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我和云南大学的情缘

在云南大学90年 （1923—2013年）的历史长河中，我在其中学习、工作、生活了61年 （1952—2013年），难忘云南大学给我的革命洗礼，难忘云南大学对我的培育。

还在1948年初，我就参加了在云南大学练唱的 “南风合唱团”。这是一个以歌咏舞蹈形式团结进步青年的团体，活动时间是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上午，活动地点就在云大南教室 （今文津楼南侧）。那时，我是省立昆华女师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成绩居全班第一、二名，喜欢利用课余时间看些课外书，不大喜欢娱乐活动。同窗好友杨淑蘋曾多次向我介绍过 “南风合唱团”的情况，当时我并不在意，只想多有些时间看书。经她一再诚挚邀约，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参加了 “南风合唱团”。我记得当时唱的歌有 《反对内战》《黑暗过去天会亮》《我们为什么不歌唱》《唱出一个春天来》《义勇军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等；跳的舞有 《青春舞曲》《营火燃烧在广场上》《马车夫之歌》《朱大嫂送鸡蛋》《豌豆秧》《茶馆小调》等。在这个群体中，我感受到了热情、和谐和温暖，虽然活动时间每周仅有两次，但学到的知识不少，因而也就爱上了这个群体。

1948年4月，经女高音声部长胡翠琴同志的介绍，我参加了中共云南地下党的外围组织 “云南民主青年同盟” （简称 “民青”，代号MC），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 《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还读 《新华通讯》，传阅 《李家庄的变迁》《小二黑结婚》等读物，参加了在云南大学民主广场 （今云大水塔与水池之间的那块草坪）举行的 “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载，要民主”的集会。不久又投入到 “七·一五”爱国民主运动中，参加了坚持在云大会泽院三楼的 “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争自由”的正义斗争。1949年春，我高中毕业，分配在昆女师附小任教。1949年5月，经潘景桂同志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代号CP），任务是：在小学教师中发展 “民青”成员，壮大革命力量；到附近工厂去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宣传新社会的光明。1949年9月，党组织决定转移一部分同志到玉溪地区继续做地下工作，我是其中之一。

1952年，在玉溪地区做农村工作的我，经组织推荐，参加考试，被录取在云南大学历史系读书。大学四年 （1952—1956年），是国内外形势较为安定的四年，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四年，也是重视发挥知识分子专长的年代。所以，学校给我们安排的课程门类较多，都请有关专家上课。如：方国瑜教授上云南民族史，杨堃教授上原始社会史，纳忠教授上世界古代史，李埏教授上中国古代史，张德光教授上中国哲学史，张家麟教授上世界近代史，陈复光教授上近代国际关系史，秦瓒教授上历史文选，马开樑教授上古代汉语，刘文典教授上古典文学等。大学四年，既紧张，又充实；既要学好各门功课，争取优秀成绩；又要做好学生党支部书记的工作。办法只能是充分利用课余时间，把握好分分秒秒。

读书期间，我认识了云大矿冶系的青年教师戴永年，也许是一种缘分，我们很快就熟悉起来，并产生了爱情。1954年，学校决定派戴永年到湖南长沙中南矿冶学院研究生班学习，学制两年。戴永年希望在他赴长沙学习前办理结婚手续。我那时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本不想在读书期间结婚。经他一再要求，为了让他能安心赴长沙学习，也就同意了。1954年3月31日，我们的婚礼在云南大学会泽院举行，校长主婚，前来参加婚礼的同学、亲友很多。热闹之中，有一位朋友突然问我：“你为什么选择了戴永年？”我想了想，回答说：“因为我喜欢他的坚忍和勤奋。”正是由于他的坚忍和勤奋，才有了今天的他——一个有突出贡献的云南省科技人才，一个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作者。他指导学生时，反复强调的是：选题要首先考虑社会的需要，为人类造福，这是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他常以 “立于德，成于学，展于创，益于民”来与师生们共勉。他还特别强调团结合作，发挥集体力量的重要性，他说：“河川汇流成沧海，岩石叠堆起泰山。”他和他的团队的多项发明获多种奖励。1999年，戴永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有两个重要时期。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进修，另一个是80年代初的赴美国考察。人们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如果说，云南大学使我圆了童年时期即已萌发的大学梦；那么，北京大学则使我学到了更广阔的知识，认识了更多的专家学者。在北大进修期间，我参加了刘祚昌教授主编的 《世界通史》（近代卷）和艾周昌、郑家馨教授主编的 《非洲通史》 （近代卷）的部分撰稿工作。先后赴上海、杭州、北京、西安、武汉、沈阳、青岛、贵阳、呼和浩特等地参加学术研讨会和教材的审订工作。增长了知识，扩宽了眼界，经受了锻炼，提高了认识。专家教授们会上会下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给予我很大启发，激励着我的写作热情。我主编的 《欧洲北美近代史》和独立撰写的 《近代的回声》《历史的启迪》等著作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相继产生的。

80年代初的赴美国考察和90年代末的赴美国探亲，使我对发达国家有了进一步认识，增加了不少感性知识。回国后写了《美国大学文科教育一瞥》《再论美国后来居上的原因》《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和美国式民主》等文。

所有这些，首先要归功于云南大学对我的培育；还有我的老师、同行专家的帮助；再就是我的母亲、丈夫、亲友和孩子们的支持，我将永记不忘。

在云南大学读书期间，还有一件令我难忘的事。那是1955年5月的一个星期日下午，我正在宿舍准备星期一课堂讨论的发言提纲，忽然听到一种不同寻常的声音，我立即走出宿舍，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只见两位女同学沿宿舍走道快步走着，边走边说：“周恩来总理到云大来了！”我欣喜地跑出映秋院 （当时的女生宿舍），看见周总理和几位陪同人员站在映秋院前的水池旁，态度平静安详。总理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来到云南大学，预先谁也不知总理要来。那天是星期日，大多数人都外出了，在校的不多。但总理来校的消息却飞快传到了学校的各个角落，在校的人迅速来到水池周围，深情地看着总理，脸上露着幸福的笑容。有一位学校领导人也来了，他对一位干部说：“迅速通知学校其他领导人，到会泽院二楼小会议室开个会，向总理汇报工作。”总理立即阻拦说：“不必惊动大家，不要作任何安排，我是随便来走走玩玩的。”总理慢步走进映秋院，看后他说：“外观还好，里面光线太暗，住宿拥挤，应建盖专门的女生宿舍，改善住宿条件。”当总理走到历史系那座楼时，他说： “云南的少数民族不少，少数民族对祖国边疆的开发，守卫祖国边防起着重要作用。云南大学是一所边疆大学，要重视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资料不足到下面去找，到少数民族地区作调查研究，在那里获取第一手资料。”

云大当时还没有图书馆，总理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他向在场的学校领导人说：“你们向省委报告，要求建盖一个符合现实和发展需要的图书馆，为师生们提供深入研究问题的图书资料，云南大学是现今云南省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没有一个像样的图书馆不行。”总理还特别关心云大资深教授的情况，他说：“对学有专长的教授，政治上不要苛求，业务上不要求全责备，要重视他们的一技之长，善于发挥他们的学术专长。”

时光飞逝，周恩来总理来云大已经过去了58年 （1955—2013年），可总理语重心长的话，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云南大学没有辜负总理的希望，现今云大不仅有了像样的图书馆，还有了科学馆。云大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在深入，在扩展。云大师生员工的工作、学习、生活条件在改善。云大已是进入 “211工程”的全国重点大学之一。这些，都在不断激发着师生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新潜能。58年前，我只是一个20多岁的大学三年级学生；如今已是83岁的离休教授。我衷心希望云南大学取得更大的成绩，培养出更多的杰出人才。

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