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春之歌》帘影后的张中行

我的那位“老夫子”，是个北大国文系的用功生。为什么叫他“老夫子”？当时他只有二十三岁，却经常穿着长袍子，戴上呢礼帽，很有夫子派头……“老夫子”常帮我从图书馆里借来一些古今中外的名著来阅读；他听了顾颉刚、孙楷第及其他一些名教授的讲课，兴趣上来了，也向我复述一遍。“老夫子”帮助我提高了文学素养，我感谢他……

这是杨沫在晚年七十四岁时，深情怀念自己做一名“北大学生家属”时的真情流露之笔。那是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作者正当二十上下的芳菲之龄。与她同居的那位先生，就是文中所说的长她多岁的“老夫子”，也就是前些天在北京谢世的著名学人张中行先生。

在老北大那几年间，她一直是被房东呼为“张太太”的，尽管在这篇题为《梦魂牵绕忆红楼》的文章中，她已不好意思再直说这个当年自己十分熟习的称呼。

“不好意思”的原因，是因为一九三五年的那场婚变。用北平西山温泉女子中学毕业的“张太太”杨成业，也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杨沫的说法，她在北大边缘生活着，只是一个“家庭妇女”，“老夫子”虽能安贫深造，自己却在旁听和自修之余，“渐渐变了”——“变得不再安心于为妻的主妇生活……对那间温馨的小屋，渐渐感到窒息了，我对每天和锅盆碗罐打交道的日子，更渐渐感到厌倦无聊了。不知从哪天起，我开始对老夫子怠工了。”

于是在向往“革命”的心理驱使下，“我出去找那些进步的朋友，跑出去参加一些抗日活动。一个温顺的妻子淡化了，一个野马似的东奔西跑的女人，和他同床异梦了”，直至后来直接融入到“汹涌澎湃的革命潮流里”。随即一个寻常的小知识分子之家破裂了，在时代的风云里成长起来一个“革命者”，她后来创作了自传体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初稿名《烧不尽的野火》）。

原来，这是一个由杨成业（杨沫原名，小说人物原型）而林道静（小说主角名）而杨沫（小说创作者）三位一体的曲折人生故事。它紧紧牵扯着的一个对象，就是余永泽（小说主角名）或者说就是张中行（小说人物原型）。

《青春之歌》里的“老夫子”——余永泽

杨沫在晚年写道：“我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以北大为背景……那位老夫子，我们在一九三六年终于分手了，他是我在北大几年生活的媒介。没有他，我也许写不出《青春之歌》来。我庆幸这段‘良缘’——虽然甜瓜结在苦瓜（藤）上。”

看官留心：这是一九八八年一月十日的回忆，字里行间洋溢着多少缱绻的温情；而由此倒推到十年前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出自她笔下的却是几近绝情的文字：“在去香河教书时，认识了一个北大国文系的学生，我们相爱着。在失学失业，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只得和他同居了。”她写道：

我们住在沙滩的小公寓里，靠着他家中寄给他的小许钱来维持生活。然而，这种生活却使我感到窒息，感到空虚和苦闷……因为那个大学生是个崇拜胡适的、钻在故纸堆里的个人主义者，他想的只是个人怎么成名成家。而我当时却获得了革命的理想，渴望做一个献身共产主义的革命战士。从此，我们不断地争吵，一直吵到一九三六年，我找到了党，参加了党之后，便和这个大学生最后断绝了关系。

杨沫在形容与张中行早年的那段姻缘时，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甜瓜结在苦瓜（藤）上。”无论是“甜瓜苦藤”，还是“甜藤苦瓜”，以他俩的感情纠葛为成本，居然在二十余年之后，“结”出了当初谁都意想不到的一枚硕果——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这枚突然长成的曾经是杨沫文学生涯中的“甜瓜”，很快随着在1958年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同名小说，尤其是随着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同名电影的流行，成为了张中行人生道路上却之不去的“苦瓜”。

且看杨沫笔下，两个人的思想和感情都发生了疏离以后的一个场景：

晚上，道静伏在桌上静静地读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做着笔记、加着圈点，疲乏的时候，她就拿起高尔基的《母亲》。她时时被那里面澎湃着的、对于未来幸福世界的无限热情激荡着，震撼着，她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与满足。可是余永泽呢？他局促在小屋里，百无聊赖，只好拾起他最近一年正在钻研的“国故”来。他抱出书本，挨在道静身边寻章摘句地读起来。一大叠线装书，排满了不大的三屉桌，读着读着，慢慢，他也把全神贯注进去了。这时，他的心灵被牵回到遥远古代的浩瀚中，和许多古人、版本纠结在一起……

就这样，一今一古、一新一旧的两个青年人，每天晚上都各读各的直到深夜。

在杨沫笔下，“老夫子”沉迷于“国故”，完全是“个人主义”的成名成家思想在作怪，而这与当日情景下的“爱国”时潮是严重对立彻底不相容的。她在小说中，以讽刺的笔调写道：“当他疲倦了，休息一下，稍稍清醒过来的时候——‘自立一家说’，——学者，——名流，——创造优裕的生活条件……许多幻想立刻涌上心来，鼓舞着他，使他又深深埋下了头。”她指出，北大图书馆是“老夫子”的精神“避难所”，是这个软弱者的“藏身处”，因为“这里的环境是安谧的，空气是柔和的，这里没有斗争，没有喧嚣和呼喊，人们默默地读着书，谁都是互不相扰。于是，每每当他心情极端恶劣时，他就到这里埋头坐上几点钟，厚厚的线装书一翻就什么都忘掉了。而且如果能够在某一种书籍中，某一些章句中，找到了可供参考的有用材料，那他就更加欢喜更加得意地忘掉了一切烦恼”。

可是被革命情绪裹挟得动情的林道静却不能接受、容忍和理解这一切。

她揶揄“老夫子”在其参与革命的同学罗大方面前的陈述：“现在，我也并非不激昂。不过那么喊喊口号，挥挥拳头，我认为管不了什么事。我是采取我自己的形式来救国的。”她讽刺道：“你的形式就是从洋装书变成线装书；从学生服变成长袍大褂。”她描写道：

余永泽过去是穿短学生服的，可自从一接近古书，他的服装兴趣也改变成纯粹的“民族形式”了。夏天，他穿着纺绸大褂，头上是一顶宽边礼帽，脚底下竟穿起了又肥又厚像小船一样的“老头”靴。道静不喜欢他这样打扮，老里老气，不像个青年人。可是他却说这就是“爱国”。整理国粹和民族服装这就是爱国的具体体现，这在余永泽的言论中时常隐隐出现的。因此道静才这样说他。

她在想象中，反感“老夫子”对卢嘉川的责问：“请你不要再用你们那套马克思的大道理来迷惑林道静了。知道么，她是我的妻子。我们的幸福家庭绝不允许任何人用卑鄙的手段来破坏！”她欣赏卢嘉川对“老夫子”的严肃反击：“你说这些话不觉得害臊么？……别忘了，你还是个高喊过爱国的大学生，也还是林道静的丈夫。不是别人来破坏你的幸福家庭，是你自己在破坏它！”

小说内外的真实人生——杨沫与张中行

“甜瓜”乎？“苦瓜”乎？

也许到了晚年，杨沫和张中行所各自尝到的，只有人生世俗的酸和人情无奈的涩。

那么，还是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林道静与余永泽初期的甜蜜温馨吧，因为原本这一对夫妇的生活大抵还是“可过的”（据张中行晚年对女儿们说，“从一而终是社会的要求，不是自然的要求”，所谓“婚姻”大抵不出“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四类）：

林道静与余永泽住在一起了。两间不大的中国式的公寓房间，收拾得很整洁。书架上摆着一个古瓷花瓶，书桌上有一盆冬夏常青的天冬草。墙壁上一边挂着一张白胡子的托尔斯泰的照片，一边是林道静与余永泽两人合照的八寸半身照像。这照像被嵌在一个精致的镜框里，含着微笑望着人们。总之，这旧式的小屋经他们这么一布置，温暖、淡雅，仿佛有了春天的气息。

余永泽觉得很幸福。能够把这么个不易驯服的女孩子征服了，能够得到这么一个年轻、漂亮的爱人，他是多么高兴啊……这时道静也感觉幸福。余永泽的温存和体贴，使她从小缺少爱抚的心灵感到了情感上的满足。而且余永泽使她有了一个温暖的家。这家虽然只有两个小小的房间，但是比起流浪在北戴河的情况可好多啦。然而时间一长，她的内心却渐渐有了不安的感觉。

至于余永泽的学业理想和理想职业规划，正如他曾兴奋地向林道静描述过的那样：“再有一年多我就毕业了，为了我的前途，不，也就是咱俩的前途，我考虑得很多。近来胡适和一些学者们都在提倡研究国故，‘考据’这一门很吃香。所以你看，我近来不大看纯文艺作品了，我选的课、上图书馆，都在向这方面钻”，这就是“老夫子”的人生理想。可是这时候林道静的“内心”却已不“静”了，原来常态的主妇生活，给予她的感觉是“漫长的空虚的”，一颗青春的心耐不住家居的单调寂寞了，终于在革命的大熔炉里移情而别恋了。

为什么说，即使是在林道静与余永泽的“蜜月期”，两人关系也还只是达到了“可过”的层级呢？

因为据老鬼在《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二零零五年八月版）中说：“有时候，母亲也想跟爱人张中行谈谈国家大事，可话不投机。张中行是北大高材生，根本瞧不起初中毕业的母亲。他数次警告母亲：少看赤色书刊，太危险。不要跟共产党掺和，当心坐牢。然而母亲继续我行我素。只是不再跟他谈政治，自己去找什么朋友，也不敢再告诉他，两人感情上的裂痕越来越大。”

而在小说《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一月版）第十八章中，杨沫笔下有如此一个生动入微的长镜头：

天黑下来了，她连晚饭也忘了做。

“静，你多美！真像海棠春睡的美人儿……”余永泽不知什么时候走进屋里来了，他瞅着侧卧着的林道静，悄悄地说。

道静没有理他，拿起一本书盖上了脸。他就走上去拿下书本，顺便向书皮望了一眼——《资本论》。他微微蹙蹙眉头笑道：“马克思先生的大弟子，您又在研究什么问题哪？”

“干么讽刺人！”她对他的脸看了一会儿，忽然感到：她所爱的那个余永泽早已不存在了；这个人已经变得多么庸俗可厌了呀。于是一种失望的气恼冲上心头，她不由得又冲口说道：“马克思的弟子总比胡适之的弟子强！”

“你说什么？”余永泽也有点恼火，“胡适之的弟子有什么不好？”

“好极啦！专门拍统治阶级的马屁，拍帝国主义的马屁，帮蒋介石来统治学生，那怎么会不好呢？”道静把书本向床上一丢，轻蔑地扭转了身子。

余永泽两手抱住头倚在桌子上。他竭力忍耐着，终于还是抬头冷笑道：“革命呀，奋斗呀，说说漂亮话多么好听呀！可是我就没见过几个革命的少爷、小姐下过煤窑。因为这总比喊几句什么普罗塔利亚、布尔乔亚之类的字眼要不舒服得多！”

“不许你胡说！”道静跳下床来，激忿地盯着他喊道：“你已经叫我受够了，请你发发慈悲叫我走吧！”

一句话把紧张的空气冲散了。余永泽变得像秋虫儿一样可怜了。他嘶哑着嗓子哀求着：“亲爱的！我的生命，你不能走！”

后来，老鬼在书中旁证了这一点。他是这样来分析和评说作品外的张中行与杨沫这一回的：张中行“是个学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重研究，轻实践，重东轻西”，但“母亲不是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她渴望动荡，渴望着干出一番事业，渴望改变自己的平庸命运。她有激情，爱幻想，看了革命的书就想参加革命，正如儿时看了武侠小说就想当侠客一样。她越来越感到跟张中行过日子庸庸碌碌，没有色彩……”

——“性格决定命运”，真是说得一点儿都不错！至此，“嫁”了“鸡”却不能随“鸡”的追求自我和独立的林道静，与余永泽再也不能安居共处在同一屋檐下了，他俩的分手已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于是，林道静毅然挣脱了“老夫子”的怀抱，走上了人生的另一条大道。

开弓没有回头箭。那么，“林道静”在那条她自觉选择的人生新道上走得如何呢？

有关这条大道的结局，作品外的杨沫自己说，为了“自食其力”，不做那个大学生的寄生虫，她脱离了“老夫子”的羁绊，独自度过了一段比较穷苦的生活。当年，在她第二次到河北香河县——也就是张中行家乡教书时，“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马建民同志。他是一个老党员……我听从他的分配，做了一些工作。所以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我才由他介绍参加了党”。而杨沫与马建民的儿子“老鬼”在回忆录中分析说：“热情奔放的母亲，见到了共产党员马建民之后，由敬佩转为爱慕，三个月就与之结合。应该说，是母亲抛弃了张中行，父亲马建民当年也是很英俊的……母亲把对党的热爱，全放到了父亲的身上”，“生活虽不及与张中行过得富裕，精神上却很愉快、充实”。

杨沫终于再次自己做主，把自己嫁给了从内心到行动都一直追求着的“党”。然而，这件人生大事的余波（实际上是一场轩然大波）却令人啼笑皆非。据老鬼说，一九六九年三月，在“文革”运动中遭受严重冲击的马建民，突然“把一件埋藏了三十多年，除自己之外，世界上任何人都不知道的秘密坦白了出来。那就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母亲并没有入党！他当时对母亲说上级已经批准她入党了，是在哄她，为的是安慰她，让她不要着急，安心生下孩子”。而在那封“揭发信”的标题上，竟然用的还是“杨沫38年混入党内”这样的字样！

同样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决定”了自己“命运”的杨沫，她的性格在某种程度上，也几乎“决定”了张中行的“命运”——不，也许说是“拖累”了张中行，可能来得更精确。原因在于不甘寂寞的杨沫，写作了《青春之歌》，而《青春之歌》很快成为了当代小说名著。杨泽文先生在一篇书评中说：

在新中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现在四十岁以上的识字国民中，大都接受过“革命文艺作品”的教育和洗礼。其中《青春之歌》作为一部表现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关头走向革命道路的典型作品，曾经感动和激励过千千万万的读者。于是，人们不能不记住一个中国女作家的名字：杨沫。

于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对“冤家”真实地上演起了这样一幕活剧来：大抵杨沫愈是因为《青春之歌》而挺起胸来，张中行就愈是抬不起头来。老鬼同情地说，“随着《青春之歌》被改编成电影、京剧、评剧、话剧、评弹、歌剧、小人书……张中行这个母亲的前夫，日子开始不好过。人们对他冷眼相看。认为他就是小说中的余永泽，自私、落后、庸俗的典型。无形中，他被母亲的这本书弄得灰头土脸，在单位里抬不起头”。

他为真实的张中行抱屈道，其实他“要比余永泽好得多”。因为“他有着中国文人的正直，从不干告密打小报告之类的事；也从不乱揭发别人，踩着别人往上爬。尽管杨沫在书中塑造的以他为原型的余永泽虚构了一些他所没有的毛病，矮化了他，让他背上了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他对杨沫的评价始终是肯定的，正面的，从没有什么怨言”。

老鬼还披露说，当有人劝张中行写文章，给自己洗刷、辩解或者澄清一下时，所得到的回答是：“人家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那也是小说，我也不会出面解释。”更可贵的是，在“文革”那种人人自危的紧要关头，张中行为杨沫作人证道：“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话语透露着的是书生气十足的“夫子腔”，却也是“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中华美德的显现（更何况是“千年”才能“修”来的“同床眠”的曾经伴侣呢）。

“老夫子”如此淡定，如此正直，如此求真务实，真乃以德报怨之浊世高人也！

朗润园里的“老夫子”——张中行

余闻也晚。大抵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关《青春之歌》中“余永泽”的人物原型，即是张中行先生的传言，先是在北京大学内外，然后就是在北京内外乃至海内外不胫而走。从悄然暗示到公开指认，遂成文坛一大“旧闻”。

其时，张中行先生所写《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已经大行其市，读者无有不想识荆的。少年时一度偷读《青春之歌》的我，自然也不能免俗。

记得是在一九九四年暑假中，我由南京北上要转车到北戴河参加一个中国文化研讨班，行前逗留于母校北京大学，在校园内外闲散着。于是我的老师孟昭晋教授忽然问我，想不想见见那位老先生啊？

次日上午，天空中忽然飘洒起微雨来了。我们在北大朗润园约齐了，上楼敲响了房门。师母李芝銮开门肃客，我们惊见老先生穿着那白汗褂子，正蜷曲着身子小憩着呢。是我们的寒暄声，把他老人家给惊醒了。孟老师与他比较熟悉，很快说起他们之间的那些事。我便乘机东张西望起来。

这是老式样的三居室户型。楼旁一排高大的白杨，遮阳蔽日，使得室内阴凉有余而光线不足，难怪老先生说睡就睡着了。屋内陈设极其简朴，但似乎颇有老物。看来张先生写作多凭腹笥，家中并无琳琅满架、稿纸纷披的样子。

正打量间，老先生大概怕冷落了我，突然无来由地指着师母对我说，老妻随了我快半个世纪了，生活上可全亏得她照顾。我闻言惶恐起来，起身向师母再次致意问安，却说不出任何合适的接嘴话来。日前在报上，读到他女儿们对记者的谈话：

父亲很重情。他一九三六年跟母亲结婚，“过起了用小煤炉做饭吃的生活”。父亲总说母亲人好，忠厚善良，能忍耐。他们的感情很深。父亲写过一句诗，“添衣问老妻”，大意是他吃饭不知饥饱，老妻不给他盛饭了，那就一定是他已经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没有给他添衣，就说明他是暖和的。他们就是这样的彼此相爱，生活和谐美满……

可为老先生当年郑重的绍介，做一生动的注脚。

安排在楼下的午餐，邀请了师母，却被婉拒了。孟老师在话语间自立了“军令状”，大抵说下楼午饭一小时，饭后负责送回家门云云。下得楼来，我扶着老先生的胳臂，在他家单元门口留了一张合影。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张先生当日在席间都闲话了些什么，如今都记不得了，印象深的是，我们三人在一小方桌前各据一面，点的无非是“烧茄子”、“溜肥肠”、“炒肝尖”乃至“麻辣豆腐”、“鱼香肉丝”之类北京家常菜。老先生面南朝门坐着，说话时眼神不时投向门外的雨帘，脸容常常高古得令人起敬。

只记得我最好奇的有关“余永泽”之类的热切话题，完全是靠着那瓶冰镇过的燕京啤酒压在了喉咙里，才没有冒失出口。

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张中行老先生晚年密切交往的北京“小友”靳飞兄来到南京。先数日，他为《扬子晚报》写了一篇文章《怀张中行翁》。引言外为四题，即“文坛老旋风”、“（口头）策划（摆摊售自著之）行为艺术”、“随手要赠宣德炉”和“人何以堪”。虽然只有短小精悍的四品，不过千把字，却生动地勾勒出了这个差不多是“六朝出土陶俑”、“晚明山林野客”般的文化老人（我想，所谓“文化老人”恐怕都是从年轻时的“老夫子”发展而来的吧）的精气神。

其中关乎本文宏旨的，是这最后的一题：

老鬼写他妈妈杨沫时，又带出了行翁的事。老鬼怎样说，我管不着。我只知道行翁一直是对杨沫有着深情的。我总在说杨沫的不好，老先生则不断为杨辩解，最多只是说，“杨沫糊涂”。待到杨沫写了《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行翁真的动了火气，对杨沫的看法全变了。杨沫去世，吴祖光先生打电话到日本，要我劝老先生参加杨的丧事。我对行翁说，“看最后一面吧”。他在电话里平静地说，“没有那个必要了”。这个态度与他以前以“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话来怀念杨沫，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了。

杨沫所写《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见于《青蓝园》（学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为什么张先生读到本文以后，“真的动了火气，对杨沫的看法全变了”呢？这显然是笼罩读者心头的一个“谜”。

杨沫在文中所写的第一个“爱人”，当然就是“余永泽”的人物原型张中行（文中用的是他本名的简称“玄”）。生活的变故源起于一个典型的“婚外恋”情节：一九三二年春，非婚同居的女生小杨告诉她初恋的对方老张（在老家香河农村已有家中包办的妻室）自己怀了孕，以为他会高兴我们已经有了“爱的结晶”，“谁知——那可悲的、不堪回首的日子开始了，听说我怀了孕，他突然变了，变得那么冷漠无情。我常去找他的那间公寓小屋，已经没有一丝温暖的热气，只有冷冰冰、愁郁郁的面孔等待着我……这个玄，因为我怀了孕，就（在感情上——引用者注）无声地抛弃了我”。

但在悄然生育并身体复原以后，她却和他公开同居了，“同住在沙滩一带的小公寓里。给他做饭、洗衣、缝缝补补地一起过了5年的穷日子”。

当杨沫晚年以卢梭般的诚实，向公众袒露出自己少女时“初入社会”的这一段悲剧遭遇时，她不由得问询道：“回顾一生，命运对我并不宽厚。悲剧结束了。后面的生活是幸还是不幸呢？”在该文“附记”中，她还难能可贵地公开表示了，前夫在“文革”中对她的政治证言——“那时候，我不革命，杨沫是革命的”——的感恩，并似有无限真诚地表示：

我早已忘掉了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出现了。而且还扮演了一个颇为道德的角色……我对他肃然起敬了。千钧压力他顶住了。我默默地、激动地想：人是一种多么复杂的动物呵！美中有丑，丑中有美，恩中有怨，怨中有恩，但愿他美美地生活下去。他有学问，是会有成就地美美地生活下去的。

那么，杨沫的悲剧何在？她生活的“幸与不幸”的根由何在？张先生何以在读到本文后，“对杨沫的看法全变了”呢？虽然杨沫似乎对这些问题都不甚明白，但相信本文读者依仗各自的阅历，在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日前见到靳飞时，我随身带着一册门内徒儿“知了”欲求作者题辞的随笔集《樱雪盛世》。在宾馆书桌前提起笔来，他说，我就在旧著上写录行翁的一阕小词吧。于是扉页上就有了以下词句，调寄《浣溪沙》：

又趁西风过旧川，城隅踏月半晴天，浮生几日在君前。　　帘内秋光轻似梦，花间履迹碎于烟，临歧细语问来年。

原来，《樱雪盛世》的第一序，就是张老先生于八年前的五月九日，在其元废都北沿新居之留梦斋所制。他认为小友以浅易流利之笔写轶闻轶事，在可读性强以外，“明显地还往恢宏和深沉处发展”着。而小友在书中一文里，述其初读老人文字时所得震撼：“极惊讶于他那宛似‘五四’诸贤显灵的文风，而他的文字的讲究，学识的渊博，彻透的理性，平淡的心情，又不是‘五四’诸贤全能比拟……”而“流利朴素”，笔端机锋，原本也是他最初的观感——这一老一少的文人，原来就是在“流利朴素”的旗帜下惺惺相惜着的。

据张老先生女儿对记者说，父亲平生的理想很简单，“他一不做官，二不发财，就是希望做点学问，看点书，写点书。安安稳稳地过小民适然的生活”。至此，谁还会联想到这位历尽了人间沧桑的世纪老人，也曾经有过闪烁着他那典型的“小眼睛”，开合着“薄薄的嘴唇”，对着“林道静”在海滩上侃侃而谈托尔斯泰、雨果、小仲马、海涅、拜伦、易卜生，以及杜甫、曹雪芹、鲁迅的风华一刻呢？

“帘内秋光轻似梦”——

无论是钻故纸堆得着了知识理性的“余永泽”，参与社会奔走洋溢着革命热情的“林道静”，还是编了一辈子教科书的编审张中行，写了无数创作文字的作家杨沫……透过《青春之歌》的文学帘影，我们仿佛窥见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一对青男少女的真实俪影。他俩在书里书外的离合和悲欢，竟是如此“大手笔”地搅动了属于他们那个世纪的文坛和学林。“智”耶，“非智”耶，“非非智”耶？“林道静”和“余永泽”的故事，启迪红男绿女们的，至少应该是对两性情爱的无限敬畏。

二月二十八日起笔时春雪倏至，历一月而稿成，时河柳已绿，山桃亦已红了。白雪绿柳红桃，可惜行翁什么都见不着了。

二零零六年春于金陵江淮雁斋

附记：《说梦楼里张中行》（孙郁、刘德水主编，中国工人出版社二零零七年版）之《编后记》云：“张先生的学问思想、文章风骨、人格价值，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中国优秀的古典人文传统、五四精神、西方的科学理性，在隐隐中断了几十年之后，忽然在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笔下，绚烂地闪耀出奇异的光芒，让久浸于思想、文章‘新八股’的世人，忽然发现了一块那么旧，又那么新的天地。他的出现，填补了我们精神传统中某些缺失的东西。他晚年所作的努力，使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文化’的魅力，也看到了‘文化’的希望。这或许是他的独特的价值所在。这一点，在今天也许还看不清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必然越发清晰而闪耀出璀璨之光。我们不愿看到这一魅力随着老人的离去而黯淡，因此，才有了这本书的编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