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多元一统”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概念是有区别的：“多元一统”概念是从民族发展历史与国家发展历史的互动关系着眼，强调的是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多元一体”概念是以中华民族为基点，着眼的是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中国民族的个体与整体的关系，目的是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中国国家发展大一统理论及其实践
（一）关于大一统理论
大一统的理论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对《春秋》的注释，《春秋》原文为：“元年（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春秋公羊传》注释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1]这句话所反映的是春秋时期周天子的政治地位下降，诸侯纷纷争霸的历史，当时的情况是“天下无道，礼乐征发自诸侯出”。因此，强调“王正月”就是要确立周天子的地位，天下统一于周天子，保证国家不分裂，消除诸侯割据，这样的政治主张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保证国家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是顺应“天意”的，所以董仲舒说：“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2]这是关于大一统理论的最初含义。但是随着秦汉时期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大一统的理论开始具有新的意义，即对边疆民族的治理，维护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思想成为了大一统理论的主题。大一统的思想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边疆、民族等基本要素都必须保持大一统。
汉朝奠定了中央集权的君主制政体下多民族大一统的基本格局，使大一统变为现实。由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需要大一统理论的支持，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到了汉武帝的采纳。董仲舒把儒家“尊王攘夷”的学说发展为大一统思想，把民族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3]并且做了进一步阐释：“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4]从此，大一统思想成为推动国家统一、民族发展的历史主流思想，成为中国人关注中国国家发展历史和前途命运的思维模式，成为中国人崇尚国家统一的文化遗产，成为中国政治一个鲜明的价值取向。
对中国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发展历史与中国民族历史发展，如果要进行概括的话，可以概括为“多元一统”。“多元一统”中的“多元”指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民族和已经消亡的民族，以及现在还存在的中国各民族，每一个民族就是一元[5]；“一统”指“大一统”的国家，因此“多元一统”指多民族共同生存于一个大一统国家之中并且与大一统国家互为发展的前提和条件。
“多元一统”的多元事实在中国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发展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而“一统”却在多民族大一统中国的国家发展过程的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的内涵。具体来讲，这个“一统”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如汉唐这样多民族大一统历史时期；第二个层次是在不同时期的中国之内，同时存在着几个民族建立的政权，每个政权都希望成为国家的代表，即所谓的“正朔”，而每一个政权之内都有不同的民族存在，各自在这个政权之下发展着，为下一个历史时期范围更广、规模更大的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聚集力量。因此，在多民族大一统中国国家发展历史上，大一统是一种常态，但是在这个国家之内有时候也还有同时并存着几个政权的历史事实，也正是因为如此，历代的政治家、帝王都把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发展作为自己毕生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理想。这一种历史传统正是今天多民族大一统中国能够不断发展的文化力量。如果从多民族大一统中国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的大一统是历史的必然。
发展到近代，中国的大一统理论已经具有更加丰富的含义，即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应该处于国家疆域广大、民族众多、政治高度发达、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的状态。随着中国大一统理论的发展，这种理论在中国人心中已经深深扎根，人们对多民族大一统国家有了一种精神的眷恋，这是中国国家发展历史的一种财富。人们常常说为什么世界的文明古国只有中国发展到最后，而其他的几个文明古国都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消亡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发展的“多元一统”理论与实践。
（二）大一统理论的实践
从国家发展与民族发展的角度来看，能否真正实现中国的大一统，把边疆各民族真正纳入大一统中国，就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理想。从这个意义来讲，多民族大一统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就是历代统治者对边疆民族进行治理并且不断巩固的历史过程，是一种政治行动，有时还是一种军事行动。
秦始皇即位之后，主要把华夏族建立的各个诸侯国统一为一个大一统国家，促进了华夏族及相关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秦始皇三十三、三十四年（公元前214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对当时秦朝的边疆民族进行治理，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6]当时秦始皇首先攻取闽越之地，设置了闽中郡；又攻下南越之地，设置了桂林郡、南海郡、象郡；西北方向攻击匈奴，设置了众多的县，真正建立了一个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实现了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家们所追求的大一统国家格局，使大一统成为中国国家发展的一种常态。
汉武帝是汉代最有代表性的帝王，他把建设大一统国家作为毕生的追求，在东北边疆安抚朝鲜，设置了乐浪郡、临屯郡、玄菟郡、真番郡；在北方不断发动对匈奴的反击；南抚诸越；开西南夷，设置了益州郡等，与秦朝相比较实现了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中国国家大一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今汉兴，海内一统。”[7]
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进入黄河流域，建立了所谓的“五胡十六国”，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国家发展处在一种各民族上层各自为政的状态，但是却在为隋唐时期更大规模的大一统做质与量的准备。
唐朝的大一统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边疆民族的情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北方出现了强大的突厥、回纥，西部出现了强大的吐蕃，西南出现了南诏。面对这种变化，以唐太宗为首的唐朝皇帝为了维护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进一步发展，用以战求和的方式处理与突厥的关系，用战与和交错进行的方式处理与吐蕃、南诏的关系，大一统的局面超过汉代。
经过唐朝末年的社会动荡、五代十国的国家分裂之后，虽然北宋又再度统一，但其疆域、统一的范围远不能和唐朝相比，这显然是因为国家分裂、社会动荡造成的民族发展不稳定所致。从民族发展的宏观角度看，则在汉民族之外，又出现了一些强大的民族，在一种寻找稳定与平衡的状态下发展着，而其表面现象便是民族间的矛盾斗争与国家的暂时分裂。两宋时期大一统格局发生了变化，在中国境内分别有汉族建立的宋朝、契丹建立的辽朝、女真建立的金朝、党项建立的西夏、白蛮建立的大理等政权，是一个“多元无统”时代，但是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以上这些政权内部也有众多的民族群体，而且这些民族群体都统一在他们生活的政权之下，就具体的宋朝、辽朝、金朝、西夏、大理而言，是亚层次的一个大一统格局，在为元代更大规模的中国国家大一统进行准备。
第二，宋、辽、金等政权都把建立更大规模的大一统作为统治者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理想。这一目标最终被兴起于北方草原的蒙古族政治家实现了。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矛盾斗争和国家的暂时分裂为隋唐更大范围的统一和中国各民族的共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打了基础的话，那么，辽、宋、夏、金时期的分区域统一和各民族的分区域活动，同样为下一个历史阶段的元朝在更大范围内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发展提供了条件。13世纪初以后，蒙古帝国通过军事征服，先后消灭了西夏、金、大理、南宋，最后建立了元朝，中国又重新成为一个多民族大一统国家。这期间吐蕃各部纳入元朝的版图，在政治上首次统一于中央王朝，其意义是深远重大的。
从此以后，经过元明清三代，多民族大一统中国的发展历史基本没有中断，从民族发展的角度看形成了中国民族发展“多元一统”的历史格局，即多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之中。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多民族大一统中国发展过程和中国民族发展过程有三个特点：
其一，在多民族大一统中国的发展历史过程中，有三个发展的高峰期，一为秦汉时期；二为唐代；三为元明清时期，而元明清时期又以清朝前期最有代表性。如果秦汉时期有“华夷之别”的民族观，那么，由于清王朝的建立者是少数民族，他们摈弃了“华夷之别”的民族观，所以中国民族发展“多元一统”的政治格局更加稳定。
其二，从秦汉时期开始的多民族大一统中国使不同时期的民族都融入这个多民族大一统国家之中，于是可以认为从秦汉时期开始，中国民族的发展格局就是“多元一统”，这些从古至今的民族几千年来都共同生活在大一统中国，并且不断推进大一统中国的发展。
其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国两制”理论，本质上也是对大一统理论的探索与实践，也是在以大一统理论推进多民族大一统中国的发展。
二、历代政治家、历史学家为了“多元一统”进行的历史性行动、制度性建设和文本书写
中国民族发展“多元一统”的历史格局是历史上无数政治家在政治实践中不断维护发展起来的，为了维护中国“多元一统”的历史格局，历代的政治家、历史学家进行了诸多历史性行动和制度性建设。
（一）“多元一统”格局的形成、发展与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对边疆进行治理并不断巩固的政治和军事行动有关
为了维护中国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多元一统”格局而进行的军事行动中，汉代对匈奴的战争，唐代对突厥、吐蕃的战争，清代一系列维护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发展所进行的战争较有代表性。
汉初，由于执行和亲的民族政策，汉王朝争取到了60多年的和平发展机会，但是汉朝与匈奴的关系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所以到了汉武帝时，除了继续与匈奴和亲之外，还发动了对匈奴强有力的反击，战争的结果使匈奴产生分裂，不再南下掠夺，北方的汉族获得了一个较好的发展空间。从多民族大一统中国发展的角度来看，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争胜利实现了多民族大一统中国更大范围的统一，对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发展意义深远。
突厥是唐朝初年对多民族大一统中国发展影响最大的少数民族，突厥与唐朝的关系成为当时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作为被各民族称为“天可汗”的唐太宗李世民，在处理与突厥的关系时，以他宏才大略的政治智慧、刚柔并济的政治策略、主动出击的军事战略，有效地改变了唐高祖时期对突厥的战略方针，较好地解决了唐朝与突厥的矛盾冲突，使突厥不再成为来自北方对唐朝的威胁，从而使唐朝获得了一个较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促进了多民族大一统中国“多元一统”格局的发展。[8]
唐代时，吐蕃开始崛起于中国西部，并且利用与唐朝的和亲不断向东扩展，吐蕃一方面请求与唐朝建立和亲关系或者与唐朝结盟，但是另一方面又不断进攻唐朝，因此唐朝与吐蕃的关系便在战与和的关系中交错展开。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吐蕃向东扩展的战略以及唐朝以遏制为主的策略，双方虽然大多以战争的形式来解决民族关系问题，但正是通过这一过程为吐蕃融入多民族大一统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丰富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发展的历史内容。
清代对于多民族大一统中国的建设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平定噶尔丹叛乱、建立驻藏大臣制度、平定回疆、对喀尔喀蒙古的战争、进行改土归流等，都是为了促进“多元一统”格局发展的行动。
（二）“多元一统”格局的形成、发展与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建构民族政策等制度建设有关
秦汉时期在边疆少数民族的分布区设置一个特别的行政区“道”，《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县有蛮夷曰道。”[9]《后汉书·百官志》也说：“凡县主蛮夷曰道。”[10]我们认为秦汉时期“道”这个特殊政区设置是中国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发展过程中羁縻制度的开始。从此以后，羁縻制度成为多民族大一统国家为了维护民族发展“多元一统”格局的一项政治制度，也可以认为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滥觞。
唐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边郡、边州；元朝在历代王朝对少数民族管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在民族地区进行政治统治的土司制度；明朝继承了元代的土司制度，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比较完备的土司制度。土司制度从表面上看，是任用少数民族中的贵族上层充当各级地方政权中的长官，实质上是用此政策来保留各少数民族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变，然后通过土官来进行贡赋征收，并从形式上和实质上保证全国范围内政治上的统一。这种政策的实施，使多民族而且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稳固地统一了下来，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也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
清朝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杂居区采取了“改土归流”的政策，即废除少数民族中世袭的土官，改用由中央派遣前往的流官，使其在政治、经济生活方面与汉、满、回趋于一致；与此同时在僻远闭塞、交通不便的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仍然实行土司制度，目的是团结各民族上层以巩固和保卫边疆，使之成为中国民族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为了更好地对边疆民族进行治理，从汉代开始在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中央机构中设置了典客（大行令、大鸿胪），位在九卿之列，职能是“掌诸归义蛮夷”；典属国，“掌蛮夷降者”[11]。
汉代在地方行政机构中有军政合一的护某某校尉，例如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等；还有与校尉同级别的都护，例如有名的西域都护。唐代为了维护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在边疆设置了安西大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安东都护府、安南都护府、安北都护府、黑水都护府等；对于吐蕃、南诏、渤海等民族则以多种方式建立与多民族大一统国家有联系的政治关系，例如册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册封南诏，册封渤海等等。这些制度建设与实践在多民族大一统中国的发展历史中意义非凡，此不赘述。
（三）“多元一统”格局的形成、发展与多民族大一统国家意识形态的历史文本书写等文化建设有关
大一统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还是一个对大一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文本书写过程，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角度支持着中国民族“多元一统”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先说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二十四史的特点是记述相对全面、史料相对原始可信。二十四史的核心是政治史，因此一切都围绕着政治来展开，但不论哪一部正史都强调“大一统”，都强调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重要性，这些都被历史学家为了多民族大一统中国的发展写进了中国的历史文献之中。为了使论文更加简明，对这个问题只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二十四史中司马迁首创了“四裔传”，开创了较为系统研究华夏族和汉族以外的民族历史的先河。由于整个汉代的民族关系重点是北方和西部，而整个汉王朝的东南方、西南方绝大部分都已经纳入大一统国家的治理之下，所以《汉书》把《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合并为《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而把《大宛列传》改变为《西域传上下》，《匈奴传》也改变为《匈奴传上下》，这个变化比《史记》更加明确了当时汉王朝民族关系、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在。《后汉书》在《汉书》的基础上有了更加大的变化，增加了《东夷列传》《西羌传》和《乌桓鲜卑传》，《匈奴列传》变为《南匈奴传》，这些都说明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对边疆民族有了更加深入的治理，文本书写的变化实际上是反映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内部各民族的分化与融合，反映了大一统国家对各民族治理的不断深入。
第二，二十四史中只有《陈书》《北齐书》，没有少数民族的专传，但是仍然有关于少数民族历史的一些记载；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二十四史是各民族共同编撰的，而不光是汉族编撰的，例如《宋史》就是元朝的蒙古人脱脱主持编写的，因此，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完整地记载了多民族大一统中国发展的历史，是多民族大一统中国发展历史的基本文献，同时也是记载中国民族“多元一统”形成与发展历史的基本文献。
第三，从相关的民族传记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唐宋以后的历史文本对大一统国家的民族记载越来越详细，出现的民族种类越来越多，表明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对边疆民族治理越来越深入，各民族对大一统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国家的发展与民族的发展达到了密不可分的地步。
第四，如前所述，到了元代中国多民族大一统格局基本稳定了下来，多民族共处于一个大一统国家之中，大一统国家内的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纳入了国家行政区中，成为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某一个行政地方的民众。历史学家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历史变化，所以在《元史》中就没有以专门的少数民族列传的方式来记录各民族的历史，而是在《地理志》中分别记录了各省民族的情况，这是第一次十分系统地按行省、路、府、州、县这种政区系统来研究民族历史，同样说明中国各民族已经十分有效地纳入了多民族大一统中国的政治系统和行政系统之中。
第五，明代除了北方的部分蒙古族之外，多民族大一统中国境内的民族都纳入了国家的行政区中，所以《明史》也没有少数民族的列传，而是首创了《土司传》来叙述明朝各地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再加上《西域传》记载了中国西北的民族发展历史。从数量上来讲，《明史》中虽然没有民族的列传，但是有关民族记载在二十四史中却是分量最多的。
第六，二十四史之外的《清史稿》在体例上多同于《明史》，同样无民族专传，用《土司传》来记录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的民族情况。凡归理藩院管理的蒙古、青海、西藏的民族则归入《藩部列传》中。特别重要的是，清朝对于“华夷之辨”民族观的否定，为多民族大一统中国的稳定发展做了思想观念的保障。
再说有关历史地理文献的编撰。从元代开始，由忽必烈倡导编撰《大元一统志》，全书一共1300卷，以元朝的各州为纲，分别有各州的建置沿革、山川、风土、人物等等，推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其重大意义在于把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意志贯穿到历史地理文本的书写中，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培育中国人的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地理观念与“多元一统”的中国民族发展观念。
明代也在此基础上编撰《大明一统志》，清代有《大清一统志》，把中国多民族大一统在空间上进行了说明。这些历史文本的书写，使我们对多民族大一统中国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空间观念，这是中国民族发展“多元一统”思想观念在元明清时期一个大的发展。
三、结 语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几千年来虽然边疆多有变化，但是边疆地区一直都是少数民族分布区的历史格局从来没有发生变化，所以对于边疆的治理并将之纳入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范围，就成了历代政治家的理想目标之一。不论是汉族的政治家还是少数民族的政治家都把对边疆民族进行有效治理，把国家能够实现大一统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因为多民族大一统中国发展历史上的边疆问题，本质上还是民族问题，还是国家发展问题。
从中国新石器时代灿若繁星的文化到夏商周时期的华夏、四夷，一直到今天的56个民族，多民族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因此从古至今如何使多民族中国能够统一并且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有了政治家、历史学家大一统的思想和一系列的政治实践。产生于春秋时期的大一统理论是为了将天下统一于周天子，消除诸侯割据，是保证国家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秦汉以后大一统思想发展成为维护多民族大一统中国发展的主题，经过几千年的实践，成为中国人崇尚国家统一的文化遗产和鲜明的政治价值取向。
从中国民族发展的角度看多民族大一统的思想与中国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格局互为表里，中国民族发展“多元一统”的格局是历史上无数政治家、历史学家在政治实践和历史文本书写中不断维护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国的大一统与中国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格局就成了中国各民族的宝贵财富和文化遗产。
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4期
【注释】
[1]参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十三经·春秋公羊传》，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2]《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2501～2502页。
[3]《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2523页。
[4]《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2502、2503页。
[5]“多元”开始于新石器时代，因为新石器时代是中国民族的孕育时期，不同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都和后来的民族有关系。从古代的文献上看，夏商周时期就有民族的“多元”，有“夷”和“夏”的区别，而“夷”内部又有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的区别。
[6]《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53页。
[7]《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295页。
[8]王文光：《唐太宗与突厥》，《云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9]《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743页。
[10]《后汉书·百官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3623页。在《后汉书》当中“志”没有标注卷数。
[11]《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7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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