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燕
王雨(1896-1980)字子霖，祖籍河北深县。子霖先生童年家贫，14岁来到北京西琉璃厂鉴古堂铺当学徒。1913年在那里认识了梁启超先生。1915年开办藻玉堂，得到了梁公的大力帮助。由此，子霖先生自立门户，独立经营。
1957年“公私合营”，中国书店工作组核算藻玉堂资产，作为私产入股。子霖先生则调入来薰阁门市部任副主任。1961年，他主笔的《古书版本知识》油印出版，同年10月被聘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学术委员会顾问。1964年5月调任中国书店服务部主任直至“文化大革命”发生后，他遭受不公正待遇，凄凉返回乡里，度其晚年。
子霖先生一生经营古书业，积累了丰富的古书版本学问。他的《古籍版本学》、《古籍善本经眼录》、《日记信札及其他》三册文集，由其孙女王书燕女士着手整理出版，费十余年之功。在六十年经营古书业生涯中，子霖先生就所经眼的善本撰成提要数百篇，散于他的日记、书札、手稿之中。《古籍善本经眼录》整理出三百余篇。其中，宋刻本三十余种，金、元刻本四十余种，影钞宋元刻本及明清钞本近一百五十余种，明清刻本、活字本等近百种。
是书收录之书，均为1911年之前刻印、钞写，故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经部8类24种，史部12类69种，子部15类93种，集部4类131种。
古书业经营者中刻苦之人，常可以成为古籍版本的大学问家，撰写《贩书偶记》的孙殿起先生便是如此，子霖先生亦如此。他自弱冠始，浸淫于古书业大半生，经眼善本可谓数不胜数。且其在经营之余，有心钻研古籍版本及目录之学，故版本学成就斐然。而其经眼古籍提要非为沽名钓誉而作，他在1962年8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
多年来未辍于日记。然深感经营追利生涯中，无非是道听途说，巧言假誉。虽然我见到稀珍奇籍，也仅做自我胸中明亮罢了，又何足纪录宣扬呢?有人曾几次促我经眼的奇籍，可以记其来去过程，以便为后日核对。又有人询问我所经奇书奇迹(似应作“籍”)，愿为我记录。我一向不愿出头露面，只要闷头实作，何必扬播虚名，并且以自己检查，确是无根基的工作者，所以把这些留名假誉事迹统统丢掉了。
与写日记一样，子霖先生多年来一直撰写善本书提要。只是由于这种习惯出自作为经营者的本能，并不刻意为之，也并未有心使之形成系统，故体例上有所不一。但能整理出版，对于古书已经近乎绝迹的当世，功莫大焉。检视全书，有这样五个特点:
第一，善本书标准宽泛。
何为善本书，见仁见智。且看子霖先生心目中善本书的范围:“古籍中刻印较早，流传极少，文物价值较高的，如宋元刻本。内容较好，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或科学研究参考价值的书籍，无论旧椠近刻，新近稿本、抄本、校本或批校本，名人题跋能说明问题的均属善本范围，亦称珍本。”
这个定义囊括了版本价值、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可见子霖先生对于善本书所拟定的标准是相当宽泛的。三者有其一，便可称作善本。故而书中记录了不少一般不看作善本的本子，如巾箱本等，但或因其罕见，或因其可作研究，或因其可资收藏，均一一记之。
第二，提要内容丰富翔实。
提要目录自宋代始为兴盛，只有目录而无提要，在参考价值上，便比提要目录逊色许多。而撰写提要是一项颇为繁杂的事务，须凭借图书资源的多寡与撰写人本身的知识积累。好的提要，可以揭示很多书籍要义。
子霖先生撰写的书目提要，有些记录其卷数、册数、每半叶的行数，每行字数，板框的高下大小等;有些详细记录其作者、钞写者、编校人、刻工、藏家等;更有记录牌记、避讳、序跋、版本源流、修订、作伪等。传本不多之书，为述其书之原委。内容特殊之书，则举其序跋要点。这些都可以作为版本鉴定的要素，其中可资参考者甚多。
第三，详记藏家印章。
这是子霖先生撰写提要的一大明显特征。只要书中有印，皆详载，且不论多少，不厌其烦。藏书印历为古籍中一大风景。子霖先生平日也会收集藏书家、名人的图章，用上等的印泥，盖在专门的线装册子里。此一来说明他对名家藏本尤其重视，二来藏书印也可作伪仿造，是鉴定要素之一。书中便有对黄丕烈印章的考证文字。
第四，与前人著录相互印证。
作为古书业经营者，子霖先生自然对各种版本目录烂熟于心，且在经营活动中能够运用自如。他在经眼录中，也多次提及前人或者时人的版本目录，如《士礼居书目》、《读书敏求记》、《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等以作对照或者加以考证。这样既可知晓一本古籍的来龙去脉，更可把握书籍整体内容与形式的变化。
如对《春秋诸传会通》二十四卷(元李廉撰元刻本)，子霖先生考证如下:“此元刊元印极精，见于《艺风堂藏书续记》，惜每卷书名下剜去‘庐陵进士李廉撰’七字及序后‘之正辛卯腊月崇川书府重刻’木记。”这样一对比，对于版本源流就了然于胸了。
第五，记录珍异版本。
古籍中，宋本为最贵，可谓一页难求。子霖先生记录了三十余种宋版本，其中不乏珍藏。可举《韩昌黎集》五十六卷(唐韩愈撰，宋乾道刻本)为例，在记录了其纸张、内容、版本、避讳、藏印之后，他这样说:
“按文词源所刊之《韩昌黎集》世所罕见，较之世采堂本，尤为珍秘。此盖因一则时代较早，二则字体更较秀朗，三则世采堂本，明徐氏东雅堂曾覆刻，近沪上又有影印本。而文氏刊本，则七百余年来，绝无覆刻影印本出现于世，虽不敢遽定为海内孤本，然推尊为书苑瑰宝之巨擘，则世界鉴古家当然无异辞也。”这段版本的比较与分析可谓周全、到位。
子霖先生在提要中也阐述了他的一些版本学思想，其中不可妄改古书，传抄时亦不可篡改字行，失古书之面目等原则最为重要，他在多部书提要中均有提及。保持古书的原貌，是他非常重视和期望的。
在子霖先生的经营生涯中，与其打交道的学者、文人数不胜数，其中不乏梁启超、罗振玉、傅斯年这样的大学者。书后附录了《售梁启超古籍价目单》，学者的研究岂能离得了像子霖先生这般有见识的书贾。
袁世凯的二子袁克文(寒云)，一度嗜好藏书，他的《寒云日记》(1926-1927)曾在30年代出版过。子霖先生辑钞了寒云自1915到1918年的日记，涉及其交游、收书活动、咏书诗，且为第一次面世，提供了一份翔实、珍贵的历史资料。附录中的《王子霖存民国时期书价表》也较为宝贵。
子霖先生不仅经营得法，钻研学问，同时也为国家的古籍保护做出了贡献。从上世纪20年代末，子霖先生便和海源阁结下了不解之缘。1936年抗日战争前夕，他介绍海源阁嗣主人杨庭训将所余藏书中的数十种宋元珍本抵押于天津盐业银行，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由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主持赎出，全部拨交国立北平图书馆典藏。对于此番保护的心意与功德，子霖先生自己也说:“识别海源阁藏书并加以保护是我一生的骄傲，不虚往来人世。”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图书馆学专业2005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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