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宗族藏书文化试析

薛贞芳　鲁　燕

【摘要】徽州是中国古代宗族社会最为典型的地区，徽州的宗族藏书文化也最值得研究。本文以大量的史料论证了徽州宗族藏书的处所、内容、来源和特征，分析了徽州强固的宗族制度对宗族藏书事业的影响，同时也剖析了徽州宗族藏书文化对徽文化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徽州;宗族;藏书文化

学术界通常认为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整体由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四个系统组成，而对于客观存在的宗族藏书一直未能引起应有的关注。目前关于宗族藏书的研究，仅见刘尚恒先生《宗族藏书重教与宗族人才成长——清代中期安徽泾县朱氏培凤阁藏书》一文。该文首次提出:“所谓宗族藏书，乃指某一家族共同集资购书，共同管理，共同利用的藏书行为。它包括某一藏书家将自藏书籍置于祠堂、义塾，供族人利用，明显地区别于官府、私家、书院、寺院藏书，它可以说是我国最早具有公共性质的图书馆。”简言之，宗族藏书具有公有共用的特点。笔者认为，徽州是中国古代宗族社会最为典型的地区，徽州的宗族藏书也最为典型。因此，本文试图对此进行一些探索与分析，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徽州宗法制度对宗族藏书事业的影响

徽州，乃指历史上皖南地区及其下属的歙县、绩溪、黟县、休宁、祁门、婺源一府六县，是中国宗族制度最为完备、宗族势力最为强盛的地区。

徽州的宗族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土著的山越人;另一个是外来移民，徽州的大姓几乎都是从外地迁移而来。迁移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是因为被朝廷派往徽州出任地方官员，爱上此地的山清水秀、风景绮丽而留居于此;另一种是因为逃避中原战乱迁徙于此。徽州大姓避乱入迁时期主要是汉末建安之乱、晋末永嘉之乱和唐末黄巢之乱三个阶段。据明程尚宽的《新安名族志》载，从汉至宋，相继迁入徽州的名族有88个宗族，这些迁入徽州的中原“衣冠巨族”经过和土著越人长期的争斗和融合，逐渐取而代之，反客为主，带来了浸透着宗法思想的中原正统文化和先进技术，从而使徽州宗族社会风俗“益向文雅”。加之徽州地区山重水复的自然阻隔，受外界战乱的影响较少，社会较为安定，中原文化在此得到充分发育，宗族制度也得到充分发展。

宋代以降，程朱理学在其故乡徽州影响至大，宗族伦理被提到“天理”的高度。朱熹亲订的《家礼》等书，被徽州人奉为宗族行为的指南，徽州的宗族组织发展更加严密，宗法制度更加发达。清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这样描述道:“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族谱、祠墓和族产，成为宗族尊祖、敬宗、睦族的三大要素。按照朱子伦理思想制定的族规宗法成为至高无上的规范。各宗族大姓人丁繁衍，日渐形成“聚族成村，尊卑有序”的制度。

尤为重要的是，移住徽州的中原大族一直秉承诗礼治家的传统，重文重仕，自宋代起抓住了朝廷科举改革的机遇，纷纷培养宗族子弟获取科举成功，从而使宗族势力得以长期扩张，“尚文重教”成为徽州宗族的优良传统。赵汸在《商山书院学田记》中指出:“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当其时，自井邑田野，以至于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史书之藏。”明清时期，徽州大族“以才入仕，以文垂世”者越来越多，出现一派“人文郁起”的兴盛局面。

自明代中叶起，徽州宗族又抓住第二次机遇，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经商致富，徽商崛起。入清以后，徽商更是雄霸天下，这些致富后的宗族商人和科举入仕的宗族官宦，在“亢宗”、“大族”的宗法思想和观念的指导下，对建祠堂、修宗谱、办学校等公益事业的投入，从不吝啬，因而使徽州宗族日益繁荣发达，徽人的文化素养不断提高，以振兴宗族为宗旨的宗族教育(含宗族教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大大地促进了徽州宗族藏书文化的发展。

二、徽州宗族的藏书之所

徽州宗族藏书最早有文可征的是在宋代。藏书处所最普遍的是族塾(即家塾、义学、学馆、书屋、社学等)。据翼霖《义学记》记载:“义学始于有宋，若衡阳侯氏、建昌洪氏、婺源王氏、莆田林氏，而范文正公特建于姑苏之太平山，立斋庙，祀孔子，由是兴起，四方学者归焉。”[1]可见宋代徽州“婺源王氏”已经有了义学。另据康熙《徽州府志·隐逸传》载:北宋婺源人汪绍“辟义学教授乡里子弟，名曰四友堂，割田三百亩以充膳费，四方学者踵至。”这两条材料说明宋代徽州义学的存在。有义学便有藏书，这是毫无疑问的。至元代，徽州族塾的设置更为普遍，如婺源程本中于松山建遗安义学，祝寿明于中山建中山书塾，汪同于大畈建知本堂;祁门汪应构中山书堂于桃墅;元末休宁回溪人朱升建枫林书屋于歙县石门，休宁万安人汪德懋于元末创建万川家塾等。明清时期，徽州宗族更加重视教育，“虽十户村落，亦有讽诵之声”。据弘治《徽州府志》卷五《学校》记载，明初徽州建有社学462所。明景泰七年(1456)，祁门柏溪人程叙建钟山书堂;景泰年间(1450～1456)祁门人汪思诰、汪思敬建查山书堂;成化年间(1465～1487)，祁门人祝孟节等人重建中山书塾;嘉靖年间(1522～1566)，绩溪龙川人胡宗宪建梅林书屋等。清代塾学更多，仅婺源县的馆塾就有50余所，书屋60余所。[2]一个较大的宗族往往多达一二十所。如《济阳江氏金鳌派家谱》云:“吾族书舍大都建于山麓，四无居人，专畀授经者设账。如传恭堂、梅杏居、桐竹居、松筠书屋、鳌峰书屋、双凤书屋、梅邬西麓雪堂……”又如歙县东门许氏宗族之《许氏家规》记载说:“吾宗童蒙颇多，而设馆非一，随地有馆，以迊塾师。”[3]可见徽州族塾是遍地开花，有学必有师，有师则必然有书，各族塾藏书不论多少，总数应该也是可观的。

徽州宗族藏书的另一重要处所是宗族祠堂。文献记载徽州最早修祠，是唐末黟县济阳士大夫江时修的江氏家庙，当时庶民是不许随便建家庙的。至宋代，由于朱熹创立了修建祠堂的制度，从此全国都可以修宗祠，徽州一些普通宗族也开始修祠。明代中叶，徽商雄飞全国，将大量金钱输往故里，徽州各族大兴土木修建祠宇，建祠活动在明嘉靖、万历、天启年间形成热潮，清初更是达到了巅峰。据有的学者推算，明清时期徽州仅歙县就有6000座祠堂。一般世家大族少则几座，多则数十座。如黟县西递明经胡氏宗族有祠堂26座，南屏叶氏宗族有祠堂21座，歙县江村江氏宗族有祠堂31座，歙县呈坎前、后罗氏宗族有祠堂15座。徽州宗族祠堂的主要用途是族人议事、处事和祭祀祖先的场所，但其中有的也用作修谱、刻谱、藏谱、刻书藏书的场所。如婺源《清华胡氏族谱·家庙记》记有:“为门三间，藏祭品于东，藏家谱于西，饰以苍黝，皆制也”。又如呈坎罗氏文献家庙就是专门用来收藏宗族文献的。还有的不少宗族将祠堂用作校舍，如歙县澄渡吴氏宗族设家塾于吴氏祠堂，祁门程氏的窦山书屋也建在祠堂内。这类设于祠堂内的学校，无疑也是拥有藏书的。

明清时期徽州各地普遍设有书院，其中相当一部分书院也是由宗族兴办的。如婺源的太白精舍、绩溪的濂溪书院和萃升文会，分别为潘氏、周氏和曹氏宗族合族公建。其他著名的宗族书院还有:歙县西畴书院、竹山书院、松鳞别墅;休宁明善书院;婺源明经书院、桂岩书院、双衫书院、骐阳书院、开文书院、西乡书院、玉林书院;祁门李源书院、窦山书院;黟县莲塘精舍等。这些宗族书院大多由宗族直接输资或组织族人捐资建成，也有一些是由族中富户或官僚捐资兴建。书院教育必重视藏书，所以这类宗族书院也是宗族藏书之所。

徽州宗族中的私人藏书楼亦大多为族人所利用，兼有书院研讨、讲学藏书之功用。如歙县岩镇，“镇中之大盛者，则有尊经阁，为闵氏贮书处。故名尊圣，岿然屹立于岩溪之上，……旁建石塔一座，以象文笔峰，……贮书万卷”。这条材料是指宋代闵景芬建尊圣阁，贮书万余卷，与宗族子弟和求学者经常研讨于其中。再如宋代吴豫建延芬堂，储书万卷，并允许乡里俊彦观摩研习，可见是一个开放性的私家藏书楼。又如元代汪泰初的遗经楼，也向族人和四方学者开放。再如清道光年间，西递胡积堂建笔啸轩，藏书数千卷，书画以千计，一年四季，胡氏“或抚琴而鉴古，或饮酒而赋诗，子弟颂书声相与和答，其喜可知也”。[4]清乾隆年间，西递村最富有的大徽商、曹振镛的亲家胡学梓建有万印轩，也供族中子弟读书之用。此外，歙县瞻淇汪适栋的补过轩书楼、歙县西溪汪梧凤的不疏园、祁门渚口倪望重的藏书楼等，都是藏书丰富、文人聚集并兼供族中学子读书之所。

徽州宗族中也不乏建有宗族藏书楼的，如婺源考川胡氏建有藏书楼。其族谱之《藏云楼记》曰:“藏云楼者婺之考川胡氏先世之楼也……广倍于崇焉。竹木环植，喧嚣不侵，取先世所遗经书，又益市子史传记庋于其上。”再如宣溪程氏建保训楼，主要收藏族人著作，“凡唐宋以来文书别集与夫官宦手泽宛然在目。”[5]又如歙县潭渡黄氏建有黄山楼，族人黄修溥贮书数万卷。[6]还有歙县槐塘程氏建有御书楼，呈坎罗氏建有宝纶阁和罗氏文献家庙、金紫胡氏的世泽楼等，都是宗族藏书楼。可以说，当时的徽州，每个聚族而居的村落都拥有本族的藏书之所。

三、徽州宗族藏书的内容和来源

徽州宗族藏书的内容主要为宗族文献和传统书籍。宗族文献主要有族谱、文书、方志、族人著述。(一)族谱的收藏。徽州宗族对修谱极为重视，认为“立族之本，端在修谱，族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国无史不立，族无谱不传”。[7]明清时期更是修谱成风，一般二三十年修一次。如婺源《董氏续修宗谱序》记载，游山董氏宗族的宗谱，“自元大德以来而明而清而民国，凡九修矣”。各宗族对谱牒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宗族在谱牒印制完毕后将谱版焚毁，然后将谱编号分颁给各家和支派。如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验谱规例》规定:“查旧谱各家所领多有遗失，因年久未验，不能深究。旧谱存者则给新谱，失者不给，仍将存失开明于后。自今各领新谱并所存旧谱及和溪公谱，递年腊祭之日，同赍至祠，照号众验。倘有遗失，务必追究。如系失于收藏，至风雨、虫鼠损坏等情，定行议罚。若属盗卖，则照和溪公所立《凡例》认黜，断不轻恕。倘遇兵火大故，致失落者，不在罚例。”又如婺源《湖溪孙氏宗谱》也记有“记各派分领，宜谨收藏，以备查考”。值得注意的是家训族规也大多为宗谱所收入，但也有单独刻印成册的。如著名的《窦山公家议》、《商山吴氏宗法规条》等，和族谱一样，它们不仅被收藏在宗祠里，还要发放到每一个宗族家庭。(二)宗族文书收藏。徽州的宗族都有严格的内部管理，历年买进土地的契约、族田出租的租约、宗族的收支账目、宗祠薄、分家书、寿诞及婚丧礼帐等等，都辟有地方专藏，有专人悉心管理，即使遇到战乱也会随身携带逃亡。现存的近30万件契约文书中以宗族文书为多，正反映了当时宗族对此类文书收藏管理的重视。(三)族人著作、手稿收藏。徽州宗族对先贤极为尊崇，对先贤的事迹和著作必竭力刊刻成书，一为保存，一为流传。即使不能付梓，也必千方百计收藏，借以教育族中子弟。如绩溪槐塘程氏盖御书楼收藏程元凤的遗墨、古咏、遗书;又如朱熹后人多次刊刻朱子著作;歙县左台吴钦仪为了拯救吴氏先贤遗稿，不仅自己竭心尽力，甚至还勒石以告后人重视征集补遗。自宋以降，徽州私人撰述成风，世家大族不乏名臣大儒，著述繁富。如绩溪金紫胡氏“一门著述之富，独冠我邑”。[8]据其族谱记载，明清二朝子弟著书达104种。[9]又如《岩镇志草》记有:“吾里人文之盛甲于乡邦，先世多有专集，乃好为名山之藏。”[10]再如歙县江村，有70余人著书150多部，其体裁题材涉及经史子集诸门，甚至一些淑女名媛也有著作。此外，我们从程敏政的《新安文献志》、苏景元之《新安文粹》等作品中也能窥见一斑。(四)方志收藏。徽州历代府县志书修纂甚多，有的名宗右族仿照府县方志也修撰宗族志。如休宁许氏于雍正元年(1723)修撰有《孚潭志》四卷;歙县岩镇于雍正三年(1725)修撰有《岩镇志草》四卷;歙县凌氏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修撰有《沙溪集略》八卷;歙县江村于乾隆四十年(1775)修撰有《橙阳散志》。另外，还有祁门程氏的《善和乡志》、许承尧纂修的《西干志》，吴吉祐纂修的《丰南志》等。这些宗族志分门别类，内容丰富，也是徽州宗族收藏的重要文献。

除上述几类宗族文献的收藏之外，徽州宗族一般还收藏有:(一)蒙学教材和科举用书。出于“亢宗”、“大族”的目的，一些理学名儒在训蒙的过程中，亲自编写蒙学教材。如元陈栎编写出《论语训蒙》、《中庸口义》、《性理字义》、《历代通略》、《增广通略》、《小学字训注》等多种;胡炳文编成《纯正蒙求》。再如朱升的《小四书》影响很大，直到清代还在流传使用。又如吴瞻泰、吴瞻淇编辑、洪力行校的《紫阳书院四书讲义》，也是私人书院的教材，这些教材当然是宗族藏书的重要内容。有的宗族为了更好地发挥族塾的教育功能，还自编族塾教材。如金紫胡氏族人瑞临公曾“经名师友之授受，又加之平生之笃嗜，本之左传以求其端，参之公谷以博其趣……汇而集之”，著成《春秋约读》。“以之藏之笥箧中，时而检阅，以为家塾之读本。”[11]宗族子弟一般经蒙学教育后，合格者被送入宗族经学，以授受专门的科举考试内容并进行相关训练，科举考试所需要的经史类书籍也是宗族必须收藏的。(二)金石书画之收藏。徽州大族既有财富，又尚风雅，多喜公藏名人字画，一来可供子弟观摩;二来在宗族活动时展示，借以抬高地位;三可以作族产保存。如黟县西递胡氏道光五年(1825)修谱，在祭谱期间唱了12天戏，看戏的有4万人。本始堂堂中“设祭桌，张以盆架，内设宗谱及古玩器。……堂画四幅，皆金笺，为明人手笔。四廊挂大条幅二幅，长一丈有奇，一为唐子畏画;一为文衡山字。”[12]这条材料一方面记述了胡氏修谱的隆重，另一方面也说明胡氏宗族挂出的明人字画及摆设的古玩等为宗族公藏。宗族中收藏名人字画有时还可用作礼品，以交通官府。如清人黄次荪在《草心楼读画集》中云:“吾族承德堂藏有王叔明山水，鸾绫象匣，盖当时以备进御者。又藏有坡公墨竹。……沈启南(周)曾以讼累避地新安，馆于吾宗燕翼堂。濒行，为作松、柏、桐、椿四大幅。”据一些文献记载，著名书画家董其昌、陈继儒、祝枝山、文征明以及清代的邓石如等都曾在徽州留下了诸多墨宝，其中不少为宗族收藏。而且，徽州更出现过上千位画家、书家，他们的书画作品，宗族也应多有收藏。又据许承尧《歙事闲谭》记载:“而是时休、歙名族，乃程氏铜鼓斋、鲍氏安素轩、汪氏涵墨研斋、程氏寻乐草堂，皆百年巨室，多蓄宋元书籍、法帖名墨、佳砚、奇香、珍药、与夫尊彝圭璧盆盎之属，每出一物，皆历来鉴赏家所津津乐道者。而卷册之藏，尤为极盛。”可见徽州宗族收藏金石书画的风尚。

此外，徽州宗族除了以科举为教育目的之外，还竭力鼓励宗族子弟学习治生和经商的技能。因此，宗族还收藏有商业类书籍。徽州宗族又特别重视风水，故而也可能藏有风水之类的杂书。

徽州宗族藏书的来源主要是用公共资金购买，而公共资金大多由族人捐赠。如《(光绪)绩溪金紫胡氏家谱》之《特祭祠世泽楼藏书碑记》记载:“族中好义之士，踊跃捐输……建特祭祠并建楼其上为藏书之所，颜曰世泽楼。旁构小屋二区，居司书阅书者，越二载告成，其用钱一千余缗，其余钱则议置并□捐田以供岁修贮书之用。……于是佥议藏书之约附刻于石碑遵守焉。”这则材料说明胡氏宗族用“好义之士”所捐之资建了藏书楼，还派有专门“司书”者管理，又留有专款每岁增置图书，并且还制定了藏书之约共同遵守，这简直就是公共图书馆的雏形。

徽州宗族藏书的资金还有来自于颁赐的，如绩溪余川汪氏宗族。汪氏为越国公汪华后裔，徽州首屈一指的大姓，其《余川汪氏文会记》云:“卓侯尝谓予将大集图书实其中。”余川汪氏建有藏书楼，名“监书阁”，其中“大集图书”究竟是多少呢?《余川越国汪氏族谱·监书阁》记载，宋天禧五年(1021)汪氏向朝廷进贡特产，朝廷赐给白金数倍于物价，汪氏族议，用赐金一半从国子监购书以归，建阁专藏。在该谱的《监书阁补记》中又记载:“迄今监书阁久废，其书目不可得而详。然以古籍存亡篇《宋史·艺文志》观之，犹可按其时所有书目约略而记也。……于斯时也，天下英俊群萃于馆阁，自太平兴国七年(982)，诏求李昉、扈蒙、宋白、徐铉等阅前代文学，撮其精要，以类分之，为《文苑类华》一千卷;又诏李昉等辑经史故事分门撰《太平御览》一千卷;诏王钦若、杨億修君臣事迹，惟取六经子史，不录小说杂书成《册府元龟》一千卷;王著修《阁贴》十卷;张君房修《云芨七籤》一百二十卷。而平蜀所收九经四书及英华、御览、册府诸大部及淳化阁帖，人间所绝无而仅有者皆得之，岂非德义之府，琬琰之珍，不匮之经畲，不炫之秘实也哉!”从这则材料来看，余川汪氏从国子监购回数千卷图书，当与上述当时官修的著作有关，皆国之珍籍。

徽州宗族藏书的另一来源是族人的捐赠，这类文字记载俯拾皆是，不必赘言。

四、徽州宗族藏书对徽文化的贡献

徽州宗族藏书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撮其要者:

其一，有助于宗族培养人才。

就科举而言，徽州宋代中进士者860人，明代中进士者492人，清代中进士者782人。其中状元17人(休宁13人，以县计全国第一)。有的世家大族科第蝉联，人才辈出。如歙县洪氏宗族“子孙藩登数千指，咸习诗书，敦礼让，登名仕版者相望。”[13]歙县沙溪凌氏一族，有明一代就出了21名进士、57名举人;至清代仅乾隆以前，该族便产生了7名进士、18名举人。[14]在徽州宗族的历史文献中，记载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科举故事。例如歙县的“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婺源县的考川明经胡氏宗族“父子四进士”、中云王氏宗族“三代四进士”、桃溪潘氏宗族“一门十一进士”等等举不胜举。正如《余川越国汪氏族谱》中说的那样:“汪氏能以家闻于朝廷、名附之史后，世赖其藏书，继踵得仕，可谓荣矣!”名臣辈出，累世簪缨，也是徽州一些名宗右族的显著现象。如绩溪龙川胡氏宗族共出现大小官员70多人，歙县西溪南吴氏宗族出现大小官员402多人，其他如汪、程、潘、罗等大族无不如此。徽州历史上有17人位至宰相，名臣能吏代不乏人。此外，学者名儒、文坛才俊、富商大贾、书画名家、能工巧匠等等，繁若群星。这些都与他们生长的宗族教育环境(包括得益于宗族藏书)是分不开的。

其二、有裨于徽州学术的发展繁荣

新安理学是朱子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流传于徽州一带。该学派崛起于南宋，一直延续到清乾隆时期。明·程曈《新安学系录》收集了自宋至明徽州112位理学名家的传记，这批人全都是著名学者。他们从事的学术研究离不开书籍的积累，如朱升、赵访、郑玉、程敏政等理学家同时也是藏书家。他们的成长也离不开宗族的教育环境，他们中有人从小在族塾中学习，成才后又担任塾师，编写蒙学教材;有的创办私家书院，授徒讲学，因此，朱子学才得以在徽州广泛传播。在这一过程中，宗族藏书也得到丰富。

在清初学术主流的影响下，徽州的学术也随之发生了流变。休宁人戴震开创了徽派朴学，很快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著名学派。徽派朴学的形成与汪梧凤不疏园的藏书是分不开的。民国《歙县志》卷七记载:“不疏园在西溪，汪梧凤故宅。梧凤藏书甚富。江慎修于此著《乡党图考》并讲学。戴东原辈时来就学。郑虎文、刘大櫆、汪容甫、黄仲则等均尝集于此。”上述江永被誉为徽派朴学的奠基人。郑牧、汪肇龙、戴震、程瑶田、汪梧凤、方矩、金榜则被称之为“江门七子”，其中戴震更是被公认为主帅。不疏园向被誉为徽派朴学的摇篮，可见是当之无愧的。

徽州朴学的研究传承时间前后计有百年，活跃在戴震周围的重要学者计有40余人，朴学家治学，“尤需博览载籍，腹富五车，而后可以扬摧是非，参稽异同。有朴学之提倡，而藏书之需要亟;有藏书供其需要，而朴学乃益发扬光大”。[15]总之，藏书促进了新安理学和徽派朴学两大学术流派的发展繁荣，学术研究和成果也大大增益了宗族和私家藏书，二者实为互动之关系。

其三，有利于徽州宗族文献的大量保存。

据不完全统计，现今存世的徽州文书总数约有30万件，种类不下300余种，其中宗族文书居多，分藏于国内数十家收藏机构，美、英、日、法、东南亚及港台的一些图书馆和科研机构也有收藏。由于具有原始性、唯一性和文物性的品格，学术界将之视为继甲骨文、秦汉简帛、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四大发现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第五大发现。徽州宗谱的修撰历代相承，蔚为大观，目前现存于国内外收藏机构的徽州宗谱估计有1000余种，其中一些大部头的统宗谱只有徽州才有，非常珍稀。徽州学者众多，徽人著述目前虽无确切数字，但有学者初步估计有4000余种之多，其中朱熹、戴震、胡适等人的作品更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徽州还为我们保存了一批地方志，其中不乏善本。

综上所述，徽州宗族文献因其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学术价值高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座资料宝库。迄今为止已有许多学者对其发掘利用，亦有学者对分散的资料进行了一些抢救和整理，祈望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快对徽州宗族文献的抢救和整理，促进徽学研究的深入，使藏学、敦煌学、徽学这三大地方显学的研究同放异彩!

注释:

[1]翼霖.义学记[A].(同治)赣州府志(卷二六)书院[C].

[2](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七)[Z]建置·宫室[Z].

[3]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宗规[C].

[4]胡积堂.五世传知录[C].

[5]篁墩文集(卷十七)[C].保训楼记[A].

[6]歙县志(卷七)[C].人物志·文苑[A].

[7]盘川王氏宗谱·凡例[C].

[8]金紫胡氏家谱(卷首上)[C].匡宪公传[A].

[9]绩溪金紫胡氏宗谱(卷首上)[C].艺文·书目[A].

[10]岩镇志草·发凡[C].

[11]绩溪金紫胡氏宗谱(卷首下)[C].艺文·书序[A].

[12]胡元熙.修壬派胡姓谱纪事[C].

[13]白云集(卷五)洪氏宗谱序[C].

[14]沙溪集略(卷三)[C].

[15]洪有丰.清代藏书家考·引言[J].图书馆学季刊，1926，1(1).

(作者工作单位:安徽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