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家的家底

书当是一种商品，这已为人所共识。那么，藏书愈丰，其家底一定也算得上殷富。

闲翻我国历代藏书家传略，便可知晓，举凡能冠以“藏书家”头衔的，大抵是在朝廷中任一官半职的，至少也在州县衙门做个芝麻官。明代藏书家范钦，官至兵部右侍郎，建有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还有，洋务派主要人物丁日昌，是晚清藏书家，官至江苏、福建巡抚，其藏书亦称富一时，有“持静斋”藏书楼为证。藏书家中即使不为官的，不是大学者，就是大商人。生活无虞，乃有余钱购书、藏书，以满足自己读书、爱书，甚至著书立说的嗜好。

过去，鲜有平民百姓成为藏书家的。对一般的家庭来说，藏书是藏不起的。现在的情况则大有改观，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买书、藏书不算奢侈。于是，“藏书家”的桂冠也戴到了一般知识分子、普通工人的头上。得悉吴钧陶老先生的家因市政建设而动迁，帮其整理所藏书籍，也生出颇多感慨。以书来说，作为诗人、翻译家的吴钧陶确实丰富，不少是善本秘籍，如民国间的原版外国文学名著，新文学书籍初版本，不局限于文史哲，还有不少是科技、天文、地理方面的书籍。因之，他被评为首届“上海十大藏书家”之一。然而，与书的丰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吴钧陶的居室十分简朴，电视机、录音机乃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淘汰货，几件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旧家具，有的榫头都松动了，几只书橱的衬板也摇摇欲坠。这个家，看不到一点时尚的气派。吴钧陶长期任“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几十年来直至退休，一点微薄的薪水除了维持日常低水平家用开销外，大多扔进了书店。正如他自嘲的那样：“身无半分债，家徒四壁书。”吴钧陶家底不厚，却是知识的富翁，在翻译和创作的田野上勤勉耕耘。读书使他明理，充满爱心，看到“希望工程”号召募捐，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找出若干本珍藏几十年的民国新文学珍本，委托《中华读书报》刊登启事，进行义卖，想以其所得给“希望工程”捐赠一所简易小学。这一义举，赢得了读书界同仁的赞誉。

不仅是吴钧陶，还有一些人出身平民，亦成了全国闻名的藏书家。他们原都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在住房条件并不宽敞的情况下，节衣缩食，孜孜于集书、藏书，乐此不疲，其精神难能可贵，可敬可喜。虽为藏书家，他们的家底简直可以用清贫来形容。这些“民间藏书家”的兴起，至少说明千年文明薪火相传，文化知识在新的层面上得到了普及与提升，全民读书活动结出了丰硕成果。相比之下，那些大款、暴发户，在觥筹交错之间一掷千金却毫不吝惜。即使想装得斯文些，顶多在定做的豪华书橱内，放几排定做的精装书外套，装点门面唱唱“空城计”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