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环画与上海的因缘

有人说，上海是连环画的故乡，不知是否有确切的考证。但是，上海作为一个门户开放较早的城市，西方文明的输入，尤其是在清代末期，先进的印刷技术传入中国，则大大提升了书籍、报刊的印刷水平。由于使用了石印技术，上海的报刊上最早出现了石印年画，也最早出现了石印插图。

一八六八年，在上海的《申报》上，出现了一种将当天的新闻绘制成连续图画形式的《新闻画报》，随报附送用户。这是连环画在上海的萌芽期。一八八四年吴友如的《点石斋画报》则把这一形式表现得更为成熟。如记载“朝鲜东学党事变”过程的十幅连续图画，是最早见于这种石印画报上的连环画。同时，石印的“回回图”出现了。“回回图”即按《三国》、《西游记》、《聊斋》、《古今奇观》等长篇说本，每一回画一图，绘画笔法工整细腻，配合着文字，虽因一回一图，图画不多且缺乏连续性，但增强了对文字的理解力和形象感，已初具连环画的基本特点，对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连环画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也为连环画真正形成培养了一批早期的绘画队伍。到一九一六年，《潮报》第一次把单张新闻画报印成左右两面可以折起来的折叠式画刊，以后又装订成册出售。这种以绘画为主，注意图文结合，又加强了画幅之间的连续性，环环紧扣而引人入胜，因形式更接近现代的连环画而大受读者欢迎，并很快推向了全国。再加上当时出版各种唱本的书商，见这种图文并茂的画刊那么好销，有利可图，就纷纷效仿。在上海，连环画就是这样诞生并发展起来的。当然，当初对连环画还没有一种确切的称呼，上海叫“小书”、“图画书”，浙江叫“菩萨书”，武汉叫“牙牙书”，北方叫“小人书”。以后，上海公演京剧，受到市民欢迎，书商见此闻风而动，让画家去看戏，连夜依样画葫芦，这种画京戏剧情的小书，比以前按照新闻作的画，题材更通俗，故事连续性也更强，为连环画进一步扩大影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小人书的普及，当时的上海马路边、弄堂口就出现了不少由原来经销唱本的摊贩摆出的“小人书铺”。劳苦大众和少年儿童因没有钱买书，就在小人书铺上花两分钱租小书看，正如茅盾先生在《连环图画小说》一文中所描述的情景：“上海街头巷尾像哨卡似的密布无数的小书摊。”

世界书局一九二七年三月出版了陈丹旭绘的《三国志》，首次冠以《连环图画三国志》书名，此后小书就有了“连环图画”的名称，因图与画意思相似，人们又略去“图”字，大家习惯称呼的“连环画”就应运而生了。在以后的几年中，世界书局继《三国志》后，陆续出版了《水浒》、《岳传》、《西游记》等共计五部封面印有“连环图画”同样字样的连环画，还有“男女老幼娱乐大观”等类似广告的文字。这六部作品用横八开有光纸的版式替代了十开的版式，更便于人物的刻划和故事情节的展开。

这时期，上海连环画除世界书局等几家大书局继续出版外，还有二十多家小书商也在经营此道，专职从事连环画的画家也有十多人，如刘伯良、李澍丞、朱润斋、陈丹旭等。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涉足连环画的书商达八十余家之多，画家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出现了较有影响的周云舫、沈曼云、赵宏本等，形成了“群雄争霸”的格局。与早期的朱润斋一起，周、沈、赵在连环画界享有“四大名旦”之誉。随着老画家的相继离世，后起之秀的钱笑呆、陈光隘等影响日大，同期还有严绍唐、何庙云、张龟年、赵三岛、卢纹、汪绚秋、颜梅华、张少呆等，画家的老少咸集，为上海连环画的繁荣打下了扎实基础。连环画的蓬勃发展引起了鲁迅、茅盾等文艺前辈的关注，并予以积极倡导。一些原先不画连环画的画家，也创作了不少佳作，如李毅士的《长恨歌画意》、丰子恺的《漫画阿Q正传》、叶浅予的《王先生》、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解放后，上海连环画继承传统，不断创新，从内容到形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历届全国连环画评奖，上海画家的优秀之作占了三分之一，使上海连环画创作进入了百花齐放的鼎盛期。经过几代画家的不懈努力，上海连环画日益呈现繁荣的发展势头，由创作、出版而至如今的收藏拍卖热，上海始终是全国的连环画重镇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