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而来的书缘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文革”已入尾声，一片荒芜的文化田野，开始出现一丝生机。我还是一个懵懂的中学生，便单枪匹马闯进闹市区福州路各家书店。去的最多的，当数古籍书店与上海书店（原名上海旧书店，即现在的上海古籍书店新址）。印象深刻的是，古籍书店的匾额采用了鲁迅体字迹，圆润中显出端庄，古朴中洋溢大气。而路对面的上海书店匾额，则是茅盾先生俊秀洒脱的手笔。这两块招牌相对而立，相互辉映。醒目的书法体大字，在我心目中，树立了书店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形象之美。

那时的古籍书店，是较早实行开架式售书的。走进店堂，真有堂堂正正、宽宽舒舒的感觉。我最早在这里购得的是几本书法碑帖，记得书名有《苏东坡书赤壁赋》、《庾子山枯树赋》、《松雪斋法书墨刻》，似乎为民国版线装石印本。当时的售价仅二毛钱一册，现在说起这个书价，简直是天方夜谭。我想，我对书法艺术的喜好，最初就从那时萌发，这亦是我买书藏书的原始积累的起步。

虽然，我的关注点不完全在古籍上，但古籍书店里除古籍外，还有文史哲医等各类书籍，对我这样一个爱好文史的“发烧友”，真是对足胃口。已记不清我在古籍书店购买过多少书籍了。不少在别家书店寻觅不得的书，在这里总能如愿以偿得以圆梦。从早年周振甫先生的《诗词例话》、《文章例话》，到《古典文学三百题》等，均成了我温习古文的启蒙读物。寒斋中不少书话类书籍，亦得自于此，如《中国版本文化丛书》，《藏书家》丛刊一至十辑等。外地书友莅沪，陪其购书，我的第一反应，便是直奔古籍书店。原由是这里的书进货快、品种多，服务一流。一次，北京的诗人何先生到上海，一个电话约我购书，我们就径直去了古籍书店，一下子选购了上千元书籍，一算现款不够，熟识的店员说下午再结不迟。这样，我们就暂先取走了书。由此可以看出，这家书店对读书人的信任与宽待。

在书店里，我常常会遇上一些爱书的同好。一次，碰到了在广发银行任职的爱书人邱忆君先生，他已选了一大摞书。交谈之下，他原来是这里的“大主顾”，凭着爱书的执拗劲，凭着当行长的个人财力，他每次来，总是毫不犹豫地放胆购书，我只有“自叹弗如”的份。想想也是，一个身负经济重任忙得不可开交的行长，又如此大规模地购书读书藏书，新知旧雨，以书会友，在当今社会，殊属不易，可说是十分的另类了。

也是在书店，遇到从南通来沪购书的陈学勇先生。他在大学中文系执教，专事研究现代女作家。此次来上海为教研室购置数量可观的文学理论书籍。虽然我们通过信，但缘悭一面，不意中竟在古籍书店得以第一次相见，且围绕书的话题谈得甚为投机。他当即在书店里购了一册他的专著《林徽因寻真》，签名赠我，还在扉页上题写道：“深秋在上海古籍书店巧遇韦泱。”可以说，这是缘分，是书店为媒结书缘。

早期的古籍书店，亦有旧书可淘，如民国年间铅印或影印的历代文选等。斋藏一册“丛书集成初编”中的《浦阳人物记·国宝新编》，为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小小薄薄的开本，封面装帧古色古香，封底有“古籍书店”四字的蓝印章，旁有长枪、镰刀、铁锤的标志。这可能是我当初请店员盖的售书章，此书价仅八分，只是记不清这是我哪年在该店淘得。我还陆续淘得一些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零本，当年虽不属珍稀版本，现在却亦难得一见矣。

有一小插曲。那时古籍书店一楼后门的一条小弄（现扩建为艺术书坊），有两个仅一开间门面的小屋，一为旧书收购处，一为旧书店，这样的地方，如同石库门弄内，是不太引人注目的，只有爱好旧书的老顾客，才会三天两头来这里转悠。这种隐蔽之地的好处是人少幽静，你尽可以漫不经心地挑拣，绝对无人与你争抢。每次去过古籍书店，我就顺便到这里淘旧书，常有意外之喜。一次，觅得巴金爱情三部曲的单行本《雾》、《雨》、《电》，怕打扰年迈的巴金，就一直没有去请老人签名。直到巴老辞世，我才取出这三册民国版书，一并请巴老的女儿李小林老师钤上巴金印章，以为留念。

现在，古籍书店的格局又有了新的变化，将店面搬到了对面上海书店的原址，扩大了营业面积，环境亦更为温馨。我又跟着继续到新址购书。爱书人跟着心仪的书店走，就成了一对“棒打不散的鸳鸯”哪！这既是书店的荣幸，亦是读书人的福气。中国是个读书识礼的国度，历来书店与书人有着脉脉的温情，交融的情愫。而我对书的缘分，是因古籍书店而结下的，这自“古”而来的缘分，还将从今往后延续而去，绵绵无尽，直到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