拊掌谈瀛洲

初春的日子里，忽然变得倦怠，一年里都紧紧绷着的神经好像急须松弛，看到新来的《读者》上开篇第一则《给自己多点爱心》，不免心有戚戚焉。若体贴自己的话，莫若暂且求“闲”。一本《四帖半闲话》，便正好合了一个“闲”字，虽然看下来才知道，它本来不“闲”。

作者解释说，“我这里所说的‘帖’，是计数草垫子的量词，并用以表示房间的面积。现代日本的住居有和式、洋式两种，初次见识，最大的不同是和式房间铺了一地草垫子，日语谓之‘叠’，读若蹋蹋密，是日本式生活的基础”；“中国人初到日本，所居以‘四帖半’为多，面积约九平方米”；“认识日本的‘小’，看一眼电视上预报气象的地图即了然，但要获得切肤之痛，还应该住住‘四帖半’，四面碰壁，人就只好反省。在狭小的空间里的确很容易找到感觉”。不过作者并不是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感觉日本，虽然很可能也是“四帖半”中过来人，但旅日十几年，该早过了感觉的阶段，而“上升”到了认识。因此它不是观光随笔，而不如说，是从切近观察的社会生活细节入手来谈文化，——“文化”一词近年虽已被用得滥了，但无论如何，渗透在社会生活中且时时左右其演变或不演变的那个东西，仍不能不把它称作文化。《闲话》的兴趣更在于消解掉观光者最容易产生的好奇和猎奇，而揭出所谓“奇”——局外人的惊讶乃至日本人自己的煞有介事——它的后面，一点平常的道理。《闲话》记述日本社会生活中的琐琐细细，当然也包括所谓“风俗”，很少赞美，却也没有久居生厌的轻视，这里大约用着本来意义的“批判”一词，较为合适。有时间了解，有时间思索，因此才有可能批判。用轻松随意的文字来谈些并不闲适的话题以及很有些分量的见识，可以说是它的特色，作者《无题》诗云“但好杯中物，闲来坐小楼”，似乎道出自家的一种写作心态。不知《闲话》是否都得自被酒之后的挥洒，但总觉得是醉中的清醒使它的文字带着略无顾忌的嬉笑怒骂而目光又总是锐利的。只是散漫着的幽默多半要须同龄人才能够完全领略，比如穿插其中的“文革语言”，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怕是不能会得似有若无的反讽意味。

我对日本的了解，可以说止限于文学，而且还是片断的，当然更是片面的，也不妨说是常识层面，比如人人熟知的清少纳言的《枕草子》，松尾芭蕉的俳句，川端康成的小说，谷崎润一郎的随笔。读过的作品本来不多，忘记的却又不少，留下的一点印象，只是“唯美”二字。那是对感官体验的细微描述，从容，含蓄，轻轻流泻在不生波澜的叙述中，即便其中带了色情的成分，却因为化身于感受与想象，而又始终生存在唯美的空气里，它便总能在审美的维度上发散文字之魅。但是如此印象很难同《闲话》中的闻见与思考碰合，那么只能说从中得到不少新的知识，不过因为借助他人之眼，这间接的得来尚有待于印证。至于作者究竟是不是一位“客观的、公正的观察者”，我实在还没有资格论定。读《黄遵宪与小泉八云》，知道作者曾经有过写作“新杂事诗”的抱负，不过现在已把它视作昔日的“大话”。其实为什么不可以一试呢，纪事的本领，不必说已见于《闲话》，而作者本来能诗，比如谈樱花的一篇，结末“连缀花名，成诗一首”：朝樱彼岸八重开，初见花云携酒来。无奈枝垂便吹雪，把个空相给人猜。又比如集外的《读〈论语〉》之一：乘桴浮于海，拊掌谈瀛洲。朽木可不雕，蘑菇生上头。后者，若去其诗题，而作为新杂事诗中的第一首，正仿佛现成。

（《四帖半闲话》，李长声著，春风文艺出版社二○○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