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 “人定胜天”，还是 “天定胜人”，抑或是 “天人和谐”？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生态伦理观为我们做出了明确回答。
先秦儒家历来倡导 “天时、地利、人和”，把 “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看作是人际和谐、社会有序发展的生态环境基础。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1]“食无求饱”是为了节约粮食；“居无求安”是为了节省土地和建筑材料。这种 “取物以节”的态度，体现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上，反对乱捕乱杀，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2]。孔子生活的时代，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捕鱼狩猎是民众维持基本生活的来源。孔子主张 “钓而不纲”，因为用网捕鱼会将池中的鱼儿一网打尽；“弋不射宿”，因为射杀宿在鸟巢的鸟会诛尽巢中的鸟儿，这样会破坏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断绝民众后续的生存之道。孔子还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3]孔子是用山、水类比智、仁，把自然资源与人的精神境界联系起来。智者和仁者能达到快乐长寿的境界，与他们对林中飞翔的鸟、水中游动的鱼有一种自觉保护的意识分不开。孔子把山、水与人的德性、智慧联系起来，让山林和流水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如果说孔子生活的时代生态环境还未遭受明显破坏，那么，处于战国中期的孟子则已目睹了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事实。《孟子·告子上》中记载了牛山 （齐国都城淄博郊外十里处）由草木茂盛变成秃山的经过。先是 “斧斤伐之”，继之 “牛羊牧之”，致使牛山由 “尝美”变成 “濯濯 （光秃秃）”之地。孟子提出了“取物以时”的生态伦理思想。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4]孟子强调要尊重万物生长的自然规律，要求齐宣王不在农忙季节去支使农民，反对用细密的渔网去池沼里捕鱼，砍伐林木要有一定的时间，让动植物的生长保持良好的生态循环，让民众得以维持生存。
战国晚期的荀子进而提出了 “时禁”。他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洿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尤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5]
荀子把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分为三类：一是林木资源，二是动物资源，三是农业生产。要求人们按照大自然的节律来安排生产活动，在草木生养时期要封山育林；在动物产卵、孵化时期要禁捕；农业生产要掌握节令，不误农时。
孔子、孟子和荀子的主张都在告诫人们，要让自然资源有喘息、再生的时机，不能无节制地索取，只有自然资源的生生不息，才有民众的生存发展。
人与自然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尊重自然规律，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也是保护人类自身。恩格斯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他还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6]李瑞环在 《学哲学 用哲学》一书中说：“大自然是慷慨的，它给了人类种种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大自然是苛刻的，它对无节制的索取必然给予无情的报复。”[7]现代环境问题的产生，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先秦儒家生态伦理观的现代意义。
20世纪50—60年代，发达国家实现了高度工业化，大规模的生产和消费消耗了大量资源，排放了大量废气，严重污染了环境，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些经济学家和作家受宇宙飞船生存系统的启发，提出 “循环经济”的概念。60年代，美国作家卡森 （Rachel Carson）在 《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中描述了由于大量使用杀虫剂，本来充满生机的田野失去了活力，虽然是在春天，但自然生态系统却一片寂静……[8]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 （K.E.Boulding）1965年在其 《地球像一艘宇宙飞船》（Earth as a Space Ship）一文中，提出了 “地球宇宙飞船理论”。他说，我认为把地球比喻为宇宙飞船很恰当，因为这突显了地球的狭小、拥挤和资源的有限性；必须避免毁灭性冲突，要像由不同人组成的机组人员那样和谐共处，形成一种世界共同体的概念。[9]我国学者解振华肯定说：“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受发射到太空中的宇宙飞船启发，把地球看成宇宙中一个与飞船一样的孤立无援的系统，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不断消耗其内部的有限资源，一旦其内部资源被消耗殆尽，人类就会在其内部毁灭。因此，人们必须在一个循环的生态系统中找到应有的位置。即建立既不会使资源枯竭，又不会使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能循环使用各种资源的循环式经济，以代替过去的单程式经济。”[10]
从20世纪70年代起，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焦点。1970年4月22日，美国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要求保护环境。1972年，联合国发表了 《人类环境宣言》，郑重声明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自然的义务。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 《我们共同的未来》，系统阐明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183个国家代表团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会议，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赴会，共同签署了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通过了 《可持续发展执行计划》和《约翰内斯堡政治宣言》，提出经济、社会、环境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三大支柱，水、能源、健康、农业、生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五大优先领域。同一时期，各国政府纷纷制订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相应的行动计划，使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行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 “循环经济” （Recycling Econo-my）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的问题。“循环经济”以资源高效利用为核心，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其经济活动是按 “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再利用”的程序进行。这种反馈式的循环过程，是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它与 “资源—产品—废弃物”为表现形式的单项直线进行的传统增长模式有很大区别。传统增长模式是把地球视为一个巨大的资源库和排污场，一方面向地球大量索取资源生产消费性产品，另一方面则大量排放废气、废水和废渣，严重地污染环境。“循环经济”通过对传统行业进行技术改造，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在生产和再生产的各个环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循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改变原来的技术体系和工艺流程，使之能够处理废弃物并使其变为再生资源。通过制度创新，形成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改变企业排放污染的内部获利与外部成本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这种增长模式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途径。它首先强调节约使用资源，通过清洁生产和环境保护技术，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排放；通过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和再生利用，实现资源的循环使用；通过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实现生态环境的平衡。最终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实践，是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认识上不断升华的结果。马克思说：“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11]
2009年
[1] 《论语·学而》。
[2] 《论语·述而》。
[3] 《论语·雍也》。
[4] 《孟子·梁惠王上》。
[5] 《荀子·王制》。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518页。
[7] 李瑞环：《学哲学 用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9页。
[8] 王莉萍：《城市里寂静的春天》，载《科学时报》2005年12月26日第A3版。
[9] 黄贤金主编：《循环经济·产业模式与政策体系》，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10] 解振华主编：《领导干部循环经济知识读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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