人，日抄数十纸，盛夏烧灯校治，会禁借官书，遂罢”。[29]

三、藏书家、藏书楼的社会贡献

清代宁波藏书家在清代藏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在保存、传播古籍及护藏家乡文献中作出了贡献，而且为编纂大型丛书及各类史书提供了方便，也为造就浙东有清一代学人和浙东学派的形成起到十分重大的作用。

1.为保存、传播我国古籍及家乡文献作出贡献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从宁波藏书家编辑和刊刻的古籍来看。唐诗是中国文学的瑰宝，而杜甫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杜诗富有人民性，艺术成就极高，历代有很多学者加以注释，到宋代已有“千家注杜”。这些注释能系统地保存下来，而且整理出版，鄞县人仇兆鳌是功不可没的。

仇兆鳌(1638-1717)，字沧柱，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曾任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他花费20年时间，尽力搜集前文的杜诗注释，不下数百家，汇集历代各家注本，辑为《杜诗详注》。这是一部对杜诗详加注释与考订的集大成的著作。而这本《杜诗详注》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与仇兆鳌收藏大量有关历代注家的书籍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从《杜诗详注》看，有多种关于杜诗的前人著作，原书已佚，而正是仇兆鳌引录，得以保留至今。正如孙微《清代杜诗学史》所称:“仇兆鳌等的《杜诗详注》得以‘援据繁富’著称，这正得益于其藏书的丰富，人称其‘甬上仇先生，拥书胜百城’，可见其藏书之丰富。”[30]

另有黄澄量所编的《今文类体》一书(又名《明文类体》)，被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谢国祯誉为“稀有的好书”。《今文类体》仿黄宗羲《明文海》体例而编纂，全书不分卷，共138册，全部采用明刻本原书为材料，选辑明代诗文集、奏议等，分门别类，编辑汇录成册。全书分为:原书目录6册，墓志铭17册，行状5册，祭文6册，传5册，赞1册，解附杂解1册，策3册，记8册，议附公移3册，书14册，诗35册，题跋1册，墓表3册，碑3册，考附杂考1册，说1册。其中保留了明代四百多家文集奏议。[32]该书所收明人文集，大部分为《四库全书》未收本，部分收入存目也多为罕见本，其中有30种是当时禁书，有的还是全毁本。在乾嘉年间，黄澄量冒着杀身甚至灭族的危险，收录、编辑这些文集奏议，保存了这些重要文献，为后人研究明代文献、研究明代版本目录学提供了宝贵史料。黄澄量为保存我国古代文献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卢址的藏书中保存了多种珍本秘籍，如宋刻本《开庆四明续志》12卷，宋乾道刻本《春秋经传集解》30卷;金刻本《经史类证大全本草》存23卷;抄本有《修文殿御览》360卷，《册府元龟》1000卷，以及洪武、永乐、宣德、洪熙、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十四朝实录;又有明丰坊《鲁诗世学》，文徵明稿本《宋儒粹语》等。

书籍生产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主要靠手工抄写，即使在清代。鉴于所需复制量不大，或者由于印刷方面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为此，抄录依然是保存和传播文献最好的办法。这表明书籍的传抄是古籍传播的重要方式。上面我们已经提到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藏书大家通过抄书的方式，均保留了不少珍贵的古籍。

清代宁波的藏书家，对于家乡文献的护藏也是十分认真的。全祖望就是例证。虞浩旭在他的《宁波藏书文化的地域特征》一文中曾指出:“宁波的历代藏书家，尤好留意桑梓，集刊文献。史学大师全祖望‘于里中掌故考索尤勤’，其藏书楼双韭山房‘所藏典籍也以是类为备’。”他收藏的宁波方志很完备，无论是宋代的《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续志》，还是元代的《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以及明代的永乐、成化、嘉靖等志都有收藏。《宁波府志》是全祖望入京中进士后，入庶常馆，以翰林身份借读皇家藏书《永乐大典》时所抄。他还从天一阁所藏《四明文献录》中抄得四明最早的方志《乾道四明阁所藏志》。这些宁波地方文献的收藏已经成为双韭山房的镇库之宝。

鄞县的卢址注重地方文献的收藏，先后收藏《开庆四明续志》12卷及全祖望的《四明文献》32册140卷。还有其他的四明地方文献，计数百种。对编纂宁波地方志出力不少。乾隆年间，鄞县令钱维乔修纂县志，内容多从抱经楼藏书中采集，得益于抱经楼藏收颇多。卢址“尽出其家藏书宋元旧志及四明人诗文写本”，学者钱大昕承认抱经楼藏书“于志事多益余者”。同治十一年(1872)，鄞县再次纂修县志，抱经楼中收藏的地方志“几六百种”，为鄞县志选举表和人物传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素材，补益甚多。董沛做诗云:“劫后犹存万册书，浙河遗籍此楼孤。……两宋麻沙多旧制，上明石库本仙区”，“县中近日纂图经，屡拟登楼借榻停。……衣冠鼎盛搜人物，架阁书多载地形。却为乡邦添故实，传抄长对夜灯青”。

就藏书的种类而言，晚清的徐时栋也注重于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用力尤深。他曾求得六本宋元时期的宁波方志，即《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续志》、《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大德昌国州图志》，堪称善本。徐时栋对其进行了考订、校勘、补遗，合称《宋元四明六志》，于咸丰四年重新刊刻，同时附刻宋人旧帙《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二卷。根据上述六书，徐时栋还著有《四明六志校勘记》一文，被董沛誉为“宏雅好古，留意桑梓”，使珍贵的文献史料得以流传。

2.在编纂丛书及史书中的贡献

宁波清代藏书家对我国丛书及史书编纂中的贡献是不小的，主要是为《四库全书》修编捐书和直接参与编修。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为了弘扬文治，扩充政府藏书，乾隆皇帝决定设立四库全书馆，修纂《四库全书》。为此他下旨令全国各省加意采访遗书，进呈备用。有清一代，文字之狱惨烈，乾隆此举，未始没有全国图书大清查的意味，因此各地疑虑重重。为了打消藏书家们的顾虑，乾隆皇帝在谕旨中信誓旦旦，并多次表明即使有点问题，“亦不过下诏访求遗籍”，与藏书之人无涉，必不肯因此加罪。而且，乾隆还向各地藏书家保证:“所有各家进到之书，俟校办完竣日，仍行给还原献之家”。并在上谕中特别点了浙江的藏书名楼，“遗籍珍藏，固随地均有;而江浙人文渊薮，其流传较别省更多。果能切实搜寻，自无不渐臻美备。闻东南从前藏书最富之家，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琐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宁波范氏之天一阁，皆其著名者。”[31]范氏天一阁赫然在列。

此时的天一阁，已经悄然走过了二百一十余年的漫长岁月，范钦八世孙范懋柱当家。圣命难违，范懋柱倾楼奉献了当世罕见的大量旧藏珍本638种。这之中清初人的著作只有7部，其得益颇多，贡献巨大，后来被收录在《四库全书》里的有96种，列入存目的有374种。当年向《四库全书》进献藏书超过500种以上的藏书楼全国仅四家。毫无疑问，在《四库全书》的修纂过程中，天一阁向朝廷献书最多，总体品质也最高，得到乾隆皇帝的嘉奖也就在情理之中。

为奖励范氏进呈之功，乾隆皇帝特颁旨赏给天一阁武英殿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平定回部得胜图》16幅、《平定两金川战图》12幅，另外还嘉赐其亲笔题诗的珍藏宋魏了翁《周易要义》5卷及唐马总《意林》5卷。他在《周易要义》上题诗曰:“四库广搜罗，懋柱出珍藏。”次年，乾隆再次派杭州织造寅著查明天一阁建筑格式，给出图样。接着，宫廷、官府藏书阁按天一阁式样仿造。

不少宁波藏书家还直接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余姚藏书家邵晋涵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被征进四库全书馆，参与编纂《四库全书》。钱大昕曾说:“自四库馆开，而士大夫始重经史之学，言经学则推戴吉士震，言史学则推君(邵晋涵)。”[32]阮元也说:“(邵晋涵)在四库馆与戴东原诸先生编辑载籍，史学诸书多由先生订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33]。《南江文钞》卷三载有邵晋涵为57种书籍撰写的提要，除其中《赵端肃奏议》21种没有被《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外，其余的36种都被《四库全书总目》收载。在这36种中，其中经部4种，史部27种，子部1种，集部4种。正史是史部书中最重要的书籍，而正史中的大部分正史提要由邵晋涵起草，仅《三国志》和《旧五代史》不是他起草。上述史料已充分表明，作为浙东藏书家邵晋涵在四库全书馆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如此，清代宁波藏书家对一些重要史书的编纂也做出了不少贡献。比如，万斯同带10万卷书去北京编纂《明史》，《明史稿》500卷皆由他定。其他的宁波藏书家，诸如黄百家、万贞一等也以布衣不食朝廷傣录而参加修史工作。邵晋涵被征四库全书馆后，发现《永乐大典》收录有《旧五代史》的文字，于是逐一辑出，加以编次，使淹没数百年之久的《旧五代史》晦而复彰，列为正史之一。

此外，在地方志的编纂方面，宁波藏书家的贡献是不小的。邵晋涵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参与《杭州府志》的编纂，第二年又修《余姚县志》;徐时栋、董沛编纂光绪《鄞县志》也不惜辛劳，全力以赴。

3.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人才

在清代的藏书家中，以浙东学术而闻名于世的人数众多，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之所以成为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明显地得益于私家藏书。

从事学术研究，谁都离不开书，一代学派的形成也与书紧密关联。宁波在清代之所以人才辈出，涌现出在全国有重量级的杰出人才，诸如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等，形成清代富有影响的浙东学派，藏书是起到很大作用的。

浙东学派的开山祖黄宗羲，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是清初最著名的三大学者之一，与顾炎武、王夫之并列为中国文化史中的一代巨匠。但黄宗羲之所以成为我国清代的著名学者也离不开藏书，他不但阅读自己藏书楼续钞堂中的书，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氏。康熙十二年(1673)黄宗羲登天一阁看书。黄宗羲在他的《天一阁藏书记》中曾经说:“癸导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楼，悉发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广者抄为书目。”[34]

正是由于黄宗羲利用宁波的天一阁等藏书楼，从而使他视野开阔，成为清代的大学问家。著名学者蔡尚思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国文史要论》的增订本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对活老师说，图书馆可算是死老师，死老师远远超过了活老师。前述马克思著《资本论》和他在大英帝国的大图书馆搜集资料分不开的;中国的大学问家黄宗羲，也是和藏书著名的天一阁分不开的。”“藏书的风气大盛，如钮氏世学楼、祁氏澹生堂、黄氏千顷堂、钱氏绛云楼、郑氏丛桂堂、徐氏传是楼，尤其是范尧卿的天一阁，藏书甚富;毛子晋父子的汲古阁，前后积书八万四千册。没有明末这批私人大图书馆，清初黄宗羲等人能博览群书，广搜史料吗?”[35]这里明确指出黄宗羲之所以成为大学问家，与藏书有密切的关系。天一阁等藏书楼为黄宗羲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为他成为清初的著名学者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蔡尚思所说的“清初黄宗羲等人”，不单单是指黄宗羲一个人，应该是指整个浙东学派，包括黄宗羲及其高足万斯大、万斯同，他的私淑弟子全祖望和后来的邵廷采、邵晋涵等人。上述这些大家，研究成就卓著，这和宁波的藏书业的发达是分不开的，而他们本身就是藏书家，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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