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3年,席淑筠十二岁,考入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她学习非常努力,各门课都取得了优良成绩。但她并不死读书,而是一个课外活动的积极分子,经常参加办壁报,演话剧。抗日战争末期,联大的民主空气十分浓厚。席淑筠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到联大看墙报,听进步教授如闻一多先生等人的演讲。后来,罗广斌等同志在附中组织了 “燎原社”(后改名 “子夜社”),积极扩大反美蒋、争民主的影响。席淑筠也参加了 “燎原社”。她是初中的小同学中参加进步社团最早的一个,对团结教育年幼的小同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二·一”惨案以后,随着学生运动的高涨,随着党对青年学生工作的加强,席淑筠觉悟日益提高,积极投身学生运动,站在学生最前列。大约在1947年初,她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 “云南民主青年联盟”(简称 “民青”)。此后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革命斗争。
刚刚参加 “民青”,迎面而来的就是一次严峻的考验。1947年10月底,国民党昆明警备司令部下令给附中反动当局,“勒令”席淑筠等七名学生和一位老师到警备部 “登记”,说他们是“共党分子”,“登记”后以便 “送返延安”。实际上因为当时昆明学生正在开展 “助学运动”募捐帮助贫困同学,揭露反动统治下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反动政府妄图以开“黑名单”的手法来镇压学生运动。所谓 “登记” “送返延安”就意味着逮捕坐牢。当时被 “勒令”、“登记”的几个同学,都不是共产党员,甚至绝大部分也还没有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只不过是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罢了。他们一般也都是十六七岁的青年,没有经历过大事。一碰到这件事情,学校当局又给家长施加了压力,都不知如何对付。席淑筠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却十分冷静沉着。她一方面向组织上汇报请示,一方面当即以受害人的身份邀集这几位同学共商对策。她提出,首先不要害怕,不去“登记”,要动员家长驳回警备部的诬陷,并要求学校保护学生的安全。她还提出,希望大家团结起来,一起进行斗争。她当时是附中学生自治会的成员。她又在学生会干事会上提出,学生会应代表学生的利益,应向学校要求保护学生安全并向警备部抗议。这样,就使这几个同学和他们的家长基本上安定下来,并且使他们初步认识到对国民党反动派决不能妥协求饶,而必须斗争。但是,后来反动政府就采取了悍然措施,逮捕了其中一名同学,其他学校也有同学被捕。于是在党的领导下,昆明学生罢课了。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迫害,保障人权的运动。
这时席淑筠虽然只有十六岁,但已担任了附中 “民青”组织的负责人,具体领导了附中的学生运动。她要负责组织内部与上级的单线联系,要参加罢课委员会的会议和领导工作,要和同学们一起出外游行示威和宣传,有时还要亲自修改、抄写墙报稿并参加演出活报剧,甚至还要关心同学自办伙食的具体问题。她忙得不可开交,常常深夜不眠,眼睛也熬红了。席淑筠在外形上有一个显著的特征——生就一头蓬松的卷发,像顶着个 “蒙古包”。每天从早到晚,在教室、宿舍、操场、厨房,处处有这座 “蒙古包”出现,同学们都亲切地叫她 “老泡”(按:昆明土语,“泡”就是 “蓬松”之意)。由于她的积极工作,大批同学团结了,使附中能够与全市学联统一行动,终于取得反迫害,保障人权斗争的胜利。最后反动派不得不把被捕同学释放了。
被捕的同学出狱后,按照学联原来宣布的罢课宣言就应该复课。但当时有些同学激于义愤,不愿立即复课,还想继续搞游行示威。席淑筠耐心对这些同学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说明斗争要有理有礼有节的道理,终于说服这些同学按期复课。
经过这些斗争的锻炼,席淑筠虽然年纪还小,但思想上已比较成熟,大约就在1948年初,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她才十七岁。
二
十七八岁的姑娘,在一般人来说,正是习惯于在母亲怀里撒娇,或是热衷于追求时髦,或是幻想着爱情……当然也有人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但席淑筠却不是这样,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席淑筠和许多有作为的青年一样,对什么是人生的价值有着正确的认识,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她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民,献给革命事业。
在黑暗的旧社会,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只想埋头读书,不问世事实在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但话又说回来,作为一个中学生,不掌握一定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空喊革命,也不会有什么好效果。席淑筠很好地处理了读书与革命的关系。她努力学好课堂上的功课,在同学中有良好的影响,取得很高的威信。同时,她把课内和课外的学习结合起来。入党以后,她把 “燎原社”办得更好。不但经常组织读书会、讨论会、写文章、出壁报,而且还开展舞蹈、戏剧、体育、歌唱等多种多样的活动。并且通过 “燎原社”又带动了 “群学社”、“野草社”等很多进步社团的活动。附中一时出现了革命和学习同时并进的活跃局面,甚至很多刚考入初中的十二三岁的小同学,也被吸引参加了进步活动和学生运动。
在组织内部,席淑筠根据党的布置,组织党员和 “民青”成员及时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党的文件。每周有一个下午,在虹山脚下荒凉的坟场上,席淑筠按时主持 “民青”小组认真学习、讨论,那时,有少数同学对参加革命组织还存在一些不正确的看法。以为参加组织可以看到一般看不到的禁书,可以读到秘密文件,并且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学术和理论问题要求组织上给予解答。席淑筠循循善诱地给同学们说明为革命而学习理论以及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的道理,并且又取得上级领导同志的帮助,一方面满足了少数同志的求知欲望,同时也解决了他们的思想认识问题,使他们很快地进步起来。
席淑筠在生活上十分关心周围的同学。有位男同学经济困难,买不起新裤子,席淑筠就把她哥哥的裤子拿来给那位同学穿。有位同学钢笔坏了,席淑筠就把自己的钢笔拿给他用。有位同学伙食费短缺,席淑筠就千方百计给他补上。有一位男同学,由于通货膨胀,家长失业,不能再继续上学了,要负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席淑筠非常同情他,不顾当时世俗的浓厚的封建观念,她一个大姑娘,多次主动跑到这个同学家里安慰他、鼓励他。最后通过组织关系,给他找到了一个既能谋生又便于参加革命斗争的工作岗位。
席淑筠在附中的学生中年龄不算大。但不管是比她小还是比她大的同学,也不管是女同学还是男同学都把她当做自己的 “大姐姐”,把她当做自己的贴心人;信任她,爱戴她,愿意和她做朋友,愿意听她的话。席淑筠为什么有这样的威信和魅力?这就是因为她毫不利己一心一意为人民、为革命。
三
1948年6、7月间,昆明学生的反美蒋斗争又掀起一个新高潮。国民党反动派采取暴力镇压学生运动,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会泽楼和南菁中学 (地址在今云南民族大学),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学生,引起手无寸铁的学生奋起与反动军警搏斗,发生了著名的 “七一五”事件。事后大部分学生被拘禁在伪警备司令部设置的 “夏令营”中,少部分学生被关押在监狱。
“夏令营”实际上是变相的集中营。在党的领导下,学生把“夏令营”当做战场,继续和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席淑筠仍然是被拘禁在 “夏令营”的附中学生的核心,她把大大小小的同学都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一致行动,对敌斗争。
“夏令营”训导处决定让每一名学生都拍一张单人照片,留做 “纪念”。席淑筠和大家商量,巧妙地予以抵制。拍照的那一瞬间,同学们不是低下头,就是侧了脸,或是做个怪样,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敌人的阴谋诡计。
一位同学被训导处叫去 “训话”。这个同学性格倔强,和敌人面对面辩了起来。席淑筠知道了,事后找这位同学交换意见,建议他对敌斗争要考虑具体情况,要讲究斗争策略和艺术,要保存自己,不要上了敌人 “激将”的当。
遇到星期天,有时 “夏令营”还 “开放”,让家长及亲友去“参观”。席淑筠传达并布置了组织上的意图,要利用这个 “接待”家长和亲友的机会,揭露 “夏令营”的真相,并且争取家长、亲友在社会上做舆论工作,打击敌人。又通过组织关系布置给没有被抓到 “夏令营”中的同志,让他们配合 “夏令营”中的斗争。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禁锢得像罐头”一样严密的黑暗社会里,通过 “夏令营”以外的同学向省内外报刊投书投稿,终于在上海 《时与文》、《中学生》等杂志,先后登出几篇曲折地报道昆明 “七一五”事件以及揭暴 “夏令营”真相的文章。
席淑筠还利用 “夏令营”集体外出看电影的机会,逃离队伍到医院去看望被反动军警打伤的同学,给他们巨大的安慰和鼓舞。
“夏令营”勉勉强强维持了一个多月。在同志们的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终于草草收场。在结业之际,反动派妄图以压力让学生给他们 “献锦旗”。席淑筠动员同学们作了抵制。个别同学受骗,席淑筠立即进行了教育。
“夏令营”结束之后,席淑筠和一些同学被附中反动当局“勒令退学”或 “开除”了。她转入求实中学,继续坚持斗争。
四
云南解放前夕,由于革命的需要,席淑筠还没有高中毕业,就被派到乡下搞武装斗争。参加了 “滇中独立团”。离开昆明以前,她对几个同学表示:由于她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经济情况比较富裕,一贯缺乏艰苦的锻炼,今后她要认真向工农兵学习,自觉地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为人民、为革命作出更多贡献。
她没有辜负党的教育培养,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到 “滇中独立团”以后,她和同志们一起背着枪,转战在滇中一带的崇山峻岭之间,发动群众,打击敌人。“老泡”的亲切称呼又传遍了“滇中独立团”。1950年3月,新平县土匪暴乱,席淑筠所在的小队被土匪包围在戛洒江畔的蒿枝地。由于寡不敌众,席淑筠和其他几个同志被敌人围捕了。面对敌人的枪口,经受敌人刀割凌迟的酷刑,她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壮烈牺牲。她就义的时候仅仅十九岁,她的英勇行为深深地激励着当地人民和她的战友,他们把她称做 “滇中的丹娘”。(按:丹娘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被德国法西斯匪徒杀害的女英雄卓娅)至今在新平县文化馆门前的 “革命烈士纪念标”的石基上还铭刻着她光荣的名字。
人是要有那么一股精神的。一个十九岁的姑娘,一个中学生,刚刚踏上人生的道路,就凭着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凭着对党对人民的热爱,从不考虑自己,处处想着人民的利益。在必要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是那么朴实,那么坚定。
中国革命的胜利,今天幸福的生活,难道不正是像席淑筠一样的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吗?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没有席淑筠这样的精神难道又能实现吗?我们不能忘记席淑筠,不能忘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能忘记他们为之奋斗和献身的目标和信念。我们要坚定地踏着他们的脚印继续走下去。
(提供材料者:白祖诗 许加 沙毓英 杨振铎,执笔者:杨振铎)
1981年春节初稿
1982年 “十二大”隆重开幕时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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