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名称的由来及变迁

李文洁

《史记》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史书之一。不过，司马迁之《史记》在成书之时并未有“史记”之名。《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即言:“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1]“史记”本是历史著述的泛称，但司马迁之史著最终专擅此名，形成了由泛称至专称的演变。

一、“史记”为史书之泛称

“史记”，最初泛指史官之记述。司马迁《史记》中即多次用“史记”指称前代的历史记述，凡11例:

1.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史记》卷四《周本纪》)

2.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

3.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卷一十四《十二诸侯年表》)

4.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史记》卷一十五《六国年表》)

5.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史记》卷二十七《天官记》)

6.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史记》卷三十六《陈杞世家》)

7.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史记》卷三十八《晋世家》)

8.(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

9.(孔子)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

10.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11.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提到的这些“史记”皆为春秋战国时的史书，即如张守节正义所说:“诸国皆有史以记事，故曰史记”[2]。而且，司马迁并未以“史记”来指称自己的著述。“史记”在司马迁著述之时，还是史书的泛称。

《汉书》所言“史记”，亦指《国语》、司马迁《史记》和当时其他史书而言。靳德峻在《史记名称之由来及其体例之商榷》一文中比较分析了《汉书》称引“史记”时事件的出处[3]。其中有九例“史记”所引之事是《国语》和司马迁《史记》都有记述的;有三例《国语》记事而司马迁《史记》无;另外有四例不见于二书，其材料当来源于其他史书。刘知己在《史通·五行志错误》中就《汉书·五行志》中出现的若干“史记”说:“《史记》、《左氏》交错相并”，“《春秋》、《史记》杂乱难别”，“不云《国语》而称《史记》，岂非忘本狥末，逐近弃远乎”[4]。刘知几批评《汉书》中所引之事出于《国语》、《左氏春秋》而以“史记”称之，是因他将“史记”视为司马迁著述的专称。这也从反面表明《汉书》所用“史记”，仍为诸史书的泛称。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又多举“史记”泛指史书之例。“逸周书有《史记解》。《盐铁论·散不足》篇云:‘孔子读史记，喟然而叹’。《公羊疏》引《春秋说》云:‘邱揽史记’。又引《闵因叙》云:‘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感精符、考异邮，说题辞。具有其文之后汉犹然’。《越绝书》云:‘夫子作经揽史记’。《东观汉记》云:‘时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记’。《公羊·庄七年传》何休注云:‘不修春秋谓史记也。’是汉人所谓史记皆泛言古史，不指太史公书，明太史公书当时未有史记之名。”[5]另外，这其中提到《东观汉记》所说的‘时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记’事，在《后汉书·班固传》中写作“私改作国史”[6]。则“史记”之意可与“国史”相当，在此处指班固所撰《汉书》。

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以及其他一些汉代史书中“史记”的用法可知，“史记”在汉代泛指诸史，而非司马迁著述的专称。

二、司马迁《史记》的多种称法

司马迁之史著初未有《史记》之专名，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都不曾定名，出现了多种称法。史籍中可见的其他称法有四种，兹罗列于下。

第一，“太史公书”，凡10例。

1.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2.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汉书》卷八十《宣元六王传》)

3.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浅理备。(《论衡·超奇》[7])

4.班叔皮续太史公书，载乡里人以为恶戒。(《论衡·佚文》)

5.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盖其义也。(《论衡·案书》)

6.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论衡·对作》)

7.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后汉书》卷四十四《班彪列传》)

8.(杨终)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后汉书》卷五十三《杨终列传》)

9.冯商，长安人，成帝时以能属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汉书》卷七十一《张汤传》如淳注引班固目录)

10.褚顗家传褚少孙，梁相褚大弟之孙，宣帝代为博士，寓居于沛，事大儒王式，号为先生，续太史公书。(《史记》卷一十二《孝武本纪》司马贞索隐引韦棱)

第二，“太史公”，凡8例。

1.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与?曷其杂也。”(扬雄《法言·问神》)

2.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法言·君子》)

3.太史公百三十篇。(《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4.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5.长生之才，非徒锐于牒牍也，作《洞历》十篇，上自黄帝，下至汉朝，锋芒毛发之事，莫不纪载，与太史公《表》、《纪》相似类也。(《论衡·超奇》)

6.帝深嘉美之，乃赐融以外属图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后汉书》卷二十五《窦融列传》)

7.时难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后汉书》卷四十《范升列传》)

8.臣元窃见博士范升等所议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违戾凡四十五事。(《后汉书》卷四十《陈元列传》)

9.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北州之学，殷门为盛。(《晋书》卷八十八《孝友刘殷传》)

10.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汉书》卷一百《叙传上》)

第三，“太史公记”，凡8例。

1.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汉书》卷七十八《杨恽传》)

2.《太史公记》诔五帝，亦云:黄帝封禅已，仙云。群臣朝其衣冠。因葬埋之。(《论衡·道虚》)

3.太史公记凡百三十篇，五十余万言。(《汉纪·孝武帝纪》)

4.易传、礼记、春秋、国语、太史公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是五帝也。(《风俗通义·皇霸·五帝》)[8]

5.谨案战国策、太史公记:秦孝公据郩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戮力，以窥周室。(《风俗通义·皇霸·六国》)

6.谨案太史公记:燕太子丹遣荆轲欲西刺秦王，与客送之易水。(《风俗通义·声音·筑》)

7.太史公记:秦德公始杀狗磔邑四门，以御蛊灾。(《风俗通义·祀典·杀狗磔邑四门》)

8.按汉书及太史公记皆云齐人少翁，武帝以为文成将军。(《抱朴子·对俗》)

第四，“太史记”，凡2例。

1.谨案太史记:燕太子丹质秦，始皇遇之益不善。(《风俗通义·正失》)

2.谨案太史记:秦始皇欺于徐市之属，求三山于海中。(《风俗通义·正失》)

以上材料显示了东汉人对司马迁著述的多种称法[9]。其中，有些称法在某类书中出现的比较集中，比如正史多用“太史公书”、“太史公”。但总体来讲，这些称法也还不是司马迁著述的定名，同一部书中会同时出现几种称法，两汉书如此，《论衡》、《风俗通义》亦如此。

三、以“史记”称司马迁著述

陈直在《太史公书名考》中详析史料，论证东汉末年“史记”成为司马迁著述专称。文章据《东海庙碑阴》认为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已有“史记”之专称[10]，而东汉以后，司马迁著述的《史记》名称已普遍流传。不过确切地说，司马迁史著在此时冠以“史记”之名，但文章史料证明的是“史记”专称的上限。“史记”专称逐步达到“普遍流传”的程度，还经历了与其他名称并行的一个阶段。

东汉中期，王充《论衡》有“太史公书”、“太史公记”的称法。东汉末年，荀悦(148-209)在《汉纪》称司马迁著述为“史记”，亦称“太史公记”;应邵(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东汉灵帝、献帝时期(168-220))《风俗通义》则“史记”、“太史公记”、“太史记”三名并用。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仍有多名并用的情况。如晋葛洪《抱朴子·对俗》云:“史记龟策列传云江淮间居人为儿时，以龟枝床”，而《抱朴子·论仙》则有“按汉书及太史公记，皆云齐人少翁，武帝时以为文成将军”，有“史记”、“太史公记”之称。晋陈寿《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载:“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此处“史记”仍有泛称的倾向。而南朝宋时范晔的《后汉书》称指司马迁著述时也用到三种名称:“太史公”见于《范升列传》、《陈元列传》、《窦融列传》;“太史公书”，见于《班彪列传》、《杨终列传》;“史记”，见于《班彪列传》:“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以上诸例说明，虽东汉末年“史记”已有专指司马迁著述的倾向，但直至南朝尚未最终确定下来。

“史记”在唐宋时期还有泛指史书的用法。《史记》为唐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及宋代裴骃集解，他们在注解之时也有这样的使用。比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有:“约其辞文，去其烦重”，索隐曰:“言约史记修春秋，去其重文也”。又如《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中有“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国除”，集解按曰:“表坐免官，至元鼎五年坐酎金又失侯，所以二史记之各有不同也”。其“二史记”指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

但“史记”从东汉末年指称司马迁著述开始，逐步成为此书的专称。这一点，从历代史志著录情况可以看出。《汉书·艺文志》沿用《七略》，称司马迁著述为“太史公百三十篇”。至《隋书·经籍志》则著录为:“史记一百三十卷，目录一卷，汉中书令司马迁撰”。此后的史志著录俱以“史记”称之。史志著录以书名为标的，明确“史记”已是专称。至于“史记”仍用作史书泛称，也是在不会混淆的情况下应用“史记”本来意义的习惯做法而已。

四、“史记”之本来意义及其变迁

据王国维之说，“史记”之名是在流传过程中简略而称的结果。从《史记》的诸种称法来看，“史记”之称确有简化的倾向。如果从解释“史记”的本义入手，其名称的演变过程会更为清晰。

古书有不题书名、不题作者之例。一般所称的“太史公书”皆从《史记·太史公自序》来:“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这里对“史记”名称变化的考察，即以“太史公书”为起点，以“史记”为终点，推演在词义不变的情况下，前者向后者改变的途径。

“书”，本义为写、记载。“记”，本义为记住，引申为记述、记载。二者在记载义项上通用，《广雅·释言》:“书，记也”。又《礼记·玉藻》言:“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而《汉书·艺文志》则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书”、“记”二者出现在相同的语法结构中，意义相同，可以相互替换。因此，在作记述、记载讲的时候，“太史公书”与“太史公记”是同义的称法。

因司马迁著述的多种称法在东汉年间出现较多，我们可以《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书名来看当时书名的习惯做法。《汉书》著录多为“作者——文体类别——篇卷数”的结构，如“陆贾赋十篇”、“左氏传三十卷”等。但也有大量的题名只有作者和篇数，如“晏子八篇”、“庄子五十二篇”等，这些著述，后人也常常只以人名指称，简称为“晏子”、“庄子”之类。那么，“太史公”也足以代指“太史公百三十篇”。

“太史”为史官官名。《尚书》、《周礼》中已有太史之职，负责记载邦国大事。秦时始称“太史令”。《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有“太史”一职。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俱任太史[11]，以其职事来指称人，则“太史公记”亦可简化为“太史记”。

由此来看，司马迁著述的多种名称: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太史记、太史公，其实是“太史公”的简称和换用同义的“书”、“记”两种做法的配合变动而已。进一步说，如果将“太史”换为仍能明其职事但更为简省的“史”，则有了“史记”之称。此为“史记”名称的变化途径。

不过，还有必要明了“太史公书”以及“史记”最初的词义。“书”、“记”二词都兼有动、名两种词性，动词义为记述、记载，名词义为用于记述的文字。视为动词，则“太史公书”和“史记”意为百三十篇由太史公所著述;视为名词，则释为太史公所著述的书。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就取其名词义，认为秦汉间历史记述本称为记[12]。虽然两种词性并未形成词义上大的差别，但“史记”最后成为书名，也当是名词性词组。“记”的词性变化及其词义的引申，也是“史记”名称演变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记”，本义为记住;引申为记述、记载，动词，又转化为记述、解释典章制度的文字，名词。古称史官为“史”，《说文》曰:“史，记事者也”，指人而言。则“史记”一词，原本当为主谓结构短语，意为史官记述。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名也。”[13]“记”以所字结构出现，明确为动词。“记”的动词义在汉代前有较为普遍的使用，如《国语·晋语》:“瞽史记曰:‘嗣续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晋国。’”《左传·僖公七年》:“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14]《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春秋之记臣弑君、子弑父之以十数矣。”[15]《史记·老子列传》中也说:“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大史儋见秦献公曰……”这些例子中的“记”，都明显为动词。虽然“记”的动词词性在先，“记”的名词义也在较早时就有使用。比如《吕氏春秋·务本》:“尝试观上古记，三王之佐，其名无不荣者。”[16]《史记·周本纪》中有:“周太史伯阳读史记”。而汉代儒家经典“礼记”、“乐记”二书名称也明显是偏正结构的短语。由于“记”的两种词性都出现在较早的典籍中，我们很难断言说“史记”之“记”一定是动词义而不是名词义。

查检东汉以前以“记”为名文献，可以进一步验证“记”在此时的特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东汉以前称“记”的篇章，仅有2人3篇。上古阙名的《瞽史之纪》;孔安国《秘记》存片段，记述张良的神仙轶事。而《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九种“记”:许商五行传记一篇，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齐杂记十八卷、记百三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公羊杂记八十三篇、公羊颜氏记十一篇、汉著记。这些“记”中除《瞽史之纪》外的绝大多数著述都明显有着评述、整理已有书面文献的特征。即如《乐记》条小注所言:“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则《乐记》是对与乐相关论说的汇集。而“瞽史之纪”一词中，“纪”的本义为丝的头绪，引申为记载，在这一义项上“纪”、“记”相通，瞽史之纪也即瞽史之记，不过其中也已包含有资料贯通整理的意义。其实司马迁著《史记》也不乏文献材料的搜集整理，所谓“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则“记”的名词义的运用，使“史记”由最初仅仅标示史官记录的行为，变为指示史官记述的成果。由此，视“史记”为名词性词组，它与“礼记”、“乐记”一样都有着记述整理文献材料的特征。

从词语的结构来看，司马迁著述在流传过程中的多种名称，其实是因简省和同义代指而形成的。而词语词性的变化，也显示出“史记”在文体上的一些特征。

司马迁著述所以能从古史的泛称而成为一书之专名，除了词语上的演化逻辑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其在众多史书中卓然的地位。太史公书篇帙浩繁、体制完备，成为后人决不可忽视的著述，“史记”也就成为司马迁个人著述的专称了。

注释:

[1]史记(卷一百三十)[C]太史公自序[A].北京:中华书局，1975.3319.

[2]史记(卷四)[C]周本纪.张守节正义[A].北京:中华书局，1975.148.

[3]靳德峻.史记名称之由来及其体例之商榷[A].师大国学丛刊(一卷一期)[C]，1930.

[4]刘知己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533，551.

[5]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A].观堂集林[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322.

[6]范晔.后汉书(卷四十四)[C]班固列传[A].

[7]王充.论衡[C]中华书局《诸子集成》第七册，1986.

[8]应邵撰，吴树平校释.风俗通义校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9]另外，文献中还有“太史公传”一词，如《史记·龟策列传》和《太平御览》卷155引《帝王世纪》，但指的是《史记》的列传部分.

[10]陈直.太史公书名考[J]文史哲，1956，(6).文中书“东汉桓帝永寿元年”为公元159年，误，应为155年。

[11]《史记·司马迁自序》中言及司马谈、司马迁俱称“太史公”。有以“太史公”为官名的，如《汉书·司马迁传》如淳注引《汉仪注》;有以“太史公”为司马迁尊称其父的，如《史记》司马贞索引;有以《史记》由杨恽所传，以“公”称其外祖、外曾祖，如韦昭之说。参见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页312。俞正燮《癸巳类稿·太史公释名》考论三说，提出新说:“史记本名太史公书，题太史以见职守，而复题曰公，古人著书称子，汉时称生、称公也。生者，伏生;公者，申公、毛公，故以公名书。时待诏者称先生，褚少孙亦自名先生，同一例也。”(俞正燮.癸巳类稿[C]商务印书馆，1957.431.)

[12]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M]323.

[13]春秋·左传正义[C]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3.页1下.

[14]春秋·左传正义[C]97.

[15]韩非子[A]诸子集成(第5册)[C].234.

[16]吕氏春秋[A]诸子集成(第6册)[C]133.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