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选专业》推介

《胡适选专业：大师们的大学生活》（辽宁教育出版社二零零六年版）是一部收录了包括蒋梦麟、冯友兰、杨亮功、田炯锦、梁实秋、李济、何炳棣、费孝通等学术界成名人物有关各自大学生活的回忆文集，凡十六篇。书名的立意，出自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胡适在台湾大学法学院所作的一次讲演：《大学的生活——学生选择科系的标准》。

一年又到金榜题名时。在高等教育制度上，学生如何选择科系，在中国的现当代是有着严重断裂的。给予大学生入学后，自己可以随意选择和调换科系的自由选学做法，既有诸多大师如留日的鲁迅弃医从文，留美的蒋梦麟由农学转教育学、胡适由农学转文学等诸多成功范例，但也不乏如《围城》中求学失败的清华大学一九三三届毕业生“方鸿渐”同学。钱锺书先生在小说里写道：

他是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转哲学系，最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方鸿渐到了欧洲，既不钞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

人因天生无知而须后天求学，学得知识在心，习得技能在身，以求社会之用和时代之需，这是人生的宿命。在“知识为本、市场经济立国”的现当代社会里，求学失败必然带来人生的惨败，小方年近而立却无所立，乃成为现代知识青年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学社会学典型。而这，也许正是钱先生想要通过《围城》告诉人们的某种深刻教训。

那么，如何确立人生选择科系的标准呢？早在半个世纪前，胡适自己以一个六十八岁的“过来人”资格再三告诫台大的学生道：

只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我”；一个是“社会”……现在可以说三千六百行，从诺贝尔得奖到修理马桶的，社会都需要，所以社会的标准并不重要。因此，在定主意的时候，便要依着自我的兴趣了——即性之所近，力之所能。

大学生选择学科就是选择职业……社会上需要什么，不要管它，家里的爸爸、妈妈、哥哥、朋友等，要你做律师、做医生，你也不要管他们，不要听他们的话，只要跟着自己的兴趣走……依着“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学下去，其未来对国家的贡献也许比现在盲目所选的或被动选择的学科会大得多，将来前途也是无可限量的。

蒋梦麟先生自述的转科系经历，就很有代表性。他在自传《西潮》（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中，曾有《负笈西行》一章回忆自己的留学经历。如今被编者以《负笈留美》为题，选载于《胡适选专业：大师们的大学生活》一书之中。

蒋先生到美国旧金山后遇到的第一个房东是柯尔太太，她“很健谈，对中国学生很关切。他吩咐我出门以前必定要关灯；洗东西以后必定要关好水龙头；花生壳不能丢到抽水马桶里；银钱决不能随便丢在桌子上；出门是不必锁门；如果我愿意锁门，就把钥匙留下藏在地毯下面……”由华入美的基本生活习惯入流的问题解决以后，紧接着是如何改变自己“半盲、半聋、半哑”的语言交流问题，随后遇到的还有从上海南洋公学的偏文科转学农科的科系选择问题。

他当时的思虑是：“中国既然以农立国，那末只有改进农业，才能使最大多数的中国人得到幸福和温饱。同时我幼时在以耕作为主的乡村里生长，对花草树木和鸟兽虫鱼本来就有浓厚的兴趣。为国家，为私人，农业都似乎是最合适的学科。”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私心的考虑，认为“如果能在田野里多接触新鲜空气”，对自己的身体一定“大有裨益”。

当蒋先生在半年之后受到启发，认识到作育人才较之培育动植物对中国的社会改造将更有作用时，他决定转向社会科学，于是选择了教育学，“我的大学生涯也从此步入正途……我的知识也在大学的学术气氛下逐渐增长”，他理性地自省到“中国传统教育似乎很偏狭，但是在这种教育的范围之内也包罗万象……我对知识的兴趣很广泛，可能就是传统思想训练的结果”。

可贵的是，蒋先生还逐步建立起来了一种在自己的阅历中悟得的思想方法，并行之而有效，那就是“对于欧美的东西，我总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这就是从已知到未知的办法。根据过去的经验，利用过去的经验获得新经验，也就是获得新知识的正途”。他说：

一个中国学生如果要了解西方文明，也只能根据他对本国文化的了解。他对本国文化的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根据这种推理，我觉得自己在国内求学时，常常为读经史子集而深夜不眠，这种苦功总算没有白费，我现在之所以能够吸收、消化西洋思想，完全是这些苦功的结果。我想，我今后的工作就是找出中国究竟缺少些什么，然后向西方吸收所需要的东西。心里有了这些观念以后，我渐渐增加了自信，减少了羞怯，同时前途也显得更为光明。

蒋梦麟先生后来的事功，足以证明当初他转系求学的成功。

当年胡适出国时，他的哥哥曾经特地嘱咐他说：“我们的家早已破坏中落了，你出国要学些有用之学，帮助复兴家业，重振门楣。”还要他学开矿或造铁路，因为这是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千万不要学些没用的文学、哲学之类没饭吃的东西。结果在他修习农学后，才发现“学农实在是违背了我个人的兴趣。勉强去学，对我来说实在是浪费，甚至愚蠢”，因为他发现，其实自己感兴趣的是哲学和史学……因此，他才在自己成名以后的公开讲演中，“时时告诫青年，劝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学习前途的选择，千万不要以社会时尚或社会国家之需要为标准。他们应该以他们自己的兴趣和禀赋，作为选科的标准才是正确的”。而对美国公众讲演中国革命和共和政府的需要，以及对于由“对英、法、德三国文学兴趣的成长”而引发的对中国文学的眷恋，尤其是由着自己求知的兴趣，认真完成的对于哲学和心理学、英国文学、政治和经济学三大“学科程序”所应得的学分，使他完成了由农向文的科系转移。

当胡适学成归国，在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时，有田炯锦（一八九九—一九七七）在《北大六年琐忆》中回忆说：“在北大本科四年，听过许多教师的课……最喜欢听胡先生的课，他不但有许多新颖的见解，而且擅长表达。他每授一课，我们都能了解，而且发挥道理之用语繁简，恰到好处。我以后到美国上学，先后进过五个大学，听过十几位教授的讲课，只有意利诺大学政治系嘉莱尔先生，其讲课内容之丰富，表达之高明，可与胡先生相伯仲。”

这说明胡先生晚年有时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复称“思想史家”，却从不明白自己“主修何科”、“所学的是什么”，也从未以其为憾，真是一种成功者的自负！难怪他在讲演中要直言批评说：

目前很多学生选择科系时，从师长的眼光看，都不免带有短见，倾向于功利主义方面。天才比较高的都跑到医、工科去，而且只走入实用方面，而又不选择基本学科，譬如学医的，内科、外科、产科、妇科，有很多人选，而基本学科譬如生物化学、病理学，很少青年人去选读，这使我感到今日的青年不免短视，带着近视眼镜去看自己的前途与将来。

胡先生的告诫，是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其实《胡适选专业》一书所能提供的，不仅如上述。无论是朱家溍先生被迫报考机械和水利系不取，一考即中辅仁大学国文系（《辅仁求学记》），还是听从父亲安排，以求“既高尚又稳妥”医生职业的吴阶平先生（《用医学的眼光看协和》）；无论是杨亮功先生在北大读中国文学三年而转学教育学（《五年大学生活》），还是李济先生遵循的克拉克大学校长所指示的读书法（《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本书确实能予人以思想启迪多多。

值得注意的，是激发本书编者选题创意的“触媒点”。

随着《上学记》（三联书店二零零六年版）在阅读界的流行，我们得知“方鸿渐式”的一而再、再而三地选转专业，本是高等学府所赋予大学生们的一种追求学识、发展专长的“权利”。譬如一九三九年入西南联大的何兆武，就先后求学于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个系。他回忆说：“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当《南方都市报》记者问到“你在西南联大读了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个系，在同学当中有没有人像你这样读了四个系的？”时，何先生回答说：“（当时）转系是常见的，但是读了四个系的，大概不多。（大笑）这里面也是表现一种自由，你对什么有兴趣，就可以去看，不是对你限制得很严格。”（李怀宇《何兆武：兴之所至自由读书》，见《南方都市报》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一日）

然而，当我国高等学校内只允许跨专业选听课程，却不能有随兴趣和爱好（更不必说“随意”）自主转系之自由的时候，本书的题名《胡适选专业》，无疑给予现实困境中的人们以一种极大的心灵解渴力，这也就构成了本书适应时需的突出“卖点”之一。而该书副标题“大师们的大学生活”，先后附丽有两个“大”字——由“大师”之果，回望“大学”之因，这也足以吸引知识经济社会里诸多读者的“眼球”。

智高一筹的是，编者在本书《后记》里，有意无意地把那话风给扭了回来：

首先得说明，这不是一本教你如何选专业的大学报考指南……胡适认为选专业应该“依着自己‘性之所近，力之所能’的做去”，而不应该过于功利主义。胡适所鸩毒的情况当下在大陆也出现了，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全民上下都冲着所谓的“热门”一拥而上，文、史、哲等基础学科和专业却被打入“冷宫”，遭遇的多是疑惑和鄙夷的目光。选专业是学生的自由，本书还有好几篇文章涉及到这一主题。比如蒋梦麟从农学院“转到社会科学院，选教育为主科”。李济更是由心理学转入社会学，又由社会学转入人类学、考古学。何炳棣放弃化学改修历史，也是一例。当然，他们都是随着自己对知识的理解、对学科的把握和学习兴趣的转移来调整专业的。这也是我们题为“选专业”的一个原因。

编者指出，好的大学在拥有一个幽雅明丽的自然环境和“坚毅明通的校长”之外，还得有“学识渊博、智慧超群的大师”，“学习具体的学科知识是上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更重要的是呼吸象牙塔下清新自由的学术空气，品尝体会并努力追摹大师的风采”，他还说明道：“作为‘花生文库·大师谈学习’系列丛书之一，本书与以往各书不尽相同。本书不负责提供具体的学习方法，或讲述具体的学科知识，而是与一位位大师相约，倾听他们的大学往事。听凭所好，任意东西，不必正襟危坐，不必焚香净手，沉浸其间，自有所得。”

——编者选题上的“创意”在此，人文上的终极关怀原来也在此，他是要编辑一本“让我们畅快地读书”的“读物”，尽管那些文章我们以前早已在各种不同的书、报、刊上读过……不过我们还是由此获得一种选题上的智慧，那就是既有书林叫好声，又有书市流通率的好书，正是选题创意者所应该致力追求的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九日夜初稿，

六月三十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