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藏书思想及读书理念形成略述

刘日升

【摘要】本文详尽讲述了曾国藩丰富的藏书思想以及其读书治学的理念。

【关键词】曾国藩;藏书思想;读书治学

曾国藩(1811-1872)，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原湘乡荷塘二十四都)人。被称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

人们对曾国藩的了解，因为他的政治、军事名声太威，而淹没了他的文化藏书形象。因而世人对他的藏书贡献知之甚少。曾国藩的藏书思想，也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刻意搜求原版珍本，以实用为主，广搜博采，特别连家信、奏稿都逐年装订成册，重视保存，不弃零星资料，又重视编目，设专人管理，这在私家藏书中也极为少见。对时下正值全国倡导建设学习型、终身学习型社会，此文试图使人们清楚地了解曾氏家族藏书、藏书楼，为提倡读书的历史意义和作用作此探讨。

一、为读书而藏书，为经世致用而藏书

曾国藩是一个为读书和经世致用而收藏的藏书家。经初步考证得知，他的藏书活动始于道光十六年(1834)，《四库全书》之富，诱发了曾国藩对书籍的嗜好。而参与文渊阁藏书的管理，对其一生酷爱藏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曾国藩的藏书形成了浓郁的为我所用、经世致用的体系。除经史子集等大部头的藏书以外，还兼收天文地理方志。收藏碑帖也是曾国藩藏书体系中的一大特色。概言之，其体系之完善、内容之丰富，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绝。曾国藩的藏书意识、藏书收集到最终形成藏书思想和藏书体系，是他在京师期间生活的14年逐渐形成的。

当时的京城有一条有名的文化街角琉璃厂，位于京城南城，本名海王村。明清两代在此设窑，烧制琉璃砖瓦，故得名。旧书肆在此形成后，读书人好到此购书，俗称“逛厂”或说“浏览场肆”。至清乾隆间就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设有书铺30余家，当时曾国藩供职于文渊阁，管理的是国家藏书，他去那里购书，一是书籍颇多，门类广泛，对他这个读书人来说，是个难得的好场所;二是此处多为旧书，也可以省些钱多购书。曾国藩逛书市，常常流连忘返，穷日不倦。其访书购书至此已小有名气。因而和书铺老板往来甚密，有些老板有时也早晚来会曾国藩，多为呈送样书或通报书籍信息。与袁漱六(是儿女亲家)在京相处八年，京师访书购书穷日不倦，曾自称为“书痴”，袁自称为“书迷”。有时两人终日泡在书肆。每觅得佳书，即互为出示，认真考证，共同欣赏或赠之对方，“书痴”与“书迷”购书喜悦之情，跃然纸上。曾国藩的藏石也就是遍访琉璃厂而初具规模的。为了更加丰富、充实其藏书体系，道光咸丰年间，在京师的曾国藩向做外官的师友求书是常有的事。如袁漱六出京到了松江府，曾国藩多次开列清单，托其买书，上求天文星象，下求舆地图册，经史子集、百科全书，无所不包。“似欲操之一切”。他以吏部侍郎先后兼署兵工刑吏五部，凡需用之书，便具函求取。充分说明他为读书而藏书，“不惟书”而讲求经世致用而藏书的指导思想。

二、藏书不受价格限制

曾国藩收集藏书，只要其喜爱是不受价格限制的。道光十六年(1836)，曾国藩“恩科”试罢，沿大运河而下，作江南之游。此时的曾国藩本系借债赴京赶考，此时已囊中羞涩。船过金陵，曾国藩上岸游览这六朝古都。在书肆，他看中一部《二十三史》，为之心动，遂向同乡知县易作梅借得银两，并典当衣物购得《二十三史》。从读曾国藩家史中得知，从曾国藩的爷爷曾玉屏开始兴家，但没有一个读书做官的人。对此，曾玉屏十分着急，决心让子孙出一个读书做官的人光宗耀祖。曾国藩其父曾麟书在科举路上竞奔，只捞到一个秀才，此时见曾国藩典衣买书且喜且诫说:“你借钱买书，我不怕，尽力想法替你偿还，如你能圈点一遍，就算对得住我了。”可见，曾国藩家族对读书人，特别对喜欢读书的人的厚爱。关于曾国藩及其一家特别是曾国藩本人，爱书、嗜书、买书、收书、藏书的故事很多，能充分说明曾国藩藏书思想不论在何时都是系统、完整的。

清乾隆嘉庆年间，有些书已相当昂贵，如宋版书，有的竟以页论价。曾国藩在京期间，京城的旧书籍大部分从外地贩进，相对来说，书价还是昂贵的。穷翰林院不如外官富裕。曾国藩也不例外，有些书的书价贵，但又喜欢买书、藏书，有人说曾国藩嗜书一生，一点不假。因此他常托在外地做官的好友购当地新出之书。特别是添置大部头的旧书，这样不但能够节省不少钱，节省下来的钱还能买不少的书。同时，我们还看到他和许多友人的书信中，就有很多他不遗余力收藏图书的事例。他在《致陈岱芸》的信中写道:国藩近日一无寸进，唯逛厂颇勤，惜无资可供书痴挥洒。

三、收藏图书特别讲求质量，不遗余力

由于曾国藩在琉璃厂书肆觅书已久并自称“书痴”，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古籍版本、目录学知识并具有一定的版本鉴别能力和书籍真伪的识别能力。因此，曾国藩购书有一显著特点，就是喜欢自己或请人“逐页翻查”，要经过一番查考，发现错误比较少的书才买。曾国藩藏书的质量，可从他充四川乡试正考官时随身所带的书籍清单即可反映出来，既有数量，质量也很高。宋元旧书籍，亦有见之编录。

曾国藩逛书肆，常常流连忘返。见到好书还免不了与人争购。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初九日的日记中写道:“至书铺，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家，倘所谓喻利者乎?”不为名利争，只为书籍争，因而他的一生是充满了爱书、求书、藏书的生涯。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给他的诸弟的信中说:“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唯有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也，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有的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存一物以为官囊，一禄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卷第117页)以后，他从政、治军也没有丢掉“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这一宗旨。

四、曾国藩的读书、治学理念

曾国藩的一生能成就大业，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是和他的学习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治学观上，曾国藩继承了儒家学者的传统，表现在思想上就是“经世致用”的观念。在他的眼里，经世之学亦即礼学，“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经世致用思想具体到治学观上就是治学要落到实处，既要明白义理所在，更要讲究“格物”、“诚意”的效果。曾国藩还总结出自己一套治学方法。其一是“强调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其二“主张专精一业，专攻一学。”他曾告诫子弟:“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日专而已矣……。凡专一业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义。……不可兼营并骛，兼营必一无所能矣。”据资料记载，曾国藩青少年时期的文章就能“句子顺理成章，偏偏露大志”。在他购得《二十三史》以后，就下决心按其父的心愿圈点一遍，并读“间断不孝”，从此清晨起读，夜半而息，一年之内几乎足不出户，将《二十三史》通读一遍。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并入翰林院以后，他就拟订了“日课”:每日早起，习大字一百;辰后温经书;日中读史;西课至亥课读集;学习心得载《茶余偶谈》。拜唐鉴为师后，曾国藩于1841年3月到唐鉴的住处去拜访，求教“读书之法”和“修身之要”。唐鉴告诉他:书应以朱子全书为正宗，读书要专攻一种经书，一经若通，那么其他各种经书就可以触类旁通。如果急于求成，想一下子地全部经书都要弄通，那就会一种经书也弄不通。关于修身之法，唐鉴告诉他:以检点自己的言行最为重要……。曾国藩遵循唐鉴的教导，为自己规定了四门必修课程，即义理之学、经济之学、辞章之学、考据之学，他要求自己在学习这些课程时，做到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每日读书写出心得体会，不拘何时，定要静坐四刻，回忆、体验一天所学的知识;每月作诗文若干篇，检验所学的知识多少和应用程度。他还常常写一些箴言，对联贴在案头床边激励自己，以防懈怠疏忽。

曾国藩一生甚勤，不仅在京任职时严于律己，刻苦钻研，作战及政务繁忙之中亦未尝废学。他认为天下事未有不从艰苦中得来的，怕的是稍遇到困难不愿前进，结果中途而废。他说世界上无论哪一种学习绝没有不经努力就学成的，如果一看就会，一听就懂，那就称不上学问。他觉得义理、经济、辞章、考据之学，四者缺一不可。在做学问的过程中，摒弃门户之见，博采众长，无疑是他明智之处。后来曾国藩由一个勤奋刻苦、严肃认真的学者，变成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跟他渊博的学识以及用心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是分不开的。

五、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前面已谈到，曾国藩的学习不论是或行军或作战或政务繁忙，都不曾忘记或停止过学习。道光二十三年六月，曾国藩首次得差，奉旨典试四川，充乡试正考官。七月初八由京赴蜀，十一月二十日回到京，时间只有四个半月，但他所带书籍却有一万余卷。据有关资料记载，台湾版《湘乡曾氏文献·七》上有一份曾国藩亲笔著录的《书目》，共八页。它虽然只著录了各种图书100余部，如论卷数却万卷有余。其中的《二十三史》、《十三经注疏》、《文献通考》、《子史精华》等四部书，就有四千余卷。经考证:此书目与曾国藩去四川典试时所带衣物装箱清单等排列在一起。这基本上可以肯定这份书目不是曾国藩在京师初期藏书的目录，而是当时一份“装箱书记”的清单。从京师到成都路程万里，写书近万卷，证明他的学习是不间断的、刻苦的。

曾国藩一生的62年里，其在仕途上发展是一帆风顺的。“服官三十余年”政务繁忙;又带了二十年的兵，打了十余年的仗，戎马倥偬。尽管这样，他在学术研究上留下的著作却特别多，涉及的面也十分广泛。他的诗歌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他在学术方面的影响同他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影响一样，对曾国藩家族，对湖南，对近代中国都是特别强烈和深刻的。

六、曾国藩读书精神为世人之楷模

曾国藩不但爱藏书、爱读书，还要求其弟子做学问者一定要辨清学术，考证源流。曾国藩提倡认真读书并深得要领，强调要读“四书”，在他的家书中多次提出自己的读书观:只要自己肯发奋、下工夫，什么地方都可以学。“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若不能发奋自主，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曾国藩家书》上卷第8页)。他自己读书修炼之余，还勉励其弟发奋读书。“诸弟在家读书，不审每日如何用功?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来，虽懒惰如故，而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读一则，此三事未尝一日间断。十月二十一日立誓永戒吃水烟，洎今已两月不吃烟，已习惯成自然。予自立课程甚多，惟记茶余偶读，读史十页、写日记楷本，此三事誓终身不间断也。诸弟每人自主课程，必定有日日不断之功。虽行船走路，俱需要带在身边，除此三事外，他课程不必能有成;而此三事者，将终身从之。从此处可以看出，做学问者，不必择时择地，但必须具有恒心，恒心则学业成，则学识深。(《曾国藩家书》上卷第15页)

曾国藩读书很注意持久精读。他自创立的人生“四法”，几乎都是在谈读书习作之法。“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书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曾国藩家书》上卷第22页)

纵观曾国藩人生，他做官不嗜钱，但爱书。曾国藩读书、爱书还见于他建造了一座长42米、宽9米的三层建筑物，面积1100余平方米，人们称为“公记”的藏书楼。他一生除从政、治兵外，读书买书看书编著图书是他唯一的嗜好。“公记”藏书楼经其广泛搜罗图书，积累资料，充作藏书，力行不怠。据有关资料记载，总计藏有10万册之多(《曾国藩故园》第123页)。在曾国藩的影响下，读书成风，收藏甚丰，富厚堂的四座藏书楼藏书约30万卷，珍贵字画近千幅(《曾国藩的故园》第119页)。

曾氏家族从曾麟书的利见斋、曾国藩的求阙斋、曾纪泽的归朴斋、曾纪鸿及郭筠的艺芳馆、曾广钧的环天室到曾宝荪的思云馆，一家五代7个藏书家，建有五类藏书楼，这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是罕见的。据有关学者介绍，其规模之大，藏书之多，在晋、鲁、豫、江、浙、皖、鄂、赣、湘九省及京、津、沪三市近百座私家藏书楼中，没有几家可以与之相比。曾氏家族藏书，其外文、医卜、星相、数学，以及太平天国史料的专藏，其文献价值更是其他藏书家难以追比。这些，更加充分肯定了曾氏藏书楼在晚清藏书史上的重要地位。

(作者工作单位:湖南《曾国藩研究导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