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铎 杨玉宾
“不能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这样的提法，我们举双手赞成，但是如果说语文课应以语文知识教育作为主要任务，“适当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这就值得商榷了。河西区教育科学研究会的同志们尽管一再强调语文课的任务应该以语文知识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的高度统一、紧密结合为前提。但是，他们却又偏偏要把这两个密不可分的部分分出个 “你主我次”来，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引出仅仅是 “适当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结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是不同意的，我们认为：作为语文课的两大任务——语文知识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是不可能也不必要分出主次来的。
河西区教育科学研究会的同志们十分强调语文课的 “特定任务”、“特殊使命”。不错，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目的和任务，而这种特殊的目的和任务，正是应该由这门学科本身的内容特点来决定的。
语文课的内容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平常所说的语文，一般是包括语言和文学 （广义的）。语文课固然是一门文化课，然而它却大大地不同于数理化，甚至也大大地不同于史地课。我们先就文学方面来看，一篇作品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表达人们一定的思想感情，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正如河西区教育科学研究会的同志们说的：“一篇文章就是一定思想及其表现形式的统一。”我们认为这个 “统一”也就是语文课的最大特点，一篇文章或一篇文学作品，既然是从一定的阶级立场来说明某个问题或表现某些人物、事件，那么我们语文教员在讲解一篇文章的时候，尽管分析的方法有千种万种，归根结底，目的就是要告诉学生这篇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什么，它表现的人物是好是坏：通过我们的分析、讲述，使学生受到感染和教育。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分析作者究竟是通过怎样的手法，运用怎样的语言来表现这些思想内容的。至于我们在讲解作品前所介绍的一些辅助材料，例如 “作者介绍”、“时代背景”之类，岂不也正是为了帮助学生更深刻地挖掘作品的思想内容吗？即使是在讲词汇，讲篇章结构的时候，又哪一点不是紧紧围绕主题思想来讲解呢？因此我们觉得在整个语文教学过程中，根本不可能离开思想内容而单纯地进行语文教育。
从教学效果上来看也是如此。学生学了鲁迅先生的 《药》，首先还是为夏瑜的凛然正气、英勇无畏、为国为民的革命精神所感动，对华老栓一家是 “哀其不幸”，从而激起对黑暗的封建社会的无比憎恨；与此同时学生也就学到了两条线索的表现手法，多样化地刻画人物的写作技巧以及丰富的词汇等等。讲 《和平宣言》就更不用提了：文章的每字每句无不扣紧了 “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主题思想。在讲完这篇以后，你能说明哪儿是在 “主要地”进行语文教育，哪儿是在 “适当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那么，这样看来，似乎我们是在主张语文课的任务应该是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了。不是的。假如以文学批评的标准来说，肯定地，应该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然而，我们语文教员，在教学过程中，贯彻政治思想教育正是通过语文知识教育来达到的，更何况我们除了应完成文艺批评的一般任务之外，还要同时进行比较单纯的语文知识教育 （如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及一般文学常识等等）。因此，我们还是认为语文课所完成的两大任务应该是并重了。
总起来说，在语文课的任务中，语文知识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的关系决不是 “你消我长”的关系，然而也绝不是 “你主我次”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乃是水乳交融、紧密无间的。偏重了哪一方面都是不妥当的。忽视语文知识的教育，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固然不对；但是，抱着单纯实用观点，把语文课仅仅看做是一种教会识字、读书、写文章的 “工具课”而把政治思想教育只不过放在 “适当进行”的地位，那也是不对的。我们必须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把语文知识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高度地统一起来，充分发挥语文课的特点，在培养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新人的任务中，更好地尽到语文课的特殊使命！
发表于 《天津日报》195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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