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方鸿渐”

季羡林先生在一九八八年写到自己的留学生涯时说：“五六十年以前，一股浓烈的‘留学热’弥漫全国，其声势之大决不下于今天。留学牵动着成千上万青年学子的心。我曾亲眼看到，一位同学听到别人出国而自己则无份时，一时浑身发抖，眼直目呆，满面流汗，他内心震动之剧烈可想而知。”（《季羡林留德回忆录》，香港：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年版）

文中所指的那年代，大抵上正是钱锺书们留学欧美成为时尚成为热潮的时期。他还说：

那时候有两句名言：“毕业即失业”，“要努力抢一只饭碗”。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没有后门，照样找不到工作，也就是照样抢不到一只饭碗。如果一个人能出国一趟，当时称之为“镀金”，一回国便身价百倍。

当时要想出国，无非走两条路：一条是私费，一条是官费。前者只有富商、大贾、高官、显宦的子女才能办到。后者又有两种：一种是全国性的官费，比如留英庚款、留美庚款之类；一种是各省举办的。二者都要经过考试。这两种官费人数都极端少，只有一两个（如钱锺书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三届庚子赔款留学考试资格的考取者，朱光潜是一九二五年安徽省教育厅官费留学资格的考取者，冯至是一九二九年冬河北省的考取者——引用者注）。在芸芸学子中，走这条路，比骆驼钻针眼还要困难。是否有“走后门”的？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是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一般是比较公道的，录取的学员中颇多英俊之材。这种官费相当多，可以在国外过十分舒适的生活，往往令人羡煞。我当然也患了“留学热”，而且其严重程度决不下于别人。可惜我投胎找错了地方……季先生本人赴德国留学，尽管也是考取的，但只是“交换研究生资格”，后由其叔父和所在家庭筹资解决了路费和制装费。按照其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的协议，他在留学期间可获得一百二十马克的资助，事实上，这点钱“只能勉强支付食宿费用”。有此艰难的留学背景，所以季羡林先生才痛定思痛，在回忆录中说出“可惜我投胎找错了地方”的怨尤之语。他说，“为祖宗门楣增辉”，是他终于获得叔父资助和家庭支持的根本原因，因为“当时封建科举的思想，仍然在社会上流行。人们把小学毕业看作秀才，高中毕业看作举人，大学毕业看作进士，而留洋镀金则是翰林一流……”

按：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回国的“洋翰林”数量增多，已构成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一九三四年，张履谦在《相国寺民众读物调查》的前言中就曾写道：“有许多文质彬彬的士大夫和穿着西装大衣的洋翰林们，总是对于中国民众瞧不上眼。他们一见着中国民众的缺乏礼貌之粗鄙行为，如随地吐痰、撒尿等，便摆着绅士的面孔痛斥，并谓：‘这批家伙真个是没有受过教育’……”（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文教事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二零零四年版）

据一九二九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并就此与钱锺书同班的常风先生回忆，“我于一九三三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在北平无法找个中学教师位置，只好应太原平民中学之聘回到太原，开始我的教师生活。叶（公超）先生很想我能留在北平，可是他也没有办法给我找个工作”；而在另一篇纪念李健吾的文章中，他又说：“在那个时候，一个已有成就并有著作的留学生，在北平也是很难找到在大学里教书的工作的。”（常风《回忆叶公超先生》、《追怀李健吾学长》，见《逝水集》，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无独有偶。季羡林先生也曾回忆说，“我于一九三四年大学毕业时，叔父正失业，家庭经济实际上已经破了产，其贫窘之状可想而知。私费留学，我想都没有想过，我这个癞蛤蟆压根儿不想吃天鹅肉，我还没有糊涂到那个程度。官费留学呢，当时只送理工科学生。社会科学受到歧视。今天歧视社会科学，源远流长，我们社会科学者运交华盖，只好怨我们命苦了”。他还说，“总而言之，我大学一毕业，立刻就倒了霉；工作难找，穷途痛苦，无地自容。后来母校（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远吾先生要我回母校当国文教员，好像绝处逢生。但是我学的是西洋文学，满脑袋歌德、莎士比亚，一旦换为屈原、杜甫，我换得过来吗？”

看来为“求职”而“留学”，以及在社会地位上“力争上游”，是酿成当日“留学热”的社会动因和人生动力，它是当年中国知识青年“就业难”问题的一种现实性折射。

一九八零年十月，当《围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排印发行，随即声满书林、名溢文坛的时候，钱锺书先生曾自咏一绝云：“荒唐满纸古为新，流俗从教幻认真。恼煞声名缘我损，无端说梦向痴人。”似已对时人考证本事、索隐原型之所为表示出一种无奈。但据文学社会学的原理，那么当一部作品向社会发行以后，作者所绝对拥有的只是其“版权”，对于作品只能是“相对拥有”了。本文所想要尝试的，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解读一个出入于《围城》作品内外的典型人物——“方鸿渐”。

（上）

钱锺书是在一九三五年春天参加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三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考试的，结果以优异成绩名列榜首。当一九四四年冬，他在上海的郁闷中，忽然提笔“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时，他把文学描摹的注意力，立时聚焦到了从海外留学以后回国服务的“海归派”身上——那该是当年中国社会中，一个身份特殊的另类青年知识分子群落。

据晚钱锺书三年自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从英国剑桥留学归来的郑朝宗先生说，钱锺书“爱读小说，尤爱读西洋小说。抗战末期，他忽发感慨，以为读了半辈子的书，只能评头论足，却不会创作，连个毛姆都比不上，实在可悲。于是发愤图强，先写短篇，后作长篇，那本举世闻名的《围城》就是在此愤激的情绪下产生的。他写小说，和作学术论文一样，态度非常认真，从情节安排到语言运用都煞费苦心，也是博采众长，自成一味。《围城》堪称‘学人之小说’，非读破万卷书定然写不出”（郑朝宗《记钱锺书》，见《梦痕录》，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一九八六年版）。

《围城》于一九四六年二月起，在郑振铎主编的《文艺复兴》杂志连载，上海晨光出版公司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以“晨光文学丛书”之八出版。故事是以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一条由法国驶往中国的邮船为序幕的。当日“留学为求职”、“毕业即失业”问题之严重，从《围城》开篇笔墨才动不久，钱先生在向读者铺陈故事背景时，话题就有所涉及可知：

照例每年夏天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这船上也有十来个人。大多数是职业尚无着落的青年，赶在暑假初回中国，可以从容找事。那些不愁没事的学生，要到秋凉才慢慢地肯动身回国。船上这几位，有在法国留学的，有在英国、德国、比国等读书，到巴黎去增长夜生活经验，因此也坐法国船的。他们天涯相遇，一见如故，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它服务……

但紧接着的调侃之笔，是他对“国技”——中国同胞终日用麻将牌赌钱消遣行径所做的好一番嘲弄，从而为这些欧洲留学生“服务祖国”的真实本领打了一个大折扣乃至大问号，也为本书奠定了通篇以冷嘲热讽为主的叙事基调。

在这一批“学成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苏文纨是第一个被隆重推出并被揶揄反讽的人物，作家借一个同船回国的留学生家属之口夸赞道：

——苏小姐，你真用功！学问那么好，还成天看书。孙先生常跟我说，女学生像苏小姐才算替中国争面子，人又美，又是博士，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呢？像我们白来了外国一次，没读过半句书，一辈子做管家婆子，在国内念的书，生小孩子全忘了——

接着，在用挖苦和调侃的口吻介绍留洋女学生鲍小姐之后，作者让主人公方鸿渐出场了。他竟不顾辞费，用大约四千字的篇幅，将这个差不多是其无锡小同乡的角色的底细做了倾箱倾箧的推介，其中关键性的一段话，竟然是这样来叙说的：

他是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转哲学系，最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方鸿渐到了欧洲，既不钞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

方鸿渐在欧洲留学“深造”，三年间倒换三个大学，显然是把他在国内本科期间从土木工程系转入社会学系，再从社会学系转入哲学系，最后从哲学系转入中国文学系的“老毛病”重新发扬了一遍。那么，首先的一个疑问是，方鸿渐何以能够在学业上得到如此这般绝对宽松的条件和自由选学的氛围？

继之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作为学人小说，钱先生颇为讲究“出典”，即言之有据也，那么，当日分别有哪些人是钞了敦煌卷子，访了《永乐大典》，找了太平天国文献，学了蒙古文、西藏文或者梵文的？他们的留学生活是如何度过的？后来各自的学术成就又怎样？

既然文学是来源于生活，而《围城》又号称“学人小说”，也就是说作者比较讲究故事出典和人物来历，那么，不难推想，在钱锺书落笔之时，他的脑海里应该是各有其“原型”的。二零零六年二月初，我电邮我的老师、北京大学著名学者白化文教授请教，白老师于当月十二日复邮道：

以解放前后为界，在英、法等国抄录过敦煌卷子并发表过的人，代表性的有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等人。前三位的生平与业绩（如专书与论文），在《敦煌学大词典》中均列有专条。王庆菽先生因晚期僻处东北，与敦煌吐鲁番学会不联系，大家伙儿把她给忘了。其实，《敦煌变文集》中几乎所有的材料（包括此前已有但缺乏别本者，虽仅一本而原录文有问题者，等等），都是她连抄带拍照弄回来的。请参阅《承泽副墨》中《〈敦煌变文集〉及其前后》一文。至于胡适之先生研究敦煌本《六祖坛经》等，则主要是利用别人抄来的资料。

查找并抄录太平天国文献并发表过的人，主要是向达和王重民。

学蒙古文的人，我不知道。学西藏文的人，主要是于道泉。他是在北京学会了藏文，再到法国去进修的。但他的藏文程度当时就比法国教师高。请参阅《承泽副墨》中《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一文。于道泉是中国近现代学者中极为奇特的一位人物。他的一个妹妹是陈云的夫人，另一个妹妹是我国藏学专家和社会学家李安宅的夫人。李与夫人均为燕京大学教授，解放初随军入藏，入党。在西藏多年，他夫人还办了一座藏族小学。前几年夫妇先后逝于成都（西南民族学院？）。李氏夫妇虽为留学生，但藏文极可能是在北京学的。于、李二人和李的夫人，都从不依附党内高层，极有骨气。

在海外访得《永乐大典》的人，是叶恭绰。他从伦敦的小古玩店中买到第一三九九一这一卷，是三种“戏文”。其得书记，当时有多种书刊登载。可查《〈永乐大典〉编纂六百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白老师的指导，为我指示了一个基本的研索方向。我为此留意用心，今将年来读书偶得，用文献学的方法排比资料如下（按照人物出国先后为序次），并试图从中探索其与钱先生之间的人物联系，显现钱先生心目中的学人仪型。

先要提前交代的是，王庆菽先生遍览和搜集英国、法国所藏敦煌卷子，发生在《围城》小说成书之后，大抵是在一九四九—一九五零年间，因此不在本文语境之中。她编有《敦煌变文集》，著有《敦煌文学论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白化文先生有《〈敦煌变文集〉及其前后》一文，见其《承泽副墨》，东南大学出版社二零零二年版，第一八三—一九零页。《承泽副墨》中有“敦煌与佛教”一辑，凡十余篇，均可参阅以明有关语境。

（中）

且说同属西欧，但英、法、德三国的学位传统却并不相同。

一、朱光潜、王辛笛对英国学制的回忆

英国的学制，据一九二五年夏，考取安徽官费资格前往爱丁堡大学留学，毕业后转入伦敦大学大学学院，同时注册于巴黎大学（后来又转至位于莱茵河畔的德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修学德语）的朱光潜先生说，“私课制固然是英国大学的一个优点，不采行这种制度而名副其实的只有牛津、剑桥一两处；就是这一两处也只有少数贵族学生能私聘教员，在课外特别指导。其余一般大学授课多只为一种有限制的公开演讲……好在英国几个第一流的大学所请的教授大半很有实学，平时担任钟点很少，他们的讲义确是自己研究的结果，不像一般大学教授的讲义，只是一件东抄西袭的百衲衫”。但其间也有一些区别：

每科尝有所谓荣誉班，只有在普通班卒业而成绩最优的才得进去，所以学生人数少，和教员接洽的机会较多，荣誉班正式上课时也不似寻常班之听而弗问，往往取谈话的方式。荣誉班卒业并不背起什么“博士”头衔。所谓“博士”，其必要的条件只是在得过寻常班学位以后再住校两年，择一问题自己研究，然后做一篇勉强过得去的论文，缴若干考试费，就行了。固然也有些人真是“博”才得到这种头衔，可是不“博”而求这种头衔，似乎也并不要费什么九牛二虎之力。（《旅英杂谈》，见《朱光潜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四十六页）王辛笛说，朱光潜当年这一番耐心而细致的情况介绍，“正合吾意”，因为“自费留学，不能不考虑经济因素，但同时也要有好的读书环境。因此正是在朱光潜先生的荐引下，我去了爱丁堡大学”。他前往英国自费留学的时间是在一九三六年夏天：

从名气来说，剑桥、牛津是英国最有名的大学，但比较贵族化，学费昂贵；伦敦大学所在地——伦敦是个大都市，商业中心，就像上海，生活开销大，人事繁复，交通便利，人来客往，接待应酬多，耽误读书做学问；相比较而言，爱丁堡大学更合适，这是一所古老的高等学府，也是有影响的学术中心，尤其英国文学系更享誉中外……地点僻静，可以安心读书；苏格兰人生活俭朴，在那里读书可以省点钱。（《追忆留学爱丁堡》，见《梦馀随笔》，凤凰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版，第八十二—八十三页）

孔庆茂在《钱锺书传》（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中说：“英国的大学与美国不同，它的学制比较保守，并非大学毕业即可得到学位，尤其是牛津、剑桥这些门槛很高的世界老牌大学。在三十年代，这些学校一般是不承认外国学校的学位的，当时这种学位极少颁发给以中文为母语的学生，所以留英学生能在牛津得到文学士学位是很不容易的。”

钱锺书不仅在牛津大学得到了文学士学位，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以一目十行的方式大量浏览了馆藏图书，其中有他贪读的各种小说，更有西方哲学、文学家们的著作。这种阅读经历，也为他后来一度热衷于创作各种短篇小说，写出《围城》这样的长篇小说奠定了基础。

二、看刘半农如何通过“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答辩

法国的学位制度，通过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二五年间的艰苦研读，而终于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的刘半农（江苏江阴人，一八九一—一九三四）曾经亲尝其味。刘半农之女刘小蕙目击了她父亲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七日参加巴黎大学博士答辩考试的前后过程。她回忆说：

父亲在考博士过程中的紧张情景，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尽管父亲对待考试十分认真谨慎，准备工作也是一丝不苟，但仍不免临时发生意外。记得在答辩的前夜，父亲想最后再一次检查自己创造的录音器，并要我和他一起做录音实验。没想到他忽然发现自己的录音实验设备失灵了，急忙连夜赶修，几乎苦战到天明才修好。在母亲的一再催促下，父亲才抓紧时间勉强睡了一两个小时，就匆匆赶去参加答辩了……考场是在一间宽敞的梯形教室里，里面可以容纳一二百人……讲台旁置有长桌，和很多并列着的坐椅。这时离考试时间还早，可是教室里已满满地坐了许多人，后来听父亲说，那些都是巴黎的语音学专家。

在当天上午的旁听席上，还有许多中国留学生，以及赵元任夫妇和蔡元培夫妇。当“教室里的听众坐定不久，就听到铃声响了，讲坛后面有两扇门，一位青年教师从其中的一扇门后走了出来”，将刘半农接上台去。她记述当时的情形道：

这时从讲坛后面的两边小门，陆续走出两排满脸胡须的老教授，他们都穿着式样奇特的深黑色长袍，肩上披着绣着各种花纹的绶带。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肩带和上面绣的花纹，是象征着老教授们的学衔级别的。那位青年教师领着父亲走上前，和老教授们见面，他们也都笑着一一和父亲握了手，而后各人按指定的位置坐下，考试就开始了。我虽然不大了解考试的内容，但是看到老教授们轮流对父亲发问，态度很严肃认真，而父亲则从容应对，非常镇静……这样的紧张气氛一直持续到中午时分，午餐的钟声响了。父亲随着老教授们一起进入坛后的小门去用午餐。当他走到门口时，转身向我们大家微笑致意。

午餐时间不长，随着讲坛后面小门的开启，答辩考试继续进行，直至授予学位仪式的全部完成。她写道：“上午的考试全部是口试，没有什么动作，下午父亲则要将动手用自制的录音器，当场演示给教授们看。”她说：

当时的情景相当紧张，教授们则围绕着这录音器，听父亲一一介绍……紧张的时刻终于过去了，接着铃声响了起来，老教授们一个一个地走进了讲坛后面的小门。这次父亲却独自留在外面，由那位青年教师陪着。大约十多分钟以后，老教授们又一次地走了出来，他们个个面带笑容，并且走过来和父亲握手道贺，父亲则恭恭敬敬地和他们握手还礼。

待大家坐定以后，领头的那位老教授庄重地站起来，先和父亲握手拥抱，然后便高声地对全体来宾说：“刘先生做了一番惊人的科学工作，经过认真的讨论以后，我们一致认为应该授予他国家博士的学位！”

……只见那位青年教师，又从讲坛后面的小门里走了出来，他手里捧着一件和教授们穿着一样的、折叠得十分平整的长袍，还有绶带和一只绣有称号的圆形贝雷帽，交给那位为首的年长的教授，这位教授再亲自给父亲穿戴上。从那时起，父亲就正式成为法国大学的国家博士。这时，在一旁等待已久的摄影师和新闻记者，纷纷拥上来争着给父亲拍照，接着又进行采访谈话。（《父亲刘半农》，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版，第五十一—五十三页）

当日至六时整个活动完毕可返回时，据说刘半农已精疲力竭，几乎需要人架着才能到家。但刘半农所得之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据说是“中国人荣获的第一个以外国国家名义授予的最高学衔”（徐瑞岳《刘半农评传》，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版，第一七一页），而其博士论文《汉语字声实验录》还获得了一九二五年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被列入巴黎大学语音学院丛书出版。

据魏建功先生说，刘半农是经过了在法国两年的艰苦研学之后，“经巴黎大学之特种试验，许应法国国家文学博士试”的。至一九二四年冬，他已经通过了巴黎大学各项预试科目，终于得到了参加国家博士考试的资格。

次年三月十七日下午一时，他以《汉语字声实验录》、《国语运动史》两篇论文，以及自行设计、制造的两种测音仪器，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主试人为法兰西大学的梅耶、伯希和、马士贝洛教授和巴黎大学的贝尔诺、弗里欧教授和格拉内讲师。可见当年要获得这个法国国家文学博士的学位殊非容易。

熟谙欧洲学务的顾执中先生在其回忆录中说：

法国的文学博士的获取，很为容易，只要缴费注册，在法国鬼混了二年，本人虽然不会讲法语，只要有钱，就可以请人家代写毕业论文，乱谈一下什么《红楼梦》呀《金瓶梅》呀，来吓一下法国教授。然后再花些钱置备几份厚礼，送给若干教授，等到举行博士考试，自可顺利通过。他只要在家高枕而卧，博士文凭自会有人送上门来……在时间方面，文科只要一年半到二年的时间，便可获得博士头衔，而理科苦读了五六年，还不过是一个学士或硕士。（《报人生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自述》，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第四七六页）

一九三三年十月中旬同冯友兰同行游学至巴黎的浦江清，与此前一年先至的陆侃如、冯沅君夫妇多所往还。他在日记中也曾记述道：“法国学校经费亦窘，不稳固，如巴黎大学数学系买书费尚不及清华。巴黎大学极宽，人才皆出高等师范，巴大但给学位而已。”（《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三联书店一九八七年版，第一二三页）

然而，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留学法国获得博士学位且后来成为知名学者之楷模固多，尤以陆侃如（一九零三—一九七八）、冯沅君（一九零零—一九七四）夫妇于一九三二年夏双双留学法国，入巴黎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班修学，苦读三年通过论文答辩，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为佳话。

又有中法大学法国文学系一九二八届毕业的郭麟阁（一九零四—一九八四），被母校资助保送法国里昂大学文科深造。至一九三五年，其间仅以微薄的官费维持最低限度的清贫生活，并在一九三二年率先大胆尝试用法语翻译《红楼梦》前五十回，在法国文坛以至欧洲引起轰动，曹雪芹因此获“中国的巴尔扎克”之誉。此后，他以博士论文《〈红楼梦〉研究》参加学位论文答辩，于一九三五年六月通过，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当年九月回母校任教，后担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为知名的文学翻译家。其博士论文后在里昂包斯克兄弟出版社出版，乃是欧洲汉学界第一部评论《红楼梦》的专著。

由此可见，文学博士学位在法国之是否易得，只是一个程序问题，关键还是在于当事人是否真的通过留学研学的学识训练，开阔了学术的视野，具备了服务社会的真才和实学。

三、冯至、季羡林对德国学制的回忆

关于德国学制，据一九三零年九月十二日从北京动身，途径莫斯科前往德国最古老的海德堡大学留学的冯至先生在《海德贝格记事》中回忆，当年有一个德国朋友告诉他：

若去德国学习，不要到大城市。大城市太热闹，人也忙，谁也顾不了谁，同学之间，师生之间，不容易接近。在较小的城市，尤其是在所谓“大学城”里，除了大学外，没有其他重要的机构，整个城市都围着大学转，人们容易很快就熟悉起来，这对于提高语言能力，增进知识，了解社会生活都有好处。

冯至于一九三一年八月转入柏林大学的原因，据其自述，主要是因为他所崇敬的“蔼然可亲，主持正义”，被他认作“指路者”的宫尔多夫教授于当年七月十二日的突然去世，而“一方面要认识这座大城市，弄清它到底是美是丑，另一方面是要消除热情，做些实际的、做些学术性的工作，这对文学史来说是很重要的”。

但数月后，他在致德国好友鲍尔的信中就抱怨：“柏林大学的课我觉得很无聊，只是为了学语言我才去听”，次年春又说，“柏林的生活有时使我感到疲倦……我已经不指望从教授那里得到什么了。不过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以及日尔曼语研究班却很来劲”，同时“我在柏林搜集了许多精美的好书，我常常为我小图书馆的藏书增加而高兴”，“柏林大学要求很多，但是给予很少……”一九三三年底，他返回了海德堡大学，开始选题做博士学位论文。

冯至于一九三五年六月经过两次口试答辩通过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一九九二年三月十日，他在致武汉大学中文系陆耀东教授的信中表示：

我留学时，看到过有些留学生用中国的题目写论文。外国的教授大都不懂得中国情况，所以论文很容易通过。我对此颇有反感，所以专门找地地道道的德国题目，以不负我学了几

年德国文学。

据陆耀东在《冯至传》中介绍，他的博士论文主要是谈诗人作品中的类比、神秘主义的思维形式和表现形式。在当日致鲍尔的信中，冯至自我评估道：“论文的题目有一定难度，加上我又是外国人，因此只有付出最大的努力，暂且不去考虑论文写出来会是什么样子。我把这项工作只看做是我对派我来留学的政府所尽的义务。”定稿后的论文经其导师布克教授审阅后，在答辩时顺利通过。冯至的德国留学是辛勤的。陆耀东指出：

如果以冯至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的一九二一年算起，已有十四年；以一九二三年升入北大德文系计，则共十二年。从形式上讲，取得博士学位，可谓修得了“正果”。从实质来说，他“十年辛苦不寻常”，亲聆了大师级学者的讲授，通读了歌德、里尔克、诺瓦利斯等作家的全集，广泛涉猎了德语文学有关的书籍，至少可以称得上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德语文学学者了。（《冯至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版，第一零三—一一四页）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冯至与从认识到订婚经过了六年的姚可崑在巴黎的中国餐馆山东饭店举行了一个小婚宴，然后前往米兰，并从威尼斯登上前往上海的邮船，途经孟买、科伦坡、新加坡和香港回国。

有关德国学制，季羡林先生在其回忆录中也有一个颇为详尽的介绍。他说，“德国大学是绝对自由的。只要中学毕业，就可以愿意入哪个大学，就入哪个，不懂什么叫入学考试。入学以后，愿意入哪个系，就入哪个；愿意改系，随时可改；愿意选多少课，选什么课，悉听尊便；学文科的可以选医学、神学的课；也可以只选一门课，或者选十门、八门。上课时，愿意上就上，不愿意上就走；迟到早退，完全自由。从来没有课堂考试”。他还说：

有的学生，初入大学时，一学年。或者甚至一学期换一个大学。经过几经转学，二三年以后，选中了自己满意的大学，满意的系科，这时才安定住下，同教授接触，请求参加他的研讨班。经过一两个研讨班，师生互相了解了，教授认为孺子可教，才给博士论文题目。再经过几年努力写作，教授满意了，就举行论文口试答辩，及格后，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在德国，是教授说了算，什么院长、校长、部长都无权干预教授的决定。如果一个学生不想作论文，决没有人强迫他。只要自己有钱，他可以十年八年地念下去。这就叫做“永恒的学生”，是一种全世界所无的稀有动物。（《季羡林留德回忆录》，香港：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年版，第五十二—五十三页）

看来方鸿渐由伦敦而巴黎，由巴黎而柏林，走的正是一条避难就易的所谓留学之路。

他从极难获得学位的英国，转入学位唾手可得的法国，最后转到只需凭自己兴趣“随便听几门功课”，连论文都没有教师来逼着做的德国的大学，四年留学优哉游哉，终于无所用心地到了“银行里只剩四百多镑”的资助倒计时阶段，这才猛然悟及“留学文凭的重要”。

（下）

钱锺书写到这里，来了一段不乏精彩的叙事：

方老先生也写信问他是否已得博士学位，何日东归。他回信大发议论，痛骂博士头衔的毫无实际。方老先生大不谓然……过几天，方鸿渐又收到丈人的信，说什么：“贤婿才高学富，名满五洲，本不须以博士为夸耀。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贤婿似宜举洋进士，庶几克绍箕裘，后来居上，愚亦与有荣焉。”

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可是现在要弄个学位，无论自己去读或雇枪手代做论文，时间、经济都不够。就近汉堡大学的博士学位，算最容易混得了，但也需要六个月。干脆骗家里人说是博士罢，只怕哄父亲和丈人不过；父亲是科举中人，要看“报条”，丈人是商人，要看契据。他想不出办法，准备回家老着脸说没得到学位。

一天，他到柏林图书馆中国书编目室去看一位德国朋友，瞧见地板上一大堆民国初年上海出的期刊……信手翻着一张中英文对照的广告，是美国纽约什么“克莱登法商专门学校函授部”登的，说本校鉴于中国学生有志留学而无机会，特设函授班，将来毕业，给予相当于学士、硕士或博士之证书，章程函索即寄……

这一大段文字说的正是方鸿渐在家长们的压力下，被迫无奈，起意购买假博士学位文凭的因由。因为要是由着他个人的性子，是决不为此的，他原本就准备“回家老着脸说没得到学位”的。假如国内尚有钱源源不断地供给，那谁都相信他必将是“全世界所无的稀有动物”——德国大学校园里“永恒的学生”之一。

但方鸿渐不是坏人，因此当他连蒙带骗地以四十美金在柏林将美国博士学位证书“操作”到手后，心里其实并不十分妥帖。《围城》第三章中写道：

想爱尔兰人无疑在捣鬼，自己买张假文凭回去哄人，岂非也成了骗子？可是——记着，方鸿渐进过哲学系的——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人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上决不开这个学位。索性把价钱杀得极低，假如爱尔兰人不肯，这事就算吹了，自己也免做骗子。

作为这一事件的余波，是一九三八年的阴历二月底，方鸿渐在上海前往苏家拜访苏文纨时，受到她“是不是得了博士回来结婚的？真是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要算得双喜临门了”嘲弄时的描写——

方鸿渐羞愧得无地自容，记起《沪报》那节新闻，忙说，这一定从《沪报》看来的。便痛骂《沪报》一顿，把干丈人和假博士的来由用春秋笔法叙述一下，买假文凭是自己的滑稽玩世，认干亲是自己的和同随俗。还说：“我看见那消息，第一个就想到你，想到你要笑我，瞧不起我。我为这事还跟我那挂名岳父闹得很不欢呢。”

经苏小姐逢场作戏般地开导一番后，方鸿渐旋又恢复了自信：“给你这么一讲，我就没有亏心内愧的感觉了。我该早来告诉你的，你说话真通达。你说我在小节上看不开，这话尤其深刻……”

大节有亏，“小节上看不开”，腹少学识、胸无大志的方鸿渐之不堪，至此也就被写得淋漓尽致了。

到小说写到结局处，作者说方鸿渐睡着了，是“没有梦，没有感觉，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时也是死的样品”，无疑是判处了“醉生”的他以“梦死”之刑——在应该三十而立、奋发作为的青葱华年，方鸿渐已如行尸走肉般的没有了希望。由此这方鸿渐终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又一个人生惨败的文学典型。

按：“方鸿渐”之名出典于《易经》渐卦（第五十三），大抵“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原是吉辞，“夫无累于物，则其进退之际，雍容而可观矣”。因此，被后人尊为“茶圣”的唐人陆羽（七三三—八零四）就字“鸿渐”，而清代名臣陶澍（一七七八—一八三九）之父陶必铨在听说儿子科考高中进士后，更吟一绝勉之：“十载萤窗酬翰墨，一时鸿渐向朝廷。须看千古登科记，几个勋名换汗青。”

但细味“夫无累于物，则其进退之际，雍容而可观矣”一语，却也是有条件的假设之句。想当初作者为“方鸿渐”命名时，或即存有反讽其进退失据、狼狈无观的深意在，也未可知。

“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没有真实文凭其实还只是方鸿渐其人行为处事的表象，实质上是因他学业上的朝秦暮楚、丢三落四，而人无实学、身乏长技。而这正是时年二十七八岁的方鸿渐，在回国的两年中处处碰壁的前因。

“书到用时方恨少，知到识处莫嫌多”，“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演讲和教课是如此，处世与办事也是如此。知识、学识和见识，始终是人生发展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利器。

想来令方鸿渐倍感郁闷的，当是在当日即将结束前往三闾大学的艰难旅程时，已由莫须有的“同情兄”而发展成为旅途难友也是好友的赵辛楣所发表的一通议论：“像咱们这种旅行，最试验得出一个人的品性。旅行是最劳顿、最麻烦，叫人本相毕现的时候……”有关他的观感则是：“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而此艰难的旅行，又恰好证明了方鸿渐所服膺赵辛楣的那一点：“我佩服你的精神，我不如你。你对结婚和做事，一切比我有信念。”

何谓“信念”？“信念”是自认为可以确信的某种看法，是一种建立在自我认识基础上的对社会人事的判断。人生最基本的信念，应该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前路谁人不识君”。

《庄子》云：“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失却了人生信念也就等于失去了人生动力的方鸿渐，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文学典型。尽管他“生平最恨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围城》第三十四页），但是这个始终未能借助求学求知过程，改良了性格、提升了品位、扩张了志业的无锡籍学生，只能成为一个“撒了谎还要讲良心”的“大傻瓜”（《围城》第二零九页），一个永远洋溢着“乡土气”的“孤独的泥娃娃”（张明亮《孤独的泥娃娃——探索〈围城〉对“中西文化”的思考》，见《钱锺书研究》第三辑，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四十八页）。

胸欠壮志、人无实学、身乏长技，知识、学识、见识三者皆缺的方鸿渐，足为所有不惜时、不惜缘、不惜福的在学青少年之戒。他在职业上和家庭里的“双下岗”，以及由此带来的无限失意，虽然令人无限同情，可也实在是其咎由自取的结果，令人“哀其不幸兮而怒其不争”。

——一个“全无用处”的人，虽然交际上不被人“讨厌”，但在价值天平上，他必然难以得到社会的爱惜和时代的推重。而对现实人生缺乏把握度，对人情世故没有洞察力，对个人前程更毫无规划性，由着本能的性子生活，随着兴趣发展，无所用心，得过且过，乃是方鸿渐“不作为，望天收”之乡土性格的集中体现，正是它决定了鸿渐在正式走向社会以后的一系列人生惨败（而不是“挫败”，挫败者尚有反败为胜之机，而小方似乎连这“时机”都没有了，因为人生转机所需要的大好时光，已经被其玩忽丧失，一去不复返了）。

总之，方鸿渐走向社会以后的失落和惨败，乃是其在人生大好的求学光阴里，自以为是耍小聪明、得过且过混日子的必然后果。无论是在大学本科还是在欧洲留学阶段，他在学识上始终无所追求，在见识上更是无所长进，因此，当他回国以后，需要自己独立面对社会上的人和事时，就显得一切都是那么的被动，拖沓，窝囊，一切都是那么的身不由己，那么的力不从心，那么的事与愿违。而这，也许正是勤奋好学的钱先生，当年所想要通过作品告诉人们的某种深刻教训。

因此，“方鸿渐”不是一个怀才不遇的才子，更不是一个通今博古的智士。作为一个眼高手低、不学无术的“游洋生”，他是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诞生的一个怪胎，一个令人沉思发人深省的文学形象。

在当今这个所谓“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在中外文化交融的广袤知识天地之中，一个青年学子应该如何以方鸿渐为前车之鉴，保持一种求学进取的身姿，跋书林，涉学海，在个体人生应当无限敬畏的人类学术殿堂里登攀？……由《围城》中写出的“方鸿渐悲剧”，对于莘莘学子依然有着无限启迪。而这，也许正是作为才子和智者的钱锺书先生，在潜意识中所欲广而告之的某种人生智略。

“恼煞声名缘我损，无端说梦向痴人。”如今，当我们重读《围城》时，不免为这部小说超越了文学天地而拥有的社会学内涵而叹服。在日前南京举办的由专家提名、读者票选产生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影响南京人的十种文学艺术类大众读物”活动中，该书超越了《傅雷家书》和路遥《平凡的世界》而居于榜首地位，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所固有的社会学价值。

二零零八年春于金陵江淮雁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