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回避的辩论

夏中义同志在1989年第4期 《文学评论》上发表 《历史无可避讳》的长文，对毛泽东同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 《讲话》），从观点到方法及其对新中国40年来文艺发展的影响作了全面的严厉的评判。“千秋功罪”原本应该评说。问题在于用什么观点和什么原则来评说，而对于文艺问题的评说根本问题又在于以什么样的文艺观来评论。文艺观不同，则对一系列文艺问题的看法就不同。对 《讲话》的评价当然也是如此。近几年来夏中义同志的文艺观应该说是有所发展的。1982年他提出 “文学是非纯认识性的精神活动”[1]，强调 “文艺的生命主要在于其审美性”，同时也承认文艺有着认识性 （其中也包括政治意义上的认识与教育功能）。这对于全面地探讨文艺的本质是有意义的。

现在这篇长文虽然也还是肯定文艺的 “多功能”性质，但他所 “心向往之”的境界却是要 “在一种实验室般纯净的空气中与艺术幽会”了。这 “实验室”使我联想到 “象牙塔”。这二者也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吧。假如我们也效学夏中义同志的笔法，来脱去文章的 “修辞外套”，使它的 “内核毕现其本色的全部鲜明和锋芒”的话，那么，他是要求文坛 （包括文学和文论）“真正独立”。怎么 “独立”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不依附于任何强权集团及其影响”。这话的用意是太明显了。然而我们这里还是限于在学术范围内来讨论问题吧；他说的就是要使文艺“独立”于政治，或甚至是要远离政治。他所正面推崇的 “艺术正宗”也是极为明确的：他反复强调要 “纯学术”、“纯文艺”，甚至连传统的 “寓教于乐”说，在他批评胡风、周扬时，似乎也顺带把它说成是 “二元论”。我曾在1983年就文艺本质问题与夏中义同志商榷过，[2]现在觉得他这篇长文的根本问题仍然在于文艺观。因此，不揣冒昧，“现抄现卖”，仍然就此进行再商榷。不同文艺观的辩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无法回避的。

一、文艺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文艺本质具有复杂性、多层次性

从古以来，随着人类文艺实践活动的产生，也就出现了对文艺本质的各种看法，于是就逐渐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文艺观。过去的文艺观，无论是模仿说还是表现说，或者是近现代各式各样的文艺美学观点，应该说都企图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文艺的本质；也确有很多文艺观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文艺的特点，剖析了文艺的某一个侧面。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 （有的甚至也有阶级的局限），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片面性甚至错误。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方法，从人类社会实践及文艺实践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并且批判地继承了前人文艺理论遗产中一切合理的内核，才从根本上对文艺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及其规律作出了比较全面的科学的说明。这样就使人类对文艺的认识从 “必然王国”向 “自由王国”跨进了一大步；也就是说，人们从此以后能够比较全面地确切地认识和掌握文艺的特殊规律，从而按这些规律来自觉地正确地指导文艺实践继续向前健康地发展。正如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飞跃，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产生也是人类对文艺认识史上的一个飞跃。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只要是不抱偏见的人，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先进、最科学的文艺观。当然，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绝不是什么 “顶峰”，也不是什么 “绝对权威”或 “神秘禁区”，它也要随着时代而前进，随着文艺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是应该充分肯定，它的基本原理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是切合文艺实际的，因而是科学，是真理。

要想在本文这样短的篇幅中全面地细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但却有必要将它的最主要最基本的观点在此简要说明。根据本人的粗浅体会，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要点大约如下：

1.文艺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在人类文论史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明确地论述了文艺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这就科学地说明了文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要研究文艺就必须把它放到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就不能忽视它的社会性 （包括人性、人民性、阶级性、民族性、时代性等等）。要想脱离社会，脱离时代，找一种什么 “纯艺术”是不可能的。

2.文艺的根本特点是它的审美性。马克思早就指出文艺是一种特殊的掌握世界的方式；它是一种 “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最充分最典型的方式。假如只注意文艺的社会本质而忽视其更根本的审美本质，就必然抓不到文艺之所以成其为文艺的根本性质。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反复强调的。但是，美和审美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离开了人、社会、历史，也就无所谓美和审美。因此，所谓 “纯粹美”、千古不变的美、“象牙塔”（或曰“实验室”）中的 “美”，只不过是一种 “心造的幻影”，现实中是不存在这样的 “美”的。

那么，文艺既有社会本质，又有审美本质，这是不是 “二元论”？否。文艺的社会本质是它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共同性、一般性，审美本质是它作为特殊意识形态的个别性。任何事物都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承认一个事物是A，从另一角度看又可以是非A，怎么就成 “二元论”了？“社会本质”和 “审美本质”两者都是本质，但后者是更深层更主要的本质。这样说也是有根据的。列宁说：“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无穷。”又说：“（人的认识活动是）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3]所以，文艺的社会本质和审美本质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强调文艺的社会本质的同时，对属于审美本质方面的许多重要问题，诸如文艺与美、文艺的形象性、典型性、现实主义、情感、想象、幻想等等，都作过精辟的论述。

3.马克思主义能动的反映论是其文艺观的哲学基础。前一段时期文艺界出现了一股怀疑和否定反映论的思潮。有的人竟然不分青红皂白，把马克思主义能动的反映论与机械唯物主义的直线式反映论混淆起来。这不是出于无知就只能说是有意曲解。马克思主义认为 “反映”这一概念，其内涵是丰富的，不仅仅是指认识，也绝不是 “照镜子”或 “摄像”。反映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对于社会的人 （主体）来说，客观世界并非纯粹的 “自在”之物，乃是作为社会的人、实践的人的对象世界。因此，反映过程中既有认识也有评价。细致地探究，马克思主义能动的反映论应该说是在实践论基础上的反映论与价值论的统一。文艺是对现实的反映，就绝不是如柏拉图说的 “旋转镜子”，也不是什么 “镜像性反馈或摹写”。反映之中原本就包含主体性，这乃是题中之意。

4.因此，“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4]，就是对文艺这一社会现象所作的简明而精辟的结论。这里应注意的是，“社会生活”原本是广泛的复杂的。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各方面的生活。既有 “火热的斗争”，也有 “家务事，儿女情”，也包括人的精神生活、心灵奥秘甚至无意识，等等。“人类头脑”的含义也是丰富的，至少包括世界观、价值观、文艺观、审美情趣和理想以至个性等等。有的人硬要把政治生活与其他方面的生活对立起来（在特定历史时期，强调某一方面的生活是可以理解的），硬要把反映生活与表现情感对立起来，硬要把 “人类头脑”说成是一面“镜子”，而这面镜子又只能是一面 “政治染色镜”。这些只能说是 “跛子看舞台”，还怪舞台歪了。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内容博大精深，上举荦荦大端只不过是紧扣文艺本质而言。大方之家不免会讥笑我讲的是马列主义ABC，是老生常谈吧。但是，请注意，一切学科的ABC，应该说就是它最基本最重要的东西，丢掉这个ABC，也就丢掉这门学科的基本点了。我之所以不避浅陋，喋喋不休者，盖针对那些企图丢掉最朴素最实际的真理，而忙着去拾西方的牙慧，故弄玄虚，自作高深的 “精英”们而发。马克思主义从来是开放的，是以博大的胸怀去批判地吸取人类创造的一切有用的知识和理论的，这与仰人鼻息，全盘西化有本质不同。这是不言而喻的。

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经过革命实践，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证明了它是真理。《讲话》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部分，《讲话》发表后推动了革命文艺的发展。新中国建立以后，文艺工作也是在 《讲话》的指引下取得巨大成绩的。当然，毛泽东思想是指其基本的理论观点及精神，那种 “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只是别有用心而已。《讲话》的基本精神应该说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是切合文艺实际的，因而是科学的。至于其中个别论断，毕竟由于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于今已不合适，也即是说个别论断并不带有 “普适性”。本文也不打算全面论述 《讲话》，只针对夏中义同志的一些看法，着重谈两个问题。

1.夏中义同志批评 “文艺为政治服务”使文艺的审美本性“失落”了。“文艺为政治服务”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学说，特别是上层建筑中诸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情况来看，若只突出 “为政治服务”，确实是没有揭示问题的实质，因而不是文艺的普遍规律。今天，经过拨乱反正，我们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认识得比较清楚了。文艺作为上层建筑之一，最终决定于经济同时也反作用 （服务）于经济，而这中间往往又要通过政治、道德等中介。因此，归根到底，文艺与政治都同样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文艺只是在特定情况下通过政治这个中介为经济服务。然而不再提 “文艺为政治服务”，却不等于文艺与政治无关。文艺要反映生活，要 “领悟人生之幽邃”，有时就不能不涉及政治，因为生活或人生之中原本就存在着政治。《讲话》毕竟是根据当时革命需要所作的指导文艺工作的报告而非文艺理论教科书，因此不可能全面论述文艺本质及文艺多功能问题。强调 “文艺为政治服务”，是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一切工作不围绕推翻 “三座大山”是不行的，这是中国的实际。试想，那时面对战火烽烟，淋漓鲜血，却来大谈 “文艺的生命主要在于其审美性”云云，岂非笑谈！夏中义同志也还是承认 “我不讳言文艺在特定时期的政治宣传功能”，然而又硬要一口咬定那是把 “文艺等同于政治”。其实，《讲话》只是强调 “文艺为政治服务”，并未说 “文艺等同于政治”。相反地，《讲话》中还明确指出 “政治并不等于艺术”，而且多处提到或论述了艺术美、艺术真实、典型化、“文野之分”、普及与提高、艺术标准、文学语言、情感心理以及对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等等艺术规律和美学问题。而且也一再明确指出过：“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当然，从 《讲话》的基本精神来看，强调提高艺术，最终也确实是为了更好地影响动员群众，达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这完全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使然。而夏中义同志却要说它 “把文艺的审美本性掩盖了”。在特定历史时期强调了突出了文艺的思想性或政治性，怎么就一定是 “掩盖”了审美性呢？ “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在当时这样提是出于实际的需要，情有可原；但毕竟也还有个 “艺术标准第二位”呀，而且还具体论述道：“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怎么就是 “掩盖”了审美性呢？

2.问题的实质倒确乎是在于文艺的功利性问题。夏中义同志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 “内核”概括为 “坚持文艺的政治实用功能”，而且是 “把文艺的多功能减缩为单一的政治实用功能”。“政治功能”问题已如上述，盖出于历史的必然，此不赘述。看来夏中义同志是颇强调文艺的 “多功能”的。但仔细一看，似乎又不是了。从他认为 “寓教于乐”是 “二元论”，从他认为现实主义是 “非功利”的，从他认为毛泽东同志讳言 “纯艺术”的提高，以及向往于 “在一种实验室般纯净的空气中与艺术幽会”等等来看，夏中义同志的 “多功能”大约只是一个幌子，实际上是把文艺的多功能 “简缩为单一的”审美功能。世间上真有什么毫无功利目的的 “纯艺术”、“纯美”吗？这是一个从古以来就争论不休的老问题。主张艺术的本性只在美而无其他功利的说法可谓源远流长：柏拉图的 “灵感迷狂”说，康德的 “纯粹美”说，戈蒂叶的 “为艺术而艺术”说，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以及现代主义诸流派中种种摒弃真、善，只要美的论调。说法尽管不同，宗旨只有一个，波特莱尔的一句话可作代表： “诗的目的不是 ‘真理’，而只是它自己。”[5]今天我国文艺理论界也有大力提倡艺术本体论的，极端的则有提出 “艺术以自身为内容和目的”的命题。我看，夏中义同志的看法大约也类乎此。事实上，文艺和美都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人是社会的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美固然是文艺的本质特征，但何者为美，何者为丑，这与人的评价有关。而对美的评价又必以真、善为基础。美只能是相对独立的，绝对地与真、善脱离，也就无所谓美了。喜儿美，黄世仁丑，这难道与真、善无关吗？具体到 《白毛女》戏剧中的美，难道与 “善”的内容之一——革命政治无关吗？八路军战士看《白毛女》，见喜儿受辱而恨不得子弹上膛毙了舞台上的黄世仁，这里当然有政治，但也有对善恶、美丑的态度问题。战士的情感充分表现了对美的热爱和对丑的憎恨。在这里要用什么 “纯粹美”、“纯艺术”、 “艺术的目的只在本身”等等来分析 《白毛女》，真是难哪！理论上过去的人已经说得太多了。我这里只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号称唯美主义大师的王尔德，他写过一篇著名的文论 《谎言的衰朽》，鲜明地宣言：“‘谎言’，即关于美而不真的事物的讲述，乃是艺术的本来目的。”[6]这可谓彻底之至！“唯美”者，顾名思义就是以美为至上，只要 “纯粹美”而不要其他，“寓教于乐”之类自应不在话下。然而，“唯美”的大旗却并不能 “掩盖”王尔德所不愿意涉及的功利性。事实是，王尔德的大作从来也不是在写什么 “纯粹美”，也不是什么 “纯艺术”。他的有些作品是在歌颂、宣扬资产阶级的享乐思想，有的作品甚至还对社会主义作了污蔑。他也有某些作品如 《快乐王子》却流露了对贫苦人民的同情。这说明，即使是唯美主义大师也并不真正 “唯美”，事实上也无法真正做到 “唯美”。一切企图 “超功利”的人，最终恐怕也只能落入鲁迅所讽刺的 “想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那样的尴尬境地。

马克思主义从不讳言文艺的功利性，认为文艺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并如实揭示了文艺的上层建筑性质，它必然要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也就是说，归根到底文艺要 “介入现实以改变历史格局”。当然那不是直接去介入，直接去改变。正如鲁迅说的：“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7]这影响当然首先是影响读者，再通过影响读者去变革社会。而对读者的影响主要当然是审美的，同时也通过审美，起到道德的、认识的、政治的等等作用。这就是所谓 “多功能”，而且是潜移默化。关于文艺的多功能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 “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来评价文艺作品。我认为，这也就是注意到文艺的多功能性质。而这个观点也是对前人“寓教于乐”的观点的健康发展。“寓教于乐”恐怕当是文艺的一条基本客观规律。直到我们伟大的革命家周恩来同志也十分明确肯定地强调过 “寓教于乐”。[8]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来对于那些深刻地而又完美地反映了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某些本质方面的作品给予极高的评价。同时也从未否认过那些社会意义不够深刻甚至没有什么社会意义，却具有较高艺术性能给人以审美享受的作品。（这种作品在文学史上的 “品位”是较低的、次要的）当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倡的赞扬的是前者。

关于功利性问题，还是 《讲话》说得好：“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今天，党提出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正是这个精神的体现。既然文艺工作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既然作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而且还是 “灵魂工程师”，是教育者，那么，当我们提笔写作的时候，是不能只想到在 “纯净的空气中与艺术幽会”的，还应该慎重考虑到自己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感，应该考虑前面引述的那种 “最广和最远”的功利性。要想真正 “超功利”，恐怕只能像鲁迅讽刺杨朱时所说的那样，应该压根儿不写文章，不发议论才是。“因为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 ‘为人’了。”[9]申言“不依附于任何强权集团及其影响”，而自己写了洋洋大文发表在杂志上去 “影响”别人，这也还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功利性。

三、应该全面地如实地总结四十年文艺理论的得失

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文艺理论方面取得的最大成绩是普及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和以 《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精神，使广大文艺工作者、语文教师、大学文科教师学生以及广大文艺爱好者明确了一些文艺的基本规律和原理，从而自觉地在文艺创作及文艺鉴赏和批评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原理来观察和解决文艺问题，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繁荣。当然，由于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 “左”的严重错误，直接影响了文艺理论，使之出现了背离马克思主义、脱离艺术规律的 “左”的倾向。“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等口号，直接移植到文艺理论中，形成了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以及 “写中心”、图解政策等等错误理论。到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变本加厉了。对于这些错误，其形成的原因和严重后果，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作出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作出详细分析和正确的结论。其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这些 ‘左’倾错误观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对于毛泽东同志在 “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所作的一些对文艺工作的指示，还有 “样板戏原则”以及什么 “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之类，均当做如是观。因此，把这些东西说成是 “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是不合实际的，因而是轻率的。但是，尽管如此，党并没有忽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理论中教条主义、“左”的倾向给文艺工作带来的严重危害，因此，在打倒 “四人帮”以后，党就及时对这些错误进行了纠正，并认真贯彻 “双百”方针，引导文艺工作者广泛深入地探讨文艺理论美学的各种问题，开创了从未有过的新局面。

但是，另一方面的倾向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方面的工作在党的正确方针路线的指引下蓬勃发展，然而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内，包括文艺工作方面，一个时期中，由于赵紫阳同志和其他同志不认真贯彻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特别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但不反对，反而放任自流，造成近几年来思想混乱。在文艺理论方面，某些人奉西方文论和美学的一些错误观点为神明，用它向马克思主义文论挑战，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原理进行揶揄嘲讽，什么 “老一套”，“过时了”，“说明不了问题”，提出要 “重起炉灶”，要有 “根本性转变”，甚至干脆主张 “多元化”，实际上就是要取消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文论上的混乱，间接影响了文艺创作。比如弗洛伊德的文艺观点，被一些人不加分析地无限崇拜，结果一段时期以来， “性文学”大肆泛滥，无奇不有。在一些人的观念中“审美”就等于 “审丑”，甚至 “唯美”就等于 “唯丑”或者是“唯性”。这样下去，还讲什么 “文艺的本质是审美”呢！又比如，“深入生活”被怀疑了，被斥为 “错误和不科学的”了。反之，“背向生活，面向自我”，闭门造车，瞎编乱造反而成了 “创作”的时髦方法。连一位过去靠深入生活而写出一部比较优秀的电影剧本的老作家，也采用这种时髦方法，搞出一部不伦不类的男女武侠、大打出手、离奇古怪的电影来，令人啼笑皆非！这也可以算是一种 “现象”吧。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就是妄图取消和淡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恶果。而对这些，夏中义同志的长文竟然只字不提。是视而不见呢，还是根本不认为是个问题？

总起来说，四十年来文艺理论的发展确实走过一些弯路，有来自 “左”的教条主义的干扰，也有来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胡搅蛮缠。这些都是应该全面深入地反思的。那么，今后怎么办？毫无疑义，应该旗帜鲜明地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坚持和发展原本就是辩证统一的。这中间有几个问题值得引起注意：第一，发展是在坚持实践证明其为真理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去发展、去丰富，不能否定过去的一切而 “重起炉灶”，去搞什么“根本性的转变”。第二，不能故步自封，要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以丰富基本原理。但却不是异想天开，为 “标新立异”而 “标新立异”。第三，发展也要以 “拿来主义”的精神，批判地吸取中外古代的、现代西方的一切切实有用的方法和观点，同时也要摒弃那些不科学的腐朽的糟粕。绝对不能 “言必称希腊”，全盘西化。

总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实践所证明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先进、最科学的文艺观。正如列宁所说：“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越来越接近客观真理 （但绝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10]文艺理论也不例外。反思四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我们更加坚信，只有坚定不移地依靠 （请注意：不是 “依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努力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这才真正是当代中国文论新构建的希望之所在！

1989年8月21～23日

发表于 《文学评论》1989年第6期，1990年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在首版全文转载

[1] 见 《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3期。

[2] 见 《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1期。

[3]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9、278页。

[4] 《毛泽东选集》，第817页。

[5] 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册），第226页。

[6] 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册），第117页。

[7] 《书信》（1933年），见 《鲁迅全集》第10卷，第19页。

[8] 《周恩来论文艺》，第92～93页。

[9] 《鲁迅全集》第3卷，第395页。

[10]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