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灯黄卷,翻阅的都是文朋诗友们热忱相赠的签名本。于今再次读来,仍饶有兴味。渐渐读出往日清晰的回忆,亦读出了一丝丝的温馨。
赠我签名本的作家中,最多的要数赵丽宏了。他几乎是出一本赠一本,送得我真不好意思了。我知道,大多作家都是自己掏钱买书来送人的。看赵丽宏的签名,硬笔书法一如他的美文,富有节奏和韵律,并且一丝不苟。曾看过一篇叫《温情》的短文,写的是赵丽宏,极传神。而从赵丽宏聊聊数字的笔迹中,我也看出了他的敦厚和耐心。字如其人,这确是一个“不将牢骚发到稿子上去”的真诚作家。
陈村兄好多年不写长篇了。那年出版了一部《鲜花和》,他极兴奋,执意要送我一本。在签名时,我想起这天正是我四十岁的生日,我想着也就脱口而出。他听后更为高兴,马上写下“生日快乐”四个字,以表露他的良好心愿。回家我一看,独自乐了:这陈村也真有意思,一高兴,竟连他自个儿的大名也给遗漏了,这还能叫签名本吗?请他补签吧,想想作罢。他签的字随意又恣纵,一如他的性情。字写得确实难以令人恭维。也许是他电脑写作用得早,玩得转,将写字这门古老活计给荒疏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到北京去拜访我心仪已久的老诗人李瑛。他一直是我跋涉在写诗路上的一位不曾见面的引路人。那天我们谈了很多。握别之际,他赠我一本新出版的诗集《日本之旅》。我知道,他刚访日归来不久。这本诗集的装帧非常精美雅致,淡绿色的皱纹纸封面,软精装,前后各用两张米黄色的皱纹纸作内衬,及至正文印刷,纸张的质地都很考究。李瑛老师告诉我,这是日本友人的“友情出版”,是用于文化交流的非商业行为,印数极为稀少。我看,在李瑛出版的四十多本诗集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一种。即使与国内的同类出版物相比,也是极为罕见的。对于这本没有出版社和书籍定价的诗集,我倍觉珍贵。
那日,舒婷悄然抵沪。她来去匆匆,只见三二知己,决不打草惊蛇。我有幸与她相伴,一起逛东方商厦,吃四川火锅。她伶牙俐嘴,舌战难有对手。最后送她去机场,以尽地主之谊。登机前,我拿出了珍藏了十多年的两本书,她的诗集《双桅船》和散文集《心烟》。舒婷看后,惊讶得两眼放光,激动不已。她说她对上海文艺出版社心怀感念,她平生这第一本诗集和第一本散文集都是在上海出版的,上海令她怀恋。她爽快地在两本书的扉页上签名,并分别作了题签,在诗集上写下了“这个签名竟然迟了10多年”,在散文集上写下了“现在我也没有这本书了”。若干年后,我偶然在淘旧书时见到了一本《心烟》,品相还十分完好,我异常欣喜,赶紧购下给舒婷寄去,结果大出舒婷意料,发来一通感慨:“一句不经意的话,居然让你如此费心。”
今年,臧克家先生已届九八高龄,作为中国诗歌界的耆宿、《诗刊》的首任主编、毛泽东诗词的权威解释者,他的《有的人》、《烙印》、《老马》等脍炙人口的诗作,都令我十分仰慕。我非常想得到他的签名本,便托臧老的儿子臧小平。不久,便收到臧老的爱人郑曼寄来的邮件,她告诉我说:“老伴住院已一个多月,常发烧。在病床上为你签名,写得不好,乞谅。”看着《臧克家诗选》上臧老的签名,我无言良久,感激而又愧疚。
那年在西宁公干,得悉西北诗人昌耀已病入膏肓,赶紧去省医院与他见了一面,送上鲜花和上海诗友对他的问候。他在诗集《一个挑战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盘》的扉页签了名。几天后他就离开了人世。很难说这不是他的绝笔。
我算不得嗜书如命,只是对旧书有点偏爱,因而逛旧书店旧书摊成了我经常的功课。在冷摊上,亦常有意外收获,倏忽间,会淘得张作家给李作家的签名本。一次淘到一九五四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西彦散文集《为了祖国和人类》,打开扉页一看,是王西彦赠送给刘大杰的签名本。其他如夏征农、周而复、施蛰存、萧乾、黄裳等人的签名本也被我一一收入。一次,我将淘到的作家签名本之事说给现代文学史专家、也是藏书家的丁景唐听,丁老笑笑说:“对此,英国作家萧伯纳有个很绝的做法。有一次在旧书店见到他给某位作家的签名本,便买了下来,再签个名,仍寄回给这个作家。”萧伯纳的做法有点不近情理了。我想,中国作家有着温良恭谦让的传统美德,不会如此不顾情面,不会因为一本签名的书,而伤害了多年的友情。中国的文人,历来将赠书作为一种雅好,是真正的“礼轻情义重”,也为此留下了不少文坛佳话。这一本本签名本,蕴含着文人相亲的一份醇厚感情。就我而言,对签名本的态度是,顺其自然,随缘而遇,如同平常的交友之道。
在赠我的签名本中,有的作家不仅签名,还非常善解人意地题上一二句话,让人看了心中温暖。有的还将文字写满扉页,如著名散文家袁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孙玉石、上海翻译家吴钧陶等,其殷殷情意跃然纸上。诗人流沙河在签名本上还写下了诗一样的题辞:“潮退了,留下几只贝壳,日晒风吹。”我喜爱的书,能买到的我就会尽快买来一睹为快。遇到作者本人,顺便请他签上名。鲁迅研究专家王观泉在他的《人,在历史漩涡中》一书上,写下了“韦泱买了炮仗由我在放,不好意思”的文字,颇值得玩味。更为难得的是,我常常将淘得的民国时期的旧平装文学作品,请还健在的作家本人签名,比如王辛笛出版于一九四八年一月的初版本《手掌集》,辛笛老见后,异常惊喜,欣然提笔写下了:“旧日吟稿竟为诗友韦泱同志在文庙旧书市以高价购得,实在令人深感浮生若梦,有缘终得相遇,为此承韦泱同志举以相示并嘱题数语为念。”还有由范泉主编的“文学新刊”丛书之一的《任钧诗选》,金性尧于一九四四年初版的《风土小记》,女作家罗洪一九四五年编选并作序的《点滴集》等,这些作家都已九十岁左右。余生亦晚,经过半个多世纪后才得到作者的亲笔签名,当是珍贵版本了。这些书的纸张都已泛黄,渗透出历史的沧桑之感。令人难忘的是,我常去问业的前辈丁景唐先生,解放前是以诗歌闻名文坛的,他手头已无旧版本的《星底梦》,他知我酷爱现代诗歌,特将这部诗集复印一册,并签名钤章赠我。这独一无二的版本,每每见之,我颇生感慨。所以,老作家冯亦代说:“看到签名本,我每为之心头醉然,友情之得来不易,而作者满贮友情的文字,更使我为之神往。”
要知道,签名本时下亦成了收藏品,上了拍卖台。海明威的签名本《太阳依旧升起》十多年前就拍出了上万美元。莎士比亚的签名本价值达二百万美元。现在,人们在国内的拍卖会上,常能见到作家的签名本。如郑振铎赠刘淑度的签名本,其拍卖参考价达千元。不久前冰心的签名本《冰心诗集》拍到了一千三百元。北京藏书家姜德明先生曾淘到胡适赠钱玄同的《墨家哲学》,在这本书上,胡适用毛笔竖写在书的封面左上角:“玄同先生适。”这些书,如何流散出来的,恐怕永远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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