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虽尽而火已传新年读沈津新著三题

徐　雁

【摘要】本文以现任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沈津在海外研学所著《书城风弦录——沈津学术笔记》、《书韵悠悠一脉香——沈津书目文献论集》、《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三书为切入点，结合其师从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等国学前辈治书学艺的独特经历，阐发了惜时、惜福、惜缘乃是人生成材的大智略，阐述了沈著三书的内容特点。

【关键词】顾廷龙　书目文献　古籍善本书录

二零零七年元月一日上午，正在阳历新年的岑寂中，忽然邮差送到一件桂林来的纸包，拆阅方知，乃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遵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沈津先生之嘱，寄赠其新著《书城风弦录——沈津学术笔记》、《书韵悠悠一脉香——沈津书目文献论集》、《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三书累计文字百万有余，固余心念目盼之书也。感作者之高谊，叹著述之厚重，乃于午睡后开卷读书，于是寻章摘句，掇英咀华，心有所得，不能无作。

一、书韵一脉往情深

我与沈津先生虽然至今尚未谋面，却在记忆中还有“一脉书韵”可记。

沈先生于2004年所写《顾廷龙书题留影》(顾诵芬、沈津、高桥智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版)序中，有如下一段文字提及有关笔者本人的一点往事:

顾先生无论是写大幅的中堂，或是悬挂的匾额，抑或是寥寥数字的书签，每样都是认真对待，因为先生认为，字是写给人家看的，如果人们能从书法艺术中得到一种造型之美，能予人美的愉悦，那也就是他的乐趣……八十年代，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一些有志学生组织了学海社的小社团，社长即是当年未曾出道的徐雁。而学海社仰慕先生的大名，就由徐雁具函恳请先生为他们的刊物和《续补藏书纪事诗四种》(油印本)题签，甚至聘先生为顾问。对于这些不见经传的后起学子，(先生)热情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至于那些“大名头”学者著作，先生题的也不少……

我不知道沈先生是何从知道这一段故事的，能够写得如此真切，因为就我而言，还从来没有写过这一段初出茅庐、结缘学界的珍贵回忆呢。

却说1983年8月下旬，北京大学开学前夕，我从江苏太仓取道上海坐火车回北京，于是以北京大学学海社记者“杨帆”的名义，前往上海图书馆拜访了时任馆长的顾廷龙先生。承热心馆员将顾老从书库中请出，他就文化典籍和古籍整理的有关问题，即席发表了一通看法。我回校后，随即将当时的记录整理成文，发表在社刊《学海》上。想来当年作为顾门大弟子，顾老曾对他说起过此事吧。

沈津之能列于顾先生门墙为大弟子，乃是历史给予他的一个良机。

那是1960年，上海市有关部门领导忧虑起文化领域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来，于是以组织的名义拟订了一份名单，要求有关专家、学者和具有一技之长者，都要培养各自的“接班人”。当年才15岁的沈津就此成为了时近六旬的顾老的“书童”，得以侍座左右，研习版本之学。当日正有个别“自命不凡的人”鄙视版本之学，“把它看得很狭”，“以为版本仅仅是讲宋、元旧刻，几行几字，边栏尾口”，甚至讥讽说:“版本学就是那么一些罢了”，这让顾老十分介意，并且相当生气。

为了驳斥这种偏见和谬论，1961年12月，顾老动笔写了一篇题为《版本学与图书馆》的文章，向学术界大力宣讲和积极弘扬“版本之学”。

他指出:“讲究宋、元旧刻，固然是版本之学的一项内容……依我看来，版本的含义实为一种书的各种不同的本子，古今中外的图书，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并不仅仅限于宋、元古籍”，“不仅古籍有版本问题，新书、外文书同样也有版本问题”，“自汉而宋而清，是版本学从创始到发达的三个时期……我们应该在清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版本学与图书馆的关系最为集中，最为密切，因此，图书馆工作者特别应该加强研究”，有理有据，无可辩驳。而年少力富的沈津于此时立雪顾门学艺，可谓适当其时。

四十多年之后，展读艺已大成的沈津的文章，最难忘的是他对缘分的顾惜和师门的感恩。2004年底，他在《书城风弦录》序言中说，人在世间是要讲缘分的，而他的重要的缘有二分，一分是“师缘”，一分是“书缘”。他说:

“师缘”者，是指我的导师顾廷龙先生，还有潘景郑、瞿凤起先生……顾先生是上海图书馆馆长，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图书馆学家之一，也是举世公认的目录版本学家、书法家。潘景郑先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吴梅的学生，也是潘祖荫滂喜斋的后人，家有宝山楼，富藏书，精鉴别;瞿凤起先生则是清代四大藏书家铁琴铜剑楼的后人，家学渊源，对于宋元本的鉴定，颇有研究。他们二人也都是国内重要的目录版本学家。

2005年春，他在《书韵悠悠一脉香》序文中，再次感慨地说:

每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都充满着无数次的机会，当然，如果不能把握，那机会也会失去，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有时我会想到，我和我当年的同事吴织，大约是60年代初期至80年代后期中国图书馆学界中最幸运的人了，那是因为我们能先后追随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在他身边工作……那时，潘景郑先生、瞿凤起先生两位从旁襄助，他们的提携，以及毫无保留地将他们几十年来积累的经验传授于我们，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他们的谦虚和谨慎，对于我来说，直到今天都受用不尽。

对于他主要追随的业师顾廷龙先生，他始终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时对他的告诫:“不能老是去看古籍善本，也不能钻进去就不出来了，你以后要跳出来，要找几个题目去做，你将来要做研究，那样才可以成为一个学者”;还有70年代中的教诲:“不要急于写文章，还是要打基础，要多读点书，多收集资料，这对你将来有好处。你要大器晚成。”

因此，直到70年代中期开始，也就是他过了而立之年后，才开始写作有关古籍版本知识和鉴定方法方面的文章，至于独立署名发表论文，已是80年代中期的事了，那就是见于《中华文史论丛》上的那篇《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稿的新发现》，而这题目还是当年由顾先生起定的呢。

在《学术事功俱隆，文章道德并富——回忆先师顾廷龙先生》中，沈津记其承教往事云:

60年代初，有一个时期，我晚上猛看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什么《红日》、《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一本接一本。顾老直截了当地对我说:“看一本长篇小说，要花不少时间，还不如等这些小说拍成电影后，你看电影，只要一个半小时就行了，小说中的内容都浓缩到电影里去了，你的时间就可以省下来了。”自那以后，我就不再看小说了，再好的小说我也敬而远之了。

那时，中国乒乓球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国内打球的人愈来愈多，我也是爱好者之一。当时，我在业余时间参加一个乒乓球队，晚上多有训练、比赛，人也很累。顾老知道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的球打得再好，也只能打到上海市队，但那是强手如林，打进去好不容易。我认为你打球适可而止，中午休息时玩玩，你应该把打球的时间用来学业务，这一行人才太少，你应努力才是。”顾老说这些话，真是有点恨铁不成钢，他希望我能快快成长起来，他要想方设法对我引而教之。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顾老生平最服膺的先贤语录，也是他授徒育人的良方。而珍惜青春光阴，追求才学满腹，这是顾老赐予少年沈津的至可宝贵的“人生智略”，应当也是沈津终于成材的秘诀。因此，当沈津43岁时，他被评为当时中国图书馆学界最年轻的研究员。作为中国古籍版本业务领域不可多得的稀缺人才，终为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所罗致。

“顾老对我的栽培，他对我的成长，用心也是良苦的”，沈津回忆道，先生曾经对他说:“凡是重要的工具书、参考书要自己买，就像身上穿的衬衣衬裤一样。图书馆的书虽可以借，但不能在上面写上自己的看法。”

他记得，在顾老多年前送给他的《明代版本图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晚明史籍考》、《劳氏碎金》等基本业务用书中，有一部《涵芬楼烬余书录》，上面有张元济先生墨笔和顾老、胡问楷先生朱笔(间有墨笔)的手校，这是刊印前的校样，后为顾老亲予重装。从中可以看出三老校勘得非常仔细，甚至有个别字不整齐，略现歪斜，他们都要一一指出，更不必说其他文字上的错误了。他曾就此事请教过，顾老回答说:“做事情要认真，不可轻浮。老辈们做事，一板一眼，从不马虎。”

这里所谓的“老辈们”，据顾老在《我和图书馆》一文中自述:“早年曾承晚清湖北学政、外叔祖王同愈授以目录版本之学。入大学，先后受胡朴安、闻宥、姚明辉、容庚、郭绍虞、魏建功、黎锦熙诸位师之教导，习语言文字、目录版本之学。”而沈先生则继承了由顾老所言传身教的“一板一眼，从不马虎”的老辈学人之风，这从他的论文选题，以及求真求实的学风中可以看出。

当在学术上发现“问题”可供商榷时，沈先生对他人从来都是坦诚直言，不掩城府的;对于自己则自律更严，决不文过饰非，因为他抱持的理念只有一条:“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而这也正是在哈佛燕京图书馆访问研学的笔者同窗姚伯岳君回国以后，为我所恳切陈述者，让我感受到一个斯文学者的真诚。

二、书缘无限惜福真

迄今为止，现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的沈津先生，陆续撰著出版了《书城挹翠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翁方纲年谱》、《顾廷龙年谱》、《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书城风弦录》、《书韵悠悠一脉香》，编纂了《中国大陆古籍存藏概况》、《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顾廷龙书题留影》、《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等，已成为厚积薄发的一个学术仪型。

《书城风弦录》和《书韵悠悠一脉香》基本上是其于1990年身在海外后的作文自选集，但两书既以“学术笔记”和“书目文献论集”为副标题，说明作者心目中自有畛域。

《书城风弦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大多收录其21世纪以来在美所写的学术随笔札记，字里行间多了一份气定神闲。他说，“在美国写作，有一点好处，即是无论在晚间或休息日，你都会很少或不会被应酬等无谓的人情关系所干扰，你可以静心地去面对电脑写作”:

这80多篇文章，多发表在《书品》、《旧书信息报》、《藏书家》、《收藏》、《文物》、《中国文物报》、《学林漫录》、《大公报》(香港)、《九州学刊》(美国)等杂志、报纸上的，现在把它们收集起来，编成一本小书，也算是对我昔日的耕耘来个小结。

本书分为六辑。依次是:“古旧善本之属”，收《古今绝作说“毛抄”》、《也说〈雷峰塔藏经〉》等18篇;“新善本之属”，收《郭沫若签名本〈南冠草〉》、《谈老戏单的收藏》等25篇;“书林逸闻”，收《王培孙和南洋中学藏书》、《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等14篇;“读书偶得”，收《读〈藏园群书经眼录〉》、《我与〈古书版本常谈〉的不解之缘》等11篇;“图书馆巡礼”，收《我所知道的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我与上海图书馆》等8篇，最后一辑为“其他”，收《关于美国的古籍善本数据库》、《中国首任驻外领事胡璇泽》，以及《古籍收藏与出版——旅美学者沈津访谈录》和《燕京图书馆的“宝贝房”》四文。

而《书韵悠悠一脉香》(系“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七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则有所不同。他说:

以这本集子中的文章来看，其中有九篇文章是在国内时所写，其余的都是在美国工作之余抽暇所做的，由于大部分发表在台北的学术刊物上，所以大陆的读者不易见到。而从其内容来看，大致上分为三个方面，其一为古籍版本的考证，再就是对国内的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的善本文献介绍和美国所藏善本图书的叙述，第三部分是我为自己的几本书和影印古籍写的序、后记和叙论。

《书韵悠悠一脉香》虽不分辑，但上述的三个方面，也大致为这部书目文献论文集分了类。全书凡收34篇文章(其中有13篇，系学术性的图书出版说明、序言、绪论、前言、后记之属)，可见作者基本的学术取向，还是在于古籍版本的具体考证，以及有关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的收藏揭示方面。这是作者长期用功之处，也是学术同行最为关注的所在。

据实看来，所谓“学术笔记”和“书目文献论集”，只是作者自己对《书城风弦录》与《书韵悠悠一脉香》两书的主观区分，其实并无十分严格的内容界限。

如从雷峰塔藏经说到“灵隐书藏”，从宋刻《万寿大藏》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到杭州雷峰塔及《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从“本衙藏板”说到胡正言与“十竹斋”及其刻本《重订四六鸳鸯谱》，从明铜活字印本《诗经》到明代坊刻图书的流通与价格，从北京、上海图书馆的古籍善本藏碎到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古籍的保存、保护和整理……两书话题或论题时相交叉，有的互为印证，整合而读，方能获得完整资讯。

以我近年来所关注的中国旧书业资料而言，我于《书城风弦录》之“书林逸闻”辑固然增见益闻，所得多多，但在《书韵悠悠一脉香》一书有关文章中也爬梳甚丰。尤其是其《中国大陆古籍存藏概况》“绪论”中《近代以来的旧书店和图书馆的关系》，更是其旁及旧书业研究的力作，其论点足资我正在著述中的《中国旧书业史》(上、下册)之参考和征引。

至于《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系“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六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如编撰者在后记中所说，本书着眼于“稀见、难得的明刻本，以及那些未刻的稿本、抄本”，而此书问世，则其《书城挹翠录》(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则差可覆醅也。因为“之所以将《书城挹翠录》中之大部收入，一是因为此书当年发行量甚少，甫出版即已售罄。二是书中舛误太多，甚或有些段落无法卒读，这是我感到十分内疚的事情。”显然，该书将是一部可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相参照的重要古籍工具书。

由一个公共图书馆的典藏管理者而终于著述立说成为目录版本学者，这也就是沈津先生所说的“书缘”了。他在《书城风弦录》序言中说:

“书缘”者，是我这40余年中，都在和善本书、特藏文献打交道，皆司管理之职。对于这些浩若烟海、汗牛充栋的传统文化结晶，我能参与其中，为之整理、鉴定、编目、管理、利用，实在是我的幸运。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初，上图善本组开始编纂《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潘、瞿两先生任具体的审校工作，吴织和我则负责从书库提书、还书，以及将潘、瞿审校过的书及卡片重新核对，即书名、卷数、作者、版本项的为何改动，都要仔细去看。那时我住在图书馆内，兼做保卫工作，所以也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对所经眼的善本书作了很多笔记。日积月累，“文革”前《善本书目》初稿完成，我也将当时馆藏善本14000部来个“兜底翻”，这让我的业务水平有了很大的飞跃，也为我以后所进行的版本鉴定工作打下了基础。

在《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后记中，他对此还曾进一步说明道:“对于我的导师顾廷龙先生来说，要写善本书的书志，是他早先就有的意愿……后来顾师在百忙之中，也确实为‘合众图书馆’写了一些书志。就以上海图书馆来说，60年代初在顾师的主持下，就想编写一部馆藏善本书志，当时参加写作的除顾师外，还有潘景郑、瞿凤起以及沈文倬先生。可惜，只是开了个头，写就了数十种宋元本书志，就因其他事情而停下了。”

这“书缘”的另外一层，也就是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的八年宝贵经历(他参与了在全国各地举行的几乎所有的编辑工作会议和主任委员扩大会议)，尤其是出入海内外有关图书馆善本书室的实物见闻了。他回忆道:

我能在具体的实际编辑工作中，时时向当时国内的第一流专家请教，实在是难得的机会。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机遇”，我和我的同事在国内的不少图书馆去鉴别版本，开阔了眼界，也增长了不少见识。再加上这些年来，在香港、台北及美国所见善本书，大约在2万部左右，包括敦煌唐人写经、宋元旧椠、明清精刻、名家抄校稿本、版画、活字本、套印本等。我相信，这种实践虽多是“云烟过眼”，但是它却给了我不会再忘却的经验。

其实这分“书缘”正是承其“师缘”而来，“师缘”与“书缘”恰成其良因善果。

假如没有当初那番惜时用功和求知悟性，他岂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对所经眼的善本书作了很多笔记”，知此番“书缘”之可宝贵呢?他又怎可能留心“时时向当时国内的第一流专家请教”，知此番“书缘”之不可多得呢?又哪来的机会，饱其鉴赏海内外图书馆二万部珍藏善本之“眼福”呢?……

总之，假如没有上世纪60年代初，他把握时机做好“书童”和“学徒”的前因，又如何能招致赴香港和美国做高级访问学者之后果呢?沈津先生的成才经历予人以启迪和深思。

三、书城风弦自有声

沈津先生的三部新书，令我印象至深的，还有他所继承下来的顾老那颗“仁爱之心”。所谓“仁爱之心”，我认为在图书馆管理领域的表现，就是“敬惜字纸”的一丝不苟和“给人看书”的百无禁忌。此两者虽然具体而微，却难能可贵，闪烁着人文主义的熠熠光焰。我认为，这才是一种真正务实于细节之处的“图书馆精神”!因为环顾国中，并不是所有的图书馆人，都具有此种公益品德和宽厚怀抱的。

顾老在耄耋之年所写的《我和图书馆》一文中，曾以“收书”、“编书”和“印书”三题概述了自己以书为友的职业人生。他于文章末段道出了自己结缘图书馆事业的原由，语言是那么的质朴无华:“我自幼随父亲学习书法，对古文字产生浓厚兴趣……所以有人对我选择图书馆职业不甚理解，也有人认为搞图书馆工作无甚学问。确实，图书馆工作是为他人做嫁衣，但对保存与传播文化起着重要作用，很有意义。当初叶景葵、张元济相邀南下办‘合众(图书馆)’时，我曾说过这样的话:‘人不能自有所表现，或能助成人之盛举，亦可不负其平生。’如今我对人生仍作如是观，并且努力在有生之年为图书馆事业多做点事情。”

老辈学人的这种人文怀抱实在是感人心魄的。沈津在《学术事功俱隆，文章道德并富——回忆先师顾廷龙先生》一文中也记述道:

在顾老身边久了，你会发现他爱书、爱图书馆、爱他所从事的事业。“文革”中有人曾批判他说的“片纸只字皆史料”的观点。实际上，在顾老的眼里，只要是书，只要有一点价值，他都不会轻易处理。他曾说过:“古代文献，为研究历史、保护文物者所重视，即片纸只字，亦均珍同球璧。”他曾对我说:“有些书对你来讲，很陌生，因为你不研究，但不研究不等于没用，要研究的人就会去找这种书。所以对图书馆来说，它的藏书是要给人用的。光收藏，不利用，那是封建藏书楼的做法，今天的上海图书馆一定要改变过去的做法。”

我在主持上海图书馆特藏部(古籍组、文献组、徐家汇藏书楼)工作时，顾老对我说:“你的责任就是要管好上海图书馆的这二百万册藏书，这些都是前人留下的珍贵遗产，不要有任何差错。”80年代后期，耳闻北京有的图书馆实行读者看善本书要收费的事……他听了连连摇头，嗤之以鼻。他要求我，在上海图书馆，读者看善本书、普通古籍以及所有的文献资料，包括1949年以前的所有报纸期刊都不能收费。他说:“图书馆的书是给人看的，不是商店卖商品。当年，张元济、叶景葵等人办‘合众’时，就是想办法保存图书文献，让读者来看书查资料、做学问。”

如今读沈津先生的书，我们也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这种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仁者之心。或如他多次陈述的那样:“我总以为，在图书馆工作的专业人员和别的研究单位或大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最大的不同，是在于他们直接和书打交道，版本学的实践经验较为丰富……较之馆外的研究人员更易取到新的资料”(《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后记)，“在图书馆工作，对于馆内的专业人员来说，自有一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方便’，但是对于馆外的研究者却是很难知悉馆藏的底蕴，因此，做起研究来，就必定为资料的收集而大费周折，这些年来，我很想做的一件事，即是把过去所经眼的古籍善本选择部分难得之本，写成善本书志，供研究者参考……”(《书城风弦录》序)

我认为，正因为有此推己及人的职业体认和津逮来学的知识理性，才有其学术的自觉和文化的追求，也就有了先后写作二百多万字善本书提要的不竭动力。他在《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后记中，十分认真地叙说道:

对于中国的善本书录或藏书志始于何时，我没有作过仔细的考证。但是在唐韩愈的《进学解》中有“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的话……在今天，任何一个重要的图书馆，都有它的历史，包括它的藏书渊源，以及藏书特点。如一馆之所藏琳琅满目，那对研究者来说，虽不能亲入书库，但在读馆藏善本书目时，也会触发灵感。

我以为今天的善本书志的写作，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加详细地记录，尽可能使之精审确凿，而不是一张图书馆藏书卡片的放大……21世纪的今天，图书馆亦处于信息社会中，如若研究者能透过书志、解题、提要，以得知原书之卷数、作者之简历、版本之认定依据、全书之内容、因何而撰、序跋之摘录、他处之入藏，以及其书之特点、收藏之钤记等，并能找到对他有用的信息且加以利用，那样的书录当能受到注目。

如此恳切之言，闪烁着的是他的真知和灼见。这既是沈津先生作为图书馆古籍善本典藏人的职业体会，更是他自己长期治学的宝贵心得。他在这里度给人们的，其实是一枚借助版本目录学如何做其学问的“金针”。

读沈先生的著述，还能感受到两代典藏人对于古籍修复和保护问题的共同忧思和关切:

上海图书馆现藏有家谱一万种，七万五千册，数量很多，不过有一个问题，纸张已经很破旧。这使我联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古籍整理工作中，修补古籍是第一步。原来上海古籍书店有些修补古籍的高手。现在已经不在了，故世的故世，退休的退休。上图现在有几位中年同志，技术还不错，但人手太少。应该把培养古籍修补人才列入规划。我替古籍修补工作呼吁一下，希望大家能够关心。(顾廷龙《古籍整理二三事》，1986年2月)

虽然哈佛燕京30、40年代从大陆采购的善本书书品还不错，而且每部书都有函套，但是从日本购得的书中有少数为虫所蛀，需加修补。可惜的是，在美国很难找到这样的专家……郑炯文馆长很想做的一件事就是，从中国内地聘请一位善本书修复专家来美，举办培训班，训练东亚馆的人员，使之略懂并掌握一些修补技术……我们仍在物色寻找大陆图书馆界的优秀专业人员作为访问学者来哈佛，作一些古籍的整理和撰写书志的工作……当然，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大陆重要的省市一级公共图书馆的这类人才在目前来说，也已逐渐呈现出后继无人、青黄不接的局面，而且少数几位一流的专家年龄也在70岁以上，所以，这类工作不能再拖，再拖上几年，恐怕就难找到合适的专家来做这项工作了。

(沈津《关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中文善本古籍保存保护和整理》)

由于有着亲事著述的经历，所以沈先生体恤到1928年建立的哈佛燕京图书馆越洋收藏的中文古籍善本，是“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这四万余部线装书在本土侥幸躲过天灾和人祸，又在近现代中国军阀内战和日寇侵华战火中流离失所，漂洋过海，安藏于半个地球之外的异邦……因此决心不负历史机缘，立志仔细扎实地写好《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不只是记录书名、规格、出版年代等基本资料，还要提供更多内容，好好地介绍每一本善本书”，“我希望让做研究的人能够比较容易地找到他要的东西，不会错过任何有用的资料。”

这种慈悲之怀、普世之心，乃是传自学界老辈的中华人文香火的优良一脉。儒家所口讲指画的“克己复礼”、谋篇传道的“仁义道德”，岂无谓哉?

1997年3月，他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三楼工作室里，为《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2月版)写下了“后记”，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

“人生能有几回搏。我把写作这本《书志》看作是一种绝无仅有的挑战，写作期间，自始至终，都有一种紧迫感……在撰写的二年间，虽有节假日，但我都没有应朋友之邀，再去那些曾踏足之处重游之念。我实在是把全部心力都投入到写作这本《书志》上去了。”这是因为三十多年来，除了其中的十年“文革”外，“我几乎都在和书打交道，而又特别和善本书结缘，经眼的宋元明清善本、抄校稿本、敦煌写经也不下两万部。我很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想把那特别有价值的善本书写成书志，给‘无缘’看到原书的读者一种信息……如今，能撰写如哈佛燕京的《书志》，也算能达到我的夙愿了。”

为了完成此愿，沈先生在1992年5月至1994年4月两年之内，提要该馆所藏南宋元明刻本凡1433部，成书字数为152万余字(而初始的计划只是70万字)。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教授在其书序言中说:“其精细前所未见，馆藏宋、元、明善本可借此窥其全貌，研版本学者亦能得以勘校版本异同而藉资考镜”，稽其实际，洵非虚语也。

人生最难践其志而尽其才。但若尽其在我地认真努力过了，其实也就不必有什么可遗憾的了。因此，当我读到沈先生于2004年圣诞夜所作《书城风弦录》序中的这一段话时，就特别心有感触:

大约每一个人，对于未来经常怀着一种憧憬，而对于逝去的岁月，偶有一种怀念。屈子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我过去十分喜欢的一句话。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我给自己订的目标是在我退休之前，必须写作、出版300万字的有关目录学、版本学、文献学方面的文章，及研究论文、善本书志等。如今，20年将逝，我的目标也早已经达成，如果加上辑录校补并出版的文字，已经在五百万以上了。回首过去的光阴，自己觉得也没有什么遗憾，出的那10本书，加上编的37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如果对研究者还有些许用处，那或许就是我最大的满足了。

“士之有心谓之志”，“有志者事竟成。”人生百年，最大的快慰莫过于心想而事成了，因为心想事成乃是人间的至福。纵览古今，横观中外，岂能多得?

沈先生的满足感，是以其专业自信心和学术成就感为基础的，而其专业自信的取得和学术成就的建树，端赖其惜时、惜缘和惜福。难怪两年前的元旦，他饮水思源，回首来路，脑海中涌现出了孟郊《游子吟》的名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来。他在《书韵悠悠一脉香》的序言中深情地写入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说我在目录版本学的研究中有什么心得的话，那都应该归功于当年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三位先生对我的训练和教诲，也包括当年上海市文化局及上海图书馆领导对我的培养。如果没有在上海图书馆三十年的专业训练和实践的基础，我是不可能在美国哈佛大学这座重要的殿堂里，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的。我深深地感谢那些在当年提携过我、帮助过我的师友……”

学有师而力愈勤，薪虽尽而火已传。让我们分享宏烨斋主人(沈津先生取其夫人赵宏梅女士和独生爱女沈烨名中各一字为书斋名)立言有成的喜悦，并以他惜时、惜缘和惜福的经验，作为学术人生的一种大智略吧。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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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15日，作为我国清代四大著名藏书楼之一的“铁琴铜剑楼修缮恢复工程”正式启动。此次铁琴铜剑楼的修缮恢复工程由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除修缮藏书楼和瞿氏大院外，还将恢复瞿氏后花园和建造遗址公园。整个工程占地8.2亩，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总投资约1600万元。天一阁藏书楼代表应邀出席。

●2007年10月，皕宋楼藏书流失一百周年之际，“皕宋楼暨江南藏书文化国际研讨会”在浙江湖州举行，研讨会由湖州师范学院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