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1日晚，刘文典教授在云大泽清堂演讲 “关于鲁迅”。本来，“关于鲁迅”这样的题目，自从鲁迅现身文坛三十多年以来，不知已经有多少人谈过了。专门研究鲁迅的著作总数也不下数十百种。但是由于鲁迅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占地位的重大，以及他在思想和文艺上的伟大成就，所以一直到现在，对于鲁迅的研究，仍是要作为中国文化任务之一不断深入与发展下去的。而刘文典教授，据说是曾在北大与鲁迅同事多年，对鲁迅所知甚深，而且知道一些世人所不知的关于鲁迅的事迹，所以像刘教授这样以鲁迅的同事的身份来讲 “关于鲁迅”，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了。
然而，恭听完毕之后，实在颇令人失望。我们听不到一点关于鲁迅的新东西，听到的只是刘教授对于鲁迅的几点认为 “不足为训”或 “不以为然”的地方的批评。当然，我们对于鲁迅这样一位巨人不应该把他神化了。鲁迅是人，而且是 “众人中之一人”，他当然也会有缺点，他也应该受批评，但是，我们却反对一切歪曲事实，无中生有，以自己主观见解抹杀客观事实的所谓“批评”。
刘教授说：“我对于鲁迅，非常敬佩的，但是对于一些鲁迅的崇拜者我却不敢恭维。因为他们肤浅，他们不懂鲁迅。”我不幸生而已晚，赶不上和鲁迅做同事或做朋友了，不过我略接触了一些鲁迅的遗产，成了一名鲁迅的崇拜者，肤浅诚然肤浅，不过，肤浅如我者，听了刘教授的演说之后，竟也有些 “不以为然”起来。虽然刘教授也说过 “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是现在这看法是有关鲁迅的了，这就非同小可，鲁迅是不容人任意曲解的。现在就把我对于刘教授的演说之中 “不以为然”的地方，谨述于下。
1.刘教授认为鲁迅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主张是 “不足为训”的。他说：“我们被狗咬了一口，难道真要把狗捉住也咬它一口吗？”天下恐怕没有这样的事吧。想不到刘教授竟把“以牙还牙”机械地作如此的理解，这真是笑话了。刘教授又根据这点而推论到鲁迅对世人是抱着仇恨的态度，更进而说到鲁迅的气量狭小及记私仇等等，并举例说：顾颉刚因说鲁迅的 《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某作家的作品，因而受到鲁迅的攻击，甚至骂得不堪，云云。
关于 “以牙还牙”一点，其实就是朱熹所说的 “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思。对于旧的黑暗的势力，对于统治者及其走狗们，假如不 “以牙还牙”，难道还得对他们讲客气吗？你若宽恕他，他就要得寸进尺了。他们以牙加指于人，人当然也应该以牙回报，“求仁得仁又有何怨”？但是鲁迅先生也并不是对任何人都一律采取 “以牙还牙”的态度。他是爱憎分明的，爱其所当爱，恨其所当恨，绝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律 “以牙还牙”。其实，所谓爱与恨，就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唯其有所爱，才有所恨，唯其爱得深，也才恨得深，“鲁迅先生以最大的爱给予大众，给予阿Q，然而他对阿Q的阿Q主义愤怒了，并且真的憎恨了——这却是最伟大的愤怒与憎恨，这是民族的和阶级的爱！”（云峰 《鲁迅论》）只看到鲁迅的恨而忽视了他对人民大众的爱，就断言鲁迅对世人是抱有仇恨的态度，这完全是片面的短视的说法。
至于说鲁迅气量狭小、记私仇等等，这也并非刘教授的创见了。高长虹、向培良之流不是早已在为此而大做其文章的吗？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呢？对于此，绀弩先生有一段话说得好：“鲁迅也许真的褊狭，比如章士钊，陈西滢以至张资平，穆时英，杜衡等辈，就确实没有受到他的宽容，人要不 ‘褊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太简洁了不行，太严肃了不行，太真诚，太正直乃至太有知人之明了也不行。因为，将来社会里的人不得而知，今天为止的人们，和纯洁、严肃、真诚、正直，这些字样相反的角色，究竟居多数，要把那些蝇营狗苟、奴颜婢膝、昏夜乞怜、自画骄人的色人等，兼收并蓄，无不宽容下去，自然也许是种美德，不过，我总疑心那所谓 ‘胸襟’也者，其实是弄堂里的 ‘垃圾箱’。”其实这也并不是什么 “胸襟”宽阔不宽阔的问题，而仍是鲁迅的一生的爱憎强烈的表现。他自己曾说过：“会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人问起我来，怎样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这表现了他的认真的绝不妥协的精神。（刘教授也谈到了鲁迅的不妥协的精神，那是很对的）但是刘教授却为鲁迅没有一个 “垃圾箱”似的胸襟，而觉得他不对，实在令人不可解，至于 “攻击”顾颉刚一事，也并不是什么 “记私仇”。鲁迅攻击某人，大抵总是攻击某人所代表的一种恶劣的社会势力，绝不是与某人有什么不可解决的 “私怨”，非骂倒他不可。在鲁迅的著作里，如陈西滢、章士钊等辈的名字是简洁可当做普通名词来读的，因为他们可以作为社会上的某一种典型。攻击顾颉刚其实倒并不是因为顾诬他抄袭，而是因为顾根据他自己的 “考证”，断定历史上治平洪水的禹，并无其人，而是一条虫。富有历史知识的鲁迅，看到这种浑话，岂有不怒之理，当然得竭力辩证，以维护真理了。
2.刘教授说，鲁迅曾经说过： “中国的革命绝不会成功。”这一点是刘教授最最 “不以为然”的，因此义正词严地道：“目前北方的情形不就证明鲁迅的话完全错了吗？”这一下可把鲁迅显得多么顽固反动而刘教授自己却是前进得飞上天去了。但是，奇怪得很，鲁迅的全部著作中似乎还悟不出 “中国的革命绝对不会成功”的意思来，不知刘教授此语是从何说起的。也许是 “鲁迅亲口对我说的”，但现在是死无对证，鲁迅也不能爬起来作申明，不过，幸好鲁迅全集俱在，事实如何，查查全集就可了然了。但我在这里也不妨引一段何凝先生的话：“鲁迅从进化论讲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讲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1933年）的1／4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营阵里来的。他终于宣言：‘原先是憎恶熟识的本阶级，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是何等坚强的信念，由于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他在那块伟大肥沃的黑土上，看到了 “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这样使他确切地相信无产阶级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了许多勇气了。（答实际文学社问），这不但使他建立了不动摇的信心，而且 “给了为中国民族而血战的中国人民以自信”。（云峰 《鲁迅论》）目前北方的情形究竟是证明了鲁迅的话是对呢还是错呢？刘教授说鲁迅说 “中国的革命绝对不会成功”，未免有信口开河之疑。
3.刘教授说鲁迅是为了反抗黑暗而反抗黑暗的，并非为了黑暗之后的光明，这更不知是从何说起了！说句不客气的话吧，简直是在胡说八道。把鲁迅一生的光荣战绩完全抹杀，把鲁迅对中国人民的伟大贡献说得一文不值。说这样的话，真不知刘教授是何居心？其实这话也根本 “不合逻辑”，（仅用刘教授说的话）假如不为了黑暗之后的光明，那么又何必要反抗黑暗呢？反抗黑暗与争取光明究竟又有什么分别？这本是不值一驳的，不过这里还是引一句鲁迅先生的名言吧：“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由此可见鲁迅究竟是否只是为反抗黑暗了。
4.刘教授说，鲁迅认为体格健壮而精神麻木的同胞，虽死千万也不足惜，这一点大约是根据 《〈呐喊〉自序》而言的了。但是鲁迅的原意是这样的吗？刘教授若不是有意歪曲便一定是被马尔萨斯的学说弄昏头了。幸好 《呐喊》是本普遍流行的书，大家有目共睹，否则鲁迅真要被派定为统治者的帮凶了。现在就顺便把鲁迅的原文抄在这里：“（按上文叙述在日本看到所摄的日俄战争的电影，有一个中国人被绑在中间，据说是为俄国做侦探的，正要被日军砍头示众，而旁边也围着许多中国人来赏鉴示众的盛举，他们体格都一样的强壮。）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的第一要著，是在于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这一段话的原意是在说鲁迅认为当时的当务之急是在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这结论是比较而得来的，而且，我们应该注意到鲁迅具有这种想法的那个时候的时代及社会的背景。离开了时间与空间而机械地搬一件事谈，必然是会歪曲了本来面目的。
5.刘教授说鲁迅的精神不健全，具有 “迫害狂”的心理，这一点当然是根据 《狂人日记》而说的了，其实，生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地方的中国人，只要不是剥削者与统治者，每个人都多少会带点 “迫害狂”的。不过大多是不自觉罢了。而刘教授却说：“从他的著作上看来，恐怕只有他的老太太没有迫害他了。其实，世间上那里会每个人都来迫害他，他只是自己在那里感觉到别人迫害他罢了。这样说来，好像是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了，简直是把鲁迅看做专门和风车打战的堂吉珂德先生了。其实，鲁迅所受的迫害可谓多矣，受几千年来的封建意识的迫害，受旧礼教的迫害，受官僚军阀及其走狗们的迫害……总之，受一切黑暗的反动势力的迫害。这是确认的事实，无法抹杀的。假如抹杀了旧社会对鲁迅的迫害，那也就是抹杀了鲁迅一生竭力和旧势力作坚决不屈的斗争的伟大战绩。但是，要说鲁迅觉得世间上每一个人都在迫害他，那也是不正确的，我们从他全部的作品中也看不出他有如是的感觉。鲁迅一方面是受着恶势力的迫害，同时他也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和人民一起反抗迫害的。所以人民景仰他，爱戴他，把他当做导师，跟着他走，他哪里还会感觉到每个人都在迫害他呢？
此外，刘教授抒发己见时还有很多令人不以为然的地方， （比如，鲁迅不是思想家，说鲁迅是海派等等）不过那仅是刘教授主观的看法，与鲁迅没有多大关系，无须在此讨论了。
其实，对于鲁迅先生世间已早有定论，对于以上几点也有很多人谈过而且都有了正确的结论了，我现在之所以还要人云亦云地来唠叨一番者，乃是针对刘教授的演说而发。刘教授是以鲁迅的同事及朋友的身份来演说的，主观上也许并无恶意，不过既然是一种公开的演说，那在客观上就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了。还是绝不能 “不以为然”的。
“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
注：此文被收入社科院文学所研究编辑的 《鲁迅研究学术论文资料汇编》 （1948—1949）第4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
发表于 （昆明）《观察报》副刊1949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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