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文学的高度自觉性

在迎接党的70周年诞辰的时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社会主义文学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来探讨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和规律问题，对于推进文艺领域进一步改革和繁荣，对于澄清资产阶级自由化搞乱了的理论是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多侧面的，而具有高度的自觉性，这是它的极其重要的特征之一。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对于发挥社会主义文学的优势是大有好处的。

一、文学实践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既然人的任何社会实践都是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文学实践当然也不例外。鲁迅在他的后期曾简明而精辟地阐述过这个问题。他说： “诗文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 ‘为人’了”。[2]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是根据人类文艺实践活动的实际情况总结出来的，是一条带普遍性的客观规律。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包括西方现代派的作品在内，都是如此这般，无一例外。有谁能举出一篇作品不具有上面所概括的这些性质呢？

不过，古往今来的文艺家，对于文艺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这条客观规律，未必都能这样清楚明白地认识到。其中有的是由于认识水平的局限，有的却是要根本否认文艺活动的自觉性。例如古希腊的柏拉图认为，诗人只有在丧失原来的清醒而陷入 “迷狂”之中才能作出好诗。这可以算做 “文艺非自觉论”的老祖宗了。但他对于 “迷狂”的解释却说是由于神附在身上，诗人不过是 “代神立言”。于是就充分暴露出这是一种骗人的神话。近代的弗洛伊德倒是打着科学的旗号，声言人的一切行为都决定于下意识或无意识。文艺当然也是下意识或无意识的产物。写诗文完全等同于 “白日做梦”。西方现代派的某些理论为此推波助澜，形成了一股非自觉、非理性的文艺思潮，尽管他们的有些探索也确实接触到文艺创作过程中的某些特殊现象，但是他们的根本论点却往往以偏概全，从根本上否定了创作的自觉性，把文艺活动完全归结为无意识、非自觉、非理性的活动，这显然是不符合文艺实践的实际情况的。

而事实与之相反，自古以来的文艺家，不论中外，绝大多数都是感觉到或认识到文艺创作的自觉性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早就有这样的诗句：“维是褊心，是以为刺。”（《诗经·魏风·葛屦》）“作此好歌，以极反侧。”（《诗经·小雅·何人斯》）说明诗人作诗不外是为了讽刺和赞美。后人将这个意思总结为理论，明确提出 “诗言志”的说法。“志”就是思想情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这就更明确地指出文学创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抒发思想情感，是有鲜明的目的性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 《诗说》中明确提到悲剧 “借引起怜悯与恐惧”使人们的情感 “得到陶冶”。后来古罗马的贺拉斯更进一步全面地总结了文学的作用在于 “寓教于乐”。以上这些还都是人们较早的认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明确具体了。1985年初，法国 《解放》杂志出版 《您为什么写作》的专著，集中发表了当今世界各国数百名知名作家对于自己为什么写作的见解。上海文化出版社选译了其中100位作家的意见出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他们的具体说法是各式各样的，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写作都是有一定目的，决不是什么无意识的事。我国著名作家丁玲说她在旧社会看到人民的种种苦难，因此，“我要倾诉，我要呐喊，要反抗，因此我拿起笔，要把笔作为投枪”。巴金说：“我为什么需要文学？我想用它来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的环境，改变我的精神世界。”台湾作家陈映真说：“我写作为的是人类解放。消除不平等、非正义、贫困和解放无辜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历史发展中，人们对文艺问题的认识，正如对一切事物的认识一样，总是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清楚，从错误到正确，从浅到深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人类的文艺实践出发，又吸取了前人文艺理论中的合理因素，明确地指出了文艺活动的自觉性、目的性，并且进一步揭示了文艺自觉性的根本原因在于文艺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这就彻底擦亮了人们的眼睛，使人们真正在科学的意义上来认识文艺的根本性质。

二、社会主义文学具有高度自觉性，必须为人民大众、为社会主义服务

正如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迄今为止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样，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也是人类迄今为止认识文艺现象及其规律的最科学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根基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它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文艺在人类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文艺属于社会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之一。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其他各式各样的文艺观根本不同之点。文艺本身尽管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即审美特性，但归根到底它要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和决定，它也就理所当然地要为自己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服务。由此也明确揭示了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必然具有阶级性这一客观规律。这在人类认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飞跃。它使人们对文艺的认识从 “必然王国”向 “自由王国”跨进了一大步。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尽管也有很多文艺家对文艺的社会作用和作家的社会责任有过不同程度的认识和论述，但都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知其一，不知其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假如说，以往的作家的自觉性往往是由作家个人的世界观、文化道德修养、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从而归根到底他们仍是把文学活动看做是作家个人的事业的话，那么，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社会主义作家，当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之后，就应该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和历史发展趋势的高度迸发出自觉性和责任感来。从而也就使文学活动成为阶级的革命的事业的组成部分。这种高度的自觉性实质上也就是党性。这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根本性质特征之一。

对于文艺这一特殊意识形态如何发挥自己的特点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对于社会主义文学而言，首要的根本的问题就是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恩格斯早就指出：工人阶级 “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3]。列宁在著名的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或译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更是鲜明提出无产阶级文学应为 “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同时也提出 “无产阶级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革命事业整个机器的 “齿轮和螺丝钉”。[4]毛泽东同志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一步指出：文艺的中心问题 “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并且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5]当前党中央根据新的历史情况，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进一步明确提出文艺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在不同历史时期使文艺的目的任务得以具体化、明确化，使社会主义文学能够自觉地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除了上述这个根本问题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文艺的审美特点和艺术规律作了论述：一切革命的、有志气的文艺家应该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自觉地按照艺术规律办事，使文艺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来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这是人类文艺实践发展到今天这个新的历史时期达到新的高度的体现。若是否定社会主义文学的性质特征，否定社会主义文学的高度的自觉性，那就是历史的大倒退。

三、文艺主体性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要发挥作家的自觉性

要发挥作家的自觉性，马克思主义把文艺活动视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一部分。任何实践活动都必然包含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在实践过程中，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必须根据客观规律，又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按照自己的目的、意志去改造客观世界，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对此，马克思作了科学的论述：“人都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6]这里 “内在尺度”主要指主体的目的意图，“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指客观规律。实践过程就是主体根据客观规律按照自己的目的意图，使主观见之于客观、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活动。这样就使主客观统一起来，使实践活动成为合目的合规律的自觉自由的活动。因此，不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的实践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美学意义。马克思说 “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就含有这层意思。而文艺活动当然是最典型最集中的 “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活动了。毛泽东同志也曾言简意赅地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7]“内在尺度”、“人的头脑”都是指主体性。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忽视或抹杀主体性的论调岂非无的放矢！问题在于如何正确看待文艺主体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必须把主体与客体辩证地统一起来，注意 “两个尺度”的统一，强调 “社会生活”经过了 “人类头脑”的 “反映”，这个反映当然是辩证地能动地反映，而非什么直线地机械地反映。文艺的主体性问题原本是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题中之意。在文艺创作中理所当然是应注意并发挥文艺家的主体性，这是不言而喻的事。从文艺理论方面说，主体性问题确乎是我们应该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文艺心理学、审美心理学以及艺术思维学的全部目的任务就在于实事求是地、深入细致地去探讨这个 “内在尺度”、“人类头脑”的问题。从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粗浅体会来说，这个主体性至少包含这样一些内容：作家的世界观、思想情感、创作意图、艺术思维、审美理想、趣味以及作家的个性气质等等。而革命作家自觉地按照人民的需要和艺术规律创作出美的作品来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革命作家世界观和健康情感的具体体现。既然要讲文艺主体性，那么，首先就应强调作家的世界观、倾向性以及由之而来的具体的创作意图。假如把文艺主体性中的这些主要内容加以抹杀，而把文艺主体性全等于什么 “张扬个性”以及非理性、无意识等等，那是不顾事实的欺骗！

当然，在文艺作品中，作家的世界观、倾向性、创作意图乃至主题思想之类，是不能像社会科学论文那样直陈于作品之中的。恩格斯早就指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又说：“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8]马克思、恩格斯一贯提倡 “莎士比亚化”，而竭力反对 “席勒式”，即反对 “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9]。这正是充分强调了文艺的特殊性，要求作家发挥艺术特点为社会服务。

同时，文艺创作过程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特殊现象。作家世界观或创作意图的体现，并不是像建筑工程那样按照蓝图来施工。事先孕育的意图或主题，在创作过程中往往会有所改变，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塑造往往会有所更动，灵感或艺术直觉的出现更是意料不到的现象。这类特殊情况从总体上来说，仍然是整体的有目的有意识地进行艺术创作的产物，而不是什么纯粹的“非自觉”。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第一，作家是在对生活进行观察、感受、体验、研究的基础上进入创作的。选材、提炼主题、设计情节、塑造人物以至布局谋篇、遣词造句，都是在作家的目的意图指引下有意识地、自觉地进行的，正因为对生活、人物已达到 “烂熟于心”的地步，又进行深思熟虑的构思活动，所写的东西已化为自己的血肉，有时似乎可以不假思索就能 “一挥而就”。这似乎有点像是 “非自觉”的样子了。其实，这种貌似 “非自觉”无意识的现象，正是由于作家长期执著追求、苦思冥想、呕心沥血的结果。第二，即使创作过程中有时出现某种偶发的灵感状态，从而产生某个精彩的情节或妙语警句，这种由灵感所获得的东西，在整个创作成果中也只能算是局部的东西。它最终必须纳入整个创作的轨道中才会发挥作用，因此还是得接受整个自觉的创作意图和计划的统帅和安排。主体性归根到底是具有鲜明的自觉性的。宣扬依靠非自觉、非理性来创作，只是一种自欺欺人之谈。

总起来说，文艺创作的自觉性原本是人类文艺实践的一条普遍规律。过去有些作家由于历史的或者阶级的局限，对此不可能认识得清楚，有的人甚至故意加以抹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文艺实践的实际情况出发，又吸取前人理论中的合理内核，对文艺的性质、功能及创作规律作了实事求是地分析，使人们更加清楚明确地认识了文艺的自觉性问题。而社会主义文学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就成为最自觉的文学。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就充分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学的这种高度的自觉性。一切有志气的文艺家，一切愿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文艺家，就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自觉地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创造出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的作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

1991年4月为庆祝建党70周年而作

发表于 《云南文艺评论》1991年第2期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2] 《鲁迅全集》第3卷，第39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

[4] 《列宁选集》第2卷，第647页。

[5]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

[7] 《毛泽东选集》，第817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4、46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