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中学》读后

今年早春，读到了傅国涌先生编集的《过去的中学——人生最关键阶段的教育和学习》（长江文艺出版社二零零六年版）。

确实，从启蒙到小学，再到中学而后大学，是人生道路上至关重要的阶段，但只有入口起步走好了每一个前段，才能真正走得好下一段。据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地理学家、冰川研究专家施雅风先生，晚年在《抗日战争前的中学生活》一文中的体会是：“在人生旅途中，十二三岁至十八九岁的中学阶段，求知欲最旺盛，基础知识学习的好坏，对世界和社会认识怎样，能否独立思考以至创作，将影响终生……”

他还表示：“今年虚度八十六岁，常怀念抗日战争前一九三一—一九三七年间比较自由学习的中学生活。”可注意的，是这“比较自由学习”六个字。如今开卷阅读《过去的中学》内各篇文章，令人难忘的印象首先就集中在这一点上。

作者在一九三一年十二岁时，上的是离家四里地的南通私立启东初级中学：“这个设在农村的初中，条件简陋，没有电灯、自来水，只有三间教室，三个班级，课程也不全，如没有音乐与美术课，没有实验室，老师学历不高，都是通州师范毕业的。但学得比较扎实，教师每月工资五十元左右，都单身住校，安心教书”，“学校设有小图书馆，订有几种报纸，借书自由，随意阅读，有体育场主要踢足球，常有班级间的比赛，由体育老师指导”。

对于如今常为中学生厌学所指的语文课，作者记述道，当日寇侵华战火在华夏大地上燃起时，他的一年级班主任、中国语文兼地理课老师陈倬云老师，是这样在课堂上把语文教学与现实时势相结合的：“在黑板上画地图，标出日军侵略地点，促进我们对地理知识的爱好。陈先生在语文课上讲解与诵读岳飞的《满江红》词、文天祥的《正气歌》，法国都德在普法战争法国失败后、德国侵占亚尔萨斯省时写的《最后一课》，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在参加清末广州起义前夕给爱妻的一封信等，极大地激发学生牺牲自我、救国救民的高尚情操……课堂作业不重，记得只有陈老师每周五责成学生写上一篇作文上交。”

不过人性都是懒惰的和无知的，因此才催生了教育活动和教师职业。无论是作为工具还是目的，“教化”真是人类理性的智慧结晶呵。

直到初一年级时，作者还没有建立起学好功课的自觉性。他随兴所至地大量贪看小说等课外书刊，结果在期末考试中排名到了全班半数以后，因此受到其兄长的训斥，并以考取省立高中的功利目标相激励。到初中毕业时，通过发愤努力，他的成绩终于跃居全班第二，并成功考取了交费较少的南通中学。在高中阶段，他继续用心读书，但成绩只位列中上等级，所幸“课外自由时间还比较多，我仍然阅读了很多书刊杂志和文艺、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直至考上浙江大学史地系。因此施先生在总结六年的中学生生活时认为，中学教育活动的成功，首先需要“有学问和人品都好的老师，各门课程要均衡发展，教科书要有多种，让老师选择。除正规学生作业外，学生有比较多的自由看书活动时间，有老师指导下的各种自愿结合学习组织的活动”，真是宝贵的经验之谈。

其实，何止是施先生如此认为？

钱穆先生在常州府中学堂的国文老师，日常生活中是“庄严持重，步履不苟”，犹如道学先生。而一旦登上讲坛，立马语言诙谐、动作滑稽，“如说滩簧，如演文明戏”，而课余学生可自由选择学校组织的各种游艺班，他说自己的一些文艺爱好就是如此培养起来的。

工程力学专家张维回忆北师大附中语文老师董鲁安先生说，他是个“乐观派、名士派，非常潇洒。他讲起书来慢条斯理，一板一眼……有时讲得出神，就给同学们讲述一些轶事，或甚至离题好远的趣闻”；钱学森则评介道，他实际上是“把这个课变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课。我们从那个时候懂得了许多道理，我们要感谢董老师”。李德伦则指出北师大附中的“味儿”，“就是指附中多年来积累形成的校风”，他说正是当年语文老师随口一语指点“人活着，就是要活得更像个人的样子”，给了他长达六十多年的影响和鞭策。他认为：

（北师大附中）这个校风就是浓厚的学术空气、文化气息、好学精神、文雅富于幽默的谈吐和爱好体育健康活泼的作风，不死读书，而是生气勃勃，具有广阔的视野。学校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环境，在必修课程外，安排了许多丰富多彩的各种选修课，根据各人爱好来选读……

当代资深大律师张思之追忆六十余年前的语文课，最难忘记初中语文老师王资愚先生讲唐诗宋词的声情并茂，以及高中语文兼任教师傅肖岩先生（傅庚生）吟诵和讲解李清照《声声慢》的传神阐述：“当年我的老师无人限制学生阅览课外读物，即使是所谓‘闲书’、‘杂书’！”他认为：“学生的发展只可引导不能限制，个中教训，古今雷同，中外无异。”

正如那时的语文老师各具风采一样，老学堂的校训也是各有人文个性的：无锡江苏省立第三中学是“弘毅”两字（徐铸成《三师使我走向成熟》），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是“勤、慎、诚、恕”，天津“贵族学校”耀华中学是“勤、朴、忠、诚”（资中筠《何谓素质教育》），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诚、爱、勤、勇”（散木《感念师大附中》），而南开中学则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在这些凝练的校训中间，包含着教育家们当日多少独立的思考和人格的期待在啊！

早在一九八四年春，钱学森先生就曾经发表谈话说：“现在的父母对教育孩子很费劲，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受罪。放了学在学校里玩，不天黑不回家，不怕考试，不突击考试，没有考不上大学的，班里最好的学生考八十分就行了。不死抠课本，提倡多看课外书。附中的选修课很多，学生的知识面很广，每天午饭后，在教室里交谈感兴趣的各种科学知识。当时师大附中很穷，经费不足，但是实验做得很多，化学实验室对学生随时开放。学生的求知欲强，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困难。师生关系密切，息息相通，对学生诱导而不是强迫……外语是情景教学，创造语言环境。”他最后直言批评道：“现在的教育限制太死。要培养孩子们多方面的兴趣。我主张学生多学点文言文，可以采用多种教材。”

《过去的中学》选题的灵感，似乎来源于编者多年前一次偶然的阅读经验和作文反响。他在本书卷首语《人生关键阶段的参照》中陈述道，“几年前，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丛刊推出一组追忆北师大附中的文章，我读了很有一番感慨”，就为之写了一篇题为《错过中学有点晚》的短评。

他指出：“一个老师如果不能给予学生在人格、精神上的影响，就不可能是好老师……同样，一所学校如果不能让莘莘学子从中感受一种强烈的人文氛围，不能给学生以潜移默化的人文熏陶，整天只是让他们在教科书和题山卷海中跋涉，抹杀个性，遏制创造力，这样的学校就是升学率再高也不会是什么好学校”，“现在的中学除了讲硬件的设施、以升学率作为唯一衡量指标，早已无暇他顾”，因此与今日中学形成强烈对照的，“北师大附中所代表的过去的中学，恰好没有这样的遗憾。学生的生命之花得以绚烂地绽开，他们健全的心智得以定型，独立思考的习惯得以养成，关怀社会的品格得以塑造……所有这些无不首先取决于弥漫在校园里的一种风气，一种既无形又有形的精神氛围。这一切，远远超出了课堂、作业和考试”。他说：“在本质的意义上，我感到学校不仅是传承知识的场所，更是培养学生精神气质的圣地。”

这篇文章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后，一时引起教育界不小反响，报纸、网站多有转载，“不少中学校长将这篇小文推荐给教师们阅读”。这一现象让傅国涌先生在感慨之余，激发起他专门编一部书的灵感和决心来：

我萌生了一个念头，何不收集一些关于老中学的回忆汇编一本书，最起码可以为今天的中学教育提供一个参照系，让终日陷入习题、考试之中的老师和学生照一照镜子，从而找回一个向前走的起点。老大学的书已经很多了，有关老中学的书却还很少见，中学在一个人的成长中是一个关键阶段，对人格的塑造、思想的成型、习惯的养成，往往更为关键。自从晚清新学兴起、学堂出现以来，我们的中学也就一百多年的历史，我的目光主要集中在扰攘不安的20世纪前半叶。我只是想看一看，过去的中学曾经走到了哪一步？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达到过一个怎样的境界？培养出了什么样的人？看一看过去的中学生们，他们的精神状态，他们在校的求知生活，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是如何展开的？看一看那些过去的中学老师，他们曾经怀抱着怎样的人生追求、知识志趣，而不仅仅为稻粱谋，不仅仅向学生重复现成的教科书？看一看过去的校长，他们的教育理想、人格风范，看一看昔日的校园，弥漫着怎样的一种空气，莘莘学子是在怎样的一种氛围中学习、生活、成长的？

为此，编者还进一步翻阅了包括刘鹤守先生为南开中学（重庆时期）所编的《沙坪岁月》（中国文联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版）等在内的各种书刊，先后专题积累了数百篇有关文章，最后精选出编集于本书中的四十五六篇，凡二十一万余字。

《老照片》丛刊组稿的有关北师大附中的那组回忆文章，之所以能够成为傅先生编集《过去的中学》一书的“灵感触媒”，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情感因素，那是因为编者不仅自己拥有远逝了的中学时光，他还难能可贵地特别拥有一份难忘的“在中学任教的时光”……正是学识与见识的组合，以及情商与智商的化合，催生了这一个令人欲说还休的新颖选题。傅国涌先生编《过去的中学》有一个副书名为“人生最关键阶段的教育和学习”，而《胡适选专业》也有一个副书名是“大师们的大学生活”，两书在新书市上可谓天造地设，珠联璧合。

二零零七年夏于金陵江淮雁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