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法国成立世界社，编刊《新世纪》杂志，大肆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吴稚晖先生（一八六五—一九五三年）曾经提出“线装书可以扔进茅厕三十年”，一时舆论哗然。如今岁月已经流逝了三个“三十年”以上的时光，线装书却已成为往日文化的旧风景，只是在熹微中隐现着身姿，启人怀想了。
不必是少小由私塾读“四书五经”出身的秀才，只要是上个世纪的真读书人，在他那点古典情怀里都会留存一派“线装文化”的温情。“白洋淀派”代表作家孙犁先生说，一九四九年参加革命成功，进入天津城以后，他开始“大量买书”：
初期，还买一些新的文艺书，后遂转为购置旧书。购旧书，先是买新印的；后又转为买石印的、木版的。先是买笔记小说，后买正史、野史，以后又买碑帖、汉画像、砖、铜镜拓片。还买出土文物画册，汉简汇编一类书册……石印书、木版书，一般字体较大，书也轻便。
这些往日的线装书，则是一片净土，一片绿地。磁青书面，扉页素净，题署多名家书法，绿锦包角，白丝穿线，放在眼前，即心旷神怡。无怪印刷技术如何进步，中国的线装书籍，总有人爱好，花颜永驻不衰。
日前得着一大函《新文学线装珍本丛书》，是浙江富阳华宝斋书社的新出品。丛书由我的朋友南京薛冰、苏州王稼句策划，他们于前年秋专程赴京，求得无名书斋主人姜德明先生藏本付予影印，难得的是姜先生还专有一序，单独排印，亦线装为一册，以为全套各册的导读。
姜先生在序文中指出：
千百年来，我国印制书籍一贯保持着木刻雕版的线装形式，虽然有人根据明人的文字记载，证明明代已有铅活字的印本问世，不过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到了清末，随着西方现代铅字活版印刷技术的倒流传入我国，才真正动摇了我国传统的书籍印刷方式，逐渐由报纸平装铅印代替了线装书。特别是“五四”运动提出了反对封建文化，创建新文化的要求，白话文代替了古文，以白话文来创作新文学已形成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这种思想的革命和内容的革新，必然会引起形式上的变化，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线装书已被视为落伍文化的象征，不屑一顾了。“五四”以后出版的新文学书刊，几乎都采取平装印本的形式，只有整理古籍或写作旧体诗词时，仍有人沿用旧式线装本。
“五四”后出版的新文学书刊中，仍有人以雕版线装书的形式来装他们的“新酒”，实在意味深长。说明那些由私塾出身乃至于喝过洋墨水渡海归国的文人学士们，并不全是吴稚晖们“文化激进主义”的响应者。我以为当年唐弢先生以书话形式，专谈新文学家印行的“线装诗集”，就含有批评前人和时人“热烘烘地反封建、反复古”的矫枉过正之意。他还藉此机会，表述了自己感受到的“中国纸印书”的三大好处：“纸质耐久，容易保存”，“分量较轻，携带方便”，以及“看起来便于把握，不像硬面洋装的一定要正襟危坐”，这都是现今一边倒以后的洋装书所不及的长处。
时下我国书籍印刷已经完全进入微电脑排版、机械流水线装订时代，开本也开始从传统的大、小三十二开走向现代的胖、瘦十六开，版阔而本厚，富丽而堂皇，虽有轻质蒙肯纸张来略补其“分量甚重，携带不便”的缺憾，但开卷不便把握，务须危坐而读的缺点，却是依然故我。更不必说新五号字，所给予现代人阅读视力上的慢性损害了。而这，其实都是与时尚的“轻阅读”潮流背道而驰的东西。
影印本《新文学线装珍本丛书》的问世，却给予我们在新印刷科技时代，如何落实“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改善至少一部分读物的制作形式，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新文学线装珍本丛书》经姜德明先生慎重评鉴，选定的是如下十种：
（一）《志摩的诗》，徐志摩著，中华书局一九二五年八月印行；
（二）《忆》，俞平伯著，朴社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印行；
（三）《扬鞭集》，刘半农著，北新书局一九二六年六月印行；
（四）《燕知草》，俞平伯著，开明书局一九三零年六月印行；
（五）《水仙辞》，梁宗岱译，中华书局一九三一年二月印行；
（六）《初期白话诗稿》，刘半农编，星云堂一九三三年春手迹影印本；
（七）《爱眉小札》，徐志摩著，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一九三六年四月手迹影印本；
（八）《音尘集》，卞之琳著，北平东琉璃厂文楷斋一九三六年九月作者自印本；
（九）《冬眠曲及其他》，林庚著，北平东琉璃厂文楷斋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作者自印本；
（十）《题石集》，王统照译，一九四一年春作者于上海“孤岛”时期自费印行本。
纵观上述各书，不难发现木版毛边纸印刷丝线装订的线装书，完全胜任承载翻译、讲义乃至情诗、情书等任何一种文体的复制传播。试以卞之琳先生的《音尘集》为例一说。姜先生在《新文学线装珍本丛书》序文中鉴赏道：
诗集为木刻雕版，丝线装订，宣纸硃墨刷印，外有金黄色的锦套，手工精致，古雅非凡，纯是一件新古董。书内收作者一九三零年至一九三五年的诗作二十首，如《影子》、《破船屋》、《音尘》等。诗人对新诗语言的口语化，以及新诗形式的格律化作过长期的探索，早期的作品具有淡雅、含蓄的风格，他的处女诗集是《三秋草》。在新文学书目中，人们却难以找到这本《音尘集》，因为它印数绝少。其实在他一九四二年五月桂林明日出版社出版的《十年诗草》第一部分，已全部收入《音尘集》的作品，题后并附作者的声明：“本集曾于一九三六年夏雕木版试印于北平文楷斋。”本书只印十余册，莫怪有关书目中全都失记了。
《音尘集》扉页有“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五”的副题，依次收录《影子》、《月夜》、《投》、《破船片》、《几个人》、《登城》、《墙头草》、《寄流水》、《芦叶船》、《古镇的梦》、《秋窗》、《道旁》、《对照》、《水成岩》、《尺八》、《圆宝盒》、《断章》、《寂寞》、《航海》和《音尘》，凡二十篇。
适才翻阅着这部红印的《音尘集》，视线不由得在《几个人》那篇诗上多扫描了几个来回，因为那诗意正是我当年在北京求学和工作时所曾熟悉的：
叫卖的喊一声“冰糖葫芦”，
吃了一口灰像满不在乎，
提鸟笼的望着天上的白鸽，
自在的脚步踩过了沙河，
当一个年青人在荒街上沉思。
卖萝卜的空挥着磨亮的小刀，
一担红萝卜在夕阳里傻笑，
当一个年青人在荒街上沉思。
矮叫化子痴看着自己的长影子，
当一个年青人在荒街上沉思：
有些人捧着一碗饭叹气，
有些人半夜里听别人的梦话，
有些人白发上戴一朵红花，
像雪夜的边缘上托一轮落日……
在熟识以后，卞之琳先生曾在姜先生面前补充说明过当年在文楷斋印行这本诗集的缘由，原来“也是为了送给一位异姓友人的”。既有如此说法，那就不能视之为此乃《音尘集》“印数绝少”的“次要原因”了。因为当姜先生在厂肆觅得此书以后，先曾投书诗人。当时获得的卞先生的第一个答复是，“出书后，常有不满意处，以至意兴索然。《音尘集》试印后，以为过足了书瘾，‘这是我不再正式印它的主要原因’”。
将前后两个说法对照着看，那第一种解释不免是某种托词了，它才该是“次要原因”了。大抵“当一个年青人”一番钟情甚至痴情却被“无情”所“恼”以后，“意兴索然”便是惟一可能的情感反应了。或如姜先生所感悟到的：“这里寄托了诗人青年时代的一个旧梦，虽然美丽，终归幻灭。”
我想如果带着知悉诗人情感底蕴的那种“幻灭”感，再来细读青年诗人彼时的“美丽”诗篇，尤其是这本用了象征热烈奔放的红色所印的诗集，是不难多得到一层“凄美”的观感的。不妨再读《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心中正追求的“女友”在桥上闲看着风景，单向恋中的诗人却“在楼上”咫尺天涯地看着她，她最终“装饰”的终究只能是“别人的梦”了，于是《断章》也就成为了作者人生历程中一段情爱小品的纪念“断碑”。
然而，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却成荫。正是由当年新诗人的春情所激发的浪漫主义情怀，成就了现代中国书史上这部“刻工手艺好，工费很便宜”（卞之琳晚年语）的《音尘集》。作者的诗情竟然依托的是中国线装文化的载体，岂不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一段风雅佳话？我尝要求门下女弟子“满怀古典的情志，行走在时尚的都市”，这卞先生正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先辈仪型呢！
姜德明先生在写于前年十月的《新文学线装珍本丛书》序文最后说：
从“五四”时期到建国以前，新文学的线装版本当然不限于上述十种，似乎也没有人进行过总数统计，就我个人的见闻，也不过三四十种吧；如果从够得上珍本的角度来考虑，数量就更少了。因此，这里选辑的十种书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至于从保存古籍印刷技术、弘扬民族文化的意义上讲，一次能影印十种新文学的珍本书，这也是我以前不敢奢想的事。从这个侧面也可看到当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是令人十分喜悦和欣慰的。
如今回想当年吴稚晖扬言“线装书可以扔进茅厕三十年”之时，其实尚在他那个时代的人跨入新世纪的躁动之中，尤其是吴先生本人更在意气风发、激扬文字的“反潮流”年岁。他不仅对于线装书是如此绝情，还曾预言过“中国文字，迟早必废”，“当舍弃之而用世界语”，更曾惊呼“新文化若不竭力发挥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简直是复古的倾向，不是革新的倾向”，不免淆乱了一代青年的价值观。
要是考镜源流，那么远的不去说了，百余年间将线装书“扔厕”之事，若以吴先生为一中点，则此前有太平军兵士做过，此后更有“红卫兵”学生干过（尤其是后者更在“主义”和“思想”的指引下，浩劫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存）。而历劫幸存的古书丛残，至于三四十年后的今天，竟成为了中外拍卖场上的珍品了。面对这一息仅存的线装文化香火，能不令人同声一叹吗？
噫嘻，“历史的天空”如此颠来倒去，能不“苍茫”吗？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四日上午拟稿，下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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