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虫与书店

将嗜书如命的人喻为“书虫”，形象而又贴切。他们以一颗渴求的心，急切地扑进书店，在书山中寻寻觅觅，贪婪地一页页啃啮着，默默啜饮知识的琼浆玉液。也有人把这样一种如痴如醉的情景，说成是“老鼠掉进了米缸”，生动且十分有趣。

如此说来，做一条“书虫”真是幸福至极。

细细算来，我与书店的缘分已有二十多年的光景了。我最早认识的是新华书店。统一的店牌，鲜红的“新华书店”四个字是毛泽东的行草书体，隽秀飘逸。这家书店一九三七年在延安清凉山成立，有着不短的历史，经营的都是进步书刊，以后在全国各地发展为成千上万家的规模，用现在的时髦话说，这可是中国最大的连锁店哦！

那时，我刚进中学。校门的马路斜对面，有着一排店家，中间最醒目的一家就是新华书店。书店与商店截然有别，整洁、宽敞。玻璃的大门，玻璃的橱窗，里里外外亮亮堂堂。走进去就觉得有一种亲切感、神圣感。同学间嘻嘻哈哈的哂笑声也立马收敛了。

因为开始爱好写作，我上语文课就特别用心，就想着买些书看看。一天，放学后路过新华书店，双脚竟鬼使神差地拐进了这家书店。虽然那时还没有流行开架售书，但隔岸观火，我仍能看清架子上排列的一本本书的书名。书不能说丰富，大多为领袖著作与政治读物。但也不能说我劳而无获，当架子上的那本《语法逻辑修辞》的书名落进我的眼帘时，我就没让它轻易溜走。我让营业员取下书，翻翻目录，就喜欢了，付款走人。我患有初学写作的“贫血症”，这日回家后就恶补一晚，自有不少新的感悟。我的写作水平的提升，就得归功于这本书给我垫的底。

初尝甜头，我常常会单枪匹马地闯荡这家书店。想想也可怜，在这偌大的工人新村，书店“仅此一家，别无分号”。可见那时文化生活的贫乏、单调。直到“文革”结束，文化园地才显出一些生机。难忘一九七八年。五月的一天，在该家书店工作的朋友小蒋事先向我透露风声：“明天书店卖外国文学名著。”啊，犹如蛰眠闻春雷，好事从天而降。第二天天未亮，借着路灯蒙蒙的微光，我来到书店。想不到店门前已是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他们说昨晚就来排队了。那年头讲究排队，有个先来后到。之后就有人来维持秩序了，在排队人的衣袖上用粉笔写上编号。按计划经济时代的有效做法，限额购书，每人两本。我买到了雨果的《九三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乐颠颠地往家赶。

二十多年来，我什么都断绝过，甚至熬过几个昼夜，饿过几顿肚皮，但却没有与书店断过来往，一直保持着“亲密接触”。这从我家书的数量急剧上升可以得到佐证。最初一只竹书架，一直到现在七只书橱还不够置放，常常要侵占妻子的衣橱、女儿的组合柜。

过了若干年，书店不再是国营一统天下了。书店在“变脸”，变得更加多彩、雅致。新华书店下属的各书店也赋予了新的称呼，坐落在南京东路上的著名的南东新华书店，改建后易名为“上海书城南东店”。还悄然冒出不少民营书店，席殊、季风、钟书、汉源等，还有书屋、书吧，五光十色，美轮美奂，显示出店面装饰的个性、文化的韵味，而且更趋时尚。

现在，书店多了，真可谓“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一条街上，常有好几家书店可供选择。除了新华书店、专业书店、民营书店，我还常去文庙书市，以及几家有些年份的旧书店。淘淘旧书刊，其乐亦融融。

有人称读书人为书呆子。其实，书虫不呆。我所知道的几大书虫，如郑振铎、阿英等藏书十多万册，都是大智若愚、卓然成家的大学者。书虫可爱，他们忘情地沉浸在书店中，汲取着人类文明的养料。他们与书店荣辱与共。在喧嚣功利的年代，他们守着一份清静、一种崇高。他们在充满书卷气的书店里，轻轻摩挲着一本本带着清香的书籍，超越时空，与伟人、先贤、历史、自然喁喁交谈，倾听或者倾诉着心灵的声音。亲切，真诚，睿智，富有恒久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