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中整理斋中藏书，偶阅高晓声散文集《生活的交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八七年版），唤起了我对旧存箧中的一册小书的注意力，这就是艾煊的《碧螺春汛》（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因为其中有有关该书的一段文字：
在许多年不接触文学作品之后，七九年我读了艾煊的散文集《碧螺春汛》，深为他那种真切、细致、清香的笔墨所感动，竟认为他的散文成就，高于小说。他的追求是十分执著的，只需举语言为例。我的老父亲，一九七九年读《碧螺春汛》时，年已八十一岁。他是土生土长的苏南人，而且研究过语言和韵律。看过之后，忽然问我道：“艾煊也是苏南人吧？”我因和他阔别二十余年，也忘记了。想了一想，居然也回答说：“只怕是的。”
我这个错误的回答，可算是对艾煊散文的最高称赞。只此一句话，便把这个安徽人的祖籍搬到苏南来了。文字上做到这样的工夫，没有一种执著的精神，是办不到的。
（《往事不堪细说》）
可以证明高晓声（一九二八—一九九九）言自肺腑的，是我在同书另一篇散文《补游天堂一只角》中发现的一段相关文字：“我向往（苏州）西山久矣，从前读艾煊同志散文集《碧螺春汛》，秀丽的画面，时映眼前；清香的气息，扑鼻而来。今日身临，果然名不虚传……”
那么，《碧螺春汛》一书，是如何描写洞庭西山的呢？找来其书一看，原来却只有结集时借为全书书名的开卷之作《碧螺春汛》一文的头尾，才对其有所描摹，那只不过是百十来个字的篇幅：
节令刚交春分，湖中洞庭山上的碧螺春茶汛便开始了。这是一年中头一个收获季节。春天和茶汛一同涌进了公社的大门，社员们家家户户又忙碌又欢喜。
春分的早上，村南靠湖边的一条静静的弄堂里，全村头一个早起的人家，传出了门上在门臼里转动的吱呀声。门轻轻的开了，又轻轻的带严了。
兰娣背了个桑篮，在青石板的村街上，走着细碎轻快的步子。一边走，一边拢头发、扣衣襟上的布纽扣。穿过桔林，一径向山坞深处走去……
从黄昏到深更，在碧螺春茶汛的那些春夜里，个个村子的炒茶灶间，都是夜夜闪亮着灯光。新焙茶叶的清香跟夜雾融和在一道，从茶灶间飞出来，弥漫了全村。香气环绕着湖湾飞飘，一个村连一个村，一个山坞连一个山坞，茶香永没尽头。一行夜行的人，茶汛期间在我们公社走夜路，一走几十里，几十里路都闻的是清奇的碧螺春幽香。难怪碧螺春最古老的名字，就叫做清香“吓煞人”。
难道正是如此活色生香的文笔，让高晓声这位小说家印象深刻，赞赏不已的么？
记得我起初从南京的旧书店里把《碧螺春汛》给淘回来，大概只是受到其书衣的吸引。白底已经泛了黄的书封上，竖印着黑色的作家书名题签，押着一枚红色的阳文姓名图章，作家题签和著作权的功能两合为一，正是简洁封面信息的好办法（那时的封面上例无出版单位的大名）。在留下了大片空白的图章下部空间里，正有两三帆影出没风波里，是江苏著名国画家亚明（一九二四—二零零二）的封面画呢！
《碧螺春汛》初版于一九六三年七月，不知当年的封面又是怎样的一种设计？
收集在本书中的各篇，是作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至六十年代早期的作品。因此，出版社在扉页后的《内容介绍》里是这样推介的：
“这是一本散文集，共有十篇作品。作者以饱满的激情歌颂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创造性的劳动和他们的智慧、灵巧以及太湖地区瑰丽景色。其中有描写洞庭名产——碧螺春的汛期到来时的盛景《碧螺春汛》；有记述姑苏刺绣艺术的《绣娘》；有《乡行》、《鸟》、《捕银鱼的人》和《指点湖山》，还有陶都颂歌《紫砂陶》，以及描写山区竹林新貌的《竹海新篁》等。这些作品都饶有地方风味，文笔秀丽，状物抒情都很细腻。”
那么，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时光涤荡，如今我们重读《碧螺春汛》，其文学价值何在呢？
那些站在低下生产力水平上颂扬茶农、渔民“幸福生活”的主旋律被时代蒸发了，但那些描述湖光、山色，尤其是记述乡土民情和人们谋生绝技的文字被历史沉淀下来了。当我们重读艾煊的文章时不由得深心赞叹，作家融入民间是多么的真诚，而其观察生活的眼睛，又是多么的细致入微——
我上了一条去湖中马迹山的定期客轮。刚走近舱口，从舱里，迎面喷出来一股暖烘烘的热浪，这热浪，是腌雪里蕻、虾干、鲞鱼、鸡窠和奶孩子混和在一起的气息。是太湖农村客堂里特有的温暖气息。舱里是乌黑的，只闻到人身上的热气，但看不清人。这情景，立刻使人联想起夜行军中，到达宿营地，敲开群众屋门时的情景：老大娘一手掩着衣襟，一手拔开门闩。那时，在老大娘的身后，也喷出来这么一股醉人的温暖热浪。我立在舱口，像深呼吸样，狠狠地吸了一口这引起人甜蜜回忆的、暖热的乡土气息。（《指点湖山》）
大网船的后边，拖带着一条小舢板……李长风立在船舷上，看着小舢板随着浪势一起一落。一下，掉进了一丈多深的浪谷里；随后，一个浪头，刚把小舢板抬起跟船舷一样高，还没等舢板再跌进浪谷时，他便飞快地从一丈多高的浪头上跳过去，两脚轻轻的落到小舢板上。等到第二个浪头升起时，他的家主婆菊妹，也越过浪峰，轻轻巧巧的跳到小舢板上去了……不过两盅茶的工夫，小舢板从渔网边摇回来了。李长风和他的助手们，掮起一满筐一满筐的银鱼，把它倒在舱板上。（《捕银鱼的人》）原来叙事散文亦史篇也，它不仅是见证着江南生活的当代史，更是作家自己的心灵史。
不仅如此，艾煊的笔下几乎是时时有景，处处有人，因此篇篇能见情，章章有其意。其人情与乡情，实在是融为一体的。无论是茶区“头一个用双手采茶”的兰娣，还是能够“炒出好茶”的阿元叔和“会烧火”的桔英（《碧螺春汛》）；无论是马山公社的那个大队书记老郑，还是在船舱里见了叔叔都叫“阿爸”、见了阿姨都叫“唔妈”的周岁男孩（《指点湖山》）；无论是李长风与他的妻子菊妹，还是他们的那个“头顶上扎了一只尖辣椒形辫子的”女儿小鳗（《捕银鱼的人》）；无论是“从狼口里救下了一个小男孩”的护林员云志（《竹海新篁》），还是歌喉好、嫁接果树技术更高的“小茂新娘子”（《乡行》）……无不栩栩如生，跃然纸上。高晓声评价他的散文成就要“高于小说”，而成就的取得乃是其“执著的精神”所致，真就是不刊之论了！
按：艾煊（一九二二—二零零一），于一九四零年参加新四军，历任军中报社记者、编辑，任至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一九四三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长篇小说《战斗在长江三角洲》、《秋收以后》、《大江风雷》、《山雨欲来》、《乡关何处》、《散发弄扁舟》、《清浊界》、《刘鄂外史》、《太极之野》、《苍颉之过》，散文集除《碧螺春汛》外，还有《太湖漫游》、《雨花棋》、《艾煊散文选》、《金陵·秣陵》，散文套书《烟水江南绿》，以及电影文学剧本《风雨下钟山》等。
为了验证自己的读书印象，翻开了仅印千册的《江苏新文学史》（陈辽主编，南京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版，是十余年前金陵止水轩主人薛冰先生的赠书），发现在一九四九年以来的“江苏文学”部分，获得专章待遇的江苏作家只有陆文夫、高晓声、艾煊、石言、张弦五位。
在第十三章《艾煊》中，作者追溯道：“艾煊，原名艾光道，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生于大别山脚下的安徽省舒城县桃溪镇。这个古老而又闭塞的山乡小镇，满街是糖坊、油坊、糟坊等手工业作坊，是漆匠、染匠、篾匠、伞匠、雕花木匠们的匠人世界。幼年的艾煊，最钦佩的人就是那些技艺超群的手工艺人，曾幻想踏进匠人们神奇的艺术领域。艾煊后来在文学创作中特别善于捕捉和描写劳动人民的技艺美，与他童年时代的环境和心态，具有直接的关系。”并认为，最能代表其“挖掘潜藏在生活中的美”的作品是《碧螺春汛》：“这本集子是艾煊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搁笔四年之后的力作，是他几年间在生活的底层寻找、探求的结晶。与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朝鲜五十天》相比较，《碧螺春汛》更有诗意，更执著于对生活、对生活中创造了美的人作美学的思考。”
据说，在《碧螺春汛》之后，艾煊还有《太湖漫游》一书问世。但据《江苏新文学史》作者的评价：“要是与近年来流行的旅游指南式的游记相比，《太湖漫游》可以算得上是上品；但如果与《碧螺春汛》放在一起，它又显得逊色一些。《碧螺春汛》有作者四五年完全‘农民化’的生活积累、感情积累，可算是厚积薄发；而《太湖漫游》毕竟是应出版社的约请，不少篇幅显得行色匆匆，缺少一种舒展感。”
我想，大概正是因为《碧螺春汛》、《太湖漫游》这一类作品的问世，艾煊才赢得了“艾江南”的雅称，那么，高晓声把他的籍贯错记到苏南来，也就真的是一种难得的佳评了。
虽说文坛上早就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语）的古训，但在当年那特殊的时期，能够保持不写因时政而时尚一时的“阶级斗争”，也不去主动参与大话连着假话的“时政精神”大合唱，而坚持只“写劳动人民的美和创造性的美，写这种美凝结成的诗一般的意蕴”……正是这种保持思想独立的精神自律，让《碧螺春汛》拥有了恒久的审美价值，尽管他在“反右”时和“文革”中两次遭受整肃而被迫搁下了文学的宝笔。
文章不与身俱灭，风骚能领几多年？《碧螺春汛》给予文坛的启示将是十分深刻的。
二零零八年八月四日于金陵江淮雁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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