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窗诗话》跋

一九九三年深秋的一个早晨，我与香洲兄从嘉兴赶往南浔。袅袅的晨雾飘忽在清流潺湲的鹧鸪溪上，小船咿呀，行人穿梭，走在青石板的河边小街，仄进一条深巷，轻推柴门，小院里，青桐黄花，一派幽远之境。这里正是吴藕汀老人的画牛阁。

自初访浔溪到二〇〇五年藕公去世，十多年来，对我而言，藕公就像一本书，在一种愉悦的阅读中，我深切感受到吾国文化之传统在当下之遭际和一代知识分子的困顿浮沉与其人格的魅力。

随着一九四九年的到来，吴藕汀先生以一个旧时代的文化“遗少”步入一个新的时代，他承受着文化的变数，顺应命运的起伏。一九七三年他在与友人信中写道：

我十五至二十五是“绘画”，二十五至三十五是“玩印”，三十五至四十五是“度曲”，四十五至五十五是“填词”，五十五……是“种药”，以后不知怎么……

这样的生活仿佛超然世外，令人馨香祝祷。但事实上，时局动荡，生活窘迫，厄运如潮水一般接踵而来，先生竟能以平常心态平静地度日——说他平静，因为自一九五一年先生移家南浔，在嘉业堂藏书楼（当时是浙江省图书馆分馆）整理古籍，一住就是四十多年，二〇〇〇年先生以八十八岁高龄重归故里。似乎就这样简简单单，平平常常，先生平静地走过九十三个年头。可能也正因这样的平常，先生终能“安于现状”，隐于文艺，以此遁脱尘世之苦难。说他是隐，实则是逃，并带着几分“殉道”的色彩，这逃虽是消极，但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它便转成了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填词，作画，种草，养猫，并常在与友人信中发表自己对文艺的见解，文化总是需要理解与沟通的，否则必将于孤寂中沉沦。“文革”期间，他陆续撰写了大量的“诗话”，达三千条之多。因无笺纸，这些“诗话”大多写在当时“九大”的宣传单的背后，涉及乡邦掌故、风土人情、史事、人物、戏剧、诗词，忆旧谈史，时出新见。他以旧体诗（实则“竹枝词”）与现代文体（白话文）的结合，也是一种传统精神与现代文本的结合。其间以平民的情怀，蕴藉“贵族”的品格。可以说，它是“五四”以后白话文的经典名作。

先生之所以十分重视乡邦文献的挖掘整理，正是他史学观点的具体体现，他认为如果一个人的地方文史研究，哪怕只管三十里，只要挖得深，以小见大，这样的史学就很有价值，真实而可靠。正如胡适先生所说：真正的历史都是靠私人记载下来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关于乡邦文献的意义，先生在致友人信中有进一步的阐释：

有人说，现在还在关心乡邦文献是落后了，说话的人都是吃了曼陀罗。中国人关心乡里，形成了志书，这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事业，给一块土地写成年谱，做了传记，比外国人所谓《年鉴》，不知高出多少倍。美国早在清光绪年间，已在收集中国的志书，日本内阁文库也有不少，连到上海徐家汇天文台收得也不少，各有一二千种左右，国内除了北京图书馆外，都及他们不来。他们非常看重，当然是为了侵略，尤其是其中的地理和风俗，值得研究。可是志书的缺点，还是很多，不能尽量发挥它的作用。明代志书过于侧重文采，不及清代通俗完备。我不是说过，最好是崔浩说的“备而不典”。志书的两蠹，一是文网束缚的钳口之政，一是隐恶扬善的中庸之道。拿我们嘉兴来说罢，清兵进城屠杀和乾隆南巡情状，均只字不提，当然是有关钳口之政。严党问题是地方上一件大事，志书里也没有专栏记述，这属于中庸之道。

作为一个“旧时代”过来的文人，藕公身上葆守着传统文人的气质风骨却没有旧时文人的保守僵化，他喜欢同年轻人交往，思想活跃，坚持“独立思想、自由精神”。

藕公一生在书堆里生活，与书自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结。他说：“我写《药窗诗话》的材料，百分之七八十全凭记忆得来的。从前读书只苦无钱，现在还苦无书，真所谓‘双苦’了。”

先生去世前，躺卧病榻之上，我去竹桥看望，见老人身边还堆放着《袁氏当国》、《白宫黑玫瑰赖斯》、《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等书。他对秀州书局的范笑我说：“我死后，你们有了好书，帮我留着，放在我的书架上。”

曾有一对京城来访的读书人，问及藕公书柜中的书是不是都看过呢？藕公“脸通红通红地”说：给客人看的。此人后将此写成《买书不读》之文，先生见到付之一笑，信手作诗，谓“近有人笑余买书不读，作此聊以自解”：

藜光初照竹桥居，

虚领文澜四库书。

收得汗牛欲充栋，

至今结习自难除。

回到嘉兴的五年，先生对文字的热情比临池作画更为执着，这种热情主要来自他对乡土的深情，其次，对历史、对文化，先生有其独到的识见，他觉得有必要告诉别人。诸如《古禾片语》、《落花残片》、《棹歌纪事》、《郭家与我》、《烟雨楼诗话》、《昆曲在嘉兴》等等，都是他关注乡邦的著述。

“非典”时期在其哲嗣小汀先生协助下着手将这些散碎的“诗话”稿本加以整理，每整出二十五则，由秀州书局以“三人丛书”形式复印一百册，陆续整理出两百则，便是本书的内容。直至先生衰病，此事便搁下。我们希望先生的遗稿能早日整理出来，以便全面地解读先生的心路历程。

二〇〇七年二月立春于燕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