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化老人编书

五卷本的《欧阳文彬文集》与读者见面了。作为主要参与的编者，我展阅之余，感想亦油然而生。欧阳前辈生于一九二〇年，已届九二高龄。几年前，她找我商量，想把历年所写文章汇编成集。我当然很赞同她的想法，并自告奋勇做她的助手。欧阳因白内障眼疾，双目几近失明，依赖大倍率放大镜，才能勉强看字。协助她编好文集，于我来说责无旁贷。

说干就干。我从前年开始，第一步将欧阳先后出版的十多本专集悉数搜齐。第二步是将她在各年代发表在各家报刊上，且尚未编入集子的零篇散章，大海捞针般一一找寻拢来。真是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欧阳竟写了那么多的文章，总字数约两百万字。这里还不包括已经找不到的佚文，如图书馆遍查不得的早期湖南出版的《观察日报》。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欧阳最初写作投稿的园地，就是这份报纸的文艺副刊。那时抗战烽火骤起，刚跨出校门踏上社会的年轻欧阳，一腔热血，走在抗日救亡队伍的前列，用文字倾吐爱国激情。偶然的机遇，她考入新知书店，开始从事进步出版事业，后转到开明书店，参与叶圣陶主持的《中学生》杂志编辑工作。上海解放后先相继担任《新民主妇女》杂志编辑、《萌芽》杂志编辑部主任、《新民晚报》副总编辑、学林出版社编审等职，曾荣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奖牌。从报纸编辑、杂志编辑到出版社编辑，经她手编辑出版的读物无以计数。直至离休，她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过编辑出版岗位。

这样说来，欧阳是一位典型的业余作家。在“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工作之余，她见缝插针，写作不辍，春蚕吐丝那样为读者奉献出一篇篇佳作美文。因为，那个年代，她的引路人叶圣陶、夏丏尊、张天翼等，都是学识渊博，且坚持业余写作的编辑大家。

我将欧阳的文章，按内容与体裁分类，编为小说两卷，评论、散文、杂俎各一卷，并编写出总目录。考虑到每卷体例及字数的均衡，最后不得不删减三四十万字，留下约一百六十余万字，亦已属皇皇大著，凝聚着老作家一生的心血。尤其是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在密密的书林里》，曾列入一九八一年中国十大畅销书；另一部长篇小说《幕在硝烟中拉开》，获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一九七七年——一九八六年优秀长篇小说奖。一九五九年发表的文学评论《试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曾产生广泛影响。长篇报告文学《刘连仁》一书被译成日文出版，并多次再版。文集中还有不少回忆文坛前辈的怀人述旧文章，是难得的文学史料，弥足珍贵。诚如老作家所说：“我的文章多少带有各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印记，折射出一代知识分子走过的坎坷道路和心路历程。”

在编辑《欧阳文彬文集》前后，我曾参与编过八十岁以上的女作家罗洪、欧阳翠、欧阳文彬、黄宗英、姚芳藻、彭新琪、黄屏的《七人集》，赢得读者热情好评。也为日记史学家陈左高编过《文苑人物丛谈》，为老作家罗洪编辑了《百岁不老》作品精选集等。文友问我，这是“义务劳动”吗？我坦然一笑。其实心里很清楚，我所得到的收益与回报，岂可以钱的多少来衡量？我不但学到了文化老人淡泊名利、真诚正直的人品，而且耳闻目染，亲炙他们如何做编辑，如何研究学问的言行举止。什么叫“言传身教”，这就是啊。这样的“双重”收获，我想金钱一定是买不到的。虽然我的时间也不宽裕，属“朝九晚五”的上班族，还有自己的写作计划。但做好一名业余编辑，我乐此不疲。有人认为我是在抢救文化史料，其实我的思想还没有那么崇高，我只是将此视为不付学费的难得学习机会。

记得，有一次我将文集编目打印后，自以为万无一失，前去征求欧阳意见。谁知她拿起放大镜一扫，便说“韦泱啊，这里好像读不通嘛”。我立马紧张，赶快取过纸来一看，乖乖，果然漏了一个字。欧阳真叫厉害，凭着她的语言功力与老编辑的经验，或者说，仅仅是凭着她的感觉，就轻而易举地找出了我的纰漏。我羞愧至极。虽然，我编过多年经济杂志，将文字编写当作自己的最爱，但学无止境，在文化老人面前，更显出自己的浅薄与粗疏。他们厚实的人生积淀，丰富的文史知识，精益求精的编辑作风，是后辈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