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是我和金坚在1972年11月参加云南大学的人防劳动 （挖防空洞）后在会泽院三楼的合影，紧靠我们的是会泽院顶层露天阳台的围栏，看得出修补过围栏的痕迹。看到它，就让人想起老云大的一段历史。那是1948年的夏季，昆明大、中学校的学生响应中共中央纪念 “五·一”提出的 “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侵略势力” （简称 “反美扶日”）的号召，积极投入到爱国民主运动中。
7月15日，国民党反动当局调集千余名军警向昆明 “学联”所在地——云南大学发动进攻，学生们聚集到会泽院，经 “学联”负责人商议，认为会泽院一楼门窗多，不易防守，决定撤出一楼，退守二楼，年纪小的同学上三楼，向全市人民呼救。
退守二楼的同学用预先准备好的石块、砖头抵御军警的一次次冲击，坚持了一个多小时后，石块、砖头已经用完，只好退至三楼。军警很快从窗口翻越而入，占据了二楼。
退至三楼的同学约四百人，首先是将教室里的桌椅板凳用来堵住楼口，继而觉得应该砸断楼梯，才能守住三楼。但用什么才能把楼梯砸断呢？大家都在想办法，突然有同学在储藏室里发现一根约50公尺长的橡套电缆，可以用它拴上一块大石头，用打夯的办法，即可砸断楼梯。但大石头又从何来呢？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砌筑在围栏上的条石。然而，条石是用水泥砂浆接缝，下面用红色陶土瓦筒支撑，筒内又用钢筋混凝土浇灌后固定起来。所以，要取出一根石条谈何容易！
面对敌人的凶猛进攻，又目睹被抓同学惨遭毒打，仇恨之火化为巨大力量！同学们用一根木棒砸烂瓦筒，敲碎混凝土，拉弯钢筋，使一根石条失去支撑而悬空。同学们就用电缆拴紧石条，在 “一、二、三”的口号声中，数十位同学倾全身之力，终于取出了一块约50公斤重的石条，用它来砸击楼梯。同学们轮流着像打夯一样，将数十级钢筋混凝土的楼梯砸碎，断绝了敌人上三楼的通道。
敌人上不了三楼，便用水龙头往上冲水，学生们急忙用脸盆接水，敌人又施放催泪弹，并乘机搭起云梯往上攀爬，爬到窗口便被学生推了下去。
在三楼，存放着几袋大米，那是昆女师的同学集中到云大时带来的。三楼上还有几只汽油桶，桶内有一些石灰水，女同学们便用蚊帐将水过滤，用几块砖头支起脸盆，用破桌凳生火，煮了几盆半生不熟的米饭，捏成饭团。但人多饭少，给谁吃呢？男同学让女同学，女同学让小同学，谁也不肯吃。“学联”负责人提出：首先分给守卫三楼口的同学，然后是小同学、女同学。可是，得到饭团的同学又把饭团掰开，让没有分到的同学分享一口，充分体现了团结友爱的战斗情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体弱的同学生病了。
7月16日傍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身披黑色防弹斗篷，在随从人员的护卫下来到会泽院西侧视察。学联负责人商议后，决定和卢汉谈判。杨知勇同志用土话筒向卢汉提了三个条件：一、撤退军警；二、不逮捕学生；三、不殴打学生。卢汉的回答是：保证不殴打学生，但要逮捕几个为首的分子。
“学联”负责人认为：这样下楼可以使绝大多数同学免遭毒打，极少数同学可能被捕坐牢，但只要保住了绝大多数，对革命还是有利的。但有的同学不同意，一位女同学说：“要坐牢就大家坐。”“学联”负责人最终还是说服了她。当晚，学生全部都下到了一楼。下楼后，学生被分成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学运骨干，逮捕入狱；第二种是学运积极分子，送夏令营集训；第三种是盲目参加学运的年幼纯良者，由家长或同乡领回家。我被列为第三种，是母亲把我领回了家。
“七·一五”运动已经过去65年 （1948—2013年）了，对这场运动尽管有过一些不同看法，但在粉碎 “四人帮”、拨乱反正之后，这场运动的意义得到了充分肯定。1979年初，安平生同志代表中共云南省委郑重宣布：“‘七·一五’爱国学生运动，保护了党的组织，保存了党的骨干，扩大了反美蒋统一战线，促进了全省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央批转的中共云南省委1982年31号文件也明确肯定： “1948年开展的 ‘反美扶日’运动，在‘七·一五’事件中，地下党组织领导是坚决的，群众斗争是英勇的。”这就是历史的结论，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公正评价。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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