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缨晏
【摘要】宁波地处东南沿海，有着悠久的海上文化交流史。本文通过对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两份中文文献的考释，考证我国清康熙时期对外交流的一些史实。
【关键词】康熙;传教士;梵蒂冈
在中国历史上，康熙皇帝以思想开明而著称。他努力学习西方文化，善待欧洲来华传教士，对天主教采取包容的态度。对此，国内外学者已作过许多研究。但有些历史事实，则尘封在历史的档案中，尚不为人所知，需要进一步发掘、研究。
在梵蒂冈图书馆(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中，有一册编号为Borg.Cinese 376的文献，里面收录的是中文、拉丁文和法文手稿，内容十分芜杂。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国来华耶稣会教士傅圣泽(Jean-Fran cois Foucquet，1665—1471)所写的西文笔记，还有几份中文手抄件，例如“鸡蛋饼”的做法等。伯希和曾对这册文献作过简单的介绍，[1]而《梵蒂冈图书馆馆藏早期传教士中文文献目录》则称其为“1701—1720年传教士文件集”，并以中文注明是“旧写本”。[2]在Borg.Cinese 376中，有两份中文文献涉及康熙时期宁波天主教史，在此特作探讨。
为了便于讨论，先将这两份文献抄录如下。
第一份抄件:
礼部为具明来历等事。浙江严州府天主堂西洋进士梁弘任等抱呈周元具呈，为具明来历，叩咨浙抚事切。弘任本系西洋福朗祭亚国人，伏念圣明德化远播，海外向风，故不远九万余里，弃家航海，来至中国。又奉康熙三十一年二月上谕，内开:现在西洋人治理历法，制造军器，随征阿罗素，诚心效力，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幷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抄呈电致。弘任等向在浙江严州府价买郡民俞万钰房屋，供奉天主居住;讵料府县不知来历，不容居住，要追房价，情极具控。浙抚移咨宪案转行钦天监，查讯来历。其奈治理历法闵明我云:不认得。又经覆咨浙抚在案在。弘任虽系海外，实有来历。钦天监闵明我与弘任等不同国，若不认识，其皇城内天主堂西洋进士张诚等与弘任同国，则皆认识。且皇城内外俱有天主堂，岂严州府独不容一供奉天主之地乎?煌煌上谕，墨迹未干。号叩部堂大老爷，讯明皇城天主堂，查问来历，并将三十一年二月上谕，咨明浙抚，存留远人所盖天主堂，普被皇上鸿恩，海外戴德，奕世无疆。上呈亟原呈全写。等因前来。查此案，先准浙抚咨，查西洋学士梁弘任是否西洋人，果否听其在严州买屋，往来行寓。等因到部。已经咨覆在案。今据梁弘任等具呈到部。随传问皇城内天主堂西洋进士张诚等:梁弘任果否西洋人，你认得他么?回称:梁弘任委系诚等平素认识，并无来历不明之处，向在浙江严州府往来居住等语。又查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内本部等衙门题为钦奉上谕事，内开:二月初二日，大学士伊阿奉上谕，前部议将各处天主堂照旧存留，止令西洋人供奉，已经准行;现在西洋人治理历法，前用兵之际，制造军器，效力勤劳，近随征阿罗素，亦有劳绩，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将伊等之教，目为邪教禁止，殊属无辜。尔内阁会同礼部议奏。钦此。该本部会议得:查得西洋人仰墓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阿罗素，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等因具题。奉旨:依议。钦此。行文直隶各省在案，相应再行咨明该抚，照后案奉旨内事理遵行可也。
抄件中“仰墓圣化”之“墓”，当为“慕”字之误。文中所说的该抄件中所说的闵明我，又称小闵明我，或假闵明我，[3]意大利人，耶稣会士，原名Claudio Filippo Grimaldi，字德先。1638年出生，1666年启程赴华。1669年，西班牙人、多明我会神父闵明我(Dominique Navarrete，又称老闵明我或真闵明我)在广州被监禁。小闵明我不仅协助真闵明我成功出逃，而且还冒名顶替。1671年，闵明我到北京任职，颇获康熙赏识。1690年返回西欧，1694年重新回到北京。1712年在北京去世。[4]张诚(Jean Fran cois Gerbillon，1654—1707)也是法国传教士。[5]文中的“阿罗素”，现代译作“俄罗斯”，即指张诚等欧洲传教士协助清政府参加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文中多次引述的“康熙三十一年二月上谕”，指的是康熙该年(1692)所批准的允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播的议奏，在欧洲被誉为“1692年宽容敕令”，这也是“鸦片战争以前天主教在华‘正教奉传’之惟一官方正式认可之文件”。[6]
第二份抄件:
礼部为报明事。准浙江巡抚赵咨称宁波府鄞县地方有西洋人习圣学、郭中传买地盖造天主堂案。查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内，钦奉上谕，案内只有将各处天主堂照旧存留，并无议及创造之处。今习圣学在鄞创造，是否可行，应照西洋人梁弘任在严州盖造之例，请部示。等因到部。查康熙三十八年正月内，前任浙江巡抚张敏咨称:西天梁弘任在严州府地方买房屋，供奉天主，往来居住。梁弘任是否西洋人，乞部查裁夺，赐覆到日遵行。等因前来本部。随传问皇城内西洋进士张诚等:梁弘任果否西洋人、你认得他么?回称:西洋人梁弘任委系诚等平素认识，并无来历不明之处，向在浙江严州府往来居住等语。续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内本部等衙门题。为钦奉上谕事。二月初二日，大学士伊阿奉上谕:前部议将各处天主堂照旧存留，止令西洋人供奉，已经准行。现在西洋人治理历法，前用兵之际，制造军器，效力勤劳，近随征阿罗素，亦有劳绩，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将伊等之教，目为邪教禁止，殊属无辜。尔内阁会同礼部议奏。钦此。该本部会议得: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阿罗素，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等因具题。奉旨:依议。钦遵行文在案。应将西洋人习圣学、郭中传既称在鄞县买地居住，相应准其存留居住，移咨该抚可也。须至咨者。
在中国天主教史上，有两位同时代的梁弘仁，而且都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成员。一个原名为Artus de Lionne，另一个名为de La Balluère。[7]上述两份抄件中所说的梁弘任，即梁弘仁，就是Artus de Lionne，因为第一份抄件上有法文小字注曰:“这是礼部关于de Lionne在严州购买教堂的抄件”。抄件中的“西洋福朗祭亚国”，即现在所译法国。
该梁弘仁(Artus de Lionne)出生于法国的一个贵族家庭，其父格·德·里昂纳(Hugues de Lionne，1611—1671)是个职业外交官，从1663年起，一直任法国外交大臣，[8]参与了法国的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梁弘任是格·德·里昂纳的第三个儿子，1655年出生于罗马。他本来打算从政，并获得了骑士的头衔，但后来改变初衷，致力于海外传教事业，到过暹罗、印度。从1689年开始，他到中国传教，在广东、福建等地活动过。1696年，罗马教皇任命他为罗萨里主教、四川宗座代牧。此人坚决反对耶稣会士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方法，反对中国教徒参加尊孔祭祖活动。1702年初，他乘船离开中国，返回欧洲汇报中国“礼仪之争”，同年年底抵达欧洲。与他一起到达欧洲的还有中国教徒黄嘉略。[9]梁弘仁回到欧洲后，积极参加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马勒布朗士(Malebranche)、艾蒙(Aymon)等人就是根据梁弘仁所提供的材料，指责耶稣会严重歪曲了儒家学说。[10]梁弘仁本想再次赴华，但由于健康原因而无法成行，并于1713年在巴黎去世。
第一份抄件，没有时间，相关背景也不清楚。幸好第二份抄件中有这样的话:“查康熙三十八年正月內，前任浙江巡抚张敏咨称:西天梁弘任在严州府地方买房屋，供奉天主往来居住。”由此可知，此事发生在康熙三十八年正月，即公元1699年2月。将此事上奏的是浙江巡抚张敏。张敏，《雍正浙江通志》作“张勄”，并有如下记载:“张勄，字敬止，奉天辽阳人。正黄旗。荫生。康熙三十七年任。”[11]他担任此职一直到康熙三十九年十月。[12]不过，也有把““张勄”写作“张敏”的，例如，康熙三十八年，康熙造访杭州云栖寺，并题字作诗，“巡抚张敏恭摹勒石，建御书亭”。[13]
根据第一份抄件，我们可以知道，在中国天主教史上，曾发生过这样一个事件: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梁弘仁到浙江严州府后，购买了当地居民俞万钰的房屋，用作天主堂，遭到当地官员的反对;梁弘仁依据康熙“1692年宽容敕令”提出抗议，官司打到浙江巡抚张敏那儿;1699年2月，张敏将此事上奏朝廷;礼部官员向在钦天监任职的闵明我询问梁弘仁的来历，闵明我说他与梁弘仁来自不同的国家，不认识梁弘仁;后来又询问法国传教士张诚，张诚证明了梁弘仁“并无来历不明之处”;最后，礼部据康熙“1692年宽容敕令”，允许梁弘仁在严州购买房屋建立教堂。
遗憾的是，在其他中文文献中，还找不到关于梁弘仁在严州传教的材料。但据西文资料，他在严州所建的教堂一度名扬欧洲。出于各自的利益，当时耶稣会与天主教其他修会之间在中国传教问题上存在着种种冲突，许多人指控耶稣会排斥、打击在中国的其他修会。在巴黎，出现了这样一种谣言，说耶稣会已经推倒了梁弘仁在严州所建的教堂。[14]这样，梁弘仁在严州所建的教堂，随着此类传说而名扬欧洲。
第二份抄件中所说的“习圣学”，又名“利圣学”，字述古，原名Charles de Broissia，法国人，贵族后裔，1660年出生，1681年加入耶稣会，1698年，随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搭乘昂菲特利特(L’Amphitrite)号抵中国，[15]先在广州学习中国语文，然后与孟正气(Jean Domenge，1666—1735)一起到江西传教，[16]1701年到宁波。后山西主教张安当召他去，他沿运河北上，到山东临清时，发病去世，时为1704年9月。灵柩运到北京，被埋葬在北京栅栏墓地。[17]
该抄件中的郭中传也是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字怀义，原名Jean-Alexis de Gollet，1666年出生于圣马洛，1670年抵达中国，先后在福建、江西、浙江等地活动过，1741年在澳门去世。[18]他也是索隐派的重要人物。[19]康熙四十六年(1707)四月，康熙南巡到杭州时，还召见了郭中传等欧洲传教士。[20]
第二份抄件没有时间，但在两位来华教传士的书信中，却保留了相关内容，而且还比较详细。它们是傅圣泽于1702年11月26日在南昌写给法国贵族院议员德·拉福尔斯(de la Force)的信，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于1704年1月15日在伦敦写给法国国王忏悔师拉雪兹(La Chaise)神父的信。[21]这两封信为我们勾勒出了整个事件的大致过程:
利圣学在江西九江成功地购得房子建起教堂后，于1701年7月与郭中传一起来到宁波传教。由于“他们在宫廷方面事先做了必要的准备”，所以当地的官员对他们非常友好，并允许他们购买房子用作传教。但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来购买现成的房子，于是就用较低的价钱买下了一块地皮，随即开始建造教堂等房子。房子还没有造好，他们“突然失去了其最靠得住的三位官员。第一位官员因失宠被革职;第二位官员因母亲去世，被迫回家乡守丧，此乃中国的习俗;第三位则被皇帝提拔到了更高的职位”。新来的官员询问了他们的来历，还禁止他们建造房屋，并将此事报告给巡抚。“这位巡抚是一位贤人，也就是说是一位一字不差地坚持法律条文，并要人们严格遵守的严肃的官员。”利圣学他们以礼部刚刚批准传教士们在严州建立教堂为依据，要求在宁波也建立教堂，而这位巡抚则反驳说:“礼部已批准了严州的教堂，但是这一批准并未涉及宁波。因此，我要就你们建造教堂之事请示礼部，并把我已获得的有关材料寄送给礼部。”最后，通过张诚等人在朝廷中的活动，礼部答复浙江巡抚，可以允许传教士在宁波建造教堂，“礼部下达此文的日期是在1702年9月初”。在洪若翰写给拉雪兹神父的信中，还保留了礼部批文的法文译文。但礼部批文的中文原文一直没有找到过。通过对照文件内容，梵蒂冈所藏Borg.Cinese 376中的第五件文献，即礼部批文的抄件，其公布的时间当在康熙四十一年七月(即公元1702年9月初)。
利圣学等人到达宁波时，闽浙总督是郭世隆，此人自康熙三十四年(1695)开始到四十一年(1702)十月一直担任该职。[22]从康熙三十九年(1700)十月开始，张志栋任浙江巡抚，康熙四十一年(1702)正月，张志栋改任江西巡抚，浙江巡抚由赵申乔接任。[23]这样，傅圣泽和洪若翰在上述通信中所说的那位严守法律的浙江巡抚，无疑是指赵申乔，也就是Borg.Cinese 376第二份抄件中的“巡抚赵”。他是“江南武进人。康熙庚戌进士。四十一年，以浙江布政使升任。”[24]但他在浙江做巡抚的时间并不长，四十一年(1702)十二月就被调到偏沅做巡抚去了。在此短短的任期内，他“奏筑钱塘江口堤，修葺禹陵及增浙江举人中额”，康熙“并从之”。康熙还曾称赞他“人甚敬慎”，“居官甚清”。[25]
在宁波，从康熙三十九年开始，宁波知府由山东人孙兴范担任，到了康熙四十一年，由甘国璧继任。[26]甘国璧，字东屏，号立轩，来宁波前，曾任陕州知州等职，后做过云南巡抚，深得赵申乔的赏识，也受到过康熙的赞扬。[27]
洪若翰在信中说，利圣学等人到了宁波后不久，“突然失去了其最靠得住的三位官员”。我们现在无法确定这三个人的身份，只有第三个人有点像张志栋，但他不是“被皇帝提拔到了更高的职位”，而是调到江西去了。
利圣学等人所建的天主教堂在何处呢?洪若翰等人没有讲清楚。《民国鄞县志》曾有过这样的叙述:“[康熙]五十二年(西历一七一三年)，法兰西人郭中传至鄞传教(郭，字怀义，一作高尚德，乾隆五年即西历一七一四年卒于澳门)，且在药行街购地建立天主堂。”[28]短短的几句话，错误却不少。郭中传的字是怀义，这固然没有错，但是，他与高尚德却非同一人。高尚德，又作高嘉乐，葡萄牙人，本名为Carlos de Resende，1664年出生于里斯本，1696年到达中国，在正定府活动了28年，后又在北京生活了22年，1746年在北京去世。不过，高尚德的中文字号也是“怀义”，所以《民国鄞县通志》的编撰者将他与郭中传混在一起了。[29]
1705年，罗马教皇克莱孟十一世(ClementⅩI)派遣铎罗(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作为特使，到达中国，传达教皇关于禁止中国教徒敬祖祭孔的决定，结果，引起康熙皇帝的极度不满。他下令，凡不愿遵守中国礼仪的欧洲传教士，驱逐回国;凡想留在中国继续传教的传教士，必须领取印票，并可得到清政府的保护。[30]这种印票由内务府统一发放，上面填写传教士的姓名、国籍、年龄等。康熙四十七年(1708)，清政府对是否领取印票的传教士作了一次核查，在已经领取印票的名单中，有“西洋佛朗西亚国人郭忠川，年四十三岁，耶稣会士，现住宁波府。”这里的郭中川，当为郭中传之异写。此外，在领票者名单中，还有“西洋博尔都噶尔国人高尚德，年四十二岁，耶稣会士，现住在正定府。”[31]郭中传与高尚德明明白白是两个人。而且，由此可知，至少在1708年，郭中传还在宁波传教。
由于《民国鄞县通志》关于此事的内容错误不少，所以，我们无法肯定关于郭中传在“药行街购地建立天主堂”的说法是否可信。
倒是徐兆昺在1823年完成的《四明谈助》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点信息。他说，沿着三法卿街，“自西至东黄南山宅、四友亭、静远轩王氏、天主堂，东至车桥北巷、小江桥界河止，为锡山脉东行尽处。”并详细地说:“泥桥巷口大街，旧有天主堂。明万历间，欧逻巴人以天主教入中国，遇民习教者，多奉祠以祀，此其一也。”[32]笔者认为，这个泥桥巷口大街边的天主堂，应是利圣学、郭中传所建的教堂。
宁波地处东南沿海，有着悠久的海上文化交流史。从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这两份中文文献中，笔者深深地感受到，只有通过发掘珍藏在国内外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中的历史文献，才能知道更多的历史真相，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宁波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地位。
注释:
[1]Paul Pelliot，Inventaire Sommaire des Manuscrits et Imprimé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Vaticane，revised and edited bu Takata Tokio，Kyoto，1995，p.40.
[2]Yu Dong，Catalogo delle Opera Cinesi Missionarie della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xvi-xvii sec.)，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1996，p.39.
[3]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C]，中华书局，1988.257.
[4]关于闵明我的生平简介，可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C]中华书局.1995.369—374;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C]中华书局，1995年.293—295.
[5]关于张诚的生平简介，可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C].中华书局，1995年.444—453;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C]中华书局，1995.264—265.
[6]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211.
[7]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4.12—13.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86—187.
[8]关于格·德·里昂纳的生平简介，可见以下两个网址:
http：//www.britannica.com/ebi/article-9048429，http：//www.tocatch.info/fr/Hugues-de-Lionne.htm
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87页说梁弘仁“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外交大臣”，有误，应是路易十四。
[9]关于梁弘仁的生平，主要依据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4.8—10.外文的也可参见John W.Witek，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Europe：a biography of Jean-Francois Foucquet，S.J.(1665-1741)，Institutum Historicum S.I.，1982.p.157注29。有些中译本将梁弘仁音译为阿尔图斯·德·里奥纳，例如艾田蒲著《中国之欧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上册第334页。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I)第305页所说的“罗萨里主教”，以及第307页所说的“德·里昂纳神父”，都是指这位梁弘仁。耶稣会司铎萧静山在其所著《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中，也不太清楚梁弘仁的中文名字，他写道:“四川李主教，西名利勇，为法兰西大帝路易第十四宰相之子，出身贵显，自幼弃俗，来远东传教。”(该书收入《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6页)。所谓“利勇”，即Lionne之音译。
[10]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M].商务印书馆，2000.第23、24章.D.E.Mungello，Curious Land：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Stuttgart，1985，pp.294-296。马勒布郎士据梁弘仁提供的资料而写的“告读者书”有中译本，原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三、四期，收入庞景仁著《马勒伯朗士的“神”的观念和朱熹的“理”的观念》，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33—236页。
[11]雍正浙江通志(第一百二十一卷)[Z].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1年，第2956页。
[12]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第二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0.1561.
[13]李卫.西湖志(第十一卷)[Z].杭州出版社，2004年影印，西湖文献集成(第四册)[C].第879页。此记载又见倪涛.武林石刻记(卷一)[C]，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1979.
[14]参见洪若翰1704年于伦敦所写的信件，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I)第307页.
[15]关于白晋的生平，可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C]中华书局，1995.434—440.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C]中华书局，1995.78—79.
[16]孟正气的生平简介，可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C].中华书局，1995.505—508.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C].中华书局，1995.189—191.
[17]关于利圣学的生平，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C]中华书局，1995.503—505.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C].中华书局，1995.90—91.在北京栅栏墓地中，有“耶稣会士习公之墓”，上面写道:“耶稣会士习先生，讳圣学，号述古，泰西拂朗济亚国人。”并用拉丁文标明其西文名字Carol de Broissia。参见林华等.历史遗痕:利玛窦及明清西方传教士墓地[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44—45.前文讲到的苏霖，也埋在这个墓地中。
[18]关于郭中传的简介，可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C].570—571.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C]273—274.
[19]吴莉苇.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M].251.
[20]黄伯禄.正教奉褒[M].127页.
[21]这两封信中的相关内容，可见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I)[C]204、313—316.此外，关于洪若翰的生平简介，可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C]423—434.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C].235—237.
[22]清史稿(第二百七十五卷)[C].郭世隆传[A].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第二册)[C]，1375.
[23]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第二册)[C]，1561—1563.
[24]雍正浙江通志(第一百二十一卷)[C].2956.
[25]清史列传(第十二卷)[C].清史稿(第二百六十三卷)[C].
[26]雍正宁波府志(第十六卷)[C].影印第617页.中国地方志集成[C].上海书店，1993年影印。
[27]甘国璧的传记可见钱仪吉.碑传集(第六十八卷)[C]清史列传(第十五卷)[C]清史稿(第二百五十二卷)[C].
[28]民国鄞县通志.政教志“天主教”[A]中国方志丛书[C].台湾成文出版公司影印，原书第1361页，影印第869页.
[29]关于高尚德的生平简介，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C].中华书局，1995.490—491.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C].中华书局，1995.532—533.
[30]陈恒.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Z].故宫博物院，1932年，第四件.
[3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80.
[32]徐兆昺.四明谈助(下册，卷二十七)[C].宁波出版社，2000.917、926.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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