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一种行业或一家企业,会有如此完备的“座右铭”。然而,它却出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日本银行界。东京银行的通信录(类似内部刊物)上,刊有退休银行家淡淡居士所写的三百则“座右铭”,大阪银行的通信录上,刊有永井清所写的一百条“座右铭”。时在上海《银行周报》任编辑的戴蔼庐见之,认为“均为彼邦银行家经验之谈”,遂将其陆续译出,连载于《银行周报》,又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一日,将此作为“银行周报丛刊”之一,以《银行家银行员座右铭》为书名,由黎明书局印行出版。初版印数为两千册,至当月十五日的半个月内,此书竟连印四版,印数达七千册之多,可见当初此书之受欢迎程度。
译者戴蔼庐,曾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庆应大学理财系,回国后任北京《银行月刊》总编辑,后在光华大学、暨南大学等讲授财政学。黎明书局还出版过其《财政学》、《最近货币金融学说》等专著。为该书作序的是徐寄庼先生,系浙江永嘉人,曾协助张嘉璈创办《银行周报》,不到半年,张赴北京就任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便由浙江兴业银行副经理徐寄庼接替其主持编务,他后任中央银行副总裁兼代总裁、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一九五六年病逝于沪寓。他在《座右铭》的序中写道:“要具备一个银行家的要素:一曰,有高尚之人格。二曰,有深邃之学问。三曰,有完备之知识。四曰,有超越之才能。五曰,有丰富之经验。此五者,我银行家未必一一皆备,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者,然身膺重责,不得不以此自励,而为银行员工之表率也。戴君所译之银行家座右铭,及银行员座右铭,诚可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中有对症投药、痛下针砭之语,悬之座右,实一生用之不尽。”
《座右铭》一书,实质上是一部从银行管理层到普通员工的“行为准则”,其规章制度、言行操守、待人接物、办事程序,等等,无不包罗万象。在“银行家之座右铭三百则”部分,大多是短小精悍的箴言,如第一条:“银行贵在自立根基,无所倚赖。本此精神,于既定之主义方针,谨严遵守,平素尤宜时备不虞,小心经营。”这里,道出了银行的重要性,更道出了经营者要有忧患意识,时时提防各种不测风险,切不可“大意失荆州”。再如第十七条:“世界之文化愈进步,则虚伪亦愈增多。银行家处于其间,如何应付,确成问题。屡次金融恐慌,殆虚伪之暴露耳。”在大文化的背景下,金融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负面的现象也随之而增多,严峻的金融形势下,更暴露出各种不讲诚信、唯利是图的虚伪行径。作为银行的经营管理层,对此要有清醒头脑,时刻保持警惕。这些慎言隽语,即使现在读来,也不无警示意义。在“银行员工座右铭一百条”中,每一条即是一篇千字文,都标有题目,如第三十一条的《行员应使顾主有十分依赖心》,作者写道,顾客因经常来银行办业务,与银行员工熟悉了,就十分信任,“此种有交际之行员愈多,则银行之繁荣,愈可期待。盖有为顾主信赖之行员较多之银行,其势力更大于其他银行。顾主与银行之间,既有强固之联络,决不易为他行所夺取也,故欲为最有能力之行员者,必使主顾十分信赖”。我们常说,以客户为中心,这不是一句挂在嘴上的空话,它需要员工以优质服务来赢得客户的信赖,只有客户信赖员工,才能给银行带来不俗的业绩。
作者在最后的《结论》中说,“余今所述各项,固极平凡,然而非属空想,可以实行者也。此大都为先人曾经实行所垂之教训,作者参以少许之经验,重述之以告诸君耳。诸君能视为他山之石,则作者之努力,当不致成为毫无意义”。
正如该书在最后版权页上“本书内容”简介中所说:“本书原著者为服务银行之资深老手,其经验至为宏富,故其言亦语语金石。银行家、银行员之养成不易,最堪注目,况我国对于银行执务者之教育,素不重视,于将来诚不能不视为一重大问题。本书当初译载《银行周报》,即为一般银行家所赞许。即如上海银行等翻印以供行员之阅览。兹《银行周报》编辑为其丛书之一,内容加以修正,译笔简练而隽雅,读之可以忘倦,不仅可为银行家或银行员之座右铭也,凡有志银行职业者,于事前可藉此获得充分之准备与修养。”
寥寥数语,把出版《座右铭》一书的目的、意义,以及该书的主要内容及特色,阐述得言简意赅,一清二楚。时光漫过八十多年,《座右铭》一书却没有过时,它将是银行从业者永远的“行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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