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王静媛

我的母亲王静媛，是一位心地善良、勤劳俭朴、不怕困难、性格坚强的人，她的脸上时常带着慈祥的笑容，这笑容，是信心、是力量，是理解、是鼓励，它给子孙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夺取成功的后劲。她总是奔忙不停，不管风吹下雨，道路泥泞，她总是毫不懈怠地奔波忙碌，她那裹过的足走起路来还很快速。但她也曾跌倒过几次，其中两次摔断了手，一次摔断了脚，可她没有长期卧床不起，只要稍微好些，她就忍着疼痛行走、做事，所以恢复得很快，几乎看不出什么痕迹。直到她1991年逝世时，84岁的她，手脚依然灵活，头脑清晰，说话明白，她的逝世，真正的是 “无疾而终”，那样安详、自然。

母亲宽广的胸怀常装着大家，她为儿孙们的忧而忧，为儿孙们的乐而乐。我常问她：“妈！有没有哪点不舒服？”她总是回答说：“我好哩，就是挂念大家 （指在国内外的儿孙们）。”我安慰她说：“大家都好，您放心就是。”

对于子女，她总是着重关心最需要帮助的一个，在三个女儿中，大姐赵瑞萱和二姐赵瑞兰都成熟得较早，相继在16岁的时候结婚，17岁就当妈妈了，因而遇到的困难不少。母亲总是不辞辛劳地帮助她们，为她们排忧解难。瑞萱姐毕竟是长女，母亲赋予她的希望就大些，为她付出的操劳也多一些，直到母亲1991年逝世前，还明确把她仅有的一间住房和家具全部留给萱姐使用。萱姐在 《思念》一文中写道：“母亲为我操劳最多……如果没有母亲的支持和帮助，我不会活到今天。”瑞兰二姐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被遣送到丘北水围寺农场 “劳动教养”，母亲刚一闻讯就立即奔赴文山接孙子赵晓星来昆照顾。又在兰姐病重之时雪中送炭，带领赵晓苹 （兰姐的大女儿）奔赴丘北水围寺农场给兰姐送药送食物。可佩兰姐能以高度的自制力定时按量节约服用，从而使母亲送去并陆续寄去的药物和食品发挥了最大效用，不仅拯救了兰姐的生命，还帮助了其他难友。

三女儿赵瑞芳就是我。让我记忆犹新的是：1943年，我小学毕业，已考上初中，却得了一场重病，表现是：不思饮食、渐渐消瘦而卧床不起。一天，母亲坐到我床边的小板凳上，轻言细语而又严肃认真地对我说： “瑞芳，现在我的希望就在你身上了，你要好起来。不然，我就没有想头了，也不想活了。”平时，母亲整天为生活而奔波忙碌，从不曾有时间向子女吐露衷肠。今天，她能这样平静地坐在我面前，对自己年仅13岁的女儿道出这番心里话，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才25岁，生了5个孩子，大女儿9岁，二女儿7岁，三女儿5岁，有一个男孩年仅3岁，还有一个小女儿才半岁。母亲恪守着 “好女不嫁二夫”的训条，决心以加倍辛勤的劳动抚育5个子女。真是 “不厌夜夜伴针线，只盼儿女长成人”。我和两位姐姐也程度不同地帮妈妈做些家务事和针线活。大姐、二姐长到16岁的时候，在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旧礼教下相继出嫁，弟弟妹妹由于缺医少药而相继病逝，母亲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她说完以上那番话后，等待着我的回答。我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只对母亲点了点头。

在我家的亲友中，有一位懂点中医的慈善老人，他每天抽空来给我看病、开药，我配合着按时按量服药，母亲在饮食方面给予适当调理，订了一个月的每天半磅牛奶给我喝，就这样，病慢慢地好了，开学后继续着我的学业。

1946年，我初中毕业，时年16岁，媒婆上门说亲，母亲开始时不为所动，决心继续供我读书，但由于对方一再求亲，媒婆频繁上门巧说，母亲也就心动了。相亲后，母亲和姐姐都认为：男方有正当职业，有祖传家业，相貌好，个儿高，配得上我，他们也就满意了。

由于目睹姐姐、表姐们的不幸遭遇，我决心摆脱旧式婚姻的羁绊，继续读书，我要考公费学校，要住宿学校。于是，我考上了公费的云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编入高16班学习，住宿学校。

1949年春季，我高中毕业，留昆女师附小任教。1949年5月，经潘景桂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9月，由党组织输送到玉溪做地下工作，公开身份是玉溪棋阳小学的音乐老师。1949年12月，云南和平解放。这时，我才有可能给母亲写封信，告诉她我在玉溪工作，安好、勿念，请保重。母亲接信后，立即奔赴玉溪去看我，看到朝思暮想的女儿真的很好，也就放心了，两天后返回昆明。

爱，不需要更多语言，也不需要多少物质。母亲只身一人奔赴玉溪去看我，已使我感动万分，终生难忘。母爱纯真无私，就像太阳那样永恒，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母亲的温暖。母亲的博大赢得了世人的尊重，无论东方、西方，一致把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定为母亲节，这节日传递着人类共同的情感，尊重母亲，弘扬母爱。

人们也创作了不少歌颂母亲的歌曲，如：《慈祥的母亲》《妈妈的吻》《儿行千里》《母亲颂》《天之大》《千古情》《常回家看看》等，还有那一曲曲热血男儿奔赴战场前惜别母亲的中外歌曲，都因其雄壮、深情而成为人们常唱不衰的 “经典”。

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