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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名港的兴起与鉴真东渡

时间:2023-01-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到了唐后期,吐蕃势力不断拓展,终于使得这条绵延千里的陆上丝路完全中断。陆上丝路的衰落,为海上丝路的发展带来了契机。鉴于此,唐代成了海上丝路发展的重大转折期,并引导了宋元的空前繁盛。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兴旺发达,带动了沿海港口城市的发展。同时,扬州也是海上丝路东线与南线的连接点。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扬州成为沟通海上丝路与中国广大内地的重要节点,很快成为唐代对外贸易的商业中心。

自汉代张骞凿空之旅打通西域、开辟陆上丝路后,我国古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就长期依赖这条路。然而陆上丝路有着很大的局限性,除了沿途自然条件险恶,常常要穿越戈壁沙漠、翻越崇山峻岭之外,更为严峻的是,受西域各国政治形势影响也很大。到了唐后期,吐蕃势力不断拓展,终于使得这条绵延千里的陆上丝路完全中断。陆上丝路的衰落,为海上丝路的发展带来了契机。海上丝路不仅克服了陆路的局限,还有运载量大、费用低、损耗量小等诸多优点。同时,自唐代中叶经济重心南移,北方大批工匠和民众避祸于江南,使得江淮地区的经济获得了空前发展,丝绸、茶叶、瓷器成为可供出口的大宗商品,海上丝路就是在此时被称作“陶瓷之路”的。鉴于此,唐代成了海上丝路发展的重大转折期,并引导了宋元的空前繁盛。

四大名港及北方重要港口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兴旺发达,带动了沿海港口城市的发展。随着东西方航路的拓展,我国港口城市不断由北向南推移。到唐代后期,已经形成了享誉海内外的四大名港——广州港、泉州港、明州港及扬州港。北方海域则以登州港和密州板桥镇港最为著名。

广州港

广州古称番禺,秦汉时期已经开启了对外贸易,南朝时期成为南海航线的始发港口,到了唐代,对外贸易活动日益频繁。据《旧唐书》记载,广州“有蛮舶之利”,“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互市”,“环宝山积”。

然而好景不长,在安史之乱中,南海郡遭到严重破坏。到大历四年(769)李勉来广州任刺史时,早已不复当年的盛况,港口萧条得“西域舶泛海至者,岁才四五”。 之后经过几任刺史的大力整顿,广州港才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繁华,诸番舶“日十余艘,载皆犀、象、珠琲,与商贾杂出于境”。

随着海外贸易的兴盛,前来中国的外国商人、水手及宗教人士也不断增多,他们被称为“蕃客”。这些外国人与当地人杂居婚娶,不避差异。为了便于管理,当地政府下令外商必须集中住在城外。他们聚居的地方被叫作“蕃坊”。由于“蕃坊”内有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因此专门修建了伊斯兰教寺庙怀仁寺。“蕃坊”里经选举产生的“蕃长”,主持日常事务,俨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城外城”。

泉州港

“蕃坊”建筑

“市井十洲人”绘画(局部)

泉州港位于福建南部的泉州湾内,航道深邃曲折,是我国古代的天然良港。自唐代起,泉州港开启对外贸易。明代人何乔远的《闽书·方域志》记载,唐武德年间(618—626),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4个门徒来到中国传教,有两位到了泉州,并在泉州终老,其墓至明代时尚存。20世纪60年代,泉州郊区曾出土过一方阿拉伯文墓碑,从碑文来看,大约立于唐贞观年间(627—649),可见唐初已有阿拉伯人来泉州侨居。唐代时期,因常有番舶泛海而来,一时间泉州商贾云集,呈现出“市井十洲人”的繁荣景象。

随着海外贸易的不断发展,泉州城一再扩建。尤其是在五代闽政权时期,这里未遭受战争的蹂躏,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这时期的陶瓷、茶叶、蚕桑、铸造等方面比之唐朝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乾隆《泉州府志》记载:唐末五代时,王延彬任泉州刺史,“凡三十年,仍岁丰稔,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因谓之‘招宝侍郎’”。

明州港

明州港地处甬江下游,杭州湾口,为现今的宁波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便于出海。唐中期以后,这里得到了迅速发展。唐长庆年间(821—824),明州州治移至三江口,地处奉化江、余姚江、甬江交汇处。三江由此地汇流入海,这里很快成了水路运输集散中心。同时,当地政府在此筑城,并完善码头设施以及造船场,明州港渐渐发展成为唐代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唐朝时,明州输出的丝绸、青瓷名扬天下。

宁波夜景

中日间南路航道的开辟,也使得明州的地位日益重要。天宝十一年(752),日本共遣4艘船来唐,有3艘是在明州登陆。其后中日之间的交往,多从明州出发或登陆,使得这里在唐后期至五代获得了空前发展。

扬州港

自隋朝开通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以后,扬州因地处运河与长江入海口交汇处而成为集江、海、河运于一体的大港口,渐渐发展成为南北漕运的中转大港、南北物资的集散中心。同时,扬州也是海上丝路东线与南线的连接点。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扬州成为沟通海上丝路与中国广大内地的重要节点,很快成为唐代对外贸易的商业中心。

扬州大运河

登州现状

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南移,江淮一带经济空前发达,以至“国家用度,尽仰江淮”。韩愈也说:“今天下赋,江南居十九。”扬州又是淮盐集散之处。正如宋人洪迈所言:“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唐诗中对扬州繁华的描写也是不惜笔墨,如“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等,可见当时扬州之繁盛明丽。

登州港

登州港位于山东半岛北部,蓬莱城北丹崖山下,是我国建设时间较早、保存相对完好的古代海港和海防设施。登州港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军港。唐代时,登州港是北方的繁华港口。这里是北方重要海洋文化发源地,也是当时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军港,更是东海航线的起点,影响较为深远。唐代以后,登州港成为山东半岛对外贸易的主要海港,来自日本和新罗的商船常常经登州港与中国大陆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唐朝政府还在登州附近沿海设置新罗馆,为来华的新罗侨民、商人和旅行者提供落脚之处。据史料记载,隋唐时的登州港“帆樯林立,笙歌达旦”,十分繁盛。隋唐时期的300多年里,登州港成为通往海外的重要门户,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密州板桥镇港

密州板桥镇港位于山东青岛胶州旧城区,濒临胶州湾。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青岛市考古所对古板桥镇遗址进行多次考古发掘,重现了这一口岸昔日的繁盛。据历史记载,唐朝政府曾在大珠山港湾设贸易口岸以及修船基地,并开辟了通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航线。武德六年(623),唐高祖李渊利用胶州湾优越的地理位置在其北岸设立板桥镇,初是为了在此集结兵力征讨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唐朝军队协助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板桥镇逐渐成为与新罗、日本以及南洋各国贸易往来的大口岸。

除了通商贸易,板桥镇港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据学者研究,有唐一代,日本来华学问僧大多经板桥镇口岸登陆,如三次进入山东半岛的圆仁大师;随遣唐使来华的许多留学生也频繁出入板桥镇等口岸。

作为海上贸易以及文化交流的历史古港,板桥镇带动了当时青岛一带的发展,清晰地展现了以海洋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脉络,“一个板桥镇,见证了500年之久的辉煌历史”。

鉴真东渡

鉴真(688—763)俗姓淳于,14岁时在扬州出家,26岁时便在扬州大明寺讲经说法。他博学多才、德高望重,是当地极负盛名的“授戒大师”。鉴真所生活的年代正是中日交往的高潮时期。日本怀着“万事悉效仿之心”,设法来中国学习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文化,经常派遣使团来中国学习,称为“遣唐使”。使团中除了使节和随从之外,还有留学生、百工、僧人等。

天宝元年(742),日本学问僧荣睿、普照来到扬州,恳请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授佛教奥义,为日本的佛教信徒授戒。以当时的航海技术,要穿越茫茫大海前往异国并非易事,故而大明寺众僧皆“默然无应”,唯有鉴真表示“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遂答应请求,决意东渡。

大明寺内鉴真像

是年冬天,鉴真带领弟子连同日本僧人,在扬州既济寺停留,准备东渡。不料,鉴真的一名弟子道航认为师弟如海“少学”,阻止其赴日,引起如海不满,如海便诬告鉴真一行意图与海盗勾结,准备攻打扬州。彼时海盗猖獗,当地官员闻讯大惊,拘禁了所有僧众,虽然很快即被放出,但是下令让日本僧人立刻回国。鉴真的第一次东渡就此夭折。

两年后,经过周密筹备,鉴真等17名僧人,以及雇佣的玉作人、画师、雕檀工人、刺绣工人等共百余人再次出发。岂知尚未出海,便在长江口遭遇风浪沉船。船刚刚修好又遭大风,获救后转送明州阿育王寺安顿。开春之后,越州(今绍兴)、杭州、湖州、宣州(今安徽宣城)各地寺院皆邀请鉴真前去讲法,第二次东渡就此停止。

鉴真结束了各地讲法活动之后,遂准备再次东渡。越州僧人得知此事后,为挽留鉴真,便向官府控告有日本僧人潜藏中国,意图“引诱”鉴真前往日本。于是官府将正在中国的荣睿投入大牢,遣送杭州。第三次东渡就此作罢。

江浙一带的数次出海计划皆未成行,鉴真于是决定转道福州买船出海。岂料鉴真的弟子灵佑见鉴真年事已高,担心其安全,遂苦求扬州官府阻拦。就这样,鉴真一行刚走到温州便被截回扬州,第四次东渡不了了之。

天宝七年(748),荣睿、普照再次来到大明寺恳请鉴真东渡。鉴真即率僧人、工匠、水手从崇福寺出发,再次东行。这一次他们又遭遇了风暴,几经辗转,竟漂流到了振州(今三亚市西北),便在当地大云寺安顿。鉴真在海南停留一年,将中原文化和医药知识带到了当地。时至今日,三亚仍有“晒经坡” “大小洞天”等鉴真留下的遗迹。

之后几年,鉴真由于种种原因几番滞留,始终未能成行。但他去日本的决心从未动摇,发誓“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可惜天不遂人愿,鉴真由于水土不服,加之旅途劳顿,又为庸医所误,以致双目失明,只得黯然回到扬州。第五次又告失败。

鉴真东渡日本的海上航线

天宝十二年(753),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备真备等人来到扬州,再次邀请鉴真同他们一道前往日本,却遭唐玄宗阻拦。鉴真遂秘密乘船至苏州,转搭遣唐使大船。这次的海上航行依然艰险,但鉴真终究成功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鉴真到达日本后,受到孝谦天皇及各界人士的隆重礼遇。次年,鉴真一行抵达奈良,同另一位本土华严宗高僧“少僧都”良辨统领日本佛教事务,获得封号“传灯大法师”,并被尊称为“大和尚”。日本天平宝字三年(唐乾元二年,759年),鉴真与弟子们共同设计了唐招提寺。盛唐时期中国建筑艺术与雕塑艺术的精华就此根植于日本。同时,精通医学的鉴真发挥所长,积极向当地人传授医学与药物学知识,因此被尊为日本医药界的始祖。除此之外,许多中国产品的制作方法也随之传入日本,直接影响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据传饮食中的制糖法、豆腐制作法都是由鉴真传到日本的,因此他也成了日本制糖业、豆腐业的始祖。

鉴真东渡群雕

由于鉴真和尚在佛教、医药、书法等方面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每年,日本奈良市内的唐招提寺都会在鉴真和尚忌日举行法事,让民众参拜鉴真和尚坐像。2015年6月,唐招提寺还举行了为日本国宝级佛像“鉴真和尚坐像”开光的法事,以缅怀这位东渡日本传法的唐朝高僧。

唐招提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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