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英
由武汉大学图书馆研究员李玉安先生和武汉大学图书馆文理分馆馆长黄正雨先生通力合作编纂的《中国藏书家通典》一书问世了，它囊括了自商代以来到1949年以前出生的几乎所有的藏书家，从而为我国藏书界又增添了一部新的藏书人物工具书。
据考证，中华民族出现文字、书籍之时，就诞生了第一个藏书家鬻熊，自此中国人对书籍的热爱和痴迷，薪火相传，绵延不绝。而《中国藏书家通典》共收录中国古今藏书家2445人，连同参见词条共2541人，达1088544千字。
长达四千年的藏书史，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学术发展史。
藏书，是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先秦两汉南北朝时期，由于雕版印刷尚未发展起来，所以很多藏书家的藏书多为笔抄手录而得。生产技术的落后自然也限制了藏书家的数量及其藏书的数量。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抄书之风盛行，书肆也逐渐增多起来，一般私人藏书数量也随之越来越多。
两宋时期是我国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大发展时期。其间，由于雕版印刷的逐渐推广与广泛运用，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涌现了一大批集图书整理、研究著述于一体的大藏书家。继宋元之后，明代藏书进一步发展，藏书之风已形成传统。私人藏书家人数之多，藏书数量之大，已远远超过前朝。如范钦的“天一阁”收书达7万余卷，并且“天一阁”至今尚存，是我国私人藏书保存最久的藏书楼之一，现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而明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律令的颁布，在制度上保证了皇家贵族成为藏书之人，从而促进了藏书风气的发扬。实际上，在封建王朝，皇帝就是最大的藏书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同样，普天之下，也莫非王“书”。开明重视文教的皇帝，往往重视皇家藏书，下旨天下，广为收藏。如东汉光武帝刘秀，极为重视图书文化建设和皇家藏书的收藏，“每至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遗漏。数十年间，朝廷各藏书阁，旧典新籍，叠积盈宇，汗牛充栋”。唐玄宗李隆基，设立“丽正书院”和“集贤书店”，专供藏书、校书，开创唐一代藏书最盛之世。
清代的学术研究趋向于经典考据和文献整理，学者们往往喜欢收集古籍，藏书致用，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藏书的发展。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如黄丕烈，藏书有十余处，一生与藏书家交往甚多，有名者如孙从添、顾之逵、张燮、陈膻等，先后造访各地藏书家数十人，鉴定古籍无数，俨然为一代藏书领袖。此间，藏书家之间往往关系密切，如赵怀玉“藏书富于一时，与黄丕烈、鲍廷博、吴翌凤为书友”;钱馥“家富藏书，拜周春为师，与周广业、陈膻、吴骞、陈敬璋等藏书家互相往来，互借其善本校读”。到了近现代，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很多藏书家的藏书多毁于战火，使中国文物古籍受到严重的损失。此其间，藏书的特点多体现在保护和保存中国文化的精粹上，如郑振铎、何炳松、张寿镛、叶恭绰等人组织参加“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沦陷区古籍数万册;黎庶昌、杨守敬等在日本广泛搜求国内失传的旧籍;阿英、潘世兹等大批有识之士为防止古籍落入他国，努力收购，将自己所藏之书捐献给祖国等，他们为保存我国文物典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藏书的理念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
古代中国是一个私有制发达的农业国度，文化产品的私有观念惊人的发达，往往将藏书重钥深秘，不予公诸士林，甚至告诫子孙，若将书借人为不孝之举。唐知名藏书家杜暹，居长安时，倾全力以购藏图书，藏书万余卷，深藏楼阁，概不借阅，每书卷后题家训曰:“清傣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教，鬻及借人为不孝”。私家藏书本因学术所生，为治学而藏，迨至后世，竟“以深藏为旨”，阻碍了学术的进步，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但是随着藏书文化的发展，藏书的理念也逐渐开化。到了清代，不少藏书家开始向社会开放自己的藏书。如清代藏书家宋咸熙感于“藏书家每得秘籍，不轻易示人，传之子孙未能尽守，或守而不借阅而被鼠伤虫蚀”，认为这样往往导致典籍残缺，甚而湮没。因此他以所藏图书，广借他人，供寒家子弟就读。清代藏书家李大玢同样“乐于借书于他人，凡有借阅者则纳入书堂中”。到晚清，著名的四大藏书楼之一——皕宋楼的主人陆心源，也在清光绪八年(1882)“念自来藏书未能垂远”，因而向政府申报，愿“以守先阁所储归之于公”。守先阁是皕宋楼的一个藏书处，专刻明清刻本和普通钞本，从此以后，便向公众开放。清末学者国英声称自己所藏之书，“子孙未必能读，即使能读，亦何妨与人共读!”遂将其藏书楼命名为“共读楼”。藏书家逐渐将藏书向社会公开的趋向，也为近代图书馆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通览全书，《中国藏书家通典》(以下简称《通典》)的编纂特色在于:
该《通典》是在李玉安先生1989年出版的《中国藏书家辞典》的基础上加以修订和补充的。《中国藏书家辞典》是我国较早问世的一部系统整理和研究藏书家的专门工具书，出版后得到了专家和学者的肯定，还获得过一些奖励。在此良好的基础上，李玉安先生和黄正雨先生自1999年下半年开始着手，对其进行再整理，历时6年之久。由此可见，两位作者对待学术的严谨与扎实，对《通典》的用力之深。
一、综合集成。《通典》完整地收录了从古至今几乎所有的藏书家，是一部藏书家生平业绩之大全。编者对他们的生平事迹进行详略得当的介绍，对其藏书成就及其对藏书史发展的贡献作出合理的评价，同时对重要藏本的流传情况也加以梳理说明。百千字的一段文字，就将一个藏书家基本轮廓勾勒出来，其在藏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也一目了然，无论是对藏书文化将发兴趣的入门者，还是对藏书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
二、尊重史实。不以藏书家的价值观、道德标准为取向，不因人因事而废言。如南宋权臣贾似道、秦桧之养子秦熺、明代严嵩、清代和绅、民国陈群以及当代的康生等人，他们或许在其所处时代，做了很多为人所不齿的事情，但他们藏书丰富的事实毕竟是历史存在的，所以通典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客观地记载了其藏书的故实和公正地评价了其藏书的功过。这也体现了该辞典客观、忠于历史的精神。
三、配有图片。该书附有著名和知名藏书家的图谱426幅，图片经过一系列的技术处理，清晰美观，具有很强的文献和欣赏价值。图片的选录是该书最大的特色，它改变了过去人物工具书中很少有图谱的惯例。俗话说:一图值千字。对于历史人物来说，图片的价值往往要高于文字。
四、便于查检。工具书因为需要常年翻阅、查询，因此对词条查询的方便度要求很高。《通典》在这方面下足了工夫，尤其是在索引上，不单按照汉语拼音为序提供索引，同时在每一条后面都加注了传主的别名、字、号，这样极大地方便了读者进行查询，避免了只知其号、不知其名而无法查阅的问题。同时，在书眉上标识该页词条所属的朝代，为读者检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建议《通典》在积极寻求再版机会的同时，进一步加以修订补充，让这朵藏书文化园地的奇葩开放得更加耀眼夺目。我认为需要正视的两个问题有:
一、校对不够仔细审慎，造成以讹传讹
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藏书家通典，校对工作肯定是相当繁重和艰巨的，所以难免会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但实际上只要认真细致些，诸如“辨别”写做“辩别”这样的小差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一本书的质量，不仅在于其内在的学术价值、审美价值，同时也在于其校对印制的质量。而后者往往只需多加注意，下点苦功夫即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图书，如果由于校对的疏忽，存在很多纰漏，让读者在阅读中产生“焚琴煮鹤”之感，那就实在是太遗憾了。因此，校对的问题必须认真对待，从思想和行动上重视起来。
二、收录人物标准，有待进一步完善
该《通典》根据作者的编纂思想，尽可能地搜罗了中国历史上存在的藏书家，成绩斐然。但收录还有待进一步完整，如对于一些于当时当地有名的藏书家当力求收录，而《通典》却稍有遗漏。略举几例，在介绍明代著名藏书家李开先时，提到“当时著名藏书家边贡、刘西桥等人也以藏书知名”，可《通典》中却没有收录“刘西桥”的词条;明代专科目录学家殷仲春“又至江西宁国，结识医书收藏家朱纯宇、饶道尊和其他医家”，可书中却无朱、饶二人之介绍;在介绍明藏书家林章时，谈到“藏书甚富，架上多谢翱、郑思肖等人的旧藏”，由此可推知谢、郑二人应收书颇丰，可书中亦无二人之词条;明末清初藏书家陆宝的“藏书楼称‘南轩’，和范氏‘天一阁’、陆朝辅‘四香居’合称鄞地藏书三大家”，陆朝辅“四香居”与范氏“天一阁”齐名，却不见有对其的介绍。
爬梳文献，对各朝各代的藏书家进行整理，实属不易之事，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心血。《通典》用力不可谓不深，但作为工具书，其查全率显得尤为重要，对藏书家的收录，除了穷搜远绍、广采博取，也可以按图索骥，根据所收录到的藏书家的资料，对资料中提到的知名藏书家，力加收录，提高辞典的查全率和权威性。
至于仅仅在目录学方面有成就的传主予以收录，就更有待于商榷了。对藏书家的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大方家向来有着不同的看法。清著名学者洪亮吉提出“藏书家有数等”之说，将藏书家划分为收藏家、考订家、校雠家、赏鉴家、掠贩家等。而清末学者耿文光对洪亮吉之说有不同看法，认为“此大概言之，未可细为区别，考订家皆能校雠，收藏家亦深赏鉴，若考校而未能精审，收藏而不择善恶，皆不可称家”。当代图书馆史学家谢灼华教授提出了三大类藏书家的范畴:一类是为著述而藏书、读书的著述型藏书家;一类是为搜集、收藏典籍，而且藏书有特色的收藏型藏书家;一类是为校勘、整理图书进行出版活动的出版型藏书家。无论是何种定义，其核心都落在“藏书”二字上，只有有相当数量的藏书，方可称之为“藏书家”。
该《通典》中有部分传主，如北魏目录学家卢昶、南朝梁目录学家丘宾卿等，他们在目录学方面造诣颇深，却未见其有任何藏书事迹。虽然藏书与目录学之间关系紧密，但既是一部藏书家的辞典，一部详细介绍藏书家的生平事迹、藏书成就、重要藏本的刊本的流传情况的辞典，窃以为将仅仅只在目录学方面有成就的学者、专家收录有待商榷，虽为《通典》，也不能贪大求全，泛滥无涯。
然而瑕不掩瑜，《中国藏书家通典》对于对中国藏书文化具有兴趣的读者来说，依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工具书。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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