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回下苏州，便想起郁达夫《苏州烟雨记》中的那些话，“在都市的沉浊的空气中栖息的裸虫！在利欲的争场上吸血的战士！年年岁岁，不知四季的变迁，同鼹鼠似的埋伏在软红尘里的男男女女！……请你们跟了我来，我要去寻访伍子胥吹箫乞食之乡，展拜秦始皇求剑凿穿之墓，并想看看那有名的姑苏台苑哩！”如今的苏州亦非往日的苏州。但比起北京喧嚣，这里委实能让我悠然地吸上几口清新气息。
傍晚，和朋友一起沿道前街散步，竟不知不觉到了锦帆路，走近章太炎的故居，两幢被称之“国房”的青砖民式老楼，掩现古树浓阴之间。心想，这高围深院，亦如先生之门墙，不可企及。我曾多次从门前路过，大概因为门口挂着什么会的牌子，以为公家办公场所，谅是不便入内。而那“章氏讲学会”，“制言半月刊”的牌子已不复可见。从知堂先生的文章中获知章先生的墓（衣冠冢）亦在故居的后院。我生也晚，章先生自不可见，章墓倒是值得一谒的。
章太炎大名鼎鼎，其学谅也深不可及，故而章的那些太学术的著作我也未曾读过，但对章的生平行迹却兴趣十足。周劭先生有篇旧文《半小时访章记》（署名周黎庵），发表在一九三五年第七十八期《论语》杂志上，记叙三位年轻人贸然造访章宅的有趣片段。比如，写章的出现：“他步履端详，声息全无的从后门踱进来……章的身子本来已有了十五度，再略加几度，便算宾主揖让过了。”又，“他穿着一件蓝色缎子棉袍，加上一件玄色大花对襟半臂，脑袋大得惊人，估量里面不知藏了多少‘国故’”。
今天，只能从这些文字里揣想着章先生的风度。
说来真是“故事”一般。从章馆门前走过，我还依依不舍地回望几眼，想当年章先生在此开馆授学，生徒云集，好生热闹。我若赶上那年头，定也若那三位访章人一样投刺而入。正想着，走到了定慧寺巷口，朋友告之，双塔边有位宜兴人购下小楼，经营一些什件字画。便随之而入。长话短说，小坐片刻，主人示新得章太炎行书条幅，一见大喜，主人倒也慷慨，拱手相让。并说：本想挂在橱窗，朱老头每天路过，让他看看。所称朱老头便是章先生晚年的学生朱季海先生。早就听说朱常在双塔吃茶，而访朱之意早在十年之前，未知是机缘未到还是生性散懒，一拖再拖。趁新得章字兴味正浓，次日一早，与友人赶来双塔。
好几回，来双塔喝茶，朋友竟指着山墙边的廊下说，朱先生就在此处喝茶的。大有“寻隐者不遇”之叹！
向茶铺茶博士打听，他说：十点钟他就会来，到时我叫你。
我们沏上绿茶，坐在桂树阴处，等候朱先生的出现。便还想着，这位朱先生是否也和乃师一样“脑袋大得惊人”呢？
十点刚过，茶博士跑来，“来了，那位穿夹克的便是。”又指了指那拐角处。我似乎有些激动地走了过去。一位穿着灰夹克老人正在泡茶。我叫了声“朱先生”。他略略抬头，“你们从哪儿过来的？”声音透亮，一口地道的“国语”。我原先以为先生若一口吴侬软语，我可要搬援兵翻译了。我说：“北京。”“等等好吗？我泡好茶。”
先生戴着顶白色太阳帽，着灰色夹克，与时节颇不相宜。先生去水池边洗了洗茶杯，茶杯是一只装蜂蜜的扁形瓶子。茶叶放的并不多，却是新茶。并非我们想象的老茶客，茶浓如汤，茶叶涨满大半杯。
我转身回到桂花树下。
还要再走过去吗？原先我只打算见一见老先生的面便罢。
知道这位章太炎的门人，是一九八〇年代读过他的《新安四家新议》，觉得朱先生的文字简而有味，一如新安画人之冷逸，更迥异当时那些专业美术史家的文章。后来从一位署名俞明的文章中读到他的那种种怪异言行，心想，何时能见见这样的世外之人。
我还是过去了。
“有位叫傅申的先生，向您问好！”我说。
“哦，傅申，知道，知道，很多年不见罗！”
傅申上月来北京大学讲学，唐朝轶君约我一同去做个对话。我恰要去南方，便由小唐一人上阵。电话里，我顺便提及某公曾同我说过的一则“轶事”，一九八〇年代，“纪念渐江逝世三百周年”的黄山会议上，朱季海同他说：“海外谈中国文化，只有傅申。不过，还得我给他开五年课。”小唐将这则闲话的上半截告之了傅申，至于那下半句则被唐私吞了，傅听了很是高兴。故而小唐再三说见到朱季海一定转告傅申的问候。由“傅申”过场，思忖我该问些什么？先生读的是《尚书》、《尔雅》、《公羊》之类，我既无此“装备”，只好问些有趣的琐事。记得章太炎曾不屑胡适的哲学，他在《制言半月刊》“宣言”中说胡“其间有说老庄理墨辩者，大抵口耳剽窃不得其本，盖昔人之治诸子，皆先明群经史传，而后为之，今即异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耶？”我便也说起胡适之来。
朱先生一笑：“胡适之，可爱之人。可爱之人，总有可爱之文。不过，胡适之批判旧文学太荒唐。文学岂言新旧。太阳有新旧吗？干吗不摘下换个新的？”对胡适的看法，与乃师大抵相同。
问完胡适，我竟失仪地问起先生的年龄。
“九十了！”先生依然一笑。目光炯然，精神矍铄，绝无老态。
“听说先生每天来这里喝茶？”
先生点点头。
“吃饭呢？”
“走到哪吃到哪，随便，吃饱就行。”
“没人照应您老？”
“我是有家没属。说家，不过容身而已。看书，喝茶，只能在这儿。”先生指了指身边的条桌。风吹日晒，全然旧样。
我说，“先生还在文史馆……”
“不。有一个帽子叫工农联盟顾问。起初每月一百多块，现在可以领到四百多。吃吃饭还行。”
我暗自一乐。竟与先生拉起家常。赶忙话题一转：“先生怎么看钱锺书？”
“钱也是可爱之人。他治的是西学。至于国学，不是他不用功，他实在太忙，没时间用功。”
我一想，胡适、默存皆是已逝之人，便说起了今日所谓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
先生笑道：“我在书店看到一本季羡林和日本人池田大作的对话。书没有做得那么豪华，所以不算贵，便买下。二〇〇一（？）年；池田大作来中国要和季对话，关于佛学。你季羡林不是精通梵文的吗？为什么又找来他的学生、社科院的□□□（名字我已忘了）一起作对话，我一想，季是党员。共产党是无神论啊！有些话只好让学生去讲。”先生呷了口茶，“所以，季羡林于北大并没有什么贡献。”先生又说起季的那位学生，“季倒有培养了这么个学生。可惜，他已经不在了，没几年，突然死了。报上说，北京的白领平均寿命五十二。为什么呢？现在不是科学昌明了吗？这是‘进化论’还是‘退化论’啊！”
接着，我想问的是章先生当年授课的情景，先生却谈起他的教书往事。
“一九四九年我打算去西南，要走的。朋友说你就留下在苏州中学教书吧！我对学生的态度是很宽松的，自由的，那时的学生还了得。你一到教室，他们翻筋斗的翻筋斗，有的在地下打起网球。我也不管。走上讲台，开始点到。完了。开始讲课。听不听我也不管。过一会，声音愈来愈小。闹的也陆续回到位子上。原来，有想听的学生制止了他们。‘不许闹，你不听我要听。’他们自己管自己。我就这样教。”
“先生还在写吗？”
“我到哪儿写？”
“以前的稿子呢？”
“很多，很多！”
“为什么不拿出来出版呢？”
“谁出呀！就这样，自自然然地来，自自然然地去！”
先生又是一笑。在先生这和蔼的笑容间我却看到了一丝苦涩与凄凉。鲁迅曾说，章太炎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用朱先生的话来说，章亦是“可爱之人”，但章先生的那种“疯子”劲在朱先生这里却变成了恂恂淳儒之风。以往也曾听闻朱先生的“狂怪”言行，诸如：南大匡亚明院长请先生出山，他说，每月工薪多少多少，“不能少也不能多”，“而且每节课只上二十分钟，因为我没有水分”。工资是国家发的，有规矩，这倒好办，至于后者便叫匡院长为难。又如：黄侃曾欲与其一见，朱却以为二人皆恃才，不见也罢。黄临终前感慨：朱为何悭一面之缘？
本想问问这些故事，觉得无趣，便作罢。朱先生说：前些日，清华大学有人来找，要办一本《经学》杂志，约我一篇稿子，说找了五年。现在电话电脑都有了，怎么可能呢？稿子已寄给了他们。外地偶尔有人来找我，像你，从北京来找我。杭州报馆有人来找我说要出一本《雅文学》杂志。俗，针对雅而言，所以有俗文学。雅文学？哪有什么雅文学呢？
我说：前天路过章先生故居，好像正在修什么；又得到一张章先生的书条，听说章先生的字很多汪东代笔。
朱先生说：章先生那时也卖过字。汪东那是早些，后来有□□□和汪伯年（没听清，大意）。
我说：朱先生还写字吗？俞明的文章里说你的书法很难得。
朱先生说：到哪写啊，就在这里写吗？自自然然地来，自自然然地去了。
日上顶头，已近中午。江南的梅天，闷热得很。不知不觉与先生聊了近两个钟头，比起周劭公当年半小时见章我则幸运得多。我对先生说：您应该找个人照应，路上小心！
朱先生一乐：“这里人对我很好。刚才一进门，他们就把我小袋子拿了进来。有一回，我不小心真的摔倒了，马上过来几个人，把我扶了起来。去年，在大街上，被车子碰了。下来一对青年男女，我自己站了起来，一看没事，便叫二位走了。他们刚走，我一看，胳膊上尽是血，衫子红了一大块，赶忙去医院吧，住了好久！”先生说得很平静，依然笑呵呵的。这一切，对于这位九旬老人来说可能已成平常。
我起身告辞。先生再三说：“见到傅申，一定问好！”说着，拎起那只小塑料袋，起身要走。袋中装着一只镜盒和一本薄薄的小书，那是俞樾翁的《春在堂随笔》。今天，因我这位不速之客耽搁了朱先生读太先生的书了。
先生拎起拐杖，将茶水倒进水池，转身从门耳离去。我想起“访章”一文中末了的话：“章亦垂垂老去，以后要再在这国内见这样的人物，恐怕不大会有吧。”如今，章已作古人，周劭先生曾在另一篇《章太炎轶事》中说：“似这样一位能说话不屈节大师死去，看后来者滔滔都是打躬作揖奴颜婢膝一流家伙，于追念章氏悲哀空气中，又有些愤世嫉俗的态度了。”望着朱先生缓步而去的背影，我似乎寻着一丝的安慰，这位“可爱之人”，依常人看来，他的“矜奇立异”个性和他的多舛冷漠的遭际，实在已非这一时代中人。
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下午挥汗一稿成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